常人读历史，大致不愿看晚清一段，其可谓是惨败之痛史。
甲午之败不足惜，虽说赔了2千多万两银子，签署了《南京条约》，但开放五港通商，将香港割给英国治理，实对中国有益。并且偌大的国家有一败，也算是教训，中国可就此警醒奋发。甲午唤醒了中国一批先贤，开始警醒奋发；但于老大帝国，其乃势单力薄，未能成势。
1856年，英法美诸列强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遭清廷拒绝，于是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又败，咸丰帝逃亡承德，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清廷被迫签署《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又是割地、赔款，仅东北就有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不仅是外患，同时期中国又有了内祸。1850年尚爆发内祸太平天国，乱了十数年，席卷大半个中国，人口损失即有一亿。。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局势稍平，洋务运动兴起，先贤倡导“中体西用”。按说这是正路，也就是再坚持儒家道统的前提下，学习、引进西方文明的先进科技、工业、交通，乃至教育、文化。应该说，“洋务运动”还是很有成就的，照此发展下去，中国将逐步恢复元气，富国强军，进入现代文明，并最终实现宪政。但是，日本突然兴起，强军强国，对外扩张侵略，中国乃是其志在必得的口边之肉。满清一再退让，但日本野心乃是蚕食中国。
中国被迫抵御。1895年甲午一战，中国北洋水师尽毁，满清屈辱签订《马关条约》，永久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赔偿白银2亿两等等。此事震惊全国，上千举子上书清廷，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甲午刺激了国人，新一代精英转向激进。于是有戊戌变法，结果告败，六君子被杀。
1900年，面对列强一再欺凌，清廷百般无奈，却昏聩地纵容义和团“扶清反洋”，滥杀滥烧，慈禧并向列强宣战，结果招致八国联军入侵。清廷再败，慈禧、光绪出逃陕西，清廷被迫求和，签署《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列强亦可在中国驻军。
庚子之乱平息后，慈禧开启新政，全面维新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教育，并准备立宪。此次清廷似乎是破釜沉舟，义无返顾。可以说这是清末的新气象，但也可以说是其灭亡前的回光返照。1901年，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全面规划国家改革；1905年慈禧诏定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同年废除科举；1906年，慈禧下诏准备立宪；
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年11月15日慈禧去世；临终前其令亲信毒死光绪。如果慈禧不死，或不毒死光绪，那么新政尚可继续推行的希望。但二人均死，国家即没了最后的聚合点。
慈禧死前，任26岁的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执掌国政后，头一件事就是解除了袁世凯官职，赶他回乡，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这两件事，让汉族官僚及精英不再对清廷抱有希望，决心将之抛弃。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宣统退位诏》。
晚清先败于英国，再败于英、法、美、德、俄，最耻辱的是败于日本；洋务运动败、戊戌变法败、扶请灭洋败、慈禧新政亦败。可谓是于外败，于内败，一败再败。合一如此？
总结晚清失败之原因，学者们谴责朝廷腐败，固步自封，是对的。但学者们也将晚清之败的原因归罪为“中体西用”，只求变术，而不变本，而未实行立宪。对之深究，此论并不成立。就史实，如果就抵御外敌，富国强兵，最有效的手段是强化中央集权，实行国家主义，乃是最有效的手段，而不在立宪。日本明治维新之核心，乃在统一国家、强化中央集权，鼓动民族主义，这是日本迅速实现强军强国，对外强权扩张之路。反之，庚子事变后，慈禧实行新政，此以立宪为目的，推行对国家政治、行政、经济、司法、教育的全面改革。但也就是在这场变革进行中，清朝寿终正寝。
将晚清之败归于“中体西用”，不图宪政，不足为论。我个人的见解，晚清之所以一败再败，原因如下。
一、清王朝已进入王朝晚期
中国历代王朝，其周期寿命为二至三百年。图安逸享乐是人之天性。经过两百年的和平，统治阶级即无斗志，官僚贪奢腐败，整部统治机器停滞、腐朽，失去效能。再，作为自然农业文明，国家可耕地与总粮产量大致是个常量，但是在两百年的和平时间，人口则会增长4倍，比如清初1680年人口为一亿，至鸦片战争前增至四亿。耕地仅少量增加，而人口却数倍增长，导致粮食不足，如遇到荒年就会导致大规模暴乱，所谓农民起义乃是饥民们没了活路。
满人1644年入关，彪悍善战，积极进取，以数十万人统治近亿汉人，可谓虎虎生风。如果此时赶上甲午，满人定会是另一番景象，即使战败，也会迁都、维新、血战到底。
但经过200年安逸的日子，到鸦片战争前后，满族作为统治者已奢腐不堪，最说明问题的是八旗军已经成了老爷兵，乾隆年间既已“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墜地”。绿营兵更是“聚赌宿娼，勒索陋规，抢劫百姓，违禁犯法，无所不为。官欲查拿，即鼓噪欲变”。
有学者考证，慈禧修缮颐和园的费用并非挪用海军军费。即使如此，在国家危亡之际，花费一千数百万两银子——无论钱从哪出，修缮园林供太后个人享乐，也说明清朝腐败得足该灭亡。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为庆寿耗银一千多万两。而订造的一艘定远舰，经对方敲诈，也就三百万两白银。而当时，明治天皇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皇室年开支十分之一，用于海军；此举带动日本官员和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大清不亡，天理不容。
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之乱，该乱席卷大半个中国，延续十余年，全国人口损失四分之一。该乱规模之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土地问题，成倍增长的人口，而耕地日益不足。该乱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
总之，即使没有鸦片战争、没有甲午，清朝也将覆灭，该王朝进入晚期，命数已到，该灭亡了。天平天国之乱，如果不是曾国藩自组湘军抵抗，或曾有非分之想，清朝也就被灭了。1850年之后，清朝尚能延续60年，全亏汉族官僚曾、左、李、张等之“愚忠”。
二、满汉矛盾
清朝是少数满族统治多数汉族。应该说，满族处理这个问题还是很成功的。先是暴力征服，残酷杀戮，留发不留头；之后是利益收买，笼络汉族官僚，以官以利诱而用之；再是，采用汉制汉学。最终使汉人俯首帖耳接受满族之统治。
清朝近三百年，其统治大致是成功的，但需明白这毕竟是少数异族统治多数汉人，“满贵汉贱”。满族作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民事、司法上享有种种特权，并且满人仅从军，不事生产，全民族靠汉人供养——“优养旗人，坐食粮饷”。清朝满人的统治虽然成功，但满汉民族矛盾乃是国家潜在的本质性矛盾。国家太平，此矛盾便缓和，潜伏下去；而国家动荡，此矛盾便翻涌上来。从根本上说，种族间的生存冲突是不可能“和谐”解决的，清朝最终实际是灭亡于此。
太平天国反满，“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独手擎天，重建大明新气象。丹心报国，扫除异族异衣冠”。如果太平军不是信天主、砸孔庙，而是尊孔，那么就会得到汉族精英阶级的呼应，一举灭清。但是，太平军信天主、砸孔庙——等于灭祖，加之暴虐滥杀，这是汉族精英阶级断断不能接受的，由而和满族统治者联合起来，共同平叛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之乱显示，清满实已无统治、管理国家之能力，
管理国家主要靠汉族精英阶级。而这就更加让满族统治集团担忧，担心失去政权，丧失对汉族之统治。1854年，曾国藩湘军攻克武昌，咸丰拟授曾湖北巡抚之职；但军机大臣奏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闻言“默然变色者久之”，随即撤回任令。
太平天国之后，满族统治势弱，不得不重用汉人。但满人越是势弱，便越担忧其统治，其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人中甚至有“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之谚语。对满族来说，战败、割地、赔款当然不好，但是较丢失政权而为轻。保政权重要于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上世纪二战期间，中国实力军力之落后于日本，远远过于甲午期间。但是，国民政府屡败屡战，乃至迁都重庆，抗战到底，绝不议和。而清廷动辄割地赔款，关键所在乃是要保满族之政权。1900年，慈禧颁发《万国宣战诏书》，直接原因是听信了假密报，外国使团欲“勒令皇太后归政”。
戊戌变法时，满人刚毅言“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清廷行新政期间，满汉官员互不买账，“各部员司候补者，每部多至千余人，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对于政务，满人专断处置，一无顾忌。”（王宁：《近三十年来晚清满汉关系研究述要》）满族两江总督的端方曾上奏言“满汉畛域为中国新政莫大之障碍，为我朝前途莫大之危险。”
慈禧算是开明的，但她一生的命根子是政权，首先是她的政权，其次是满人的政权，然后才是中国。她死前，将政权交给载沣——摄政王，而载沣掌权后头一件事就是放逐袁世凯回原籍，再而成立皇族内阁，也就是要将国家核心权力抓在满族手中。这也就决定了新政告败，汉族精英决心反叛。章太炎言“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可见民族高于政务。大清非灭于武昌起义，而灭于各省宣布独立，灭于袁世凯逼宫。与其说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不如说是民族革命。
而汉人这一边也不是吃素的。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法磊斯（E.H.Fraser）曾在信中转述他和张之洞的谈话，“他和我所见到的所有汉人官员一样，憎恨满人，因为他们把持中国，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和是否胜任，总能升官发财。中国要想改革只有一法，废除满人一切特权，不论是旗人的俸禄还是仕途特权。”（温唯 《“清末新政”与满汉关系变化》）而张之洞一向效忠清廷的。
戊戌变法实质不在变法，因为慈禧亦接受变法，而在汉族青年新锐，绑架幼稚的光绪，向慈禧争夺国家中心权力。
戊戌维新败于此，否则不至于；如果光绪用的不是康、梁党，而是忠于慈禧的张之洞，事情或许能成。
日本明治维新最大的推动力乃是民族主义，其凝聚日本民族，上下一心，奋发图强；而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唤起却是另一番结果。鸦片战争刺激了国人，唤醒了国人的民族精神，这本是好事，可凝聚抵御外敌之力量。然而，中国实况是少数异族统治多数汉人，因而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未能凝聚举国上下之合力，抵御外敌；而是激化了满汉之间的冲突，最终是汉人决心推翻满人的统治。章太炎在《正仇满论》中说“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章氏在《中国立宪问题》亦言：清廷“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总之，清廷不论立不立宪，维不维新，都当推翻，因为其是异族统治。
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慷慨而言“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惠，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孙中山革命本在政治，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但是其徒劳奔呼，少有应者。此说明，彼时中国并未有政治革命之要求。出于策略——政治手段，孙中山将共和革命改头换面为民族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于是孙中山才有了大批的追随者，成为有影响及号召的革命领袖。杨度当时评述“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
鸦片、甲午之败，于中国唤起的民族主义不是举国抵御外敌，而是汉人最终推翻了满人的统治——大清灭亡。辛亥期间，一些地区发生屠杀满人的暴行，如西安、镇江、南京、荆州等地。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记述，“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
此即是明治维新在中国行不通。不能实现君主立宪的根本原因。如果，当时中国不是异族统治，皇帝是汉人，那么中国即使再落后，再失败，变化再慢，也有可能改良成功，实现君主立宪，和平地完成由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当时中国没有内在的革命要求，主要危机是面临外敌，而立宪有利于皇室，维新有利于国家，正视世界现实，适应时代，是中国务实之传统。如果不是满汉民族之冲突，中国有可能顺应时势，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既继承中国“仁”之道统，又充分地汲取欧洲文明之所长，“本”“用”相辅相合。
三、日本之近邻
中国近代以来不幸之命运，由外因看，主要是受害于两个野蛮而极端的邻居：俄国与日本。这里不谈俄国。二十世纪日本侵华也不提。如果没有日本，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遵循“中体西用”之路，是可以逐步改良，实现由古代帝制国家转型为现代宪政国家，由农业文明进入工商文明，如当今的南韩、台湾。洋务运动颇有成就，变革虽缓慢，但道路是对的，适合中国之国情，其变由官至民，由军至工至商，由“用”至“本”。但是中国此有序改良之路途，被甲午骤然中断。
文明对于外部野蛮之侵略常常是无奈的。十三世纪，蒙古入侵文明之欧洲，可谓是势如破竹，席卷残云。这怨得了欧洲腐败、不够强大、其人民不够彪悍吗？当然，如果挖内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欧洲各国也都如蒙古同样彪悍、强大，欧洲即不复存在。二战，纳粹德国足够强大、彪悍，且并不腐败，但结果呢？没有美国的介入，纳粹也就消灭了英法，统治了欧洲。同样，今天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野蛮的北韩数周内即可消灭文明的南韩。当今，美国是世界文明的支柱，但是很难设想百年后其仍能强盛而不瓦解；未来，说不定落后的伊斯兰文明将取代基督教文明，称霸世界。文明常常抵抗不住野蛮，甚至被其所消灭，这是文明的悲剧及宿命。秦灭六国，因为其远比六国野蛮、残暴。
中国的学人们一方面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指责其至今不彻底反省；另一方面却又赞赏日本的明治维新，自恨中国不能学之。其实此二者自相矛盾，因为明治维新与军国主义是同一条路径，有前必有后。当今，世界对纳粹德国有了否定性的共识，很少有人为纳粹张目。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其国策和道路与纳粹德国相同，其宗旨都是：1、本民族优越、至上；2、强化中央集权；3、国家主义；4、崇尚武力——暴力，全民军事化；5、对外扩张、侵略、征服；6、强化秩序；7、集体化，个人献身国家；8、极端、疯狂，不计后果。
任何文明的国家赶上这样的邻居，即没了办法，只能自认倒霉；因为你无法变得同样野蛮、极端、残忍、疯狂。如果法国不能“自我改造”得如纳粹德国同样野蛮，就只能被其占领和统治。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如果看表象是向文明进化，经济、科技、教育、司法大大提升，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之整体在国家上的表现则是野蛮的，其所信奉和实行的是丛林原则，弱肉强食。这是日本于当时中国的本质之别，中国所信奉和遵循的是“仁道”天下。成王败寇是生物性的丛林原则。我们永远不能说高学历的华尔街投机家，就比阿米什的农民更文明。道义是文明的中心价值。
甲午之战打断了近代中国“中体西用”的有序改良之路。失败、割地、巨额赔款刺激起中国人，致使清廷失去权威——国人对之失去信任；焦灼、极端的情绪在青年精英中泛滥，民族意识混乱，国家失去方向，走向失序，特别是激化了满汉民族矛盾，加剧了争夺国家中心权力的斗争。草率、慌乱的戊戌变法即是其直接而集中之体现。甲午之后，有序的“中体西用”的逐步改良之路被打断，由而中国开始走向失序、瓦解和内乱。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所实行的民族、国家主义的直接受害者。
四、庞大的帝制国家
各文明可以相互比较，但是不可用一种文明的价值判断另一种文明，因为其是不同的体系。科学家可以分析、比较苹果与梨的营养成分，但是不能将前者作为价值参照，衡量要求后者。为避免误解，要多说一句，各文明共处，需要共在的空间，因此在各文明之上，尚需要有各文明共认共守的道义原则。
秦朝大体奠定了其后中国政体之框架，去分封，而确立统一的帝制国家。其后两千余年，虽然分分合合，但该体制结构大致不变，仅是不断完善。冷兵器时代，作为大陆型自然农业国家，该政体模式能延续两千余年，且不断完善丰富，且发展到如此庞大的国体，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作为自然农业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可谓发展到了极致，用尽了该文明体系的可能。
但是国家越庞大、越稳定、体系越完备，其变化也就越困难，甚至是在变革中崩溃。2018年3月，美国最大的玩具公司“Toys Rus”倒闭，700多家加连锁店关门，3万多人失业。原因很简单，就是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因为孩子们都上网打游戏了，不再光顾玩具店。如果是一家小店，玩具卖得不好，可以改卖电子游戏卡。但是“Toys Rus”这样的巨型公司却做不到。所谓尾大不掉即是。此类事情比比皆是，是规律。商业如是，国家也如此，历史上的大帝国多是这样灭亡的。
一个国家或王朝进入中期之后，便稳固了，而且政体结构也健全了，但由此也就有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把持各种权势，依靠该政权及体制寄生攫利。国家越大，政权机构也就越庞大，其既得利益集团也就越庞大，越有势力，他们与体制共生共利。国家改革意味将损害他们的利益，甚至使之失去其权力，因此他们会竭力抵制、拒绝进行变革。而且他们本身掌握权力和财富，又由于其权力相连，利益一致，他们会结成权势集团，结构性地阻碍国家变革。这也是大国进入中晚期后，走向没落，难以变革的重要原因。
庞大的帝国，需要强大的中央政权；而改革一旦消弱中央政权，地方即民间权力便会顺势兴起、纷争，国家由此瓦解、分裂。现代国家体制，核心是宪政及分权制约；宪政在于国家需遵循立法规则运行，分权制约在于保障国家尊宪。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制国家，中央权力一旦势弱，国家即动乱，乃至分裂；分裂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于中国分裂即意味内战。
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核心是实现宪政；而最困难的也正是实现分权制约。分权意味限制、消弱中央权力；而中央权力一旦消弱，国家就可能陷入动乱。因为中国过于庞大，而又没有足够坚实的社会稳定力量——没有贵族或成熟的“资本阶级”。由此，中国的体制变革需要有一个开明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改革中有序地将国家过渡到现代宪政国家。这是晚清先贤们
所期盼而努力的，但竟然失败了。
辛亥之后，中国随即陷入各种内战，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势弱，控制不了各地军阀。袁世凯称帝、孙中山欲军政，都是欲强化国家中央政权。
日本明治维新之变，是废封建，收地方领主权力，集中于国家中心政权——以天皇为代表；并且其是通过战争，强制而完成的。而晚清的立宪改革则是分国家中心权力。二者的权力取向是相反的。英国立宪成功在于有制约君主的贵族阶级（英国立宪不是由光荣革命一次完成的，《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贵族与国王较量了450多年，其间并经历了多次战争。）。而中国则是统一的非封建帝国，没有贵族，又是小农经济，因此没有抗衡皇权的政治力量，虽然官僚集团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性，但官员毕竟仅是皇帝的雇员，没有独立性，可以随时“解雇”。因此，中国中央权力一旦弱化，国家便会动乱，分裂、内战。当然，在工商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产生有实力的“资本阶级”——他们是现代国家的主导者，但这需要时间。问题是，这段过度时间由何而来？而且，在这段过度时间中实行怎样的政治？
中国传统帝制政体经过两千年的磨合、完善，已经成为一套完备的国家运作系统，可以说是达到了自然农业文明的极致。作为一套完整的运作系统，每一部分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危机，甚至崩溃。比如科举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于前现代中国，其既国家选拔官员的方式，也是民间精英人才晋升的通道，可谓于国于民至关重要。甲午后，求维新，维新派提出“兴新学，废科举”，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想的很好，说得也对，但建立新的教育系统、培养出管理及建设现代国家的人才，需要时间，起码二十年，这个时间从何而来？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可谓是顺应了时势。十多个世纪，科举制于中国根深蒂固，科举是“士”的命根子，而“士”阶级为国家中坚，国家之管理全依仗着他们。废了科举，也就废了“士”；于是“士”也就与国家“byebye”；没了“士”的支持，国家之厦就像撤了梁柱子。这就等于大清朝散伙。进而，青年学子们没了前程和出路；于是在那个激烈的年代便纷纷转向革命，连梁启超的命也要革。这是当时的梁启超们绝想不到的。文明是完整的有机系统，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处似乎是该对了，但却带来了别处的大麻烦，甚至是整个系统的崩溃。
五、散漫的国民性
中国传统文明，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农业文明，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其将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十九世纪后，中国遭到西方现代工商文明的猛烈撞击，一败涂地；中国要自救，只能学习西方，改变自己，晋身至现代工商文明。也就是，晚清面临的改革是由自然农业文明体系向现代工商文明体系的转型，而非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因此，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种文明体系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经过不断的经验积蓄、选择，而逐步形成的，其潜移默化，渗透人的潜意识，而成为人日常的生活习性。比如，作为自然农业文明，人畜种植很是艰辛，但是却不需要严谨与秩序，加之是小农经济——自由的个体户，重私利——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中国人勤劳，却比较散漫，做事差不多即可；其不太适合大社会、集体化、秩序化；也缺少公共意识、民族和国家意识。甲午之战，中国军力尚强于日本，但却战败；中国非败于武器、经济，而是败于散漫的国民性，军队组织、后勤保障、将士素质、指挥调度等等均做不到日本人的严谨、秩序、服从、效忠、一丝不苟。在战争中，后者是取胜的关键。
以上国人之弱点决定中国走不通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迅速强国强军。日本是封建领主制，农民附属于领主，没有人身和经济的自由，而且日本是等级制，并有武士阶级，加之日本式领土狭小，是岛国，这些造就了日本国民的服从、效忠、尽职、守秩序、集体化的民族特性，这些决定日本容易进行全民动员，一体化，实行国家主义。
关键所在，中国散漫的国民性很难形成法治与契约精神。中国儒家讲秩序及社会性。但中国是大国家，小社会，中国乡村是宗族社会，规模不过数百人，社会管理有族长，有儒家伦理道德就够了，用不着法治和契约，在中国，走出乡村宗族社会就是“江湖”，“江湖”是非秩序的民间社会，其原则是暴力加侠义。因此中国一向缺失法治和契约精神。但法治及契约精神则是国家实行宪政的基础。国民缺少法治及契约精神，即使是确立了宪法制度也难以实行。辛亥后，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立了宪法，成立了议会，但由上至下没有遵守的，尤其是共和之先行者孙中山。
国家经济向工商业转型，当然要靠民营经济，民营厂矿、铁路……,这是方向。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起始只能是官营，因为民间尚没有这个能力——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1904年，四川官府筹办川汉铁路，其后四川乡绅要求官办改民办，政府应许。但是接手修路的民营“川汉铁路公司”，并没有修筑该铁路的能力，因此难以维持，而且公司管理混乱。该公司主管挪用筑路资金去炒股，却赔了300多万两银子。此时，正赶上清政府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全国；而“川汉铁路公司”也正维持不下去，顺势欲敲诈朝廷一笔，让其补上炒股亏损的300余万两。
清廷自然是不答应，公司炒股亏损，拼什么要转嫁给国家？该公司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向股东们隐瞒炒股亏损，以“爱国反帝”为口号，在民间发起保路运动。结果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且此事件引发了辛亥之乱，大清灭亡。保路事件显示，清廷和民间都没有法治和契约之精神：政府不能强制收购民间资产；该公司也不该隐瞒炒股亏损，敲诈政府。权力及国民如果没有法治和契约精神，即使立宪也是一纸空文，宪政无以真正实行。辛亥之后的民国正是如此。
此仅是个案例。由传统自然农业文明转型为现代工商文明，是一个整个国家全民族全面而逐步学习、改变、调整的过程。文明在于细节，也就是成熟的文明需要渗入人的亲意识，进入社会生活，成为人日常生活的习惯。而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点滴成河的漫长过程。进入现代文明，并非只是确立国家宪政体制，如果现代文明的主要元素未能成为权力及国民的品质，该体制即不能运作。
就国民性，中国人很适合私人经济，即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因为国人崇尚私利与财富，并且不辞辛苦。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国家除垄断政权之外，其它大致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民间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按晚清洋务的路数，只要无战乱，历史给予充裕的时间，中国就会自然出现有实力的工商阶级，而成为社会中坚，由此也就会逐步健全法治及契约制度，国家从而走向宪政。不幸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重重，未曾有此时间与环境。
理想地看，晚清或民国向现代宪政国家转型，需要5个条件：一、国际上的和平环境；二、稳定的国内政局；三、开明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四、保守儒家“仁义”之道统；五、开放、宽松、自由的经济及文化。
此仅是个过度时期，但如果具有这些条件，晚清可以有序地由传统自然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商文明，并最终实现宪政，成为于中国民族、国民及人类有益的国家。可惜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持续不断，阴差阳错，中国最终却走上了1949绝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