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晚清何以一败再败(上)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节选



常人读历史,大致不愿看晚清一段,其可谓是惨败之痛史。


甲午之败不足惜,虽说赔了2千多万两银子,签署了《南京条约》,但开放五港通商,将香港割给英国治理,实对中国有益。并且偌大的国家有一败,也算是教训,中国可就此警醒奋发。甲午唤醒了中国一批先贤,开始警醒奋发;但于老大帝国,其乃势单力薄,未能成势。


1856年,英法美诸列强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遭清廷拒绝,于是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又败,咸丰帝逃亡承德,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清廷被迫签署《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又是割地、赔款,仅东北就有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不仅是外患,同时期中国又有了内祸。1850年尚爆发内祸太平天国,乱了十数年,席卷大半个中国,人口损失即有一亿。。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局势稍平,洋务运动兴起,先贤倡导“中体西用”。按说这是正路,也就是再坚持儒家道统的前提下,学习、引进西方文明的先进科技、工业、交通,乃至教育、文化。应该说,“洋务运动”还是很有成就的,照此发展下去,中国将逐步恢复元气,富国强军,进入现代文明,并最终实现宪政。但是,日本突然兴起,强军强国,对外扩张侵略,中国乃是其志在必得的口边之肉。满清一再退让,但日本野心乃是蚕食中国。


中国被迫抵御。1895年甲午一战,中国北洋水师尽毁,满清屈辱签订《马关条约》,永久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赔偿白银2亿两等等。此事震惊全国,上千举子上书清廷,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甲午刺激了国人,新一代精英转向激进。于是有戊戌变法,结果告败,六君子被杀。


1900年,面对列强一再欺凌,清廷百般无奈,却昏聩地纵容义和团“扶清反洋”,滥杀滥烧,慈禧并向列强宣战,结果招致八国联军入侵。清廷再败,慈禧、光绪出逃陕西,清廷被迫求和,签署《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列强亦可在中国驻军。


庚子之乱平息后,慈禧开启新政,全面维新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教育,并准备立宪。此次清廷似乎是破釜沉舟,义无返顾。可以说这是清末的新气象,但也可以说是其灭亡前的回光返照。1901年,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全面规划国家改革;1905年慈禧诏定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同年废除科举;1906年,慈禧下诏准备立宪;

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年11月15日慈禧去世;临终前其令亲信毒死光绪。如果慈禧不死,或不毒死光绪,那么新政尚可继续推行的希望。但二人均死,国家即没了最后的聚合点。


慈禧死前,任26岁的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执掌国政后,头一件事就是解除了袁世凯官职,赶他回乡,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这两件事,让汉族官僚及精英不再对清廷抱有希望,决心将之抛弃。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宣统退位诏》。


晚清先败于英国,再败于英、法、美、德、俄,最耻辱的是败于日本;洋务运动败、戊戌变法败、扶请灭洋败、慈禧新政亦败。可谓是于外败,于内败,一败再败。合一如此?


总结晚清失败之原因,学者们谴责朝廷腐败,固步自封,是对的。但学者们也将晚清之败的原因归罪为“中体西用”,只求变术,而不变本,而未实行立宪。对之深究,此论并不成立。就史实,如果就抵御外敌,富国强兵,最有效的手段是强化中央集权,实行国家主义,乃是最有效的手段,而不在立宪。日本明治维新之核心,乃在统一国家、强化中央集权,鼓动民族主义,这是日本迅速实现强军强国,对外强权扩张之路。反之,庚子事变后,慈禧实行新政,此以立宪为目的,推行对国家政治、行政、经济、司法、教育的全面改革。但也就是在这场变革进行中,清朝寿终正寝。


将晚清之败归于“中体西用”,不图宪政,不足为论。我个人的见解,晚清之所以一败再败,原因如下。


一、清王朝已进入王朝晚期


中国历代王朝,其周期寿命为二至三百年。图安逸享乐是人之天性。经过两百年的和平,统治阶级即无斗志,官僚贪奢腐败,整部统治机器停滞、腐朽,失去效能。再,作为自然农业文明,国家可耕地与总粮产量大致是个常量,但是在两百年的和平时间,人口则会增长4倍,比如清初1680年人口为一亿,至鸦片战争前增至四亿。耕地仅少量增加,而人口却数倍增长,导致粮食不足,如遇到荒年就会导致大规模暴乱,所谓农民起义乃是饥民们没了活路。


满人1644年入关,彪悍善战,积极进取,以数十万人统治近亿汉人,可谓虎虎生风。如果此时赶上甲午,满人定会是另一番景象,即使战败,也会迁都、维新、血战到底。

但经过200年安逸的日子,到鸦片战争前后,满族作为统治者已奢腐不堪,最说明问题的是八旗军已经成了老爷兵,乾隆年间既已“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墜地”。绿营兵更是“聚赌宿娼,勒索陋规,抢劫百姓,违禁犯法,无所不为。官欲查拿,即鼓噪欲变”。


有学者考证,慈禧修缮颐和园的费用并非挪用海军军费。即使如此,在国家危亡之际,花费一千数百万两银子——无论钱从哪出,修缮园林供太后个人享乐,也说明清朝腐败得足该灭亡。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为庆寿耗银一千多万两。而订造的一艘定远舰,经对方敲诈,也就三百万两白银。而当时,明治天皇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皇室年开支十分之一,用于海军;此举带动日本官员和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大清不亡,天理不容。


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之乱,该乱席卷大半个中国,延续十余年,全国人口损失四分之一。该乱规模之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土地问题,成倍增长的人口,而耕地日益不足。该乱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


总之,即使没有鸦片战争、没有甲午,清朝也将覆灭,该王朝进入晚期,命数已到,该灭亡了。天平天国之乱,如果不是曾国藩自组湘军抵抗,或曾有非分之想,清朝也就被灭了。1850年之后,清朝尚能延续60年,全亏汉族官僚曾、左、李、张等之“愚忠”。


二、满汉矛盾


清朝是少数满族统治多数汉族。应该说,满族处理这个问题还是很成功的。先是暴力征服,残酷杀戮,留发不留头;之后是利益收买,笼络汉族官僚,以官以利诱而用之;再是,采用汉制汉学。最终使汉人俯首帖耳接受满族之统治。


清朝近三百年,其统治大致是成功的,但需明白这毕竟是少数异族统治多数汉人,“满贵汉贱”。满族作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民事、司法上享有种种特权,并且满人仅从军,不事生产,全民族靠汉人供养——“优养旗人,坐食粮饷”。清朝满人的统治虽然成功,但满汉民族矛盾乃是国家潜在的本质性矛盾。国家太平,此矛盾便缓和,潜伏下去;而国家动荡,此矛盾便翻涌上来。从根本上说,种族间的生存冲突是不可能“和谐”解决的,清朝最终实际是灭亡于此。


太平天国反满,“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独手擎天,重建大明新气象。丹心报国,扫除异族异衣冠”。如果太平军不是信天主、砸孔庙,而是尊孔,那么就会得到汉族精英阶级的呼应,一举灭清。但是,太平军信天主、砸孔庙——等于灭祖,加之暴虐滥杀,这是汉族精英阶级断断不能接受的,由而和满族统治者联合起来,共同平叛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之乱显示,清满实已无统治、管理国家之能力,

管理国家主要靠汉族精英阶级。而这就更加让满族统治集团担忧,担心失去政权,丧失对汉族之统治。1854年,曾国藩湘军攻克武昌,咸丰拟授曾湖北巡抚之职;但军机大臣奏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闻言“默然变色者久之”,随即撤回任令。


太平天国之后,满族统治势弱,不得不重用汉人。但满人越是势弱,便越担忧其统治,其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人中甚至有“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之谚语。对满族来说,战败、割地、赔款当然不好,但是较丢失政权而为轻。保政权重要于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上世纪二战期间,中国实力军力之落后于日本,远远过于甲午期间。但是,国民政府屡败屡战,乃至迁都重庆,抗战到底,绝不议和。而清廷动辄割地赔款,关键所在乃是要保满族之政权。1900年,慈禧颁发《万国宣战诏书》,直接原因是听信了假密报,外国使团欲“勒令皇太后归政”。


戊戌变法时,满人刚毅言“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清廷行新政期间,满汉官员互不买账,“各部员司候补者,每部多至千余人,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对于政务,满人专断处置,一无顾忌。”(王宁:《近三十年来晚清满汉关系研究述要》)满族两江总督的端方曾上奏言“满汉畛域为中国新政莫大之障碍,为我朝前途莫大之危险。”


慈禧算是开明的,但她一生的命根子是政权,首先是她的政权,其次是满人的政权,然后才是中国。她死前,将政权交给载沣——摄政王,而载沣掌权后头一件事就是放逐袁世凯回原籍,再而成立皇族内阁,也就是要将国家核心权力抓在满族手中。这也就决定了新政告败,汉族精英决心反叛。章太炎言“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可见民族高于政务。大清非灭于武昌起义,而灭于各省宣布独立,灭于袁世凯逼宫。与其说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不如说是民族革命。


而汉人这一边也不是吃素的。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法磊斯(E.H.Fraser)曾在信中转述他和张之洞的谈话,“他和我所见到的所有汉人官员一样,憎恨满人,因为他们把持中国,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和是否胜任,总能升官发财。中国要想改革只有一法,废除满人一切特权,不论是旗人的俸禄还是仕途特权。”(温唯 《“清末新政”与满汉关系变化》)而张之洞一向效忠清廷的。

戊戌变法实质不在变法,因为慈禧亦接受变法,而在汉族青年新锐,绑架幼稚的光绪,向慈禧争夺国家中心权力。

戊戌维新败于此,否则不至于;如果光绪用的不是康、梁党,而是忠于慈禧的张之洞,事情或许能成。


日本明治维新最大的推动力乃是民族主义,其凝聚日本民族,上下一心,奋发图强;而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唤起却是另一番结果。鸦片战争刺激了国人,唤醒了国人的民族精神,这本是好事,可凝聚抵御外敌之力量。然而,中国实况是少数异族统治多数汉人,因而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未能凝聚举国上下之合力,抵御外敌;而是激化了满汉之间的冲突,最终是汉人决心推翻满人的统治。章太炎在《正仇满论》中说“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章氏在《中国立宪问题》亦言:清廷“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总之,清廷不论立不立宪,维不维新,都当推翻,因为其是异族统治。


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慷慨而言“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惠,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孙中山革命本在政治,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但是其徒劳奔呼,少有应者。此说明,彼时中国并未有政治革命之要求。出于策略——政治手段,孙中山将共和革命改头换面为民族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于是孙中山才有了大批的追随者,成为有影响及号召的革命领袖。杨度当时评述“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


鸦片、甲午之败,于中国唤起的民族主义不是举国抵御外敌,而是汉人最终推翻了满人的统治——大清灭亡。辛亥期间,一些地区发生屠杀满人的暴行,如西安、镇江、南京、荆州等地。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记述,“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


此即是明治维新在中国行不通。不能实现君主立宪的根本原因。如果,当时中国不是异族统治,皇帝是汉人,那么中国即使再落后,再失败,变化再慢,也有可能改良成功,实现君主立宪,和平地完成由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当时中国没有内在的革命要求,主要危机是面临外敌,而立宪有利于皇室,维新有利于国家,正视世界现实,适应时代,是中国务实之传统。如果不是满汉民族之冲突,中国有可能顺应时势,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既继承中国“仁”之道统,又充分地汲取欧洲文明之所长,“本”“用”相辅相合。


三、日本之近邻


中国近代以来不幸之命运,由外因看,主要是受害于两个野蛮而极端的邻居:俄国与日本。这里不谈俄国。二十世纪日本侵华也不提。如果没有日本,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遵循“中体西用”之路,是可以逐步改良,实现由古代帝制国家转型为现代宪政国家,由农业文明进入工商文明,如当今的南韩、台湾。洋务运动颇有成就,变革虽缓慢,但道路是对的,适合中国之国情,其变由官至民,由军至工至商,由“用”至“本”。但是中国此有序改良之路途,被甲午骤然中断。


文明对于外部野蛮之侵略常常是无奈的。十三世纪,蒙古入侵文明之欧洲,可谓是势如破竹,席卷残云。这怨得了欧洲腐败、不够强大、其人民不够彪悍吗?当然,如果挖内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欧洲各国也都如蒙古同样彪悍、强大,欧洲即不复存在。二战,纳粹德国足够强大、彪悍,且并不腐败,但结果呢?没有美国的介入,纳粹也就消灭了英法,统治了欧洲。同样,今天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野蛮的北韩数周内即可消灭文明的南韩。当今,美国是世界文明的支柱,但是很难设想百年后其仍能强盛而不瓦解;未来,说不定落后的伊斯兰文明将取代基督教文明,称霸世界。文明常常抵抗不住野蛮,甚至被其所消灭,这是文明的悲剧及宿命。秦灭六国,因为其远比六国野蛮、残暴。


中国的学人们一方面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指责其至今不彻底反省;另一方面却又赞赏日本的明治维新,自恨中国不能学之。其实此二者自相矛盾,因为明治维新与军国主义是同一条路径,有前必有后。当今,世界对纳粹德国有了否定性的共识,很少有人为纳粹张目。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其国策和道路与纳粹德国相同,其宗旨都是:1、本民族优越、至上;2、强化中央集权;3、国家主义;4、崇尚武力——暴力,全民军事化;5、对外扩张、侵略、征服;6、强化秩序;7、集体化,个人献身国家;8、极端、疯狂,不计后果。


任何文明的国家赶上这样的邻居,即没了办法,只能自认倒霉;因为你无法变得同样野蛮、极端、残忍、疯狂。如果法国不能“自我改造”得如纳粹德国同样野蛮,就只能被其占领和统治。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如果看表象是向文明进化,经济、科技、教育、司法大大提升,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之整体在国家上的表现则是野蛮的,其所信奉和实行的是丛林原则,弱肉强食。这是日本于当时中国的本质之别,中国所信奉和遵循的是“仁道”天下。成王败寇是生物性的丛林原则。我们永远不能说高学历的华尔街投机家,就比阿米什的农民更文明。道义是文明的中心价值。


甲午之战打断了近代中国“中体西用”的有序改良之路。失败、割地、巨额赔款刺激起中国人,致使清廷失去权威——国人对之失去信任;焦灼、极端的情绪在青年精英中泛滥,民族意识混乱,国家失去方向,走向失序,特别是激化了满汉民族矛盾,加剧了争夺国家中心权力的斗争。草率、慌乱的戊戌变法即是其直接而集中之体现。甲午之后,有序的“中体西用”的逐步改良之路被打断,由而中国开始走向失序、瓦解和内乱。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所实行的民族、国家主义的直接受害者。


四、庞大的帝制国家


各文明可以相互比较,但是不可用一种文明的价值判断另一种文明,因为其是不同的体系。科学家可以分析、比较苹果与梨的营养成分,但是不能将前者作为价值参照,衡量要求后者。为避免误解,要多说一句,各文明共处,需要共在的空间,因此在各文明之上,尚需要有各文明共认共守的道义原则。


秦朝大体奠定了其后中国政体之框架,去分封,而确立统一的帝制国家。其后两千余年,虽然分分合合,但该体制结构大致不变,仅是不断完善。冷兵器时代,作为大陆型自然农业国家,该政体模式能延续两千余年,且不断完善丰富,且发展到如此庞大的国体,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作为自然农业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可谓发展到了极致,用尽了该文明体系的可能。


但是国家越庞大、越稳定、体系越完备,其变化也就越困难,甚至是在变革中崩溃。2018年3月,美国最大的玩具公司“Toys Rus”倒闭,700多家加连锁店关门,3万多人失业。原因很简单,就是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因为孩子们都上网打游戏了,不再光顾玩具店。如果是一家小店,玩具卖得不好,可以改卖电子游戏卡。但是“Toys Rus”这样的巨型公司却做不到。所谓尾大不掉即是。此类事情比比皆是,是规律。商业如是,国家也如此,历史上的大帝国多是这样灭亡的。


一个国家或王朝进入中期之后,便稳固了,而且政体结构也健全了,但由此也就有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把持各种权势,依靠该政权及体制寄生攫利。国家越大,政权机构也就越庞大,其既得利益集团也就越庞大,越有势力,他们与体制共生共利。国家改革意味将损害他们的利益,甚至使之失去其权力,因此他们会竭力抵制、拒绝进行变革。而且他们本身掌握权力和财富,又由于其权力相连,利益一致,他们会结成权势集团,结构性地阻碍国家变革。这也是大国进入中晚期后,走向没落,难以变革的重要原因。


庞大的帝国,需要强大的中央政权;而改革一旦消弱中央政权,地方即民间权力便会顺势兴起、纷争,国家由此瓦解、分裂。现代国家体制,核心是宪政及分权制约;宪政在于国家需遵循立法规则运行,分权制约在于保障国家尊宪。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制国家,中央权力一旦势弱,国家即动乱,乃至分裂;分裂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于中国分裂即意味内战。


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核心是实现宪政;而最困难的也正是实现分权制约。分权意味限制、消弱中央权力;而中央权力一旦消弱,国家就可能陷入动乱。因为中国过于庞大,而又没有足够坚实的社会稳定力量——没有贵族或成熟的“资本阶级”。由此,中国的体制变革需要有一个开明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改革中有序地将国家过渡到现代宪政国家。这是晚清先贤们

所期盼而努力的,但竟然失败了。


辛亥之后,中国随即陷入各种内战,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势弱,控制不了各地军阀。袁世凯称帝、孙中山欲军政,都是欲强化国家中央政权。


日本明治维新之变,是废封建,收地方领主权力,集中于国家中心政权——以天皇为代表;并且其是通过战争,强制而完成的。而晚清的立宪改革则是分国家中心权力。二者的权力取向是相反的。英国立宪成功在于有制约君主的贵族阶级(英国立宪不是由光荣革命一次完成的,《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贵族与国王较量了450多年,其间并经历了多次战争。)。而中国则是统一的非封建帝国,没有贵族,又是小农经济,因此没有抗衡皇权的政治力量,虽然官僚集团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性,但官员毕竟仅是皇帝的雇员,没有独立性,可以随时“解雇”。因此,中国中央权力一旦弱化,国家便会动乱,分裂、内战。当然,在工商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产生有实力的“资本阶级”——他们是现代国家的主导者,但这需要时间。问题是,这段过度时间由何而来?而且,在这段过度时间中实行怎样的政治?


中国传统帝制政体经过两千年的磨合、完善,已经成为一套完备的国家运作系统,可以说是达到了自然农业文明的极致。作为一套完整的运作系统,每一部分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危机,甚至崩溃。比如科举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于前现代中国,其既国家选拔官员的方式,也是民间精英人才晋升的通道,可谓于国于民至关重要。甲午后,求维新,维新派提出“兴新学,废科举”,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想的很好,说得也对,但建立新的教育系统、培养出管理及建设现代国家的人才,需要时间,起码二十年,这个时间从何而来?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可谓是顺应了时势。十多个世纪,科举制于中国根深蒂固,科举是“士”的命根子,而“士”阶级为国家中坚,国家之管理全依仗着他们。废了科举,也就废了“士”;于是“士”也就与国家“byebye”;没了“士”的支持,国家之厦就像撤了梁柱子。这就等于大清朝散伙。进而,青年学子们没了前程和出路;于是在那个激烈的年代便纷纷转向革命,连梁启超的命也要革。这是当时的梁启超们绝想不到的。文明是完整的有机系统,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处似乎是该对了,但却带来了别处的大麻烦,甚至是整个系统的崩溃。


五、散漫的国民性


中国传统文明,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农业文明,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其将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十九世纪后,中国遭到西方现代工商文明的猛烈撞击,一败涂地;中国要自救,只能学习西方,改变自己,晋身至现代工商文明。也就是,晚清面临的改革是由自然农业文明体系向现代工商文明体系的转型,而非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因此,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种文明体系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经过不断的经验积蓄、选择,而逐步形成的,其潜移默化,渗透人的潜意识,而成为人日常的生活习性。比如,作为自然农业文明,人畜种植很是艰辛,但是却不需要严谨与秩序,加之是小农经济——自由的个体户,重私利——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中国人勤劳,却比较散漫,做事差不多即可;其不太适合大社会、集体化、秩序化;也缺少公共意识、民族和国家意识。甲午之战,中国军力尚强于日本,但却战败;中国非败于武器、经济,而是败于散漫的国民性,军队组织、后勤保障、将士素质、指挥调度等等均做不到日本人的严谨、秩序、服从、效忠、一丝不苟。在战争中,后者是取胜的关键。


以上国人之弱点决定中国走不通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迅速强国强军。日本是封建领主制,农民附属于领主,没有人身和经济的自由,而且日本是等级制,并有武士阶级,加之日本式领土狭小,是岛国,这些造就了日本国民的服从、效忠、尽职、守秩序、集体化的民族特性,这些决定日本容易进行全民动员,一体化,实行国家主义。


关键所在,中国散漫的国民性很难形成法治与契约精神。中国儒家讲秩序及社会性。但中国是大国家,小社会,中国乡村是宗族社会,规模不过数百人,社会管理有族长,有儒家伦理道德就够了,用不着法治和契约,在中国,走出乡村宗族社会就是“江湖”,“江湖”是非秩序的民间社会,其原则是暴力加侠义。因此中国一向缺失法治和契约精神。但法治及契约精神则是国家实行宪政的基础。国民缺少法治及契约精神,即使是确立了宪法制度也难以实行。辛亥后,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立了宪法,成立了议会,但由上至下没有遵守的,尤其是共和之先行者孙中山。


国家经济向工商业转型,当然要靠民营经济,民营厂矿、铁路......,这是方向。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起始只能是官营,因为民间尚没有这个能力——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1904年,四川官府筹办川汉铁路,其后四川乡绅要求官办改民办,政府应许。但是接手修路的民营“川汉铁路公司”,并没有修筑该铁路的能力,因此难以维持,而且公司管理混乱。该公司主管挪用筑路资金去炒股,却赔了300多万两银子。此时,正赶上清政府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全国;而“川汉铁路公司”也正维持不下去,顺势欲敲诈朝廷一笔,让其补上炒股亏损的300余万两。

清廷自然是不答应,公司炒股亏损,拼什么要转嫁给国家?该公司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向股东们隐瞒炒股亏损,以“爱国反帝”为口号,在民间发起保路运动。结果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且此事件引发了辛亥之乱,大清灭亡。保路事件显示,清廷和民间都没有法治和契约之精神:政府不能强制收购民间资产;该公司也不该隐瞒炒股亏损,敲诈政府。权力及国民如果没有法治和契约精神,即使立宪也是一纸空文,宪政无以真正实行。辛亥之后的民国正是如此。


此仅是个案例。由传统自然农业文明转型为现代工商文明,是一个整个国家全民族全面而逐步学习、改变、调整的过程。文明在于细节,也就是成熟的文明需要渗入人的亲意识,进入社会生活,成为人日常生活的习惯。而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点滴成河的漫长过程。进入现代文明,并非只是确立国家宪政体制,如果现代文明的主要元素未能成为权力及国民的品质,该体制即不能运作。


就国民性,中国人很适合私人经济,即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因为国人崇尚私利与财富,并且不辞辛苦。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国家除垄断政权之外,其它大致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民间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按晚清洋务的路数,只要无战乱,历史给予充裕的时间,中国就会自然出现有实力的工商阶级,而成为社会中坚,由此也就会逐步健全法治及契约制度,国家从而走向宪政。不幸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重重,未曾有此时间与环境。

 
六、结束语



理想地看,晚清或民国向现代宪政国家转型,需要5个条件:一、国际上的和平环境;二、稳定的国内政局;三、开明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四、保守儒家“仁义”之道统;五、开放、宽松、自由的经济及文化。


此仅是个过度时期,但如果具有这些条件,晚清可以有序地由传统自然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商文明,并最终实现宪政,成为于中国民族、国民及人类有益的国家。可惜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持续不断,阴差阳错,中国最终却走上了1949绝命之路。


 
2018年5月 于伊萨卡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