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之祭奠
——纪念王康先生百天祭日
作者：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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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王康较晚。2008年他首次来美国，那次他在美国逗留的时间不长。记得，他与郑义、北明、苏炜、岳建一等七、八友人来我居住的小城伊萨卡，我们一起参观康奈尔大学，游览卡尤嘎湖、葛兰峡谷……。以后，大家再次聚首普林斯顿，为王康的纪录片拍场景，亦曾商议办流亡文学刊物。
当时，王康率团队绘制的巨幅画作《浩气长流》大致告终。我无缘见原作，但看过图片，朋友们也再三谈及。一幅画作，长余千米，可谓“疯癫”。作为艺术，我不赞成“大”，尺幅之作亦可容天地。但《浩气长流》不可以艺观之，其是中国国家与民族兴亡之祭奠、之钟鼎。金字塔之宏伟，雅典神庙之壮拔，科隆大教堂之巍峨，非于天地、兴亡、神鬼之境，不可语喻。就精神、气象，《浩》作亦属此类，其是中华民族、国家祭奠之作。
1949，中华民国亡；再后三十年，中华文明灭。非有家国天下情怀，难以体悟亡国灭魂之哀之痛。仰天而叹，毛三十年，屠地富戮精英灭商贾焚典籍，掘坟挖墓，封国戕脑……，人类数千年文明未曾有之。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说。1949后数十年，中国乃是灭道统而亡天下。正是由此大背景，而有《浩》作。在“新中国”摧毁的废墟之上，《浩》作乃是为中华民族与文明正名、召魂之鼎。
《浩》作何以如此之巨？当然，抗战惊天地泣鬼神，壮哉；但此外亦有当世原由：所谓“新中国”乃弥天大谎，中共依暴力，篡改历史，偷天换日，将民国350多万抗日殉国英烈沈埋深渊之底。数十年来，其盗名欺世，以马、毛取代中华文明道统，以致中国民族由走火入魔到魂失魄散，道德沦丧。中共意识统治犹如大山，横梗国人头顶心间，非有倒海之势，拔山之力，不足以颠覆之，震醒国人。中共至今封禁《浩》作，何以？就是惧其为中华民国正名召魂，颠覆“新中国”之伪。
1911，满清灭，民国立。1911至1949三十八年，民国作为国家甚是失败，内有内乱，外有外患。按说中国民族很有承难负重之耐力，无奈诸难重叠，终不堪负。近代中国命运多舛，天、地、人皆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然终亡。
民国虽亡，但这三十八年，却是英雄辈出，民族之志之勇之精神光焰灿烂，乃中国又一春秋之象。二千年前，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至魏晋中国精神文化蔚然一变，至唐儒道释浑然为一。1840年后，中国士林始汲学西洋先进，至民国蔚为大观。蒋介石先生本人即一象征，其是中国道统继承者，王阳明、曾国藩之传承；而又是虔诚基督徒；其维护中国道统，而又竭力将中国建设为现代国家。
谢选骏先生将中国文明分为三期，首期是中国本土文明，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二期是佛教进入中国，融佛教为一体；三期是近代，汲融基督教文明。民国呈现了三期中国文明的充沛活力——现代中国文明。彼时，人杰荟萃，各派思想喷薄而出，工商交教文各界事业勃发。其既承继中国三千年故有传统，又汲融西洋现代之精神之科技之工教。如无苏俄之颠覆、日本之入侵，中国即使有内乱，也终将完成中华文明复兴之大业。可惜，中国复兴之业竟然嘎然夭折。
民国八年抗战，一洗中国近代百年之耻，乃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集中之体现——其道义、仁德、忠信、勇气、意志、智慧，抗战精神即中华民族之精神。诚如王康语“此战，乃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降，山河破碎、亡国灭种之最后关头；亦为中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之神圣抗战；更是中华民族贞下启元、旋乾转坤之伟大新命；此战，一扫中国积弱积贫、一盘散沙之败像；一挽中国内忧外患、瓜分豆剖之危局；一新中国之民族意识与天下大义。”（王康《告同胞书》）《浩》作祭抗战，旨在复兴中华民族之精神之文明。
郑也夫先生撰文言《浩》作是行为艺术，误解了；王康此举实是中华民族精神、国家复兴之祭奠。“新中国”尚“唯物”，祭祀精神于国人已远，即使清明扫墓，国人大多也忘失神、魂。文明不是一天创造的，而由漫长时间逐渐积累而成；而且文明珍贵而脆弱，必需赋予其神圣之意义——文明即“神话”。因此，在文明的传承中，祭祀至关重要；文明由此而诞生，依其而传承。其基于生死存亡，确立“人”之精神与道德，并赋予其神圣之光，由而文明立——有“人”。且，在时间流逝中，祭带领人不断回到文明的起点，重领“人”的意义、精神与道德，使之生生不息。基督教每周的礼拜即是面对十字架的祭奠，由此而坚定其信仰，使基督精神活于现世人间，常新常在。
人的存在是生命的存在——肉、感、情、欲、幻、梦、思、知、忆、行以及不可知的神秘之境，知与理性仅是生命中一小枝，而且很有限。生命是小宇宙，其终极无限而不可窥知，那是“鬼”“神”“魂灵”之界。有关“人”之意义，仅仅“知”是不够的，而需进入人整个生命，以致抵达其“神秘之境”。这就需要祭祀：以血、牺牲、生死震慑，撕开世俗之限，抵达“神”：以神圣的仪式，获得神的首肯许诺，使“意义”获有神性，注入生命，成为我们的灵魂。由此人而为“人”。无论知识、理性、科学怎样“进步”，宗教终归是人生命的最高仪式；此即“智慧果”与“生命树”之别。明此，就会理解王康为什么不去著书，而要弄这么一幅大画——主持《浩》作之祭奠。
中国文明的中心是做人，人而求“仁”；“仁”而为“人”。在王康所有著述、演讲、笔墨中，其思想或对或错，或偏或全，都那毕竟只是“思”。而比“思”重要的是他的情怀，他那份赤诚、忧思、悲悯、激情、热血、大爱——对人、对天下、对中国国家、民族之罹难、众生之苦痛。作为孔子的门徒，“天”、“仁”在他心中。仁者“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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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华民国终被颠覆，但其精神则是中华民族正统之精神——以抗战为代表。但1949年后，民国及其精神则被彻底埋葬了。王康痛言“不虞江山易手，风云变色，当年英烈，竟罹隳颠。日光即时惨淡，水波刹那凝寒。掘石铲碑，挖穴撬墓……，悠悠苍天，彼何故哉？万千子弟，成仁取义，血写春秋，死何惨烈，辱之何咎！同为胞泽，更被其恩，于心何忍！……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唯以鲜花寄绝壁，醇酒酹洪波。它年肃容钟鼓，顶礼膜拜，血食天下，永祭无替！”（王康《鄂西石牌之战七十年祭》）《浩》作即此祭奠，王康乃主持祭司。
中华民国虽败亡，但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明之大道。所谓复兴中华民族与文明，即在回至此大道，回复中华民族道统——民国时代之精神之文化。《浩》的创作作为一悲壮的祭奠，重现与复活民国时代中华民族的气象与精神，为被扼杀、埋葬的中华民国及民族精神正名、召魂。“一旦为国捐躯尔后又蒙受污垢的抗战英烈站立成阵，著旧时装，雄姿英发，浩气凛冽，义道并立，神形兼俱，就至少在宣告一个精神事实：中国人已开始寻觅自己的现代元年，自己的精神元旦。 ”
（王康《我们的精神元年》）
《浩气长流》画册封里题辞是“国于天地，必有兴立”；封底里题辞是“周邦虽旧，其命唯新”。其卷首语：“当您开启这本厚重的图册时，您便临近一座祭坛，一声招魂，一次升华；当您阖上最后一页之时，便是您会通天地、往来沧桑而臻于不朽之日。我们曾焚香燃烛、清酒馨肴，愿您也有此情怀与仪式—……”。王康言“《浩》画无意阐述70年前经纬万端的历史，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为民族先烈写实造型，树碑立传，保留中国的火种和性灵，以敬献我们卑微的感念与祭祀。”（王康《又见浩气长流 》）
2005年1月18日，王康、欧治渝、席庆生等一行七人，驱车前往湖南衡山，祭拜忠烈祠。2005年6月1日，《浩》作正式启动，王康带领团队“焚香燃烛，清酒馨肴，躬行敬拜，追远慎终。祭祀，是《浩气长流》团队经常要举行的仪式。在描绘长卷的八年中，每逢重要的日子——抗战纪念日、将领们的牺牲日、新画卷开笔——画家团队都要焚香祭奠明志，以庄严的仪式来表达其无比虔诚之心。”（吴放《抗日史诗国画长卷<浩气长流>：国画的诞生》）
绘制《浩》作，王康的祭祀精神是自觉而明确的。王康在《告同胞书》中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在人类达致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之前，所有国家都必厚葬隆祭为国捐躯之民族英烈。…… 以国家名义祭奠抗日阵亡将士至今竟付阙如！民族精神，怎可凝聚，国家意识，缘何共认？”“数字或可商榷，青史传录或将补正，甚而先烈碧血白骨亦会湮灭枯朽，惟天地浩气，不曾瞬断息绝。后世国人族裔，循流溯源，当知中华复兴其来有自，冥冥中天佑中华之归趋凭依，中华使命悠远博大庄严神圣之寄寓托付，而知所感念，知所传承，知所垂命。”
祭神，神在；祭亡，神亡，道亡、天下亡；无祭祀，即无文明。南岳忠烈祠，是现代中国国家、民族、民族大义与精神的庄严祭祠，那里葬有国军数千抗战英烈的骸骨——包括数十位殉国将领，祭有“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代表著民国350多万抗战殉国的将士。然而，“1950年，新政权一纸批示，忠烈祠连同湖南境内所有‘反动遗址’被斧凿火毁”，无数殉国英烈遭挫骨扬灰。南岳忠烈祠毁，即中华民族大义与精神毁、中国民族毁、中国文明毁。故而毛三十年，魔云笼罩，暴虐盈天下，数百万人横遭屠戮，数千万饿殍抛野，全民焚书毁庙、相残互害……。道统灭，邪恶行；神亡，而鬼魅猖。
反观日本，作为战败国，其不顾诸国强烈谴责，靖国神社常年香火不断，年年季季均隆重祭奠，国家政要鱼贯前往顶礼膜拜。何以？撇开日本于国际责任与道义，及其日本文明之缺——有国家、民族而无天下；仅就其本国本族而言，靖国神社则是日本民族立世之“本”，大和魂灵所在——其精神、道统、礼法，以及民族认同、尊严与意志。日本宁可玉碎，也不会放弃祭拜靖国神社。战后，在战败的废墟上，日本迅速建设为世界顶级发达国家，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中国文明毁之久矣，国人内心一片废墟。中华民族真复兴，根本所在是精神复兴，归三千年之道统，“天”“仁”为本。“中国欲在东方和平崛起并与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开出人类的新路来就必须进行一场民族精神、人间道德和历史认同的回归和革新。”（王康 《我们的精神元年》）王康以此为使命，带领其团队，奋然重建捣毁的“忠烈祠”。《浩》作是南岳忠烈祠的复生，为民国350多万殉国英烈正名，重现中华民族真精神：天下大义、仁爱悲悯、系亿万黎民苦难、浴血奋战，慷慨牺牲，忠信宽恕、国际担当、人类共荣、祈愿世界永久和平……。何为中华民族？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其精神、道统、人格、道德？此在。
王康自命“此生就做大事”。《浩》举即是天大的事——就其意义，其是“国于天地，必有兴立”之事；是中国国家、民族祭奠、正名、召魂之事；是中华民族精神、道统复兴之事。悲观些说，即摧毁的中国文明如何走出废墟？
特别要提示，《浩》作直接祭奠的是中华民国350多万殉国的抗战英烈；由祭奠350多万殉国英烈，为中华民国正名召魂；由为中华民国正名召魂，而贯通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道统、精神与文明。这场悲壮祭奠的背景是：无论中国经济怎样腾飞，其脚下仍是摧毁的文明废墟。
《浩》作是立此废墟之上的庄严祭奠。此即《浩》作当今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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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对王康是否算思想家有争议，言“伟大”者有之，言算不上者亦有之。王康自名“民间思想家”。郑义言，“‘民间’即‘礼失而求诸野’的那个‘野’”，其“首先是一种反抗的姿势：与宫廷、体制划清界限，自绝于经济仕途、学院翰林”，有著“战斗的渴望和独傲群雄的孤愤”。（郑义《神圣的维度——“老康秉烛”附笔》）。再者，如果将眼界拉出当下中国，那么“民间”二字亦含有王康的自谦。
“思想家”的涵盖相当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是之；《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亦是之；然而前后距离广阔。如果近现代中国魏源、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等是思想家，那么王康亦是。八九年，王康撰写《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构想》——《中国改革宪章》，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政体的设想：中国需要再次革命，清理斯大林、毛泽东遗患、革除集权政治、修改宪法、实行民主宪政。此《宪章》是《零八宪章》的先声，早于后者十七年。四十余年，王康著述、演讲甚多，批毛、批共产革命、批极权体制、红色帝国；加之批左翼、“五四”、鲁迅……。王康肯定民国，追随孔子，主张复兴尧、舜、禹、汤、周、孔之道统；希冀“孔子与基督握手”；他的终极理想是世界大同。当然，王康的思想有局限，但自成体系。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谱系上，王康当属之。如果言当代，他应是重要的一位；其之所以重要，其中之一即在他走出了“新中国”的文明废墟，并且也走出了西方价值的局限，继承了中国近代以来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贤保守主义的传统，重新提出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并将之当作人类文明重要构成。他说“全球化时代为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儒学承担慎终追远、存亡继绝的历史责任，也秉持求同存异、革故鼎新的未来信念，其‘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四海兄弟’的人文理想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伦理原则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它们正是21世纪人类社会亟需的精神资源。”（王康《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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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康算不算思想家不重要，“君子不器”，“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中国传统文明，没有“思想家”这个词，古人崇敬的是圣贤。尚圣贤，在于崇道义，中国文明是伦理文明，核心是“仁”，知易行难。国人将“思想家”取代圣贤，以“思”代“道”是近代的事。此变，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以理性取代上帝。
所谓“启蒙”即是挑战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在特定的时代，启蒙思想有重要意义，其是个人与理性的解放，冲破中世纪宗教精神统治。在当时，启蒙思想与基督信仰激烈冲突、对立；但是著眼欧美文明整体，二者实是一体，相辅相成。如果说中世纪是欧洲文明这棵大树的根与躯干；那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则是其花束、果实。欧洲精神文化是二元的——包括笛卡尔、牛顿本人：基督教信仰与人文理性并行——两希之平衡，至今如此。
西方近代思想由笛卡尔始，“我思故我在”有三要点：1、个人意识；2、普遍怀疑；3、理性求证。由此欧洲思想家辈出，争相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思想取代了《圣经》，成为近代精神权威。个人精神独立，理性解放，思想繁荣当然是好事；但有其利必有其弊。思想家们的自负带来诸多负效应：1、个人中心；2、怀疑、否定既往传统；3、以理性取代上帝——崇拜知识、思想、科学。“个人”“怀疑”“理性”三者的突显，既推动了近代欧洲的巨大“进步”；却也留下了后患。
花、果当好；但根、干为本。康德呼应笛卡尔，终结了启蒙思想，他规范了理性，划出了理性的边界。终其一生的思考，康德的终点——理性的归宿——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1、“头顶的星空”：神圣的、无限的、不可知的绝对之境，即“天”或“神”；对之唯有敬畏——彼界、宗教精神。2、“心中的道德律”：“人”之道德——此界，“人”的界定。其既是先验的——道德内在于人心性，来于神；又是人理性之自觉。上帝存在与否超越理性，不可言；但对上帝的信仰则是必需的——公设上帝，因为那是经人的存在经验验证的。
“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是文明的终极命题。它们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圣经》数十万言，中心是：敬畏神；遵从“爱”与“十戒”。中国道统三千年，其核心二字即“天”与“仁”。佛教的核心是涅槃与慈悲。伊斯兰文明是“信仰真主”与“行善”、“爱人”。凡人类文明莫不如此。此两点是文明之起始，也是其最终归宿，其不可动摇，亦不可逾越，“天不变，道亦不变”。无论科技怎样发展，“星空”之无限并不由此而收缩半毫；无论社会怎样风云变幻，“心中的道德”也终是为“人”之本。如果现代文明舍本，而崇拜科技、主义（思想）、物与幻象（艺术），最终将使人类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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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豪爽侠义，各界朋友诸多；但在知识界却颇孤立。由于孤傲，他自外于体制，行思于江湖，自然被归属另类。再，他虽然反中共极权、批毛、批共产革命，乃至因参与“八九”运动，遭当局多年通缉，但由于他肯定民国，尊儒家道统，希冀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与文明；而遭至知识界许多“自由人士”的鄙薄。
毛三十年，中国思想、文化惨遭灭顶之灾。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思想重回中国知识界，气象一新。当时主要是反毛、文革、反极权专制，要求思想、言论自由，实行民主；经十年，最终导致“八九”运动。由政治，这没的说；但眼界尚浅短。在中国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中，仍沿袭“五四”激进之见，将中国传统文明、孔孟之道视为“封建”糟粕，甚至认为毛是封建帝王，中共极权统治是封建专制复辟，是由于“五四”反封建反专制不彻底。这实在是误见。
王康直言“‘五四’的教训是沉重的，‘五四’的遗产是需批判的”。他批评“五四”新文化反中国传统文明，其激进思想为共产革命进入中国敞开了大门；他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遭到西方国家的围剿，第三国际转向东方扩张，于是联络《新青年》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国建立苏共分支——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共成员多是“五四”激进新青年，包括毛泽东。其后，《新青年》改为中共机关刊物。
中共夺得政权有诸多原因，其中有二：一是保守中国传统的力量过弱；二、受“五四”激进思想“启蒙”，有大批新青年——包括其领袖，投身共产革命，成为其狂热信徒。由“五四”新文化到共产革命，乃至到文革，其间有内在的精神关联，即现代激进“进步观”：叛逆、反传统，否定文明的连续性，乌托邦虚幻。中共革命的精神骨干，包括其领袖们，大多是“‘五四’新青年”，他们成就了“新中国”。这就是王康所说的“‘五四’沉重教训”。他说“‘五四’遗产需要批判”，就是指其妄自否定中国传统文明，鄙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趋炎附势，自轻自贱，“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不要上他们的当！》）是的，“不要上他们的当”，人不能被吓唬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自由派否定中国传统，中共利用孔孟，在此双重夹击中，王康慷慨捍卫中国传统文明，他将孔子列于与基督、佛陀同等地位；孔子不仅是其个人，更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其精神与道德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人格。“孔子开创了中国独有的人格世界，君子、仁人志士、豪杰、大丈夫、圣贤，构成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王康《沧桑不易圣贤心—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120周年》）对梁漱溟、吴宓、曹慕樊、谭优学、秦效侃等笃守中国传统“旧学”的老先生们，王康满怀敬意：“中国老先生们曾经遭遇的那份远甚屈原、司马迁们的苦难，那份从孔子以来未曾改易的圣贤气象，那份君子情怀，志士风骨，书生本色，其中无量数的颠沛、磨难、苦情、隐痛、寂寥、苍茫，无尽藏的坚忍、困守、撑持、超绝、旷达、悬望，我们只能永远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王康《来路与去向》）
王康鄙薄自由派于历史、民族的虚无态度，他说“第二次中日战争给后世最大的启示之一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能凭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强。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调解、援助、恩赐，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使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南方周末：王康专访》）“秉承天意，践行天命：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正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只有将中国现代的空前变局与旷古浩劫置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正面遇合，见证之，转化之，升华之，接通中国的来路与去向，中国的演变才将拥有伟大的前程，所谓‘物极必反’、‘贞下启元’是也。五分之一人类的生存与安顿，造化的有情无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备于此。”（王康《来路与去向》）
王康绝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诚笃地秉持儒家天下精神：天下之义，天下之仁，天下之大同。他之所以苦苦追溯中国文明三千年之道统，实乃是因中国苦难之甚，败而又败，毁而又毁，荒茫无路，他是为中国寻正途。他感慨“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著、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一百六十余年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回归中国文明，回归尧舜禹汤文孔三千年之道统，复兴中华民族之精神，实在不是由于偏狭自大，而是经近两百年东西跌撞、国破家亡、血殍遍野之教训。“一旦中国回到了它的正道，找著了它的力量，复活了它的精神，它就会给自己和世界同时带来福音。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遵从自己善良、纯朴的本性，扫除一切狂热和野心。”（王康《超越历史宿命？——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断想》）
王康视野开阔，对欧美文明、俄罗斯文明及中国文明，均有充分的理悟，他对中国文明的信心，不在其“古老”、“辉煌”、“博大渊深”等等，而是基与中华民族几千年于艰辛、苦难的担当。他说“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为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谓‘天何言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谓‘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纯正的人生哲学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苍凉寂寥天间，中国人甚至将苦难看成一种天意的垂顾。”（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中国文明之复兴最终要回到“天”“仁”之本，回到由此形成的三千年文明之道统，此非涉文明之涉高下优劣，而是历史之宿命、文明之命运。如果你处身其中，它也是你的命运。人有人的命运，民族有民族之命运，文明亦有文明之命运。命运无可选择，那就是天意。
文明宿命，并非可由意而择。虽然诸文明相通，终极都是绝对的天与人之内心，但由于不地域、气候、种族、语言不同，尤其是其生态、历史不同，而生成其特有的形式和传统。文明非开天辟地，一蹴而就，它们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由世世代代具体的经验逐渐积累凝结而成，渗透于民族日常生活细节及生命的潜意识——文明基因。各民族的生态不同，生命经验不同；其意识、道德、文化、传统也必不同。
古罗马以战争、征服立国，其民族由此生成的荣誉、团队、纪律、争胜之精神，那是中国小户农家永远懂不了，且也学不来的。未曾经历过封建制、贵族等级、世代农奴、宗教迫害、海外殖民与征服、美国西部开发，怎么能有欧美的自由精神呢？近代前，中国没有“自由”一词；“五四”之“自由”，不过是知识青年叛家庭，反父权，争性与婚姻自主；这与前者天差地别。民族生存生成文明传统；而文明传统也塑造其民族；二者一体。故文明各成系统，可相互借鉴学习，却无法互换取代；否则就是民族、文明自戕自毁。文明首先是继承传统，守住体才谈得上，据实情而“进”、而“变”、而“新”。中国自由派所谓“全盘西化”实是妄念，是二版升级的“全盘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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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于中国重要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思想，更在于他的祭祀精神。他有天赋，大才；全然可成为了不起的学者，著作等身。但他没走此路，而要做“大事”。何谓“大事”？当代中国首要大事就是存亡继绝，复兴中国文明，复兴“天”“仁”之道统——复中华民族之本，为中华民族正名召魂。
《浩》举，由衡山忠烈堂祭拜，到数年持续的激昂创作，到台湾《国父纪念馆》首展，再于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圣叠戈、旧金山巡展。乃是一场复兴中华民族道统与精神的庄严悲壮之祭奠。其间，年青画家娄山殒命，他“独在昆明绘此巨卷（《风雨同舟》），突罹沈屙，咳血不止，步履踉跄，仍每日作画六小时以上, 终至不治。昊天不悯，忍夺兄弟。”（《浩气长流》特别志记）画家欧治渝画瞎了一只眼睛——他本打算死在画布前。王康本人因在美国巡展，被禁止归国，最终客死他乡。“为什么偏偏是娄山“死”在这画上，什么力量作法，非得要献出一个生命，才能证实我们的诚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我们呕心沥血丶夙兴夜寐都远不能满足那神秘的意旨。献出生命，而且是最年轻最洁净的生命。直到娄山躺在重庆南岸殡仪馆，我才猛然明白，原来这是一次献祭。”（王康《怀念娄山》）是的，这是一次献祭，一场中华民族真复兴的大祭奠。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首次为中华民国之亡，为中华民族道统、精神、文明之亡，为350多万殉国英烈，为了中国与民族复兴大业，而进行的庄严祭奠。重要的是，它祭于民间。而王康则是这场祭奠的主持祭司。
祭祀是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文明仪式，其标志文明的诞生。祭祀通过生命之献祭，打开生死之门，通达神（天），获得其称许，换回逝去的魂灵；并献上祭辞，使人界的詺誓、祈愿获得神界之质，由此而成为人界的共同的生之命名、意义。反向言之，也就是通过生命的献祭，让人的信约、詺誓、意义上升至“头顶的星空”，神圣化。
在人类以往的文明中，持掌文明命脉的是祭司——僧侣阶级，他们献祭自己，通达神，以保障文明道统的神圣性，及其在时间中的延续。
撇开种族之争，当代以色列国的诞生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当今没有人可以否定犹太民族之优秀，他们贡献了那么多顶级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学者……。然而其国家却已灭亡了两千多年，犹太人流落世界，到处遭歧视、驱逐、迫害，不断地遭到集体屠杀。然而犹太民族是怎样在两千年的苦难中存活下来，并保存了他们的文明——信仰、语言、文化、民族认同？其间最重要的就是有拉比阶级——祭司阶级，是他们世世代代怀抱《旧约》，坚韧地守护犹太民族的信仰、道德、语言、文化；有他们才有犹太民族在两千年灭国与苦难中的延续、有犹太文明的保存、有以色列的复生；有他们才有斯宾诺莎、爱因斯坦、玻尔、伯格森、以赛亚.伯林、伯恩斯坦 、卡夫卡、普鲁斯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对于犹太民族及其文明，阿吉巴.本.约瑟拉比（公元45—135）远远比爱因斯坦重要的多；即使当代大拉比施坦泽兹（公元1937—2020）也远比年年获得诺奖的犹太科学家、文学家更重要。
二战，600万犹太人残遭屠戮，他们是战后犹太民族、以色列得以辉煌复兴的牺牲。看看犹太民族是怎样祭奠这600万牺牲的，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祭奠此600万人的殉难，已是战后70多年全人类一大中心话语。我们不要只盯著诺奖、华尔街、矽谷、常春藤，认识犹太民族，更要去耶路撒冷哭墙，看看犹太人是怎样麻衣黑服捧著《旧约》流泪祷告的，那是他们的“根”。犹太民族比任何民族更值得中华民族学习，学习其如何在动荡、变幻、苦难、失败、遭抛弃、践踏、歧视中，坚韧不拔、自尊自重持守自己的古老文明——其信仰、道统、德行、语言、文化，这也就是持守民族的灵魂、命脉、尊严与意志；于此之上，进而与时俱进，广泛地学汲融汇，“周邦虽旧，其命唯新”。
当今，人类在高科技、GDP、数字金融的快车道上狂奔，以致“现代”、“进步”、“发展”之类的词都跟不上趟了。人类以眼花缭乱的新方式在重复二战、纳粹、共产革命、大跃进、文革的疯狂，虚妄、急功近利、僭神之念驱赶人类奔向毁灭。这个时代，人类的微渺希望所在，不是比赛向前狂奔；而是回身向后，也就是由华尔街、矽谷回到哭墙，回到“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守住人类起始的元点：人与神之“约”，“天”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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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数千年，其间数次亡国遭异族统治，至于战乱、改朝换代更是周而复始，但中国文明能延续下来，乃在有“士”阶级。中国的“士”兼有治世与卫道双重职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是中国道统的大祭司，“士”阶级的开创者。与春秋诸家不同，孔子的思想不是个人性的，他继承的是尧舜禹汤周之道统，讲的都是“天”与“人”之常伦，其中心是“仁”与“礼”——“仁”的形式。孔子奔走一生，存亡继绝，力求复兴毁坏弃绝的周之道统与礼仪，实现仁德天下——“天下归仁焉”。“士志于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道于中国相当于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其为中华文明之道统，贯通中国两千多年，不是没有原因的。基督教灭，西方文明灭；孔孟灭，中华文明灭。
1949年后，毛诛“士”林，灭孔孟，焚书经，铲“四旧”，毁庙宇，改文字；而毛自封为“神”，以党干取代“士”，以“革命”为道统，以“小红书”为圣经；致使灾祸滔滔，民如虫蚁，天罚地惩。中国历朝历代，由帝王到士林到百姓都要按时令祭天祀孔奠祖，然而当今中国却于中心广场展供僵尸；何其凶兆，悖天逆理；不幸吾族吾国为之将再遭天谴。明此，方可知王康《浩》举重建忠烈堂，祭奠中华民国350多万殉国将士之意义。
王康作为儒门后人，自觉继承中国传统精神，以复兴中国道统为使命。他本可以作为学人，倾心著述；然而他满腔热血，欲济天下。求道、问道、明道，终在于行道，知行合一。文天祥就义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王康撰写《中国改革宪章》、拍摄 《大道》、促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等等是“行”，目的是促中国实现共和宪政，和平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其主持《浩》举也是“行”——包括绘制、台湾首展、美国巡展、《浩》画册发行等等，为中华民族正名召魂、复兴道统之祭祀，而王康是之主祭司。这是在中国文明一片废墟上的大祭奠，更重要的是：其全然是民间之祭奠，王康是以一介布衣主持了这场祭奠。为此，他最终祭献了生命——为美国巡展，而不得归国，终客死异乡。
中国文明之道统非一人之思想，世世代代都会有学人反反复复地讲述注释之。然而《浩》举这场民间悲壮祭奠，则是中国这个特殊时代、境况下——中国命运之路口的特殊之祭奠，其是一个精神奇迹，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王康以非凡的胆识创造了这个奇迹，自觉却也意外地担负了这场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祭奠的大祭司。他做了他人不可取代之事：他的命运、他的使命。人的一生成此一事即不朽。王康自命是孔子的门徒，他继承了孔子的事业，为复兴中国文明的道统而殉命。幸哉、悲哉、壮哉！
2020年 6-8月 于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