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红（左）在李惊蛰的画廊。
擦肩而过，我说的是向红。
之前，我从未听说这个名字，以及她是谁，她是谁的女儿。她是谁的女儿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如何对待她父亲。这是最让我刮目又刮目的地方，在这片一望无际的黄泥地。
以上内容，是我要写本文的动因所在。
10月29日，吾师发来两篇文章，李惊蛰写托洛茨基的，向红写怀念父亲的，并说头一天参加了居澳女画家李惊蛰的画展。画家在现场，向红也在现场。我看了两篇文章，不是一般的震撼，特别是向红的怀念文。吾师说他因转画家文，微信圈被屏蔽？没搞清楚，是他的微信圈被封，还是说惊蛰的文被封。但向红文在互联网安在。我转发了，并加了按语：这挺拔的个性，这凛冽的文字，这玉树临风的女儿……。可很快，文章也没了。
因吾师的链接，与惊蛰已有微信。原本有机会可以在10月30日这天，和两位女士一见。惊蛰29日信息说，“荣夫人，我们明天上午都在画廊，午饭后送向红西客站南行，如果你有时间，我们一起画廊吃蟹黄面？”非常遗憾的是，我30日这天有事难脱身，这次只能错过了。近日，和惊蛰的相见，已在计划中，因为她的某好友，也正是我的好友。届时我们一起聚。
对向红，这次未见其人，先说说我对其文的强烈感受。
响彻寰宇的九·一三事件过去数十年了，尘埃也依然在空中漂浮。一般人早已不去理会了，可有人在意。
1971年还是少年的我，仅记得那个惊天事件中，有一个名字叫周宇驰，他是那个“团伙”中的啥身份，他是“随团”一起到了温都尔汗，还是在别处，我都不甚了了。我仅知道那是一个罪行顶格的团伙，曾被举国声讨之。
可向红未能忘怀她的父亲，她不仅从未去划清界限，而且在一刻不停歇地去寻觅思考着什么。这是一枚非常另类的女儿，尤其在这片曾经高歌天大地大不如啥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别人亲的土地上。
“九一三”是爆炸性事件，中央文件说那些人都死了。那时17岁不到的向红刚入伍，在军校。传达文件时，她旁边坐着在学校里睡在她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悄悄问她：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因为传达文件是有针对性的，那是一群空军干部子弟们。她以“极低、极粗、极哑”的声音挣扎着回答同学：是我。她没有躲闪，没有回避。她快把同学吓跑了。
传达完文件，李先念接见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向红的名，李问向红：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事啊？你能不能像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向红自认为她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她看，她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但她跳过了那些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他们这些“问题”子女留下办学习班，四天里，向红说她像特别法庭上的张春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她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她一咬牙站起来，没头没脑，倔倔地说了两句——
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
第二句：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从此，她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态度不好”的史话。1974年她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她，以为她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去和颜悦色聊天。然而，当陪坐一旁的生产队长几经犹豫，很尴尬地当着向红的面把她的身份告诉了马司令员，马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翻脸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可向红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留下身后里一片寂静。
后来，向红看到了林办秘书张云生写的《毛家湾纪实》和《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张与女儿合著），书中有一段专门写到周宇驰去东北找张云生的经过。
2006年7月底，向红去哈尔滨“寻根”——当年她父亲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工作的地方，以及她出生的地方，她想去看看童年记忆中的城市。另有一项重要的安排，去长春，拜访和她并不相识，但和父亲曾有交际的张云生叔叔。张云生曾说他不送礼，也不收礼。但向红去拜访张叔叔，知道她带去的啥吗？她看到书里说她父亲去见张秘书时，“他们俩先在师部招待所的房间吃了我父亲带来的凤尾鱼罐头和饼干，接着他就开始谈，一口气讲了近四个小时，我父亲没有插话，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于是，她事先跑遍商店，购买了凤尾鱼罐头和那个年代可能吃到的三种牌子较好的饼干——因为书中未说明当时吃的是哪种饼干。
这种“礼物”，让人泪目，会把张叔叔带向并不太久远的历史深处，是向红送给张叔叔的，也是送给父亲在天之灵的，她也想借这种特别礼物的钩沉，去探寻父亲的过往。
以上信息，让人看到一个尊严、倔强、细微、深情的女儿，也令人联想到很多很多。
最著名也堪称“惨烈”的例证是顾准的子女们对父亲的无情。易中天曾著文《“死不相别”的顾准之殇》。
易文中说，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顾准不畏死，但他死不瞑目的是，想和11年未曾见面的五个子女见一面。顾准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极右派，子女们和他断绝关系。在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只想看一眼他的孩子们。顾准命在旦夕之际，在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是要履行一个手续，顾准必须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顾准对此奇耻大辱，拒不接受，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朋友对他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签下了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
临终前的顾准，曾对前去探视的七弟哽咽着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啊！”他对孩子们的痴情感天动地，但当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见父亲时，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当时二十出头）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易中天说，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们断绝关系。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锺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而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当然，后来，顾准平反了，不是一般的平反——他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是一片鼓噪声中的清音，他是先知先觉者，他对中国的命运、前途的思考是最前沿，最深刻又全面的。后来，他的子女们倒也觉醒了，说愧对父亲。说这个有啥用？网上还有激烈的骂语：那帮畜生子女。真的，怎么就那么整齐呢？五子女，无一醒悟。那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啊！
有人说，谁也不怨，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政治在亲人之间建立的那堵“墙”。那堵墙难以逾越。
是吗？向红的面前为什么没有墙呢？一个不满17岁的女孩，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黑云压城的情势下，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对父亲那么大的罪过和帽子，她第一时间的反应竟是那么痛而凌厉；她从来也没和父亲划清过界限，她是她父亲永恒的女儿，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怎么盖棺定论他的父亲。她去看张叔叔，也是寻找一份对父亲思念之情的寄托，是一种追寻。
“张叔叔”去世了，恰好又在九·一三。她说：
深夜，我心情沉重地打开电脑，我再次感到失去了一个缅怀父亲的寄托，文字像潮水一般从指尖飞泻而出，敲打着键盘，涌现在屏幕上。
昨夜的
昨夜的星辰已坠落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
……
昨夜星辰今夜星辰
依然闪烁……
那是她心中永恒的歌。
我知道，从向红的文字中，我还看到了别的，看到了她的先知先觉，她的超越时代迷雾一览众山小的清晰阔朗和坚毅。但本文，我只想说作为女儿的她，是多么让人刮目，让人尊重，让人敬重。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人在困难中才更像一个人。”向红在困难中变得警醒，且坚定。她是一个在困难中、在漫天霾雾中，清冽独立，更像一个人的的人。她美得如一棵玉树，临风而立，磊落飒爽。
我曾在某文中说过一句话：相见不恨晚。未曾见，已见。相信有一天，我应有观摩一棵树的机缘。
（此文為行家薦稿，原載公眾號： 明月清辉2 2024年10月0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