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989年4月3日姚依林：三峡工程在今后5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图片来源：网路截屏
图2：六四事件发生时姚依林是五位政治局常委之一，图片来源：网路截屏
【摘要】
李鹏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中15次提到姚依林，提到次数之多，在1989年至1992年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仅次于江泽民，可见姚依林在这历史关键时期、在六四事件和三峡工程决策中的重要政治地位。1989年2月底，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出版，三峡工程反对派向中共的决策机制提出直接的挑战。1989年4月3日，姚依林在中外记者会上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设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5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要经过人大批准的。”人们相信了姚依林的话，认为三峡工程的早上快上被制止了。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离世，引发了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遍及神州大地的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作为五位政治局常委之一姚依林坚决支持李鹏对学生运动采取军事镇压。6月3日晚李鹏、乔石和姚依林会见了解放军部队的领导，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布置了军事镇压的任务。六四屠杀之后，《长江，长江》一书被视作“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遭到下架、焚烧和化为纸浆的命运，三峡工程反对派也受到政治审查和迫害。参与政治迫害的有长江流域办公室和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1989年7月25日江泽民视察三峡坝址、长江流域办公室等地回京后去医院看望李鹏时表示，上三峡工程很有必要。1990年7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汇报会，江泽民、李鹏出席，姚依林出席，当时姚依林任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此时距离姚依林所说的三峡工程还需要详细的论证不过一年三个月。就这样，一个错误百出的工程论证报告轻易地完成了汇报，之后又通过了审查。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批准了三峡工程，工程也纳入了“八五”规划。姚依林关于5年之内不上三峡工程的承诺并没有实现。两年后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此时姚依林也因病去世，在中共正国级领导人中算是最为短命的之一。
一、姚依林是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最大得利者之一
姚依林，1917年9月6日生于香港，祖籍安徽省贵池。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年加入共产党。1937年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1938年进入解放区，是共产党内“化学专家”和“经济专家”。1994年12月11日去世，享年77岁，在中共正国级领导人中算是最为短命的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姚依林一直在财贸口工作，历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部长等职，被认为是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在财贸经济方面的主要助手，制定五年计划或者长远规划是其专长，基本上是一个国务院内一个的专业负责人。文化大革命后，姚依林在中共党内、在国务院内的地位不断上升。1977年3月姚依林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1979年中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姚依林出任秘书长。1979年7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姚依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分管经济工作。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政治局常委，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与姚依林成为同事。1980年8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赵紫阳担任总理，成为姚依林成的上级，据说赵紫阳和姚依林关系不错。胡耀邦因为“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不力”而下台，1987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70岁的姚依林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接着担任排名第一的副总理（李鹏任总理），成为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最大得利者之一。赵紫阳曾经这样评说过：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段评价可以理解为赵紫阳为不识姚依林的真面目而在1989年前重用姚依林的一个解释。
二、1980年邓小平召见赵紫阳、姚依林等谈三峡工程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文中引用了毛主席1956年所说的搞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开除球籍的话。华国锋的文章重提和强调要超过美国，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977年11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上报了今后23年的规划和“六五计划”。之后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具体项目有建设十个大庆，十个鞍钢，引进国外化工设备，还要建设三峡工程等。姚依林应该是这个《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
不久，华国锋的经济计划被批为贪大求洋，当时的经济形势又被描述成“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三峡工程是一个例外，再次被纳入议事日程。1979年4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上马三峡工程，蓄水位200米（海拔）。这个蓄水位高度是1958年周恩来定下来的。同月，国务院开会讨论，几位副总理和长江流域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水电部部长钱正英都表示同意。1979年6月，200多名专家到三峡地区选择坝址，基本确定三斗坪为三峡大坝的坝址，否得了解放军建议的在人防上更安全的石牌坝址。当时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主要是水利部和湖北省，而四川省则坚决反对，认为水库淹没损失太大，移民人数太多，而且淹没和移民主要在四川境内。为此，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和原长江流域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提出了一个蓄水位海拔150米的替代方案（不提大坝坝顶高程175米）和一个蓄水位海拔128米的后备方案。1980年2月，在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书记。华国锋失去实权，之后华国锋辞去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党中央主席职务。实权回到邓小平手中，有胡耀邦、赵紫阳等辅佐。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等的陪同下回四川老家省亲。7月11日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自重庆出发到武汉，路过三峡地区进行考察。陪同邓小平考察三峡地区的有湖北省和四川省以及有关地区的负责人，为邓小平介绍三峡工程的是林一山的秘书、当时长江流域办公室主任魏廷铮。听了魏廷铮的解说，邓小平相当兴奋。给邓小平留下了最深印象的是三峡工程上马后，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邓小平对魏廷铮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旱，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后来魏廷铮说他汇报的是万吨船队，不是万吨轮船。万吨船队和万吨轮船，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意思完全不同。决策，虽然说是一个长时间思考和左右权衡的过程，但是往往又是一瞬间或者一个感触所造成的。）
邓小平乘船一到武汉就立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人。7月17日至20日，邓小平在武汉视察，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赶到武汉，听取邓小平视察三峡地区后的意见。邓小平说：“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参见：1980年邓小平谈三峡：搞起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40625/18585286.html／戴晴：灾难性的政治工程，http://blog.boxun.com/sixiang/daiqing/dq02.html）
从这番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邓小平确实是上当受骗了。但是难以判定，邓小平是由于无知或者信息掌握不完整而上当受骗的，还是将计就计、有意地上当受骗的。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200米方案（后称高坝方案），一个是150米方案（后称低坝方案）。200米方案的优点是水库库容大，调节水流能力大，发电量大，缺点是淹没损失大，移民人数多，投资也高；150米方案的优点是淹没损失小，移民人数少，投资少，缺点是水库库容小，调节水流能力小，发电量小。邓小平说三峡工程发电2000多万千瓦（应该是发电装机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指平均每年发电量1100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这是当时200米方案的发电效益。而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这是150米方案的移民费用和150米方案的工程投资。邓小平理解的三峡工程是两个方案优点的合成，而两个方案的缺点都不见了。
邓小平对在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请他们回到北京后抓紧研究。没有人表示异议。
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决定：“关于三峡建设问题，由科委、建委负责，继续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国家科委、建委随即组织筹备召开论证会，要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三峡工程报告。（笔者注：国家建委于1983年撤销并入国家计委。）
三、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的低坝方案
1982年11月24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所说的低坝方案就是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50米的方案。现在中共宣传机构把邓小平的这句话阉割了，只剩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我赞成低坝方案”这句话被去掉了。当时国家计委的负责人正是姚依林。
1982年12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按照水利部的要求，开始研究正常蓄水位150米方案，并于1983年3月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报告。1983年5月由国家计委和科委组织审查这份项报告，负责人是姚依林和宋平，邀请了国务院16个部委和鄂湘川3省以及58个科研施工单位、11所大专院校的350名专家在京丰宾馆对150米方案进行审查。150米方案的三峡大坝顶高海拔175米，防洪时水库可以蓄水至海拔173米。移民按照水库蓄水位海拔150米计算和实施赔偿。当洪水来时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73米，要求库区居民临时“跑洪”，临时离开住家。150米方案移民人数少的关键就在于此。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三峡工程。会议讨论了有关三峡工程建设与移民的管理机构等问题，讨论了由水利部提出的《关于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枢纽工程的报告》，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备“三峡特别行政区”和三峡开发公司，力争在1986年正式开工。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组长，宋平、杜星垣、钱正英任副组长。3月15日李鹏等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递交《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在“妥善解决库区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成功的关键”这部分中提出“可考虑建立三峡特区的建制，成立特区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享受省、市（区）一级政府的待遇”的方案，并建议“由三峡工程筹备小组进行调查研究，并商两省后，提出方案报国务院决定。”4月5日，国务院转发了该报告，原则批准了三峡工程150米的低坝方案。当时国家计委主持审查的人说，对于150米方案不再议论，干不干都不再争论，意思是指150米方案是邓小平同意的。当年国家计委主持审查的人就是姚依林，表态也符合姚依林的作风。
1984年4月24日，李鹏首次以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传达中办、国办转发的《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宣布正式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姚依林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参与了至1984年的三峡工程决策，并负责审查了150米方案，但他个人对三峡工程的具体态度并不明确，看上去是个很听话实干型的干部。
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引起海内外的一片反对声。国内的反对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全国政协，一个是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全国政协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依然采取领导拍脑袋的决策方法，而不是采用科学和民主的决策程序。重庆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低坝方案上，他们认为，蓄水位海拔150米，不能保证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要求将蓄水位提高到海拔180米。重庆的反对意见还是看重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而不是后来说的万吨轮船队或者万吨船队。
李锐在《我知道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中回忆道：“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陈云找我：又在闹三峡，你赶紧写意见。1984年我继续向中央写信，还是陈云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们都支持。我的上书，邓小平也划了圈，那次水利部闹三峡，没闹成。1980年，1984年，水利部两次折腾三峡，没有成功，还是中央内部起作用，两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邓小平也没有办法硬要一个人说了算。”从李锐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姚依林并不支持三峡工程。
而李鹏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第一次记录到姚依林是1981年7月24日，地点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主持讨论能源工作。李鹏日记记载：“能源委员会副主任李锐做了补充发言，要求给水电建设增加投资，还对葛洲坝工程的建设提出异议。万里、谷牧副总理都不同意李锐的发言。姚依林副总理说，既然搞了，就要继续搞下去。”李鹏日记还记录了1983年5月10日国家计委对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审查，下午，万里、姚依林也参加了会议。李鹏之所以把这个会议内容选出来纳入他的三峡日记，是为了表明党内许多领导人反对李锐的意见，包括姚依林。从姚依林的发言来看，“既然搞了，就要继续搞下去”，确实有点“讲话从来不很明朗”的特点。
邓小平要建三峡工程，张爱萍将军专门找邓小平谈过三峡大坝的人防安全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上半期张爱萍主持过三峡大坝的人防安全问题研究，结论是：第一，在目前条件下，无法保证三峡大坝的安全；第二，不能建造一个战争的目标。1969年毛泽东不同意建设三峡工程，应该是听取了张爱萍等部队领导的建议。对此，邓小平批评张爱萍“你胆子太小”。
四、1989年《长江长江》一书的出版和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表态
就在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准备上马之时，1985年3月25日至4月8日的全国政协第六届三次会议上，不少政协委员明确反对三峡工程。全国政协委员、老红军、原国家交通部副部长用自己的话说是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来大会发言，反对三峡工程，他引用了当初周恩来批评葛洲坝工程的一句话：“如果因为修大坝影响了长江航运，就要把坝炸掉”。从现在的长江航运来看，三峡大坝确实严重地影响了长江航运。长江客运，特别是是从上海或者武汉到重庆的客运，到了宜昌就中断了，要换乘汽车到三峡大坝上游，换乘另一艘客船继续前行到重庆。从重庆下来的客运也一样，到三峡大坝上游就需换乘汽车到宜昌，然后乘坐另一艘客船继续前行到武汉或上海。部分长江货运也中断了，在三峡大坝处需要转运。货运转运就是长江水路航运在三峡大坝这个节点上的中断。而且船闸每年要检修，出现每秒35000立方米的水流时又要停止船闸运行，少则一个月时间，造成大量船只的积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的民革中央副主席孙越崎和其他166位全国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
孙越崎曾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就计划建设三峡工程。资源委员会曾两次邀请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萨凡奇到中国考察和规划三峡工程，并派出自己的技术人员到美国垦务局学习。所以孙越崎对三峡工程是十分熟悉。
全国政协会议结束之后，孙越崎与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原国家经委顾问徐驰、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等10人组成的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调查组，于1985年5月30日由北京飞往成都，开启了历时38天的调研行程。回到北京后，调查组着手撰写调查报告，对上马三峡工程提出了不同意见并附上了详细的建议。调查组主张长江流域的水利开发，应先从上游着手，而不应急于修建三峡工程。报告回归国内外治水历史，说明三峡工程在设计、工程概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孙越崎等建议整治与疏浚相结合，大力疏通长江，借鉴美国和联邦德国的治水经验，开发水电须先易后难，在长江各支流上实行梯级开发。1985年7月底，这份长达一万多字调查报告以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的名义经全国政协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调查报告观点十分鲜明：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但是中国国内媒体对于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的调查报告都没有报道。
由于国内外的反对，邓小平不得不从1980年和1982年对三峡工程的立场上有所后退。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
全国政协把反对三峡工程的矛头指向了三峡省筹备组，认为国务院组建三峡省是公然违反宪法的行为。当时三峡省筹备组的负责人是原水利部副部长李伯宁，已经在湖北省宜昌市招兵买马、封官许愿，十分威风。三峡省筹备组也得到了姚依林负责的国家计委的支持。因为没有国家计委的支持，三峡省的资金计划无法单列，没有资金三峡省筹备组是寸步难行。
在全国政协的巨大压力下，赵紫阳和李鹏于1986年4月兵分两路到三峡地区考察。4月26日两组人马在四川万县会合。赵紫阳主持会议做出决定，撤销三峡省筹备组。在国务院内设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由李鹏领导，李伯宁负责。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李伯宁对朋友的封官许愿都无法实现，这让李伯宁很丢面子。因此李伯宁对赵紫阳、对三峡工程反对派是恨之入骨。198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撤销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这是全国政协、三峡工程反对派在争取决策民主和科学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不久，三峡工程反对派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1986年5月邓小平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这应该是邓小平在听取了赵紫阳关于因全国政协反对而撤销三峡省筹备组和准备进行三峡工程论证汇报后的反应。一个多月前邓小平表态，“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表现出在三峡工程决策中要尊重科学的态度，要有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绝不会草率从事。但是，5月邓小平表态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改变。用“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这个标准来做三峡工程的决策，答案是唯一的，就是上三峡工程，根本不需要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也不需要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这是邓小平的本质，是明目张胆地用政治来要挟科学，让科学成为政治的奴仆，而且是一个说变就变的人。
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15号文件包括三项内容：
第一，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可行性报告。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得出有科学根据的结论意见，分阶段、分专题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汇报，并及时向政协通报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第二，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可行性报告，提请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审查委员会由国家计委、经委、科委、中国科学院、财政部、水电部、城建部、交通部及有关方面的人员组成。由李鹏任主任，宋平、宋健任副主任。
第三，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副总理李鹏、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四人对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在党内外进行协调。
按照15号通知。水电部立即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任组长，陆佑楣、潘家铮任副组长，潘家铮同时兼任技术总负责人，邀请了412位专家、21位特邀顾问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分别组成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14个专家组。参加论证的412位专家主要来自两个组群，一个组群是长期跟随钱正英来自水电部系统的专家，一个组群是和李鹏一样有留学苏联背景的专家。
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三峡工程14个专业组的论证基本完成，论证领导小组组织各个专家组开始总结汇报。此时香港报纸发表消息说，如果一切顺利，按照早建方案，三峡工程将于1989年开工。三峡工程反对派得知消息十分着急，希望在会议举行之前能把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公开表达出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当年《光明日报》著名的记者戴晴身上，据说是全国政协常委、原计委副主任林华找了老朋友、戴晴的母亲。
戴晴回忆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表决，本来是应该在1989年春天，那次的两会上表决。当时之所以赶紧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长江，长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要开人大了。开人大就要表决这个工程，可是很多对这个工程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科学家，工程师，他们的意见没有机会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赶着出了那本小书，并且把它发到了人大和政协上了。后来接着就是学生上街了，六四发生了。”
五、1989年4月3日姚依林承诺“三峡工程在今后5年之内是上不去的”
1989年3月19日至27日七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1989年3月20日至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戴晴主编、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一书在两会开幕之前出版。1989年2月28日戴晴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大会堂旁边的欧美同学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暨《长江，长江》一书的发布会。根据文艺报记者撰写的“《长江，长江》成书以后”一文，参加发布会的除首都各大报记者及几位外国记者外，还有理论界、经济界、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共百余人参加。新闻发布会前后，海峡两岸百余位作家、艺术家、学者闻讯慷慨解囊，资助出书经费。其中学者梁从诫先生捐赠了最多金额。台湾作家陈映真、王拓、郭枫也是热心的捐款人。在京一些文化期刊也自愿捐款。时值全国政协开会，一些政协委员“逃会”来参加了这个发布会。
戴晴在“《长江，长江》一书成书经过”中写道：“这就是那本《长江，长江》了。文化界、新闻界（包括外国、港台驻京记者）义买筹资、出版界朋友义务帮忙，终于赶在政协、人大开会之前发行，直送委员们下榻的宾馆小卖部！我们印了五千册，贵州社随即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但他们只卖了两万本，“平暴”即发生。剩下三万，作为“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毁。三联书店紧接着出了港版，更名为《三峡工程是否应兴建》。1991年，上马之风又起，台北新地社印了台版，用原书名。”
吴国光教授为《长江，长江》一书写序，题为“三峡‘叫号’”。吴国光教授写道：“不知那浪高水急的长江三峡两岸，可有如此这般嘹亮沉雄的“号子”？中国知识界直言不讳的发言，终于打破了围绕三峡工程理应展开的论争中不应有的沉默寂静，将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到了国人面前。
在中国，一切问题无不带有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重大问题尤其不可能不被视为政治问题。三峡工程，是上，还是不上？显然主要是一个科学论证问题。可是历史和现实并不曾让它以这样单纯的形式出现，而强行纳入政治轨道。“李锐反党集团”是一个已成“历史”的悲惨事实，它说明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最高政治领导人一言九鼎的体制下，“政治泛化”现象可以“泛”到何种程度，以至荡平一切良知与科学的准则。对那依然挺立的人格与理性，这种政治权力可以施以最冠冕堂皇也最粗暴无情的摧残，这是意图包揽一切、判断一切的全圣全神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行动。这种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在三峡问题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始终是一个有形无形的决定力量，完全扭曲直至扼杀一切科学探讨与论争，划地为牢地把一个本应拨动国人心弦的问题变成一个人人宁愿三缄其口的禁区。现在这一声“号子”，其实只是一声引领群体“号子”的“叫号”。“叫号”作为土语含有“挑战”意，它确实是一种挑战：让全能的政治后退五百步！
于是科学发言了，科学家发言了。只有摆脱开全权、全能政治的羁绊，作为一种独立人格和格致理性出现，科学才有可能开始展现自己的本能而求得与自然相契合的公平与正义。无疑，主张三峡工程上马的科学家们也自有其道理，科学本身会最终为这种分歧找到解决方法。问题只在于，当科学一旦成为政治的仆从时，它就不成为其科学了，它的那种听来清晰而又冷静的声音就会显得虚伪可疑，还比不上良知与常识的虽然语无伦次但却真诚坦率的呼吁。不是说科学不可以与政治力量结盟，但这种结盟若要造福人类，就必须是科学控制政治而不是政治支配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几十年乃至几千年的悲剧恰恰就在于政治支配了科学，吞噬了科学，乃至于支配和吞噬了全部社会生活，吞噬和支配了人的大脑和良心。这样的政治，谓之专制政治。它打碎了科学与政治应有的盟友关系，而以它本身的惯有规则给可能出现的任何理性之声限定了一个从最基本到最琐碎的定理：不得越雷池一步！在这个限定范围内，也许偶尔可以找到符合理性本身的东西，但它存在的原因却并非因为其合乎理性、合乎科学，只是它一时还没有忤犯专权者的圣怒罢了。”
2020年李南央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三峡啊》的书，这本书的上半部是1989年2月由戴晴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的全部内容。下半部是“三峡啊”，由李南央选编了反对三峡工程代表人物无法在大陆正式发表而散落在网上、或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物上有代表性的文章。
三十多年后再读《长江、长江》一书，为三峡工程反对派的忠心赤胆和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当科学一旦成为政治的仆从时，它就不成为其科学了！”
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李鹏作了题为《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关于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虽然大会并没有讨论三峡工程的议案，但是部分代表们还是看到了《长江，长江》一书，也听到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声音。一位贵州省的人大代表征集了270余位人大代表的签字要求推迟三峡工程。这位人大代表将征集的签字直接交给新华社记者。而这位新华社记者直接向《人民日报》海外版投稿，未经总社审核同意。《美国之音》转播了这条消息。
在1989年4月3日两会闭幕时的记者招待会上，三峡工程成为了海内外记者关心的一个话题。
1989年4月3日下午，李鹏带三位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出现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荷兰记者问：在人大刚开始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前几天，一些代表还在说，这项工程如果搞的话，将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秩序，我想问李鹏总理：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
李鹏：我请姚依林副总理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
姚依林：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是要经过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议现在这个问题不必继续讨论。
在记者招待会上，李鹏第一次公开了姚依林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根据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由李鹏任主任，宋平、宋健任副主任。后来胡耀邦下台，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李鹏在1987年11月24日出任代理总理，李鹏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由姚依林接任。但是在姚依林的生平介绍中，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都没有提到，姚依林曾经担任过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
姚依林的回答可以说是十分圆滑，无懈可击，不偏不倚，姚依林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设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姚依林并没有直接攻击《长江，长江》一书，而是认为“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姚依林在记者会上提出了个人的意见，三峡工程在今后5年之内是上不去的，还有足够的时间做详细的论证，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大家知道，姚依林是当时中共中央五个政治局常委之一，又是常年负责五年计划的制定，他说，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那么，1989年已经处于“七五”计划期间（1986年至1990年）的末期，如果三峡工程不能列入“八五”计划（1991年至1995年），那么三峡工程决策的最早时间也只能是“八五”计划的末期或者“九五”计划期间。《长江，长江》一书提出的问题就没有紧迫性了。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的第一版报道了李鹏、姚依林答记者问，其中包括三峡工程在今后5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内容。三峡工程反对派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正面的。根据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田方的回忆，在医院里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打电话给他，说他非常拥护姚依林副总理的讲话，并表示莫大的宽慰，姚依林的讲话缓解了三峡工程早上快上之风。
就连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在听到姚依林的答记者问后相当灰心丧气：国务院领导同志公开讲了，说三峡工程最近几年不会上马，你们不要争论了。这个工程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想我这一辈子，水利工程干得也差不多了，恐怕再没有太多的事可以干了。
事后回看，三峡工程反对派是轻信了姚依林的承诺，他们以为姚依林的表态，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认可反对声音的存在，认为“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
六、姚依林坚决站在李鹏一边，赞成用解放军武装力量镇压学生运动
几天之后，姚依林的政治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73岁的胡耀邦突然去世引发了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进而演变为群众运动。
如何对待这场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五个人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向讲话不很明朗，也不领头的姚依林坚决站在李鵬一边，力主並促成武力镇压学生与市民。赵紫阳、胡启立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处理的，另一个常委乔石保持中立的态度。这样政治局常委会形成了二比二的不决的状态。根据赵紫阳的回忆录所述，1989年5月20日在邓小平家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中的3人（李鹏、姚依林、乔石）参加会议，另外2人赵紫阳和胡启立都没有被通知参加，另外参加会议的除邓小平外，还有陈云、杨尚昆、李先念、彭真、王震、宋平等中共元老，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决定，同意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5月29日江泽民第二次被紧急调到北京。5月31日，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做了政治交代，希望大家能够很好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6月1日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真相》的报告，将示威群众称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政治局常委会见了解放军的领导人，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解放军的坦克开进了北京城，开到了天安门广场，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李鹏和姚依林等应该都在人民大会堂。赵紫阳在事后回忆，1988年下半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赵紫阳的坏话，要赵紫阳下台。当时党内有些老人是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的。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赵紫阳。特别是姚依林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赵紫阳印象特别深。其实那时候李鹏、姚依林和党内的一批老人已经把赵紫阳架空了。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市举行，会议撤销赵紫阳总书记等职务，对于姚依林来说，他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从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排在江泽民、李鹏和乔石之后。所以，姚依林是八九六四暴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六四事件之后，《长江、长江》一书的主编戴晴被作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公开点名批判，于7月14日被捕并关押在秦城监狱。戴晴在1990年1月21日被释放后，又被监视居住了三个月。
其实早在1989年5月11日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写信给贵州省委和中共中央，指出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一些内容不符合实际，有数字错误，并有人身攻击。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在省委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过问之下进行了自我审查。《长江、长江》一书的编辑许医农坚持认为，根据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精神，作为出版者，有责任在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关系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上支持不同意见的争鸣。不论是主张工程上马还是反对工程上马，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我们理应提供发表的园地。今后，如有反映主上派的书稿，我们同样愿意接受出版。我们期望通过此书，促进对三峡工程更深入、更充分的科学论证，从而为中央决策提供更充分的科学论据。表现出一位女编辑为捍卫言论自由的大无畏精神。
1989年5月22日，贵州人民出版社给水利部、长办回信，认为书中所收文章内容若有失实之处，应由作者负责，出版社接受出版某一涉及不同学术观点论争的书，并不代表出版社本身对论争双方的是非判断与选择。出版社无权介入论争，但有责任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使这一大问题上能“有一个符合国情和充分科学性的一致结论。”该社在报告中明确表达了重读全书的意见：就全书大部分文章主流者，持反对意见者就工程兴建、规模、防洪、电力、航运、移民、生态、泥沙、技术、投资等方面提出质疑，大多引述作者本人参与考察所知情况与数据，“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符合社里取舍争鸣书稿的主要原则；另外，书中某些文章杂有表达偏激、措词失当之处，有悖科学论争以理服人原则。对此，贵州人民出版社向长办表示致歉，承担了一定责任，并希望此事能“得到合理解决”。
六四事件之后，《长江，长江》一书被下架、被焚烧、被融化为纸浆，就与当年德国纳粹在全国焚烧书籍一样。独裁总是从禁止言论自由开始的。
1989年10月，中共贵州省委对《长江、长江》一书作了“死刑”的政治判决。根据省委文件，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了出版局及出版社的决定。关于《长江，长江》一书的“罪名”，是以有关三峡工程的学术争鸣为名，行政治发难之实，别有所图，“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出版社奉旨收回此书化浆销毁。出版局正式发出通知，向全国销售点索要余书，共收回3万余册，经济损失6万余元。有关责任编辑及领导在“平暴”后的党员重新登记中均需对此书的出版作出交待和检查，视交待和检查的情况再做具体处理。
同样，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以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给《长江、长江》一书中的文章作者和被采访者所在的党委写了检举信。林华（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和田方（原国家计委经济所副所长、原习仲勋的秘书）的工作单位、国家计委党委收到如下的检举信：《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你单位林华、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为此国家计委党组负责人找田方单独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田方不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并表示，此次是国家计委党组织出面保护了你，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国家计委党组织也无能为力，政治后果要自己负责。从1989年6月4日到1992年4月三峡工程决策，林华、田方等都无法在公开场合对三峡工程发表意见，其他反对人士也是同样命运。
从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给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告状信、贵州省委对《长江、长江》一书的政治性判决以及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以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检举信中可以看到，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政治迫害行动，将《长江、长江》一书和三峡工程反对派与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联系起来，在政治上将三峡工程反对派置于死地。而这些信与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李伯宁都有直接的关系，可能就是李伯宁亲手所写，也是由李伯宁定的性。
李南央对此有如下的评论：如果没有八九六四把反对三峡工程的人等同于动乱分子，就不会有（三峡工程上马），因为当时姚依林说得非常清楚：五年内不谈。
七、五年内不谈三峡工程？
1989年4月3日下午，姚依林在人民大会堂对中外记者说：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
但是在1989年7月22日至24日刚刚接替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水利部部长杨振怀等的陪同下出访三峡地区、葛洲坝工程和长江流域办公室，参观了三峡工程的模型等。回到北京后江泽民于第二天（7月25）日去医院看望李鹏。李鹏日记有如下记载：（江泽民）谈了他去长江视察的印象，认为上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他对长江流域办公室魏庭铮等一批老工程师多年来忠心为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颇加赞赏。”姚依林说五年内不谈三峡工程，但是仅仅3个多月时间过去，江泽民就大谈上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可见中共的承诺是不可信的。
1989年8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按照1986年15号文件规定的程序上报国务院。
1989年8月间周培源从新华社8月11日的《国内动态清洋》上看到，一些人又在广州集会宣传“八五”期间乃是上三峡工程的最佳时机，从而推翻了姚依林副总理的讲话精神。周培源对此十分焦虑，即以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名义，于8月25日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首先提出，1988年9月他与182位政协委员视察鄂川两省后，对三峡工程“大家都很关心”，但也很不放心。“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三峡工程问题很多，近期不宜兴建。”同时，周培源认为这期《国内动态清样》中所提出的几点认识与实际有些出入。“作为一名党员和科学工作者，对此我感到有责任向您总书记反映我所了解的一些具体情况。”周培源析了长江洪水四个来源后指出，“三峡工程仅能控制四川上游来水，对湖北、湖南、江西各大支流的洪水都无法控制。所以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不大。”周培源指出，根据水利部1980年确定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方案中种种措施，如加高加固堤防，利用湖泊洼地等防洪工程，正是当务之急，都还有大量工作未做，大都没有做好。还指出，三峡工程巨额投资，既非在当前国力所能承担，且将挤占其他建设所需资金；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经科学院专家大力调研的结论是“弊大于利”，包括库区移民100多万人社会环境大难题，泥沙碍航问题，库区滑坡崩塌，诱发地震，人防安全等都存在潜在威胁。周培源建议“泽民同志最好能有机会去四川视察听取四川同志的看法。”
1990年7月6日李鹏主持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姚依林与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出席会议。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汇报论证结果。按照中坝方案，三峡坝顶高程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投资360亿元人民币（1986年底价）开工12年后就可以发电，资金一部分可以靠葛洲坝工程的发电收入解决。
1990年7月13日上午，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成员并合影留念。中午，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设宴招待与会的民主党派代表，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再次提出三峡工程的问题，如人防安全的问题，被江泽民和李鹏拒绝。
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一直持续到7月14日。据说作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的姚依林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做了一个重要的讲话，但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根据李鹏三峡日记的记载：姚依林副总理作了一个很好的讲话，他说：“可行性报告是有说服力的，同意提交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姚依林在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的讲话从来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的姚依林，他没有把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14个专业组的报告全部看一遍。如果姚依林这么做了的话，可以发现许多问题。因为这14个专业组是独立撰写可行性报告的，每个专业组都是从本专业的利益最大化出发，提出和设置边界条件，论证所谓的工程可行性。比如泥沙组的任务是论证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就需要三峡水库有个比较大的水力坡度，泥沙组提出的三峡水库的平均水力坡度是万分之零点七。这个万分之零点七的水力坡度不是王维洛提出来的，而是泥沙组提出来的。要是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那么没有一粒泥沙能被冲出三峡水库。笔者只是解释了平均水力坡度万分之零点七相当于每100公里上升7米。而且泥沙组还要求，在汛期要尽量保持三峡水库坝后的水位保持在海拔145米至每年汛期结束的9月底10月初；在遭遇到二十年一遇以下的洪水时不要利用三峡水库去拦蓄洪水或者削峰。而防洪组则是要求三峡水库在遭遇洪水时拦蓄洪水或者削峰，发挥三峡工程的所谓防洪效益。移民组则从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出发，三峡水库就是高峡平湖，三峡水库移民红线是海拔177米，三峡水库坝后的水位海拔175米加上2米风浪高，三峡水库库尾水位也是海拔175米，再加上2米风浪高。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412位专家要求在各自专业组的报告上签字，泥沙组的专家对泥沙组的报告负责，移民组的专家对移民组的报告负责。至于三峡水库有没有水力坡度，泥沙组专家说有，移民组专家说没有。对于这样的可行性报告，姚依林也敢说是“有说服力的”。
建设三峡工程，工程论证报告认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洪。2020年夏天长江流域经历了五次洪峰，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让国人失望。当时国内媒体表示，三峡工程已经尽力了。他们拿着水库库容系数来说事。库容系数是指水库库容与坝址处年平均径流量之比，欧洲国家为0.9以上，美国为0.6以上，而中国目前不足0.3，三峡工程更是不足0.1。三峡工程库容系数不足0.1，不是2020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在1990年7月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就已经知道的事情。1990年论证汇报会上，三峡工程防洪效益让江泽民、李鹏和姚依林兴奋不已，而2020年夏三峡工程防洪效益却让人失望，这说明了三峡工程一直在骗人。
图3：1990年7月13日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成员，图片来源：李鹏三峡日记
图4：姚依林（左一）在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图片来源：李鹏三峡日记
从1989年4月3日到1990年7月14日，只过去了467天，姚依林就改变5年内不谈三峡工程、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做详细的论证的立场，改为“可行性报告是有说服力的，同意提交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
1990年的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决定，姚依林不再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由邹家华副总理担任，王丙乾、宋键、陈俊生国务委员担任副主任。这也是李鹏在三峡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姚依林。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决定先分10个专题进行预审，然后再由审查委员会集中审查。10个预审组共聘请了163位专家，其中参加过三峡工程论证工作的占38％。38％预审组成员是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这是违反工程决策程序的做法，这是让参加高考的人参加高考试卷的评判，不是科学、中立的做法。
1991年5月何格高在“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组预审会上提出，预审工程规模首先应审查蓄水位，但遭到会议主持人拒绝。何格高指出，副总理、三峡审委主任姚依林曾指示要认真研究，仍未得到主持人同意。接着翁长溥发言，责问主持人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讨论了？翁长溥表示，不讨论我们就不签字。最后，何格高、翁长溥和另外一位专家没有在预审报告上签字。何格高、翁长溥还记得姚依林曾经是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一事。这是三峡工程论证和审查过程中最后一次从侧面提到姚依林的名字。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和25票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这是中共人大历史上获得最多不赞同票的一次表决。
1992年10月举行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姚依林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3月28日举行的第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姚依林不再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朱镕基接任。
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去世。三天之后，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姚依林用他的死送三峡工程正式上路、
在姚依林去世的讣告中，中共中央、国务院都未提姚依林在六四事件和三峡工程决策的关键作用。2017年9月6日纪念姚依林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李克强出席并发表讲话，依然没有未提姚依林在六四事件和三峡工程决策的关键作用。
为了不忘却，特撰写此文。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