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造成社会更加分裂和对立。作者在此提出的折衷主义目的在于缓解这种对立情绪,用理智的方法进行社会变革。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来说,要推翻中共统治目前还没有成型的力量,寄希望中共自身变革更加不可能。在此悲观前景下,各种有关变革的理论探讨都是有意的。

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如今的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累积问题十分复杂、转型希望非常渺茫。政治上的专制达到数十年以来最严酷的状况,政治改革早已停滞。而经济下行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收入分配不公程度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意识形态上保守反动,舆论环境令人窒息。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种种弊端并未因物质总量丰富而有根本改善,在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反而越发恶化。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境遇的人和人群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和难以调和,既得利益者与失意者的对立越发严重,社会互信程度和公共责任意识都在下降,恶性公共事件及系统性暴力都在增加。穷困者、女性、残疾人、少数群体的处境日益恶化。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未来走向何方?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之士应何去何从?现实的迹象是不乐观的。一部分人被现实征服、被强权征服,选择认同乃至赞颂现行的制度与规则,依附于体制和强人,成为专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犬儒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的拥护者践行者。

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否定现在的一切,主张暴烈的、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变革,以零和博弈的方式打倒对手,彻底压服或消灭对方,用代表己方价值观和利益的思想体系完全取而代之,在一切问题上选择最极端最鲜明的选项。

前者自不待言,我们不应该对如此恶劣的现状听之任之甚至积极参与,让它继续存在。但后一种就是好的了吗?估计大多数人在理性上也并不赞同。可是事实上,推崇后者的在主张变革者中大有人在。就像近期崛起的青年毛派,就坚持激进的毛主义路线,主张阶级斗争和清算。而民主派中也普遍存在主张使用激进手段进行革命者,对和平理性非暴力嗤之以鼻。

这种极端化的价值取向不仅存在于宏观的政治议题中,在微观的社会问题上同样非常普遍。在劳动、就学、就业、提供和接受服务等过程中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人们往往想的不是妥协,而是尽最大可能损害对方,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得“全胜”,甚至不惜致对方于死地。

这样的政治和社会风气令人恐惧,这极大恶化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导致人心败坏,各方都绞尽脑汁折磨对方,同时千方百计逃避自身责任,为此丧失诚信、道德、同情心。在一次次零和博弈中,谁都害怕失败,因为失败一方会付出惨痛代价。这也会导致罪恶升级,人宁做大恶不做小恶,宁把坏事做绝而没有一点手软和犹豫,反正无论有意无意、错事多轻多重,都不会被宽容和谅解,会被对方往死里整,那还不如放弃底线不择手段,这样反而能够利益最大化。人们也越发将道理是非抛至一边,只迷恋实力、手段,变得越来越功利、阴险、不要脸皮和良心。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变成只有胜败贵贱之别没有黑白对错之分的丛林社会。

具体表现事例在中国的现实中比比皆是。最典型莫过于刑罚制度,如背上违法犯罪记录让一个人终身被打入另册,亲属也会受到牵连。涉及刑事犯罪的公职人员、国企和事业单位职工、学生一律开除。但这种制度并未真的阻止犯罪,相反导致人们在犯罪后不敢承担代价,拼命逃脱责任,最终导致更多的更大的罪恶。这类有编制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丧失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将实际的法律变成“刑不上大夫”。执政者和执法者为维持政权稳定,极少对这些在编人员进行刑事处罚,因为无法承担这些精英分子反叛体制产生的冲击。严刑峻法反而成了摆设,这反过来又诱使在编人员变得有恃无恐,越来越多人做出应受刑事处罚的事却安然无恙。这又导致又多了一条法不责众,然后在编人员愈发有恃无恐,成为骄横跋扈的特权阶层。

还有些后果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例如医疗人员收受回扣等行为依照法律是刑事犯罪,然而如今凡是三甲医院几乎无人没有回扣等非法收入,按照规定中国所以大医院医生全部需要坐牢。这导致的实际结果则是所涉法律变成废纸,政权根本不敢执行该法,于是出现了医护全员罪犯却全员不受处罚也无法处置的怪现状。这反过来又导致收受回扣蔚然成风、越来越肆无忌惮。如果法律能够有梯级渐进或者退路条款,就不至于发生这种法不责众的情况。

相反,如果刑事处罚结果并不那么严重,不至于直接开除永不录用,或者说根据不同情节分别处置而不“一刀切”,那么在对他们处罚时反而不需要有那么多顾忌,处罚反而能够得到执行,因为这不至于摧毁其一生前途,他们也就不会殊死抵抗。

还有例如信访制度,中央根据信访数量而不分具体是非问责地方政府,就催生了各地政府的截访等对访民的迫害行为。然后中央又对此不予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方面粗暴问责,一方面放任迫害访民,导致信访制度变成加剧上访公民受害的工具。不止信访制度,许多问责机制看似很能震慑责任人,但是反而促使责任人制造更多更大的恶行以逃脱惩罚。如高校和中学为避免学生自杀影响学校声誉、承担连带责任,干脆清退走“问题”学生,导致试图自杀的学生更加绝望,处境更为恶劣,自杀动机更强。

上升到更高层次和更宏观层面同样如此。中共政权的确已经恶贯满盈,但是具体到不同官员不同政治人物,还是有其区别的。如果不加分辨或者一棍子打死、要清算所有人,那最终只能迫使政权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也不会再有开明派进行改革。相反,开明派会被政权保守派和民众夹击,政权会越发邪恶和丧失底线。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就提到,革命爆发往往不是最黑暗的时候,而是政权愿意做出改革、开放社会缝隙的时候。问题是这种道理政权也懂,中共比民众更懂,他们看到老百姓吃硬不吃软,为了不当路易十六们,会更加疯狂的倒退,反正没有退路就死硬到底,老百姓更加长久和严重的受难。而激进革命派主张的彻底打倒和清算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现实是只会导致政权拒绝退让变本加厉镇压,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我个人在以前,立场也是对恶要彻底铲除、以鲜血实现正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了解历史、现实和人性,就发觉这样并不能实现正义,只会导致更多罪恶的滋生和黑暗的延续。坏人也是人,他们做坏事的同时也有七情六欲,也恐惧成为阶下囚甚至送上断头台,所以在存在这种危险情况下会不惜一切丧失底线的作恶,以保住既得利益。从他们角度这样也是无奈,如果妥协,不仅既得利益不保,连基本尊严和命都没了,家人可能还会遭殃。

于是,越是坏透的当权者越可能幸福安全度过人生,因为人民害怕他们;越是有点人性和愿意改革妥协的,越可能被推翻甚至挂上绞刑架,因为他为人们觉醒和反抗提供了缝隙。这实在是太讽刺却又十分现实的事。

作为有情感和理性的人,不应该推动事情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只有对愿意改革、妥协、对话的当权者回以善意,宽恕其因为制度和现实不得不做的罪恶,摒弃不同立场和利益导致的前仇,而把矛头对准那些最为顽固的死硬分子,才能让越来越多的当权分子站在人民一边,以最小代价实现民主转型。哪怕这些愿意改革的人也有血债,也是剥削者压迫者。这当然不是彻彻底底的公平正义,但是却是最不坏的选择,可以让光明提早到来许多年,少损伤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命,可以让若干亿人都能减少甚至免于专制的创害。

许多人嘲笑西方的“白左”,认为他们是“圣母婊”,单纯和幼稚,对坏人忍让宽容、没有是非和正义感。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所谓“白左”普遍是坚持原则、明白是非善恶、坚持真理和寻求真相、同情弱者和各种受难者、必要时坚决站出来并愿意付出真金白银的人。只不过他们在坚持这些的同时,并不赞同以暴制暴以恶制恶,他们深知这样做看起来爽利、有时可以高效解决问题,但是一定滋生更多仇恨、埋下更大祸根,会导致更弱势的人最终成为牺牲品(例如残忍对待一个犯罪的男性,那90%概率他会转嫁给其妻子和孩子,然后妻子孩子再转嫁给他人甚至小动物,以及以各种间接方式传递伤害)。坏人或者某些事上坏的人也有尊严、情感,简单粗暴的打击报复、惩治只会让他们做坏事更心安理得和解气,也会在未来作恶时更加狡诈和阴狠!而不是改过自新良知觉醒。

“白左”考虑到长远的、整体的问题和各方利益,不在已有的仇恨上添加新的怨愤,避免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传导,最终反而可以以最小代价、最快时间走向文明进步(哪怕从某些阶段和角度是付出了更大代价)。那些快意恩仇的人、有怨报怨的社会,则会长期陷入尔虞我诈、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以恶制恶的主持正义者也是造成这种恶果的其中一员。当然,如果某个社会多数是这种以恶制恶又欺软怕硬的,少数是“白左”,那受害最大付出最沉痛的的确是“白左”,因为他们在为各方的恶买单,包括压迫者的和被压迫者的。他们用自己的牺牲减少了仇恨、为残酷社会带来爱与希望。

追求绝对的正义、以残暴对残暴,或者仅仅是以革命的正义对反革命者实行暴力,那一时痛快或者只是嘴上痛快,实际上无助于国家、社会转向民主与正义,整体上也不能给人民带来文明与进步。满足自己一时的正义感快感,而不顾这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没有道德和责任心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和稀泥、放弃原则。正如前面描述“白左”那样,要更加坚定的反对、对抗邪恶和不公,对真相有更为执着的追求、对弱者更加真诚的同情和帮助,需要勇敢站出来的时候坚定的站出来,要去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把那些积郁的仇恨、怨毒的倾向转化为持守人权、弘扬人性的决心与勇气。

对许多现实问题,我们都应该寻求以折中方式解决。例如涉及违法犯罪,强化经济赔偿以代替刑罚,以弥补受害者为主而非惩罚加害者为主;对各种不公不义和黑暗,不坚持严惩责任人作恶者,但是要无比坚持追求真相、透明度、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减少阻力、最大程度有机会认识、重视和改善问题;涉及劳资关系、分配公平,既不要“剥削有理”也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和大锅饭,而是采用费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兼顾资方劳方、兼顾效率公平、兼顾国有私有;在涉及强者与弱者的纠纷时,既不要“你弱你有理”无限同情弱势方,又不要忽视双方条件背景不同对双方博弈能力、话语权的影响,就事论事同时又考虑到长远和连带问题。

折中主义说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更难。这需要有关的双方甚至多方愿意释出善意、诚实真诚、不被挑衅激怒、明是非讲道理、据理力争又肯让渡重要利益、有耐心和意志力。尤其在只有一方愿意折中而另一方不愿意时,那对愿意折中一方的心理考验堪称残酷。

好或许我说的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现实难以实现折中。人的本性就有损人利己的倾向,很难改变和克服。我自己长年都拒绝折中,是激进分子,恨不得将恶人挫骨扬灰。但是折中主义的确是情理法权衡下“最不差的选择”,不如“东风压倒西风”符合人性与现实,但比后者多了良知和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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