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道德自由者必然追求政治自由。

反对政治自由者不仅非儒而且非人。

—-东海律

王道政治,仁民亲民,敬天保民,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新民之德,庶之富之教之,正德利用厚生,顺民心厚民生,吉凶与民同患。这都是民本原则应有之题义。

《大雅·皇矣》说:“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就是周文王“视民如伤”的意思,把人民当成伤病员一样。

这里革字有二解,或官刑,或兵革。我认为这里作官刑解更恰当。声色,声指号令,色指容貌。声与色相近,夏与革也应相近。《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夏革之于以化民,更末也。三家诗义集疏曰:“夏,谓夏楚,扑作教刑也;革,谓鞭革,鞭作官刑也。”这个注解准确。

不大声以色,不大而已,并非不要声色。同样道理,不长夏以革,不长而已,并非不要夏革。不长夏以革,即道德挂帅、德主刑辅之意。这句诗可与《论语》孔子一段话互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王道之中,每一个民都是非常珍贵的,都是政府关爱、维护的对象。王道首先要维护的是每一个民的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其人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其自由包括言论、信仰自由,没有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

不虞匮乏意味着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每一个民的生活都有国家托底,都能获得基本保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再怎么贫穷,也是贫而不困,穷而不难!

王道社会,民众享有充分的自由,包括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当然,堕落有底线,法律就是底线。法律限制任何伤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同时,上升渠道畅通。上流社会的大门为每一个民大开着。其入场券是德智,即贤能。儒家政治选贤与能,儒国精英都是贤能之士。那样的社会,既富有生机活力,又良制良法良风良俗,秩序井然。可谓自由与秩序双优。

民众的自由包括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这一条必须确定。盖何谓懒惰、寄生和堕落,人言人殊,并无一定规范,国法不能惩罚,否则就会沦为暴政。

前苏联有“反寄生虫法”,国民不参加劳动就是堕落和犯罪,要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这就是极权暴政的标志之一。故东海认为有必要强调,对于懒惰、寄生乃至堕落者,只要没有伤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国家就不能强制性干涉和惩罚。当然,家法族规及乡规民约如何处理,那是民间的自由。家法族规及乡规只要无违国法,道德要求和规范宽严自由。

從容厅友指出:“懒惰不一定不好,多少思想家、艺术家,也是在世俗所谓的懒惰中,取得时间空间开拓自己的生命。孔子被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正是庸众眼中的大懒人。如果孔子也勤于种田,就无法成为照亮万古的先师了。”然哉然哉。如果孔子生活在前苏联,很可能沦为犯罪分子。

保障懒堕的自由,其实是明确自由的底线。有些奇怪,一些儒者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前有齐义虎,现有蔡柏堂和道之冲。道之冲怒斥曰:

“谁都不干活了,国家那什么去收税,收不到税,又怎么免于贫困的自由?鳏寡孤独者受救助,可不是懒汉受照顾。猛士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郡。如果你连村里的干部都没干过,就别想镇上的。”

诸如此类,可发一噱。此人不知,“猛士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郡”之言出自于《韩非子·显学》,是法家主张。自尧舜至明清,历代中华王朝的宰相,固然不乏起于州郡者,但大多数没有州郡和基层工作经历。

蔡柏堂说:“子曰:爱之能勿劳乎?民众需要引导,化民成俗,民自勤劳。中华民族之所以以勤劳著称,就是几千年教化的结果。懒惰是一种不良习性,难道我们要立法保护不良习惯? ”

东海答:此言没错,但以此反对维护“民众的自由包括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则大错特错。爱而劳之,教化民众,这是导之以德,王道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教化与刑法有别,刑法是刚性的,犯法必惩;教化是柔性的,不能强制。对于民众的不良习惯,只能耐心引导,不能立法惩罚。

或认为民众有了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民众就会普遍懒惰、寄生和堕落,这是一个大误会,是极端昧于本性的思维,秦法家和两极主义思维。殊不知,王道仁政之下,文化教育发达,向上渠道畅通,大多数人都能保障和扩充四心,积极向上必然成为社会主流。

汉儒陆贾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新语·无为》)故认为社会有了自由、民众就会堕落,不仅诬民,也是无知,至少信不过王道政治的文明力量和儒家教化功能的强大。

许东厅友赞我对人民的信心。其实,我是对新王道礼制有信心,我不相信民众在礼法面前会太坏,就像我不相信一般朋友对我会太坏一样。对方尊重我,我自然敬重之;对方无礼冒犯,我可以有所纵容,但会疏远之;对方非法犯我,那就难免吃大亏。我相信大多数民众都愿受敬重而害怕吃大亏。

许东厅友说得好:“教化不能强制,我以为这是儒家根本性的原则,固执这个原则,涉及大根大本,丝毫不能动摇。”注意,道德教化与文化教育有别。文化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特别是义务教育,必须落实为教育法。然教化不一样,那是道德上以身作则的示范和潜移默化的引导,急不得,更强制不得。

特此重申,思想问题教育解决,道德问题教化解决,对于精英群体的思想道德问题,还可以纪律解决。唯独不允许法律解决。以法律方式解决思想道德问题,是古今中西极权主义不约而同的一大共同点。我认为,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不能法律解决,应该悬为儒家政治厉禁!

一些儒生反对自由,主要原因是无知。有两种无知比较普遍。

其一、他们误认民粹主义的自由为自由,不知那是伪自由。真自由只有两种:礼制德治之自由和民主法治之自由,而且前者的自由品质更高。盖自由与秩序相反相成,儒家礼法提供的自由与秩序,品质双优。礼是本于天理之礼,法是依托王道之法,自由是礼法双重保障之自由。

其二,他们分不清楚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之别,只知道道德自由重要,不知道政治自由同样重要,于人于己儒家都很重要。没有政治自由,儒家和国人连言论权都没有。故道德自由追求者,必然也是政治自由追求者。

盖仁者必然爱人,爱人必然尊重人权。人民有人权,就要好好维护;人民没有自由,就要为之追求。借用伊尹的话说,匹夫匹妇没有人权,若己推而内之沟中;一夫不获自由,吾心愧耻,若挞于市!

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原是王道故物。传统中国,没有人权自由之名,颇有人权自由之实。在和平时代,民众的生命权、财产权、言论权、信仰权及基本生活保障之权利,都得到相当程度的维护。即使民国,这些人权在政治上也都延续下来了,只是由于战乱而得不到保障耳。如山海群友所说:

“当年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他们高喊自由,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就生活在自由中,首先他家里有地有房子,有他老婆在家帮他们带孩子。实际上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有地有房,唯一缺的是战乱不能好好生活,他们不缺自由,缺的是一个没有战乱的太平生活。相比当时英国工厂里的,没房没地,只能靠每天给工厂主打工换取薪水活着的工人幸福的多。”

民国文化政治精英的需要做的,不是追求自由,而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自由提供更好更有效的制度保障和道德保障。民国精英追求自由,具体原因因人而异,基本原因有二:

一是无知,既不明自由主义之法治自由,更不明儒家德治礼制之自由,一味追求民粹主义的、丛林化的自由;二是缺德,以追求自由为名图谋个人名利和权力。

有必要普及一下这个政治常识:自由并非越大越好,社会并非越自由越好,无度、无序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而是民粹主义的禽兽化和丛林化的自由。

所谓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是典型的民粹自由。盖社会主义即社会本位,只能通往君本或党本政治,不可能导出民本或人本文明,不可能维护人权自由。这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先天性规定,简称天注定。

社会主义社会,弱势群体不发财或许还好,发财必然招灾;特权阶级不致富也罢,致富必有后患。社会本位化,仁、人和民就彻底丧失了本位的资格。人不仁、民无权就是逻辑的必然。在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固然苦难深重,毫无希望;特权阶级同样朝不保夕,后患无穷。

这是一条东海律: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无论姓洪姓马姓希,社会主义都是一条邪路和绝路。任何国家和社会,一旦走上这条路,必然内忧外患交集,天灾人祸不断,天翻地覆一切反常,直到彻底回头,才能重出苦海。

自由必须有序有度有边界,自由的秩序、限度和边界,现代西方由民主法治提供,中华文明由礼制德治提供。中华文明,逝者已矣,历史局限很多;来者待追,有待反本开新。反本就是要返回王道政治的民本原则。

民本有三要素:一是主权在民,二是民贵君轻,三是民为邦本,包括民为君本,民为吏本。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上》)

以民为本,意味着政治家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有赖于一定的制度保障,更诉诸于政治家自身的文化道德修养。民主制度有一个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未必都能真正以民为本。例如美西政客,往往有巧言令色足恭和口惠而实不至的毛病。口惠而能实至,言出大多能行,就是特朗普获得多数中下层民众衷心支持的重要原因。

故东海早就指出,民主制度能够“与能”不能“选贤”,很多时候也无贤可选。欲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大道,非王道不可,非霸道所能,古典霸道和现代西方霸道都不能。

反本,政治返回民本,文化返回儒家。

我曾以八个字,概括百年来中国所有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源:反孔反儒,崇马崇毛。又可简化为四个字:反儒崇马。这是百年来内政外交、内忧外患、人道灾难种种问题的两大根源。这一反一崇,就导致了天翻地覆的百年浩劫。

注意,反儒比无儒更可怕。无儒不过无父而已,终将成长起来;有儒而反儒则是弑父,非下地狱走一遭不可。崇马就更可怕了,信邪拜魔,跳过夷狄化、禽兽化的过程,直接魔化,直下十九层地狱!至于拯救之法,说起来很简单,也是四个字:去马归儒!

2021-7-16

余东海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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