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和天人感应—-东海客厅论天人

余东海

自然灾害,圣王在世,未必能免,如尧禹之时有洪水,汤王在世有大旱。故自然灾害,不一定是人事所感,然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君臣贤良,政治清明,即使发生自然灾害,也可以将危害减到最低程度。晁错《论贵粟疏》说: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其二、政治无道,社会缺德,自然生态环境都会严重恶化,各种自然灾害也会特别频繁。天灾人祸,相互激发,造成的危害特别重大。

 

天灾人祸频繁重大,相互激发,是极权社会的一大特征。

 

有些天灾纯属人祸,是人祸冒充的,是人祸制造者给上天栽赃;有些天灾确是天灾,但借助人祸急遽扩张,小灾变大,大灾更大,包括某些非良性的技术工程和活动带来的天灾放大效应;有些天灾是人祸导致,是人类对道德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导致天灾的降临。

 

人们想起窦娥冤就会想起三年旱,东海想起河南水灾就会想到dw案。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有什么联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天道和人道是相通的,很多时候,天象和人事、天灾和人祸是有关系的,迫害正人君子是要遭恶报天谴的。

 

或说“大德无危”云,未免奢夸,说大德可以将危险降到最低程度,则完全可以成立。面对重大的天灾人祸,能够保命的往往不是外物外力,而是德智。德智是人的根本性内力。智到高处必有德,德到大处必有智,德智统归于良知。即使外物外力,也要通过你的良知才能起作用。

 

或说:“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董仲舒构建天人感应神学体系,以灾异谴告恐吓帝王。”

 

一言四误。其一、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并非不论鬼神;子贡不闻孔子论性与天道,并非孔子不论性与天道。其二、天人感应论及道德决定论、因果论等等,本是五经大义,并非董仲舒所发明。董仲舒思想仍属仁本主义体系,并非神学。

 

其三、把董仲舒灾异谴告之说理解为对帝王的恐吓,未免以今人之腹度大贤之心。如理如实、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是圣贤君子基本修养。他们是不会砌词欺人、故弄玄虚、故意恐吓的。

 

其四、“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非儒家言。它出自于庄子《齐物论》,原文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这个态度并不儒家,这里的圣人要归之于道家。

 

從容厅友说:

 

“根据张灏先生的研究,战国儒家的天人思想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类型,《大学》、《中庸》可视为典型的代表;一种是出自《王制》、《月令》、《明堂》的「天人相应」类型。天人相应的思想源自古老的宗教神话传统,内在超越型天人合一的思想却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创新与精神跃进。这两种天人思想在儒家传统中一直并存发展,它们也各自发挥了不同的影响。”

 

东海曰:外行话也,说明两点。其一、《大学》《中庸》阐述的是儒家道德和政治的原则性义理,内外综合,圣王统一,普适于天下万世。而《王制》《月令》《明堂》属于王道的礼制设置。其制度精神与《大学》《中庸》一脉相承,其制度形态则有其时代局限。两种经典何可相比。

 

其二、之所以天人感应,正因为天人合一,两种思想并无二致。性与天道,异名同指,人之本性即天地之性,此之谓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原因在此。

 

就形而下之现象言,生命高于一切非生命,人类生命又最高级—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故《中庸》强调,唯人类能够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和赞天地之化育,并与天地参。

 

就形而上之本体言,天命之性即天地之性。性与天道,一以贯之,贯于宇宙生命一切现象。关于性与天道,古今学者包括儒者最易犯的错误有二:一是二之,将性与天道割裂开来;一是大小高低之,以天道为大为高,以性为小为低。上达不彻,未能圆证故。

 

关于天人关系,清人说张献忠立立有七杀碑,碑文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后来四川广汉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前者杀气腾腾,后者温和煦煦,表达不同,但两者都是天人双昧的物质主义思维。天人双昧者,既昧于天道,又昧于人道也。

 

天道神妙,妙万物而为言,天地万物都是天道妙出来的妙言或者说产品,人类又是其中最精华、最美妙的产品。人只要遵循五常道好好活着,就是对天道最好的报答。对于政治家来说,保民就是最好的敬天。此理非物质主义和其它主义者所能知、所能解也。2021-7-2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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