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和天人感应—-东海客厅论天人
余东海
自然灾害，圣王在世，未必能免，如尧禹之时有洪水，汤王在世有大旱。故自然灾害，不一定是人事所感，然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君臣贤良，政治清明，即使发生自然灾害，也可以将危害减到最低程度。晁错《论贵粟疏》说：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其二、政治无道，社会缺德，自然生态环境都会严重恶化，各种自然灾害也会特别频繁。天灾人祸，相互激发，造成的危害特别重大。
天灾人祸频繁重大，相互激发，是极权社会的一大特征。
有些天灾纯属人祸，是人祸冒充的，是人祸制造者给上天栽赃；有些天灾确是天灾，但借助人祸急遽扩张，小灾变大，大灾更大，包括某些非良性的技术工程和活动带来的天灾放大效应；有些天灾是人祸导致，是人类对道德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导致天灾的降临。
人们想起窦娥冤就会想起三年旱，东海想起河南水灾就会想到dw案。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有什么联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天道和人道是相通的，很多时候，天象和人事、天灾和人祸是有关系的，迫害正人君子是要遭恶报天谴的。
或说“大德无危”云，未免奢夸，说大德可以将危险降到最低程度，则完全可以成立。面对重大的天灾人祸，能够保命的往往不是外物外力，而是德智。德智是人的根本性内力。智到高处必有德，德到大处必有智，德智统归于良知。即使外物外力，也要通过你的良知才能起作用。
或说：“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董仲舒构建天人感应神学体系，以灾异谴告恐吓帝王。”
一言四误。其一、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并非不论鬼神；子贡不闻孔子论性与天道，并非孔子不论性与天道。其二、天人感应论及道德决定论、因果论等等，本是五经大义，并非董仲舒所发明。董仲舒思想仍属仁本主义体系，并非神学。
其三、把董仲舒灾异谴告之说理解为对帝王的恐吓，未免以今人之腹度大贤之心。如理如实、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是圣贤君子基本修养。他们是不会砌词欺人、故弄玄虚、故意恐吓的。
其四、“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非儒家言。它出自于庄子《齐物论》，原文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这个态度并不儒家，这里的圣人要归之于道家。
從容厅友说：
“根据张灏先生的研究，战国儒家的天人思想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类型，《大学》、《中庸》可视为典型的代表；一种是出自《王制》、《月令》、《明堂》的「天人相应」类型。天人相应的思想源自古老的宗教神话传统，内在超越型天人合一的思想却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创新与精神跃进。这两种天人思想在儒家传统中一直并存发展，它们也各自发挥了不同的影响。”
东海曰：外行话也，说明两点。其一、《大学》《中庸》阐述的是儒家道德和政治的原则性义理，内外综合，圣王统一，普适于天下万世。而《王制》《月令》《明堂》属于王道的礼制设置。其制度精神与《大学》《中庸》一脉相承，其制度形态则有其时代局限。两种经典何可相比。
其二、之所以天人感应，正因为天人合一，两种思想并无二致。性与天道，异名同指，人之本性即天地之性，此之谓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原因在此。
就形而下之现象言，生命高于一切非生命，人类生命又最高级—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故《中庸》强调，唯人类能够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和赞天地之化育，并与天地参。
就形而上之本体言，天命之性即天地之性。性与天道，一以贯之，贯于宇宙生命一切现象。关于性与天道，古今学者包括儒者最易犯的错误有二：一是二之，将性与天道割裂开来；一是大小高低之，以天道为大为高，以性为小为低。上达不彻，未能圆证故。
关于天人关系，清人说张献忠立立有七杀碑，碑文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后来四川广汉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前者杀气腾腾，后者温和煦煦，表达不同，但两者都是天人双昧的物质主义思维。天人双昧者，既昧于天道，又昧于人道也。
天道神妙，妙万物而为言，天地万物都是天道妙出来的妙言或者说产品，人类又是其中最精华、最美妙的产品。人只要遵循五常道好好活着，就是对天道最好的报答。对于政治家来说，保民就是最好的敬天。此理非物质主义和其它主义者所能知、所能解也。2021-7-2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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