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纽约时报）yibaochina.com
民主万能论或“民主原教旨主义”这一“民主的世俗宗教”曾经在1960年代盛极一时，如今也依然是西方政治的主流信念。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布莱恩・卡普兰这本《理性选民的神话》（BryanCaplan，200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称他这本书“对民主这一世俗宗教的陈规陋见提出了质疑，并敦促读者离开民主的教堂。”请读者不要误以为卡普兰教授是一位反民主的专制主义者，不，绝对不是，他只不过是在挑战民主万能论和理性选民的神话，反对盲目崇拜民主、把民主弄成迷信——否则《纽约时报》的名记者纪思道NicholasKristof也不会称赞这本书为“年度最佳政治学书籍”（顺便说说：纪思道采访过我；他的太太是孙立人将军的女儿）。yibaochina.com
“民主”意含着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要依据民意、反映民意，而所谓“正确的公共政策”（公共良策）就是反映民意的政策。这几乎是一条民主的铁律，它背后的逻辑是：民意永远是正确的。否则公共政策要反映民意就谈不上正确了。很少有人质疑它的根据究竟何在，这根据是否靠得住。yibaochina.com
民意永远正确的根据是什么？主要根据是：人是理性的；所以，人有能力分辨对错善恶美丑。而且，什么有利什么有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有每个人自己最了解，“鞋子挤不挤脚，只有脚趾头知道”。因此，公共政策是对还是错，只有人民自己最有发言权。yibaochina.com
但是且慢，谁说人是理性的？如果人不是理性的，那么，大前提错了，后面的一系列推论自然都是错的。事实上，人类根本就不是理性动物——准确说，人类不是全然理性的动物——除了理性，人还有本能、信仰、情绪、情感和意志等等非理性特质，每一本最初级的心理学教材上全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不是最浅显的常识吗？只有傻瓜才会误以为人是理性的，理性选择学派是一则“世界上不存在傻瓜”的故事，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yibaochina.com
卡普兰教授力排众议，断言：民主是可能失灵的，原因是，选民是非理性的：“民主无疑是一剂备受推崇的政治万灵药。独裁统治的历史造成了一种强烈印象：糟糕政策的出台是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将权力赋予人民而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成利益一致。……遗憾的是，这一乐观主义的设想通常是脱离现实的。”“在我看来，民主之所以失灵恰恰是因为它按照选民的意愿行事。……选民的状况比无知更糟糕，他们是非理性的，而且在投票时也是如此。”（卡普兰，中译本P.1-2下同）yibaochina.com
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创见，古斯塔夫・勒庞和埃里克・霍弗（EricHoffer，《狂热分子》一书作者）等研究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的专家老早就把这些事说烂了，而且卡普兰教授在书里还引用了勒庞的话：“大众从来不渴求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事实置若罔闻，而对谬误奉若神明，如果后者能使之入迷的话。谁能满足他们的幻觉，谁就是他们的主宰；反之，谁若试图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将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群众通常“表现为仅有一点点判断能力，缺乏批评精神，亢奋、轻信、头脑简单。”yibaochina.com
既然如此，怎么会产生理性选民的神话呢？居然，如此浅显的常识还需要大教授冒着巨大风险斗胆写下这本著作；居然，这本著作还成了“年度最佳政治学书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yibaochina.com
一、不是无知是偏见
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早就知道，事实上“民意”和“公共良策”不但不是一致的，而且经常背道而驰。对这个无可质疑的反民主事实作何解释，薛兆丰教授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中文译本《序》里介绍了经济学界大体上经历的四个阶段：yibaochina.com
（1）选民缺乏经济学知识。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普及经济学知识，但是收效甚微。yibaochina.com
（2）利益集团歪曲民意。选民群体庞大而分散，而不良经济政策对个体而言损害不大，所以选民很难团结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抵制不良政策；反之，利益集团高度团结并且行动力强，正是他们迫使政府制定了违背民意的坏政策。比如对外国橙子征收高额关税，消费者只不过多花几分钱，而种橙子的农场主可以获利几百万。这是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左派们的经典解释。yibaochina.com
（3）政治也是一个市场，选票就是政治市场的货币，因此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一样有效。长期而言，顺应民意的公共经济政策和顺应消费者需求而生产的商品一样，既优质而且与民意相符。这是一小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4）由于单个选民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极小，所以选民的投票行为不是想影响选举结果；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恶政的实际后果——因为关心也没用——他们只是想彰显自己的民主品德。以上解释全都固守“选民是理性的”这一神话。yibaochina.com
卡普兰教授则独树一帜，他认为大多数人不仅仅是无知，他们经常干脆就是非理性的；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根深蒂固，很难纠正：“学生从入门课程中汲取的经济学知识是如此之少，实在令人失望。如果他们一开始持有严重的偏见，那么绝大多数人在学期终了时仍然会有很大的偏见”，而“中下水平的学生在公众中属于中等偏上人群。”（卡普兰，P.15）yibaochina.com
这就是说，公众（即选民）的偏见比学完经济学课程的学生还要严重得多。无知是一个相关因素，但不是全部——学完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已经知道了系统性的经济学知识，他们不再是无知者。而一些学者寄予厚望的所谓“普及经济学知识”，只不过是在大众媒体上由经济学家出头露面零零碎碎地讲一点最粗浅的经济学常识，其效果当然和经济系学生的系统学习根本没法比。问题不是无知，是偏见。yibaochina.com
这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事实证明，大多数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专业经济学家的看法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所谓“系统性偏差”，这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它和“随机偏差”不同，个体的随机偏差在足够大数量的群体中可以互相抵消（“大数定律”），但系统偏差是整个群体都偏离了常态分布，往一个方向倾斜。卡普兰把大多数人在经济问题上的系统偏差归纳为四大偏见：yibaochina.com
（一）反市场偏见
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伟大洞见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由此洞见开启了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它是反常识、反大众的——它是根本违反世代流行、难以纠正、根深蒂固的人类思维方式的：“斯密的观点是违背当时人们的直觉的，至今为止，也仍然是违背人们的直觉的。”（卡普兰，P.39）。yibaochina.com
公众反市场偏见的事例俯拾皆是，举不胜举，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谈及。但这也就罢了，然而数不胜数的知识分子、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媒体从业者和政治家——左派占多数，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其中主力。左派知识人的问题何在，本文无暇深究，热忱推荐读者阅读保守主义学者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也不能免俗，甚至，他们的反市场偏见比公众更根深蒂固、更系统化，并且被“道义”和“理论”的华丽外衣包裹着，因此对大众也更有迷惑性和煽动力。如此一来，多数人（也许还是绝大多数人）的反市场偏见大行其道也就毫不奇怪了；再配合多数决民主，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客制定很坏、甚至最坏的公共政策也就理所当然了；正如卡普兰引述索维尔以下所言：“当绝大多数选民并不考虑第一步以外的事情时，很多当选的官员没有动机去考虑下一步4会怎样，而有很强的动机去避免与选民所想、所理解的背道而驰，以免政治对手通过迎合公众的错误观念在他们和选民中间插一杠子。”（索维尔，ThomasSowell）yibaochina.com
——下棋“不考虑第一步以外”，民间俗话称“臭棋篓子”。yibaochina.com
（二）排外偏见
哪怕是最文明的民族，贸易保护主义都是普遍流行的排外偏见。民主国家的公众虽然不至于把外国人统统视为仇敌或潜在的仇敌，心底里认为外国人对本国不怀好意的人也绝不会是少数。由此出发，大众对经济学当中基于“比较优势”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双赢效应不但无知而且排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把外国人当作本国问题的替罪羊。yibaochina.com
究其实，排外偏见或“爱国主义偏见”“民族主义偏见”是一种古老原始部落时代深植于人性中的集体本能，这种敌我二分的“部落野蛮主义”零和博弈观随着个体所归属的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展，从家族→宗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形成了今天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比爱国主义更狭隘，它是“阶级”这个民族国家内部次群体的部落野蛮主义，我们中国人对此耳熟能详，雷锋的名言“对阶级弟兄要像春天般温暖，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般残酷无情”尽人皆知，把“阶级”换成“民族”，就成为爱国主义。对内团结＋对外仇恨，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实质上是同构的。只要没有世界政府，民族主义就会是最高形态的部落野蛮主义，在当今国际半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无所不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不过是程度有别而已。yibaochina.com
（三）就业偏见
“节约劳动，用更少的工时生产更多的产品，被普遍地看作不是进步而是危险，我把它叫做就业偏见，即低估节约劳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一种倾向。”（卡普兰，P.48）就业偏见最原始的形式是工人阶级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最新版本则是人工智能将把绝大部分人变成无用之人的杞人忧天式废话（见尤瓦尔•赫拉利YuvalNoahHarari《人类简史》）。赫拉利先生，请想一想这件事吧：1800年的美国，9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才能养活全国人口，如今只需要3%，那92%的农业劳动力都变成多余的无用之人了？从卢德式思维出发，企业裁员成了企业家冷酷无情的象征，技术进步仅仅有利于资本家、不利于劳动者，千方百计、甚至不计代价地“创造就业机会”成为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等等，这些反经济学的偏见就成了天经地义。yibaochina.com
事实真相是，经济学的(以及其它学科的)真理有时听上去似乎很残酷，但听上去富于同情心的反经济学观点实际上才会真正导致伤害每一个人、首先是伤害穷人的残酷后果。遗憾的是，“人们更愿意自我感觉富有同情心，而不愿合逻辑地思考。”yibaochina.com
（四）悲观主义偏见
“总体而言，公众倾向于认为经济状况不像事实上那么好。在他们眼中，世界每况愈下，经济面临各种严峻考验，几乎看不到希望。我把公众的这种思维倾向叫做悲观主义偏见，即一种高估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低估过去、目前及将来的经济表现的倾向。”我再次提请赫拉利先生的追随者想一想下面这句话：“那种认为人类已经变得过于文明，生活变得过于复杂和精细的想法，可能从山顶洞人变得比较文明的时期就已经萌发了，这种推断并非不可能。”“批判当下，赞赏过去的心态，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天性，即便对那些具有最深刻的判断力以及学识最渊博的人也会产生影响。”（卡普兰，P.52-54）yibaochina.com
很多经济学家对悲观预言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关于资源耗竭、人口过剩和环境问题的流行言论不仅夸大事实，而且通常是与事实相反的。”卡普兰教授欲言又止，他没有提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暖化将毁灭人类的悲观预言，可是，他也没有把它从错误的悲观预言名单里排除。地质学界早有共识，全球气温自古以来就是剧烈波动的，冰期与温暖期的交替发生过很多次，最温暖时南北极附近生活着大象，最寒冷时冰层一直延申到赤道附近；根据我国著名的古气候-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至少对中国而言，气温上升总体上其效应是正面的，对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人为的碳排放比大自然本身的气温波动影响更大，这种左派一以贯之的反经济学-反资本主义-反现代文明的悲观主义预言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科学依据基础之上，然而，它在当今之世却成为坚不可摧的“政治正确”。yibaochina.com
接下来（第三章），卡普兰列举大量统计调查数据来证明公众的上述偏见。但是，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吗？经济学家就没有偏见吗？yibaochina.com
二、公众的偏见叠加专家的偏见
前文提及，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伟大洞见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由此洞见开启了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它是反常识、反大众的——它是根本违反世代流行、难以纠正、根深蒂固的人类思维方式的。请容我扯远一点：它证明了古希腊哲学家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对“现象”和“本质”的二分；大众只是凭感官和狭隘经验了解到变动不居、五光十色的表面现象，哲学家则要运用其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深究确定不移的永恒本质。科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明中产生和发展而在其它文明中阙如，古代希腊人的这种理性哲学和系统性逻辑-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思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经济学的反常识、反大众特质，使得经济学很难普及，很难被多数人接受。推而广之，所有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莫不如此。科学经常是反常识的；准确说，科学是基于常识而超越常识的。yibaochina.com
但是，任何好东西都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是自毁性的。现象-本质二元论的极端形态，就是波普尔所批判的“本质主义”，它排斥现象，贬低、鄙视感官经验，只从概念的定义出发以纯逻辑的推导而推出概念所指代的事物的本质。这个二元论传递到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之后被大幅修正，调整为经验-理性主义，越来越接近了近代科学方法。不幸的是，随着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被蛮族入侵彻底毁灭，西方世界又一次遭遇文明大倒退，“中世纪千年黑暗”笼罩欧洲大地，从《圣经》和极少数权威人物的定论出发，脱离实际寻求真知的经院哲学成为绝对真理，直到14世纪的“唯名论”，才开始有了“概念是类名”的认知。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科学开始复兴，天才的伽利略开创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实地验证的实验科学，也可以说是接续了古希腊阿基米德亲自动手做实验的经验主义方法。然而再一次不幸的是，文艺复兴被宗教改革终结，伽利略的科学研究随之被天主教会禁止。幸运的是，伽利略的成就传播到英伦三岛，英国的新教和自由宪政保障了思想和学术自由，伽利略以及开普勒、第谷・布拉赫等开创的研究成果由牛顿发扬光大，这才有了结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观、建立在经验-理性主义方法基础上的近代科学。以法国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却不是如此，依然固守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从概念定义出发做纯逻辑推演的“本质主义”抽象思维，黑格尔更是把它推到了荒谬绝伦的极端。yibaochina.com
那么具体说，什么是近代科学？科学理论是如何建构的？yibaochina.com
科学理论的理想范式是按照“公理化形式系统”建构起来的“理论模型”，它是这样建构起来的：yibaochina.com
第一步，搜集“事实”，即可以通过观察和统计调查得到的“经验资料”和数据，此即“描述”；第二步，运用归纳法不断积累规律性的知识，也就是五光十色、无穷无尽的研究对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第三步，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把“无关”的、“不重要”的因果关系（因素、变量、参数）排除掉，将极其复杂的多元互动交织的现实因果关系网络简化、纯化，简化到可以构造出便于应用的理论模型的程度；第四步，提出“假设”（“假说”或“猜想”），即理论所要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五步，运用演绎逻辑和数学方法对假设进行推导，一步一步建立起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即“理论模型”，韦伯称之为“理想类型”；第六步，从以上理论体系推导出某些可以用实际观察来检验的事态，然后根据这些事态的出现或不出现，来反推理论本身是否成立。通过了检验就暂时证明理论是正确的，通不过就证明理论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善的——理论“被证伪”了。yibaochina.com
这个建构理论模型的方法叫做“假说-演绎方法”，它是对复杂万端的“客观事实”的高度简化，不可能是对事实的如实全面描述。因此批评经济学“脱离现实”“背离事实”是不切题的，那是因为不懂理论的建构方法所致。经济学理论并不等同于公理化形式系统，它还有一头一尾是经验事实：一头是以归纳法加上理论想象力从经验现象中概括提炼出假说（假设)，一尾是以经验事实检验理论，证实或否证假说（假设）。而公理化形式系统是逻辑-数学的纯形式，一旦加入了经验事实，用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它就不再是公理化形式系统，而是假说（假设）-演绎体系，它的假说（假设）是对复杂现实世界经验内容的高度简化，不是直觉上“不言自明”的公理。例如经济学的“自利理性人”假设显然不是事实描述，真实存在的人类既非全然自利也非全然理性，人还有利他，还有本能、信仰、情绪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特质。令人不解的是，众多经济学家却把假说（假设）误认作了事实描述，从而得出结论说“人是理性的”；政治学家也照猫画虎，得出结论说“选民是理性的”！yibaochina.com
卡普兰进而论证，“自利选民假设”是错误的：“在政治范畴，选民主要关心国家福祉，而不是个人幸福。”“经济学家和公众几乎都自动地接受这样的观点：穷人是自由派民主党，富人是保守派共和党。但经验数据勾画的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至少在美国，个人收入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政党之间的联系非常弱。”“绝大多数选民否认自己在投票时存在自私动机。他们自身支持那些对国家最为有利的、道德上无懈可击的以及符合社会正义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们将其他选民——不仅仅是他们的对手，而且常常包括他们的盟友——视为是极度自私的。”（卡普兰，P.181-183）——与此相应，我一再强调所谓“热爱自由是人的天性”根本是一句弥天大谎，事实上人的天性是，自己想要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同时对他人实行专制。yibaochina.com
经济学理论不是对事实的精确描述，更不可能是什么客观存在的“反映”，那理论是什么？它有什么用？理论是工具。我们用它来理解、解释、把握所研究对象的主要因果关系即规律性，然后用8它来帮助我们基于正确合理的经济原则（即经济规律）来设计经济政策，以提高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水平。yibaochina.com
理论必然是简化，否则就不是理论，也没法应用。如果我们在运用经济学理论时感觉它太过简化了，和经济现实相去太远，那么我们可以修改假设，把排除掉的“次要因素”重新加入到假设当中去，让理论模型越来越细化，也就是越来越接近现实。但这样做会有个“度”，超越合适的度，理论就会太复杂，不好用，甚至复杂到无法建构模型（建模）的程度。并不是说工具越复杂精细越好用。理论建构是一件技术活，需要长时期跟从大师学习训练，需要很高的技巧和天分，甚至可以说是到达了艺术之境，其间的复杂微妙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清楚的。“在其现代理论研究中，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人们存在系统性偏见这一观点。几乎每一个正式的模型都假定，无论个体存在怎样的局限性，平均而言，他们总能作出正确决策。……学术期刊常常退回那些在方法论上公开采纳相反立场的论文，称‘你不能那么假定’”（卡普兰，P.29）。——经济学是假说（假设）-演绎体系，其中的假说是高度偏离客观现实的大简化，西方学者怎么会根本不理解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假说性质，居然径直认定人是理性的，不但消费者是理性的而且政治选民也是理性的？西方学者怎么可能普遍地、系统性地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不可思议，对吧？但事实就是如此。原因何在呢？据我猜想，第一是由于专门研究“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的哲学分支——科学哲学的普及程度不够；第二是由于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程度不够，没有形成众所公认的“范式”，所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科学；第三是由于“自然科学帝国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者简单武断地把自然科学方法照搬照套到社会科学中来，典型的比如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排除价值”主张——自然现象是不存在价值观问题的，但是，世界上存在没有价值观的人吗？没有价值观的人还是人吗？国际关系学说中的现实主义学派也是犯了同样的低级错误。yibaochina.com
关于经济学的系统性错误，卡普兰教授的批评到此就戛然而止，立即转向了对政治学和政治学家的批评。yibaochina.com
三、理性主义政治学的系统偏见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认为非理性在人类错误中承担任何责任。……你可能会希望政治学家们能不那么固执己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考虑非理性的愿望基于以下考虑：（1）该议题的复杂性；（2）它与我们纯理性行为的模型不相容；（3）作为可用经验证明的现象，这一事实不能仅仅通过逻辑演绎来论证，而需要实际的调查，这已经超出了本项研究的范围。”（卡普兰，P.117，引述著名政治学家唐斯Downs）——上帝宽恕我吧，政治学居然可以建构于如此荒谬的基本方法之上？因为复杂，因为与既定的纯理性行为模型不形容，因为需要额外的实际调查，所以，人类的政治行为是理性的，民主政治中的选民是理性的？yibaochina.com
卡普兰举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的例子说明他们的非理性已经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到达了把共产主义当成狂热的、不容质疑的宗教信仰的程度，而他们两人（凯斯特勒ArthurKoestler和钱伯斯WhittakerChambers）在共产党人当中绝非少数：“新的光芒从各个方向贯穿我们的脑海，整个宇宙就像散乱的智力拼图瞬间被神奇地拼在了一起。一切问题都有了答案，充斥着怀疑与冲突的备受折磨的过去已经远去。……从此，没有什么能打破皈依者内心的和平与宁静——除了偶尔生怕再次失去信仰，从而失去生活的唯一意义之所在，重新坠入只有切齿哀嚎的外界黑暗之中。”“我愿接受共产主义，无论它从哪个方面呈现；愿意追随它的步伐，无论它将我引向何方；甘愿接受任何惩罚，没有它就不可能实现任何生命目标。因为它所给予我的忠诚和理念，是这个垂死的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以同样强烈的程度所给予的，它们让我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死。”“没有人能轻易放弃一个终其一生执着坚守的信仰。只有一场比其打算抛弃的信仰更重大的冲击才能让他放弃它。”（卡普兰，P.121-122，143）yibaochina.com
——尽管如此，尽管每个人每日每时都可以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人类非理性的事实，但是，众多研究者还是顽强地坚持理性主义＋无神论立场，无视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准宗教信仰，把他们片面解说为一心追逐私利、专门进行权力斗争的自利理性人。从这个视角看，毛泽东污蔑“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似乎也不能算是全错。他是错在“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见猪黑，看不见自己黑”，他看不见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信仰比起知识分子的自利理性人偏见，错得更离谱，更荒诞不经——他全然忘记了，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位大知识分子。yibaochina.com
卡普兰教授下结论说,“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改变一些人的观念，但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至多能说服一半的人。”“人类天生不愿面对令人不悦的事实。”换言之，人不是热衷于追求真理的动物。物质利益，从众的压力，道德激情和其它激情，宗教信仰，以及，纯粹的幻想，都可10能驱动人类抛弃理性，从而遮蔽掉真理：“幻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幻想是几乎所有人的需要，一种人们认为不次于物质需求的需要”;“宗教始终让人获得更大的生活满足。”（卡普兰，P.141）yibaochina.com
在无神论越来越盛行的当代政治中，意识形态取代了宗教信仰的位置，继续发挥其遮蔽理性的功能。《1984》和《动物农场》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抱着极大的正义激情亲身参加过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不久他就沮丧地发现事情并不像他原先料想的那样黑白分明：“对于西班牙内战中的暴行，……信与不信完全建立在政治偏好的基础上。每个人都相信敌人所犯的暴行，而不信自己人犯了暴行，从不想检查一下证据。”yibaochina.com
事实、理性和逻辑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纯恶和纯善，但是请读者们看看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究竟有几个人是按照事实、理性和逻辑做判断，而不是按照纯恶纯善、黑白敌我二分做判断的？yibaochina.com
曾几何时，多少人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热烈欢呼，“不受政府和精英操控的完全彻底民主终于有可能实现了！”然而如今怎样了？互联网已经成为网络巨头们操控网民思想言论的最新工具；大多数网民都生活在“回音室”和“茧房”里，听到的只是自己声音的回声，对不同意见充耳不闻；众声喧哗的结果不是民主质量的提升，相反，是虚假信息、垃圾言论、各色谣言和极端政治的大肆泛滥；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发达逼得传统纸媒无路可走，也只能日甚一日地与网络媒体同流合污。yibaochina.com
看看美国的两党政治吧，看看美国人是如何越来越坚信自己一党全善全对，对方政党全恶全错，请问谁还能相信选民是理性的？——刚刚写下这句话，我立刻意识到我错了，绝大多数人会继续坚信理性选民的神话，因为神话的世界更令人愉悦，真实的世界却是丑陋的，招人厌恶的。“人类天生不愿面对令人不悦的事实”，一厢情愿，以愿望替代事实，把希望发生的当作必然会发生的，这是人类独有的自我欺骗功能，非人类的其它动物是没有的——如果有，也早就被生存竞争的残酷法则淘汰了。照此推测，如果文明的进步意味着人类越来越不受生存竞争法则支配，那么是不是说，惯于一厢情愿、自我欺骗的非理性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占上风？yibaochina.com
四、民主政治的未来
“普遍存在的选民无知，似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运转失灵的民主。那些主宰命运的人们——选民——连基本的解剖学原理都未掌握，却在操刀进行脑外科手术。”（卡普兰，P.8）理性选民是个神话，遵从民意的公共政策并非最优，那么，这就意味着民主是错的吗？卡普兰的回答是：“民主可以有不同程度。我们无须在要么抛弃民主，要么容忍多数人喜欢的任何愚蠢政策，这两者之间作选择。因为有绝对多数原则、最高法院和美联署那样的独立机构的存在，美国的政体始终十分稳定。民主可以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限制，而不必冒引发民众骚乱的风险”。“和市场一样，民主也可以受到限制、管制或否决。类似司法审查那样的反多数主义程序可以与民主程序并行不悖。绝对多数原则可以允许少数人阻挠多数人的意志。”（卡普兰，P.234）——正如我在上一篇读书报告《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中所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不是越多越好，越“完全彻底”越好。任何好东西都必须适可而止，走极端一定是自毁性的——因为还有其它好东西需要兼顾，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有代价。人世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付出一切代价去追求的神圣目标；所谓“决策”，无非就是成本－收益分析。yibaochina.com
更重要的是，因为有绝对多数原则、最高法院和美联署那样的独立机构的存在，也就是说，因为有被左派痛斥为“反民主”的分权制衡的宪政和法治等切实保障人权的制度设置的存在，美国的政体才始终十分稳定——但是，卡普兰先生没有、恐怕也不敢这么讲。而且，他一字不提被左派骂得狗血淋头的选举人团制度。当然，他也没有清晰区分自由和民主，没有提及自由与民主的复杂关系，更没有提及——想来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好民主与坏民主之分。当他在他这部大作的开头说到“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民主的缺陷几乎被视为异端”时，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及，恰恰是在那个时期，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华大地疯狂肆虐，而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我猜想他应该是根本就没有想过。我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坏民主——民粹民主——的典型，是民粹民主、民主万能论、民主原教旨主义付诸实践后所抵达的理想状态、登峰造极状态。如果用一个词来对文革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群众专政；也就是一些对于坏民主有所觉察、有所批判的智者所深心恐惧的多数人的专制、多数人的暴政。yibaochina.com
被左派大加挞伐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将古代圣哲的“显白教诲”与“隐晦教诲”区分，透露出的也是活在多数决大众民主中的智者心头萦绕不去的“苏格拉底审判”的历史阴影——冒犯多数人的真理是不能公开言说的，否则，轻者身败名裂，重者判刑杀头。yibaochina.com
其实卡普兰教授只须把他的研究成果依照逻辑再往前推一步，“民主有好坏之分”的结论就破壳而出了：既然民主必须受到限制，那么，不受限制的民主是什么？那还不就是坏民主！yibaochina.com
卡普兰还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民主原教旨主义”相对照，得出结论说，“市场原教旨主义”言过其实，除了芝加哥学派当中的一小批非主流学者之外，当今的经济学家很少有抱持“市场永不失灵”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的，相反，“民主永不失灵”的民主原教旨主义却是西方政治学家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流信念——甚至说是绝对主流信念也不为过：“市场原教旨主义最积极的反对者，通常可以被准确地叫做民主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它的最清楚的表达，归功于……阿尔・史密斯（Al Smith）的一句名言：民主的所有疾患可以通过更加民主来治愈。”“很多人甚至对民主的缺陷都大加赞赏。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就叫喊说，民主是灰色的，但灰色是美丽的！”“从记者、政客到实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学理的哲学家，人人都愿意且毫不尴尬地公开宣称自己的民主原教旨主义立场。”（卡普兰，P.229-230）yibaochina.com
著名政治理论专家夏皮罗（IanShapiro）甚至不顾起码常识大肆宣扬民粹主义式的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断言在经济领域、尤其在政治领域，没有理由认为专家比大众高明。卡普兰教授不得不动用许多篇幅对此予以反驳，论证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理由恰恰是内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比外行高明——理所当然，民主也不会例外：“一个人的一般认知水平可能会让逻辑学家和统计学者头痛，但这并不影响他精于自己的所长。心理学家称之为生态理性（ecologicalrationality）,即在自己熟悉的天然环境里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专家正确、外行错误的淳朴观念符合事实，而所谓专家受蛊惑、外行来纠错的主张是不符合事实的。”“一项组织精良的大型研究SAEE……非常肯定地证实了经济学家与公众之间存在巨大的系统性观念差别。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是不存在这样的巨大的系统性观念差别的。”卡普兰还举毒理学的例子证明，专家更强调剂量，达到一定剂量之后，所谓“有毒物质”才是有毒的，而大众则做极简化的非黑即白定性判断，认为这些“有毒物质”要么一概有毒，要么无害。（卡普兰，P.30,70,96,161,195）yibaochina.com
那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是错的吗？它是对的，仅当它在“人人都必须享有言论自由”的意义上是对的，尤其是，在“真理决不能被权势者垄断”的意义上是对的。换言之，当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机会和言论自由时，真理最有可能在各种意见的辩论交锋中脱颖而出，而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意见都价值相同或者都应该被采纳，相反，如果大多数人具有健全理性和起码常识、没有被民粹主义的谬说误导的话，高明的见解和内行人的意见多半会在辩论中胜出，成为众所公认的“真理”。仅此而已。又一次，我们看到“民主”与“自由”是多么轻易地被混淆，而“平等”是怎样从符合正义原则的人权平等和机会平等，被非理性地无限扩张到种种非正义的极端主义的平等，而且，许多被当作天经地义广为流传的格言是如何地经不起推敲。yibaochina.com
民主的核心义是多数决，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的意志、利益、意见”，而多数人并非总是理性的，相反，他们经常是非理性的，尤其是在其不熟悉的领域，比如国家治理层面上的民主政治领域，所以民主必须受到限制。至于如何限制民主，卡普兰开出了几味药方：yibaochina.com
1，在全书接近结尾处，他公然建议实施“选民资格考试”——实话实说，《理性选民的神话》这部杰作引起本文作者最大共鸣的就是这项建议——一项很可能在任何西方民主国家都得不到采纳的建议。yibaochina.com
2，仿效1948年之前的英国，给予精英，比如有大学毕业学历的选民和企业家以“复数投票权”，也就是说，给予他们的选票比普通公众的选票更大的权重。yibaochina.com
3，减少投票率，让素养较差的选民保持适度的政治消极、政治冷淡（当然，卡普兰教授没有使用“素养较差”这种会被左派抓把柄的“歧视性语言”）。yibaochina.com
4，改革教育，普遍提升国民的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素养。yibaochina.com
5，具有经济学（和其它科学学科）素养的个人政治上要更积极，多发挥政治影响。yibaochina.com
卡普兰教授这部杰作是2007年出版发行的，现在是2022年，15年过去了，情况有所改善吗？没有，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更恶化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几乎无一例外，全都两眼紧盯着民调，亦步亦趋地紧追在选民（注意了，不是全体选民是多数选民）屁股的背后唯恐落后半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不堪的是，当他们没有能力解决社会严重分歧时，动辄诉诸公投，以极其草率粗暴的一次性多数决来替代他们本该具备的明智决策能力。难怪“东升西降”的勃勃雄心会在一些专制主义大国广受拥戴，鼓舞着这些国家去与西方民主一较高下！yibaochina.com
有鉴于此，下面引述本文作者关于民主未来——民主4.0版——的若干建议，很粗糙，很不成熟，敬请本文读者不吝赐教：yibaochina.com
我套用一下计算机语言，把古希腊“有民主无自由”的城邦民主称为“民主1.0版”；英国宪政（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1918年实现民主之前）则相反，是“有自由无民主”，可以叫作“民主2.0版”；英国宪政传播到美国，成为“既有自由又有民主”，这是“民主3.0版”。很不幸，由于“民粹木马病毒”没有受到有效围堵，民主3.0版不断向民主1.0版下滑，终于在2016年酿成大乱，至今看不到出路何在。yibaochina.com
有没有可能创建一个有效围堵民粹病毒的民主4.0版呢？指导民主4.0版的总原则可以归纳成两句话：第一，国家治理要选贤任能、精英治国；第二，治国精英的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监督约束，以保证他们不但不能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而且要确保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全民族、全人类造福。下面分项简述。yibaochina.com
1 全面深入清理自由民主理论yibaochina.com
没有正确的现代化理论，就没有成功的现代化实践，除了原生现代化的英国之外，这个道理对所有国家都适用，我认为此理易明。尽管笔者已经做了一些概括性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但距离深入细致的研究还差得多，距离达成共识更是十分遥远。没有现代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自由民主问题是说不清楚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更是会遭遇重重困难，因此，达成各界精英关于现代化目标和路径的基本共识至关紧要。yibaochina.com
2 普及系统化公民教育yibaochina.com
以自由民主认知与实践为内容的公民教育应该贯穿在每个人从小到老的所有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当中，作为全部教育的核心课程。中国留学生多数是成年后来到西方国家而且主要是学习理工科，他们不但从来没有接受过公民教育而且恰好相反，被灌输了满脑子的马列毛反自由民主思想和反美反西方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如果西方国家的学校继续忽视对他们的公民教育，这些人回国后就会成为反西方民族主义专制政府手中的高效率工具，在他们的鼎力合作下，一个“高科技1984”新极权国家在中华大地崛起不是不可能的。yibaochina.com
3 “公民资格考试”制度或16年义务教育yibaochina.com
笔者认为，有必要在1和2的基础上，创建公民资格考试制度，每一位公民在最重要的全国性投票选举之前必须达到及格分数，否则没有投票权。这项考试可以每个大选年进行一次，每个公民可以无限制地终生参加考试，就像考驾驶执照一样。开车都需要有资格，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为什么反倒不需要具备资格？当代西方文明是否在选民资格问题上犯下了致命错误，这恐怕不是不该问的问题。yibaochina.com
另一项提高选民素质的办法是16年义务教育：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本科4年；大学毕业考试不及格的公民不具备选民资格。同时，大学毕业考试可以终身复考。yibaochina.com
4 落实“有限政治”yibaochina.com
仅仅“有限政府”还不够，还必须限缩民主的范围，推行“有限政治”。以下六个领域全都不允许政治、包括民主政治进入。这六个独立领域应当入宪，除“紧急状态”外，禁止任何政治决策干预：（1）人权。必须把人权放置在任何政治决策、包括民主决策之外，不但不允许政府侵入，也不允许民主政治侵入。人权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民主根本没有任何关系。（2）独立司法。同样，必须把司法放在任何政治决策、包括民主决策之外，不允许行政和立法部门及民主决策侵入。司法是专门化、职业化的法律人士的职责范围，连国王都不许干预，更何况别的什么人（可参见大法官科克反驳英王的案例）。（3）公务员制度。执政党只能任命部长、副部长以上的政务官，局长以下的事务官、一般公务员，包括军队和警察，乃至国家最高元首，全都应该没有党派立场，都应当是政治中立的，都应当经过资格考试终生聘用，不受政治干预。任何政治决策一经合法作出，他们就要照章执行，但政治决策本身与他们的职业行为无关。原本有党员身份的，任职后都应该退党。（4）公民社会。公共事务应尽可能交由公民自发自愿的公益组织、民间社团办理，无需政府操心，当然也和国家层面的民主决策无关。至于这些组织、社团内部如何管理，是民主管理还是少数人甚或一个人说了算，只要不违法，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外人无权过问。（5）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政府也好，民主也好，都无权干预市场经济当中各当事人的活动。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作为公民当然要有道德、要承担社会责任，但这是政治“公域”之外的个人“私域”，两者不应混为一谈。（6）货币政策。当代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开支已经占到GDP的1/3甚至一半，半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引发大国激烈竞争，军费居高不下，而高税收的社会主义大政府按照其内在逻辑又几乎不可避免的要导致财政赤字急剧增长，政府就有滥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强烈需要。为防止超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货币发行必须独立，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士掌管，既不受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干预，也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yibaochina.com
以上六大独立领域都是优良的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基础，而这些基础的建立却和普选制民主没有关系。有了这些基础之后的民主政治，就是这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当然不能随时改变和动摇基础，即便基础确有改动的必要，那也一定是很稀少、很重要、伤筋动骨的大工程，那就是修宪，它同样不可能交由“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草率决策来完成，而“全民公投”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民粹坏民主的典型。yibaochina.com
把这六大领域放到政治之外，就可以避免政治狂热，防止“政治肥肿症”；每个人就都可以享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去安心追求他自己的最爱，实现他心中的人生理想，不必担心政府或其他什么人——管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横插一杠子，伸手插脚来破坏他的美梦。政治、包括民主政治所要做的，就不过是处理新情况、新问题和非常规的突发事件，就不过是锦上添花，无关宏旨。就算最坏的情况出现，政治决策、民主决策的结果是随便哪个个人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照老百姓的话说，“我不靠那个东西吃饭”！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因为议会不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关门，社会照样运转，人民照常生活？为什么不管哪个政党上台、谁当总统都关系不大？说到底，社会如何实现和谐？国家怎样才能长治久安？无它，靠的就是这一套政治消肿术，政治减肥术。这就叫有限政治。这是多么高明的政治智慧啊！这不就是我们古人所向往的“无为而治”的圣人境界吗？其中最困难、争议最大的是：市场经济是否应该不受政治干预，包括强制征税。也许实行“全民保底收入”制度是个比较好的替代办法：合理计算出足够保障公民基本生存的最低收入，立法保证其作为政府财政开支的核心项目，无论收入高低每人一份，每年按照通货膨胀率调整；税源可以主要来自超出一定免税额之上的高额遗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同时大力发展、表彰慈善捐献和民间互助。没有一整套稳定的、不可以随意改变的制度和游戏规则的约束，让一切公私事务全都交给多数人投票决定，随时随地“服从民意”，想怎么变就怎么变的“巴黎公社式民主”，纯粹是政治外行的胡思乱想。像马克思这样的政治外行更是举世罕见，他的政治见解理所当然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巨大错误。yibaochina.com
5 建立促进慈善捐献的强有力激励机制：三院制议会yibaochina.com
“有限政治”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防止“大政府”无度扩张，但随之而来的可能缺陷之一是社会福利提供不足。这就需要足够数量的自愿慈善捐献来填补空缺，因此需要建立促进慈善捐献的强有力激励机制，比如设立国家勋位等最高国家荣誉予以表彰，比如让热心捐献、德高望重的慈善家进入上议院，或者更大胆些，创建议会第三院“集贤院”，议员全部由声誉卓著的慈善家组成，和其它两院分享立法权，等等。同时，社会福利不应该是有损领取者自尊的救济性质，应该相反，能够提升领取者的能力和自尊，比如鼓励慈善家为社会福利领取者开办社区大学和大学预科，使社会福利领取者可以免费接受大学和大学预科教育，以及免费职业培训。yibaochina.com
大胆设想一下，可否考虑创建三院制议会，激励富有阶层自愿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责任，完全接管政府的相关职能？为什么富人（比如收入最高的10%-20%的家庭）不能自愿组成一个公益团体，互相协商，通过自愿捐献筹集相当于政府每年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上财政支出额的基金，由该组织自行管理，分配给穷人，完全接过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呢？这样做一定比政府精简高效、多快好省，从而不让社会主义大政府有扩张的机会和理由，彻底挖断左祸的总根子。yibaochina.com
6 以全民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制度yibaochina.com
目前西方这种代表阶级利益、偏袒部分人的政党制度弊端严重，应该向崇奉“共和正义”、以谋求全体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为政纲的政党转变。许多学者（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J.Arrow）的研究表明，多元分裂的利益竞争是不可能通过民主投票选举来“整合”的；同时，多党竞争所导致的政党轮替执政，在今天这个不可避免的大政府时代引起的政策多变、政府信誉衰败造成政府效能严重低落，而这恰恰是“中国模式”能够具有表面优势的原因所在。这也就意味着，多党竞争加普选民主不可能导致整体最优（背离“共和正义”）。改进办法何在，需要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也许日本或新加坡的“多党竞争制度下的一党长期执政”东亚模式是一种虽然代价不小，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的替代选择。yibaochina.com
我断言中国模式仅仅具有“表面优势”，是因为第一，中国模式弊端极为显著：官员腐败滥权，政府和国企浪费严重、效益低下，特权泛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环境破坏，等等；而且，这种短期优势只适合于工业化早期的“外延式”重化工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进入精细化、内涵式、依靠高质量创新的阶段就丧失了优势，苏联模式的崩溃就是明证。对中国模式的全面评价，我将另文专论。yibaochina.com
7 以公共媒体为主导的媒体结构yibaochina.com
同样道理，持党派立场阶级立场、仅代表部分人的媒体应该让位，让真正代表全体人民长远根本利益的所谓“公共媒体”为主导——是主导，不是不允许其它媒体存在，只不过代表局部利益、阶层利益、利益集团的媒体不应成为主流而已。yibaochina.com
8 公务员政治中立yibaochina.com
已如上述，略。yibaochina.com
9 推广议会制yibaochina.com
经验表明，“议行合一”（议会多数党既主导立法又执掌行政权）的议会制优于总统制。主要是因为议会制不会发生总统和议会多数党分属不同政党时的决策僵局，严重妨害行政效率。福山对美国总统制的批评，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对台湾半总统制的批评，都持类似观点，而笔者对香港基本法的批评重点，就是没有学习仿效英国议会制，否则就根本不会发生在普选特首问题上的无端争拗——英国的首相难道是全民普选产生的吗？yibaochina.com
10 强化上议院权力yibaochina.com
上议院的权力日益低落，议会两院的权力制衡失效，是民主日益民粹化的重要原因，现在到了反向改革的时候了。议会制的创设从一开始就是精英主导甚至根本排除普通民众的，它正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贵族制；随着平等化民主化即民众参与政治的日益普及化，代表普通民众的下议院权力不断扩张，逐渐侵蚀甚至剥夺了代表精英阶层的上议院的权力，结果当然就是政治领导人成为群众的尾随者，百般谄媚讨好人民群众，日益丧失领导能力，这是民粹势力兴起的重要原因。到了彻底反省、坚决改变这一现状的时候了。中华文明儒家传统的精英治国、贤能政治原则值得认真借鉴，好民主必须是既响应民意、又领导民意的，否则还要选举做什么？干脆回到古希腊城邦，抽签当官完事。yibaochina.com
从产生方式说，上议院的议员不应该是全民选举产生，最好是由全社会各职业和功能界别各自选举产生。还不妨考虑借鉴孙中山提出、台湾国民党实行的“五权宪法”，把监察权和考试权——考试权包括所有公务员的考试铨叙以及公民资格考试——都放在上议院。yibaochina.com
11 授予立宪君主或国家元首最高仲裁权yibaochina.com
为数不少的稳固民主国家是立宪君主制国家，这并非偶然，而是符合共和制“混合最优”原理的。立宪君主制不是过时陈腐的历史陈迹，受宪法和议会约束的君主有其重要功能，尤其在议会政治遭遇重大危机，或发生决策僵局、社会对立分裂严重时，立宪君主可以作为最高仲裁发挥重大作用（请看泰国国王普密蓬的例子）。没有立宪君主的国家、尤其是议会制国家则不妨考虑创立这样一位最高仲裁，面临重大历史关头时在最高顾问团的建议咨询下做决策，在日常政治中，他也给议会两院提供咨询意见。最高顾问或国家元首应该是全社会普遍公认、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尤其是慈善捐助方面）、众望所归的贤能之士。具体如何操作，怎样做到既让其发挥作用、又不至于滥用权力，不妨先行实验，逐步改进。yibaochina.com
以上改革建议的实现没有一项不是困难重重，没有一项不是与民粹民主的主张背道而驰，也因此没有一项不会遭遇民粹派和左派社会主义者的痛诋恶骂，有没有可能被采纳，只有天知道。但是，想到才可能做到，想都不想，那就永远也不会有改进。yibaochina.com
周舵yibaochina.com
2022.11.9.yibaochina.com
于海南保亭yibao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