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先生的《奥斯陆四日四记》，记述了他和夫人参加诺尔贝和平奖颁奖典礼的所见所闻所想所谈，其中在“刘晓波和辩论自由”一节中提到：
“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
“看遍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似乎只有我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自由。在正常的大学里，本是很的正常，无所谓‘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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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或bio，还来不及‘自封’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字样。可惜，刘晓波当时没有批判‘工具’一书，否则我也要使用我的辩论自由了。”
方先生不但不计较当年被刘晓波“批判”过，而且还以此作为欣赏对方行使辩论自由的例子，并进一步作为祝贺他获奖的原因之一，颇显他的大科学家风度，令人感动。
不过，方先生所提的“批判”一事，在我看来只是误解。我过去一直有类似方先生的印象，即刘晓波早年“几乎批判过（或骂遍）”人文思想界所有名人，不同的印象是有几人曾被他明确排除在外且有所看重，包括方先生和魏京生。前不久笔会编写纪念狱中作家委员会五十周年的“因作家畅所欲言”五十案，我在整理刘晓波简历时刚好看过他接受《解放月报》（现《开放》月刊）记者金钟先生这篇著名采访，因此印象更深，看到方先生的文字反而不解他为何说刘晓波的那些话是批判他。方先生所引的以上那段话出自其中“对四大思想领袖的批判”一节，所有相关上下文如下：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
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刘晓波说话一向直接了当，这些文字所针对的批判对象也应该一目了然。虽然金钟问的“海外所说……中国四大思想领袖”是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但刘晓波所批的四人明显是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刘再复四人，而且再三强调要把方先生排出在他所批判的所骂“操蛋”的“青年导师”之外——“方励之要除外”、“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对于当时给人印象是信口开河骂遍天下的刘晓波而言，他这种再三明确排出方先生的态度，显然说明他对方先生的评价问题非同一般地慎重，甚至可说是相当地看重。尤其是刘晓波说：“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这不但清楚说明了把方先生排出在他大批的“青年导师”之外的理由，而且还隐含着他当时喜欢方先生的意思，因此才有“也不喜欢”的条件假设句——对他当时本来就不喜欢的人，就没必要强调一句“他要自封的话”了。
由此看来，方先生说刘晓波在这里是批判他，显然是一种误解，而误解产生的原因，恐怕是刘晓波随后那句回答“他有什么资格！！”其实，只要仔细看看上下文，就不难看出这句话也不属于批判，更不是骂，只是说他没有“资格”被“也不喜欢”而已。如果不看下文，至多也只能得出他认为方先生不够被他批判的资格，有不屑一顾的贬义。但如果真有“不屑一顾”的贬义，刘晓波也不至于慎重到再三强调要把方先生排出在他所骂的“操蛋”者之外，尤其是不至于随后说“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这些肯定和关注他的话。
总而言之，无论如何解读刘晓波上述说法，也看不出刘晓波再三强调要把方先生排出在他的批判之外，怎么可能被理解成仍然是任何一种批判。方先生在这里显然是误解刘晓波了。当然，方先生对自己误解的被批判所采取的宽容风度，并不因为这个误解而失去价值，仍然是值得提倡且令人感动的。
（《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