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学者：陈永苗（推号：@chengyongmiao)
不管大陆的广场革命之后如何，广场革命是大陆转型必经的’天王山’，我们必须为之预备。也就是’占领’是我们紧迫的任务。在一个没法革命的形式下怎么革命，’占领’就是一种很合适宜的答案。八九是一场’占领’。
‘占领’放在维稳下，需要专制付出巨额维稳费，就足以引发地方债危机，从而加速整体经济危机。还有如’占房运动’也足以加速房产经济的奔溃。在全面维稳和专制不断抛弃统一战线的格局下，人心向背已经清楚，不需要启蒙和暴力手段来总体争取人心。而且今天的革命不是军事内战而是政治站，只要持续性占领创造出反对政治的地盘和空间，让民众可以在场，就足以产生革命性效果。
占领的去垄断代表性，去组织化，去政党政治化，造成民众不会被革命手段捕获，捆在革命意识形态政教合一的精神和组织控制中，而很容易从例外状态回归日常状态，能进入革命，也能退出革命，其革命带来的是宪政而不是暴政。
‘学生运动积累的能量足以转化为全民运动，此刻，正是是青年从立法院走向全国各地的最佳时刻’ 。太阳花运动退场后走向全国各地，类似于五四运动后，也走向民间。还有如五四运动的对政府的社会制裁力，也是类似的。这次台湾太阳花，是’发生’在民国早期的。也就是夹在国体与政体之间，回归到民国早年，碰触到国体原则，是一次国体更新力的运动。是五四运动后最像五四运动的一次公民运动。
台湾建国是’理想国’
凡是可以用政府下台方式解决或者缓解的矛盾，是国家之内的人民内部矛盾。汪洋曾说，凡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用数人头推翻政府与用人民币解决，都是非暴力的，而正是内部矛盾与非暴力是吻合的，敌我矛盾不在此列。
台独起源于二战前的被抛弃与二二八国民党用民国作为国内镇压的工具，与民国的关系，介于愤怒的孤儿与残暴的父亲之间，或是敌我或者内部关系，随着国民党政府下台，台湾本土势力的上升，有所缓和，但马英九政府上台几年来，引狼入室，依附中共，中共取代民国成为外敌。再次随着国民党下台，和台湾本土势力的上升，以及台湾国际舞台的扩大，以及大陆沦陷区人民的支持，民国会变为好父亲，与台湾台独和解，外部矛盾压倒内部矛盾，有共同敌人就好办。
清官难断婚姻事，尤其身处此家里更当局者迷。台湾是否身属中华民国，就像一场感情基础不那么好，但磕磕碰碰几十年，目前和未来又需要同舟共济的婚姻官司，交给法官裁决，到底是合还是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中庸而节制的办法，是先分居一阵子，再把感情弄好，将来再同床共度。新浪微博’群恋大地’说，一个中国，要么党国赢者全得，要么民国赢者全得，别无他途。
作为团结台湾人的意识形态，台独就像爱情，热烈而极端，可是一旦要进入现实政治，就干扰不动现实社会。就以民国护照为例，建了台湾国，目前牛逼哄哄的民国护照，换成台湾国护照，还有牛逼劲吗，让共党跳出来干扰一下，台湾国护照恐怕只有去太平洋免签了。台湾国只能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个话语乌托邦，涉及到新的国家承认和政府承认，以及外省人何去何从，这是新生最软弱的时候，就像蛇蜕或者螃蟹换壳，共党打个喷嚏，就会死的。
民族国家是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共同体，尤其在未来，大陆和台湾都会碰到民国国体与二战后国际法秩序问题。别以为改国号修改宪法很寻常，连世纪独裁霸者希特勒与纳粹，都没胆子改魏玛民国国号，他们正式反对废除魏玛宪法，不过就是制定授权法，并且有具体期限的三次延期。
台独建台湾国，’叫’’新华人国’，还是脱离不了中华民族和华人世界，那么与大陆割席而据，远远避开大陆，也没有必要改国号而伤害海外华人，除非能加入日本国。就像港独虽然想重归英国，这路几乎不存在或者需要很长时间。还有一个大陆的市场文化吸引是避开不了的，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台商就是证据，还有台独受中共话语霸权的塑造没有真正台湾主体性也是证据。
正是大陆要素更多入侵台湾，两岸更加靠近，才威胁台湾人的安全感，试图避开是鸵鸟把脑袋埋进沙里，只有与狼共舞战胜狼性，把消极台独变为进攻型台独，把沦陷抵御于台湾之外，才是可行的。台湾坚持民国，并且出牌要求大陆共党改旗易帜，不断将军，在进攻中才能防守。
对中华民族的代表权，民国不代表中华民族了，台湾人就怨恨抛弃他。台湾人的意思是不抢了，可是没有民国的合法性保护，用民国顶住共党，你们不是更糟。共党是反民国的，至少台独与民国是联盟或者朋友，有着共同的敌人。尽管台独曾经与民国敌对，但没有永恒的敌人。
中华民国被国共和美国弄得半身不遂，但是台独，港独等等都是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后心不甘情不愿地嘴上嘟囔着埋怨地归入中华民国。二选一，其他选项都是气话，实现起来有很大难度。美国的建立，也是十三个州从英格兰独立出来，先一次撕裂，然后再联合起来。 坤兄写的，台湾就像美国一样，迁徙，新英格兰（新华人国）独立。如果以美国独立为先例，肯定能堵天下很多人悠悠之口。
台独从原来的针对民国，已经转而针对大陆，所以民国与台独之间，关系已经不是敌我，敌人的敌人可能是朋友。 美国留了后手，中共不行了，民国就坐正。美国对大陆态度有变化，台湾人就相信民国。如恢复联合国席位。还是取决于美国。
《红楼梦》中贾宝玉娶了宝钗，心里意不平，再合适的婚姻，心里都给超人间的初恋留个神圣殿堂。民主国家一样有着继续革命问题，对选举议会制度政党政治不满，也就是在国体内，对政体的僵化持无政府主义否定立场，永远的否定，把政府当做带来不自由的命运化身，藏着明显或者暗中的敌意。就像小区找物业公司，永远鸡蛋里面挑骨头，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选执政党也是这样，永远不满意但挑个将就的，将错就错，保持一个随时要更换的态势。国民党很糟，民进党也差，凡是政客都是坏人，进入政治权力都有原罪，但不得不从矮子里面找个高一点的。这种不得不，是很有意思的，政府本来就是不得不，必要的恶，但是会洗脑成救世主，罪恶成了美好。台湾归属民国也是一种不得不，没有更好的现实选择，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女人，你不要共国，就只能将就选民国，你的梦中情人，还没出世呢。
社会革命：占领
2011年9月中旬在美国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快蔓延至美国的近六十个城市，发起者也呼吁开始’全球占领’，10月15日，日本东京、德国柏林、韩国首尔、台湾台北市、香港等全球有近900多个城市响应该行动。
我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表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从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以来，这不仅是主义利益的、而是少见的有’主义’和有’思想’的社会运动。10月8日，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祖可蒂公园发表了针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演说，他说’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揭示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各种谎言。
我说这些都有些预示整个世界可能向左转，连美国这样的国度都在变化，并且牵动全球，有美国的经济学家曾成功预测现今美国的经济危机，当时分析说资本家的利益过于庞大，他们的钱就会投到资本和金融市场里面，从而获取高额的笼断利润，但底层的收入过于低下，就没有办法购买消费品，就没办法拉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就会萎缩，金融经济、虚拟经济就会不断膨胀，占领华尔街的指向和这三十年全球化是有关系的。要求解决贫富分化和打倒资本主义的诉求，完全不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社会革命。
我认为，这场革命涉及欧美或台湾等民主制度的调整能力，欧美宪政的框架使这些问题能够在议会或最高司法机构解决，美国总统奥巴马就非常积极的回应了抗议者的诉求，对宪政国家来说，有足够的对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解决的法律手段或宪政手段。所以不会对国家机构和国家机器本身产生太大的冲击。
我在民国诸国父的政治思想和民国之至今的民生政中找到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让人民受益的国家社会主义，与1949之后征收掠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对立，否定土共的社会主义性 。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与共党权贵集团的对立，以及动态评价体系。如何否定中共的社会主义性。阿伦特有论述说社会主义的征收，在《共和的危机》中。法兰克福学派有大量共产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要把被中共洗脑的重新洗回来，只能依赖于杀戮和死亡。改革后知识分子关于民国后的历史认知，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意识形态歪理，被灌输的歪理。共党灌输是社会主义，就认为是社会主义。
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此有深入的研究。阿伦特在《共和的危机》中也有所论述。
十年的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时，我的结论是这三十年不在乎过去六十年甚至民国工业创造的积累，在这三十年内被金融化和货币化，不流动资产成了流动资产，集中体现为土地集中为国民财富提供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所以财富还真不是这一些改革精英创造出来，是他们抢占的，随着他们的抢占，积压的财富不断货币化，他们的抢占与权贵官僚的把国民财富财政化是共谋，就像官方与房地产商。
这次台湾太阳花学运对两岸三地公民社会，对中共以经济控制政治的八九后格局，有根本性改变意义。九二后，专制与人民关系敌我，邓小平用市场经济收买，以经济性无形手段，实现再次政治控制。这次香港人基于切身痛恨，反对服贸协定背后的政治控制。我们的政治高度，不能限于自由的诉求，而需要提升到反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政治压迫，也就是民生革命附带自由革命，这才足以总括两岸三地。香港的普选诉求，我认为是没高度和必定一地鸡毛的。凡是基于中共改革的，如国共合作，如民进党的公知倾向，一定是空炮。只有在改革已死的基础上，才有出路。
八九后，中共的合法性是靠钱袋子收买的，是写在人民币上的，这对于华人世界与国际社会都一样。所以民间的合法性征战，一定是针对钱袋子的诱惑，是针对改革的，而不是针对文革的。换成圣经话语，要么信上帝，要么信玛门。
我看到新疆普通人是基于民生而有独立渴望，香港人是受不了经济手段而后至的政治控制而有港独，台湾人台独反对服贸正是害怕钱袋子手套里面的黑手。我提出民间独立性，同样要摆脱因为改革而加入分赃，以自由的名义所求体制给予的特权，如经济自由。独立的诉求更基于把政治控制和经济压迫混成一回，而不是加以区分。
单纯政治控制没法提出独立，如美国独立战争的自由散失的恐惧与谣言，与台湾反对服贸一样，更基于经济。
说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的，也是对的，包身工经过改革意识形态和无止境占有的富裕渴望黑洞的攫取，不再相信自己是包身工，而是与老板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的。包身工的宿命，加入权贵与成为美国人的幻觉，这是被共党改革启蒙唤起的心魔投射移情到党组织的身上，并且有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做先例，为了富裕成为人上人，就可以认贼作父，背书赋予中共基于经济分赃的合法性。同样被特许成为公知的，话语权上的人上人，也以自己的人生观冒充世界观，以导师的渴望投射移情在党组织上，确认知识分子官僚权贵联盟。
受心魔与利益诱惑而认贼作父，他们都在中华民国问题与国内殖民上，支持中共对民族的代表权，帮助消灭中华民国，并且相信贼人会变为真正父亲，民国所设定的目标，会在党组织及其内部调整中实现。这种改革意识形态诱拐了华人世界与美国为首的文明世界，把他们骗入历史大骗局中，而且充满真理感。台独在李登辉《国家统一纲领》之后由革命转为改良，并且承认大陆与台湾并存，可以说是革命权的改良替代，陷入历史骗局。民初以来革命权和人民主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的直接在场，另外一种是道统教化并排斥民众的垄断代表式在场，也就是改革与公知方式。
这次太阳花反共，反对大陆国内殖民在台湾的扩展，是对改革已死的确认，是对大陆改革意识形态的否定，大陆国家资本主义反过来定型了全球化，让全球化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共党成了暗中的经济性全球话语垄断者，这是足够奇葩的。也是文明世界的沉沦。这次太阳花运动向全世界挑明了沉沦的真相。不支持中华民国正视港独台独，就是在全球化领域的异化与沉沦。
虚假的台湾主体性
新浪微博’天乐散人’说:当你不可能独立时，就要充分认识意志的重要性，你的存在是以对立一方存在为条件，没有自己意志最后无自己的历史，那只有对方的意志和历史。
不是要讲台湾主体性吗，不要顺着共党的企图，去界定自己，要从台湾的利益来打破它。
民国在’一个中国’内被偷龙转凤，狸猫换太子。因为民国也被当做一个中国，从而被中共鹊巢鸠占，台湾人以近乎话语乌托邦的台湾国，来反对民国，这让我想起极权主义的起源柏拉图《理想国》。如果民国在美国改变过去几十年东亚地缘政治的做法，得以把鸠赶出雀巢，台湾人是可以接受民国为己用。台湾对民国暧昧不明的爱恨交加，说明他们是民主宠儿的命，地缘政治孤儿的身子，在中华民国的国号下，成为民主的宠儿，骄傲于中华之优越地位，但确试图弑父，毁灭民国。这类似于纳粹对付魏玛，从民国继承来的政治权利，用来消灭民国。
我在《一个宪政主义者看台湾》提出这种台湾修宪的历史继承限度，如施密特的限制修宪学说，被联邦德国基本法继承。
台独是个很大问题，是一些值得回应的问题，但不是可行的答案，可以是用来团结本土人的意识形态，却不是可行的政治措施。它是被迫消极地回应共党话语霸权的挑战性，但继承其根本预设，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身体激情回应，并不是有台湾主体性和理性，几乎恐惧而受中共话语霸权的塑造，以反共的方式延伸了其话语霸权。台独需要长出胡子那样政治成熟起来，就是要求干掉国民党让民国更宪政起来，让民国与台湾在未来和解，不要在台湾配合共党摧毁民国，保存中华民国，用民国来抵抗中共。不能是怨恨但没有真正的台湾主体性，只有渴望而受挫折的焦虑，不能没有现实性，假装有台湾主体性，实际上是接受中共话语霸权的应声虫。
从台独是中共对民族代表权垄断的被动产物，可以倒影出台湾人同样有的代表中华民族的渴望，一个模式的，不代表别人，就被别人代表。受害者从无政府主义躲闪逃离，到对外帝国征服扩张，以意大利西西里岛崛起的黑手党法西斯主义为例，宰制全世界的欲望就包含在一个弱小处于边缘的个体内部。台独运动确实有着需要调整的极权主义因子，幸运的是民国如美国，可以调整转化。阿伦特说美国联邦宪法做到这一点。
一个文明秩序的边缘与薄弱地带，比中心地带更忠诚于文明的原教旨，如日本脱亚之前，在中国元朝和清朝入侵时，就以华夏正统自居，把中国大陆看成蛮荒之地。同样现代性的后发国家，与一个现代国家的后发阶层，他们上升时，都更忠诚于民族国家的原初规定，对现有的政体表达如议会制有着根本性质疑和超越渴望，也就是体现国体与政体之间的张力。台独对民国的根本革新渴望，体现为新华人国，共党也是一个新华人国。当这种力量弱小时，就自我辩护或者逃离，如台独的割裂渴望。当力量大的时候，如共党，就要消灭中华民国。
在中华民国之国家认同外，他们从逃避内心移民到个体，再到组成极权主义团体，再到垄断民族国家的代表权，再到对外征服的帝国，是随着力量增长和组织化而不断升级的。这样的过程，始终不肯承认民国。台独幸运的是，民进党最后宪政化为议会制政党，没有变为政教合一的极权主义团体。这个就为与中华民国认同合拢提供可能。同样民进党之外的支持台独其他公民社会力量也会如此。
‘超民国’的民国载体
民族国家比帝国更接近政治的原初性。后发民族国家建立的时候，把自己对比先发的，觉得自己比先发的，更能接近民族国家的原初规定。政体的既成事实就有很高的转移成本和惯性，抵消了国体对政体的更新力，并且伴随着把人民驱赶出政治的现象，采取选举的方式，也是一样排除民众直接在场，或者仅是人民主权的间接表达。人民主权的直接表达或民众直接在场，也就是革命权的行使，被当做后发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内后发上升阶层，超越先发的地方，更靠近原初性的体现。如德国比英国落后多了，容客贵族与落后经济的大幅度拉后腿居然无视，只把自己当做最可能超赶英国的国家。
民国作为后发民族国家一样如此，民初以蛮撞的胡乱实验的方式粗鲁地规定直接民主，如孙文的五权宪法，本来是想体现直接民主，结果却是以落后的士人阶层垄断代表了人民主权，并排除人民在场。如民初两三年的绝望情绪体现，当民国国体陷入危机，被政体所僣越，国家与政府不分，民国所承载的政治原初性，就变为’超民国’，就渴望在民国之外运行，在制度之外运行，在法律之外’存在’，国体与’超民国’产生错位，不再二位一体。人们要么偶像崇拜屈从于民国政府，要么内心移民于非政治，如宗教文化或者普世价值。
后发阶层有着强烈的代表人民直接在场的渴望，并且非政治地非制度地，以道德原教旨运动的方式表达’超民国’，这就是共党为什么要建立新华人国，比民国更新的，更靠近溢出民国政体的’超民国’原则，但是拒绝在民国国家认同内，以国体修复方式。台独幸运地在宪政框架下，告别自己极权主义组织化，如民进党党内民主与公民运动的去政党化去垄断代表化。这是比孙文胡乱实验的直接民主，更接近直接民主的方式。
民国是一个后发民族国家，其议会制的确立，是在西方议会政党制危机，政体危机的时期，也是权威瓦解的时期，西方已经饱受质疑的，我们就要当做真理，那么民国就有一种赶超英美，以抄近路抄英美之前的世界历史精神表达形式之路，这样才不落伍。取法乎上，得法乎中。于今天大陆学习台湾民主转型，大陆公知汲汲于蒋经国范式而排斥民进党和公民运动，就是仅在于为自己在大陆转型中寻找摘桃子的特选地位，其高度比毛泽东体验到的民国赶英超美，就如阴沟水。与世界革命潮流同步的，台湾占领立法会香港占中等，才是大陆在一个没法暴力革命的形势下，所需要学习的’怎么革命’文章。蒋经国范式就是公知道统及其政党的自我神话，如德国容客与民国士大夫，是要被革命否定的对象。
我是多么羡慕那一些持有某种政治立场，就能有安全感，并且征服可能征服的对象作为安全感保障的意识形态分子，政治立场成了财产，就像欧洲现代性早期财产拱卫自由那样，保证了他对专制体制之中或者之外的位置。对我来说，政治是大众之事，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政治立场。
对我来说，政治是大众之事，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你能移民国外，大部分国人不行，能移民的而持有的世界公民立场，是特殊利益，并不是公共利益。在台湾问题上，你持台独立场或者反台独立场，持拥共与反共立场，都没有解决民初以来的民国国体危机问题。
我在这一些小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立场的破碎与对立中，看到对民族国家秩序超越的渴望，又爱又恨。二十世纪以来的非欧后发国家与后发展阶级超越民族国家渴望，就像弑父情节，从来没超出民族国家秩序，如台独反民国但还是要台湾建国，维吾尔独立但还是要建国，还在民族国家秩序之内。 维权与维护国权可以统一，家园与国家可以有统一性。小资产阶级分子确实找软肋处反击，保家不如卫国。可是这是自然天性，不可以启蒙更改的。
阿伦特不同著作中论述过超越民族国家秩序的问题。《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一本关于民族国家解体和超民族国家秩序形成的历史，这是一个过渡而暧昧的时间，旧秩序看起来走向解体，新秩序还没建立，远远看着，甚至新秩序能不能建立尚无法确定这一中紧张形势中间的。
阿伦特在美国看到超美国的民主本身。1989年之后，民族国家的不适应性问题使人们重新看到，现在有必要考虑以民主的方式超越民族国家的具体形式问题，否则便会开始新一轮的冲突。民必须解释为超越国家范围的精神原则，解释为瓦解和重组国家的东西。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精神冲动，被阿伦特表述为美国的共和联邦制。在葛兰西看来，与美国主义相比，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历史当中只是一种代用品，过渡的现象。极权主义运动内含着超越民族国家的精神冲动，也可以表述民主，这种冲击波，共和联邦制提供了吸纳了可能性，因为共和联邦制是防范极权主义运动的最不坏机制。极权主义运动将民主不断进入历史进程的载体，表述为领导权阶级，例如知识分子或者工人阶级，这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危机和灾难。而在美国宪政中，将就像杰弗逊所表达的那样的不断瓦解和重构秩序的民主精神，固定于宪法，并不是由固定的政治阶层，把政权建立在革命权之上，由对立和斗争，以此尊崇宪法之权威，例如三权分立，例如两党反对机制。马克思所言，历史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或者毛泽东所言之对立或者斗争，在于摆脱极权主义运动载体固定化之局限，从而彰显不断瓦解和重构秩序的民主精神，只在于对立和斗争的结果当中。也就是阿伦特在《论革命》当中，美国用制度化的方式，保存了革命精神，以保守主义的方式进行了革命。从而不断瓦解和重构秩序的民主精神，以民族国家——普世帝国，借助于联邦制的框架，并没有产生击垮民族国家的政治效果，反而使民族国家更符合原初规定性。
葛兰西早就提出，应对以’世界政府’可能的形式超越民族国家。如上面所言欧盟就是。与抵抗运动息息相关的，欧洲在战后，力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程序，以便组成一个多中心的欧洲共同体的欧洲联邦主义。葛兰西曾认为20世纪是生活在欧美两种模式的对比，未来新世界的结构与命运将在这一对比中得到确定。葛兰西确认美国模式的主导性，宣布美国主义。阿伦特同样认为二战之后，便为美国世纪。
极权主义的美国解决。阿伦特在美国寻找的梦想，不是美国的繁荣，而是在欧洲已经消失很久的共和主义政治传统的复兴：而且，他甚至还梦想在这里看到，已经宣告失败的，超越民族国家政治的政治重新再现的可能性。阿伦特企图在美国之内看到美国之外的普遍性，感应到美国政体的事先安排，已经实现提供了集权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
在辨识新事物的时候，阿伦特始终有一个核心观念：从一战之后到苏联解冻，这一时期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根本性断裂，是以前和以后的分水岭，是对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政治和进行政治行动之可能性的彻底攻击，是对人类多样性的攻击。（权利体系与多样性，也是讨论政治和进行政治行动之可能性条件。政治的，例如如政治自由权利，和前政治的条件，如社会经济自由）
而阿伦特别对议会制危机的回答，在于回归民族国家政体的原初规定，也就是人民主权，民权运动，司法审查和议会制度的三位一体同在，作为革命权在政治制度中在场。
在中世纪，敌基督与帝国的关系，敌基督是无政府主义者与颠覆者。极权主义金额帝国冲动通过联邦共和的神秘性和维权运动吸纳入民国当归之内。
民独
台湾有台独，香港有港独，大陆民间也要讲民间主体性，自己为城，不陪专制者玩主奴之间的各种改革调情，叫做民独（民国或民间）。还有疆藏独。荷兰美国辛亥革命都是先独立，从专制者那里独立出去，然后再合成联邦。这是联邦制的必由之路。分者在于合。
台独或新华人国家的社会基础，1949年前之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为主体，再加上一群无根之海外彊藏独，反中共之民运人士暂落户在台湾只有长期在海外，这一些移民流亡人士才体会没根的感觉。现在台独与疆独，藏独还有海外民运人士，共同承认民国，有着共同的基于流亡的超越性基础。著名学者王力雄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记者采访，最后说，新疆问题在当下格局内无解，只有寻找超越性格局才行。我对此的回应时，民国当归就是超越性格局。
国际法上根本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中华民国，可以提供一种魔术般吸纳框架，让这一些超越民族国家渴望冲动去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虚幻秩序，从而巩固强化中华民国国体。台独港独疆独藏独这一些最极端的冲动都百川入海，万流归宗，归于中华民国。只要跳出陆独侵蚀僭越民国的视野，挑战就变为机会。
不管是49后清洗封建遗毒和文革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是78后吐尽狼奶，都是排除旧秩序的心灵奴役，在新秩序中延伸。今天要求公知继续吐49旧秩序的狼奶，就是希望在当下就尽量摆脱，且在回归民国的新秩序中不受污染。否则就是治乱循环。49之内至今的民主运动，是体制内的反体制，有着内在的悖反。跳不脱。
体制外的农民，基于生存的抵抗，是民主运动打着灯笼拿着天文望远镜都找不到的。从民国知识分子背弃民国投共，然后被’革命吃掉儿女’的第三条路谱系，是天生的自大狂和色盲。作为国内殖民的对象，和被现体制征服的对象，农民承载着民国，以及一切被征服的正当权益。而工人同样是现在被抛弃的民国背叛者。
在二十世纪中，知识分子与工人都是启蒙起来的同一种人，叛徒，分赃者，被’科举’的人上人。从他们的身份滋生的反抗意识，都是对成为单位人的爱与恨，都是对49体制的弑父与归顺，超不出毛泽东如来掌心，左右之争是对毛顶礼膜拜。故毛身上的农民与进城后的小资之争，是49后民国与毛的枢纽。掌权也是进城。
就像海潮涌上陆地，注定要退去烟消云散，极权主义和动荡注定无法摧毁公民社会。柏拉图说过。1949之后土共将民国极度排斥为社会，在政治中民国因素摧毁，如废六法全书，如屠杀留在大陆民国官员，精英和军人，但仍在南方诸省强大地存在，南方诸省注重生活，轻权力。民国当归将从南到北，且严格守护权力与公民社会分界。
潜龙在田。所以站在农民以外，也就是国内殖民的被殖民地人民之外的立场，柏拉图说过，社会从来不会被完全摧毁。它有着自足的根基。如中国农民，就在党国之外，作为党国的殖民地。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奴役性，需要利益作为灵魂的通道，就像阴道是通往女人灵魂的。没有利益分赃的地方，就是党外性所在。不靠党国发工资，自我保存在自己手中，就在党国之外。你还以为这种东西是古代女人，被强奸一回，就用永远属于强奸犯的。并不是被强奸过的女人，就永远属于强奸犯的，固然民众被专制云山雾罩过，但土地还是土地，本身不会被专制改变属性，过去如何现在也如何将来还如何。党内改革派的视角，觉得社会不外乎党体制的延伸，这无疑是对体制吞并体制再次重复和无形的扩散性。民间有着主体性，会被风刮歪了，但还是一棵树。
我们家是农民，可不是市民。在我们看来以市民为标准的评价尺度，要被我们推翻。所以是过去三十年，还是现在三十年，都在我们全盘否定的范围之内。以农民的角度来看六十年，才是彻底的，否则都是特权意识的发作。
大陆地区作为新满清的国内殖民地，与作为中华民国的沦陷区，站在’民国当归’的高度上来看，是一致的。王朔说在纽约，一位国民党老兵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对不起大陆人民，当年没能力守住国土。我是一个民国派，拒绝接受任何来自1949年之内的左右翼坐标系，抹掉右翼色彩，为微博头像为民国象征的年轻民国派走上台面，说出自己彻底的没有带有一丝专制病毒的政治主张，以及为拯救沉湎1949年猪圈而沾沾自喜的知识分子，尽一份力气。柏拉图说过，社会从来不会被完全摧毁。它有着自足的根基。如中国农民，就在党国之外，作为党国的殖民地。作为殖民地农民，就是沦陷区人民。
如何摧毁这一些人的改革自信呢，需要从1949年后国家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及国内殖民，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准。
所以农民的生存正当性是评价49之后的根本性尺度。赞美过去三十年是产业贵族的特权意识的发作，赞美改革三十年是知识精英（包括进入官僚体制内的）特权意识的发作。过去的产业贵族现在的下岗工人，还是现在的知识精英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怀念过去特权或者渴望更多特权，另一方面也认为自己是老百姓。毛泽东说着一些小资产阶级，是动摇分子。总之他们既是特权的受益者，也是特权的受害者。但是其政治方案都是要求特权。只有他们处在与其他特权集团的对抗中的时候，才能与公共利益一致。农民是政治贱民。没有改制之前共的统治基础是工人，现在的统治基础是市民。毛时代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不能择业以剪刀差的形式促进工业积累，现在可以进城了，但在城乡身份等级隔离制度，没有议价权导致劳动廉价化，也不能享有二次分配权及部分公共设施。
他们如坚硬如千锤百炼的钢，我们对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无动于衷，关键权力问题一点都不放，不关键的利益问题成了甘蔗渣再开放，这是民独，港独，台独都共同面对的问题。非暴力游行是起不了作用的，只能显示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但无法让他们让步什么，只能让他们从我们这里抢的少点，不能让他们割肉给我们。
只要用枪树立在你的周围，民众什么立场都会被代表，持枪者爱说什么主义，就随便说什么主义，也就是暴力统治，使民众在政治中失踪，或者说民众除了生存和为生存而奋斗之外，就没有立场，他唯一会干的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存。枪很重要，你不怕枪？那么只有两个阶层，掌握枪支的，和在刺刀下的。农民在刺刀下的同意。
二十世纪至今，刺刀下生存的总体性状态，是一致的。敌我之分，因为处于弱势。我还可以说，从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士大夫传统的继承人，都成了欲望暴徒的化身。这个词是借用阿伦特的，是被抛弃出秩序，又以公共利益的担当为己任的人。这样的公共利益，实在是欲望和激情，身体并非灵魂。其中以左翼底层知识分子最为明显，乡绅的继承人。不动神色的自命道统，尤其在新精英替代旧精英，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有一定骗取余地的。
49年之后，农民拥共是一种刺刀下的苟活与很快就拿走的小面包分赃，是被伪造出来的民意，谁来统治都要活着。而且如新浪微博’红玫瑰罗玉’ 所揭发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沦陷区的性质。而知识分子是主动投奔的，裹挟农民拥共的，就是他们，掩盖了沦陷区本质。
49之后，军功阶层立即被’科举’阶层替代，当年的革命也不外乎科举而不得的替代物，另一种武举，与反智的毛之间有着冲突，为文革。知识分子成为49内历史的主体，于是剥掉刺刀下生存这一真相，否定阶级斗争与暴力，好像已经是事实，于是就用道德知识做评价一切的尺度。给点宽松就飘飘然，就以为升天了。 毛泽东说，三天不打屁股，就升天了。
民间主体性
所谓民间主体性，可以简单说成跳出中共意识形态吸附魔力的立场与能力，延续过去吐狼奶之经典路径。以工人的以党理抗争与农民的依法抗争来看，党治国与法治权利有着尖锐对立，暗地里很清楚的区分界定，工人是没有主体性的，农民是有的。改革派是没有，革命派也许有，也许没有。看来民间主体性这问题，与当下性相关，讲的是你当下所持有的立场和行动，而不是未来你意图要干什么，总之打击认为自己潜伏的，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体制内开明派和既得利益集团。 任何一个公知只是排斥当下行动，并没有否定他们未来或者祈求他们之外的行动，如党来干。装逼装得让党妈没了气势，就是民间主体性。
我的看法是民间舆论没法产生主体性，只产生依附性，如大V对共党设置议题的依附。如左派的依附。 在民间舆论上吃上小枣，是永远吃不到大枣的，只有在行动上吃小枣，才能吃到大枣。在民间舆论上，有五毛钱，不要就想买国贸大厦的事。
基督教学者楚延庆认为，家庭教会最彻底的主体性。他说教会经历了50年代三自运动的打压拆毁，60年代文革的改造消灭，使得信徒们被迫在自己的家中开展祷告和赞美的敬拜，因此形成了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不得不采取一种无视党国的战略，因此不但形成了一套独立于党国之外的话语体系，也成为非暴力不合作的典范。
在中国需要重新想，摆脱知识分子自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知识分子推动了废除，可是老百姓会不会把功劳算在知识分子身上，谁说了算，就算谁身上。这里知识分子是作为附属，并不是一方主体性，但是传媒和学者都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官方的第三方，这是一种没有主体性的主体幻觉。
官方会基于何种原因废除收容遣送，并不是知识分子参与后反响大，这个不过决定废除的时候迟早，决定的是民众本身付出的代价积累的民愤，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一样被冲击。当成为热点，不过是时机。也就是官方眼里，知识分子根本不成为主体。 如废除农业税，就是民众付代价的结果。
像所有由共党说了算点了头才展开的改革，即使民众受了益，没有受害，民众也会说有了共党才有好日子，是更正确的党员。这不是愚昧，相反是符合自然正确的原理:谁说了算有支配决定权，谁就是主体。并没有一个身份在党内却心里觉得在党外，也被外在世界认为在党外的独立第三方。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4/4/15 12:5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