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童工出身的国家机关干部,新中国第一代自学成才的工人记者和青年作家。1950年参加革命,一直工作战斗在第一线,参与征粮剿匪、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统购统销与合作化等运动,为共和国的建立挥洒过血汗。纵如此在毛泽东执政的27个春秋也频遭大灾大难。1957年受命书写一篇“干预生活”8800字的小说,打为“极右分子”,被劳教、劳改23年,致使家破人亡,妻离子散,1961年继母活活饿死在成都老家,孤苦伶仃,无人掩埋遗体,至今不知葬于何处?

  当年同被打成“右派分子”,全国多达3178473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目?他们均是国家民族的知识精英,有用之材啊!3178473人,3178473万个家庭,3178473万个活鲜鲜的生命!自此中国万籁俱寂,一片寒蝉,再没有人讲真话、说真话、写真话,民族脊梁断裂,社会道德沦丧,君子受罪,小人猖獗,国家用人机制变成逆淘汰。自此是非颠倒,善恶易位,美丑不分,黑白一体,中华民族进入血泪交替的历史。

  我所在的劳教场所—四川省峨边沙坪劳教农场,万余名被“改造”的“右派份子”,在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三年人祸”中,竟活活饿死了五千多人,至今我还说得出一些人的名姓。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生我养我最富庶的故乡,饿死的人数高达1250多万人,不少地方发生易子而食的惨剧!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灾星”。

  “人祸”灾难还没有结束,第二个更大的灾难再次降临中国,这就是毛泽东为打倒政敌刘少奇,亲自一手策划、组织、发起、推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革命”持续十年,直到他去“见马克思”的1976年9月9日才得以终止。

  这个以“群众运动”名义的运动,先后害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贺龙,以及陶铸、 万晓塘(1966年9月19日,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卫恒(1967年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等一大批革命元老。

  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

  毛泽东是个魔鬼,一生乐于整人、害人、杀人。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1957年的“反右派”冤案、1959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冤案和“反右倾运动”冤案,一直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受难者从胡风冤案的成千人、反右冤案的几十万人、反右倾的几百万人,一直到文革十年浩劫的上千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他一共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不言而喻,毛泽东应该对这些冤案承担全部罪责。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犯了错误”(指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段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历史,就这样不顾历史事实、被轻描淡写地编写得面目全非。好在这个《历史决议》还承认,“文革”推行了“封建法西斯专制”,只不过把这笔账记在林彪、江青头上,跟毛泽东没有关系。请问: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制造的诸多冤案中,“文革”冤案之外的冤案也可以推到林彪、江青的头上吗?

  毛泽东是中国一切灾难的元凶,是中华民族一切浩劫的首恶!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在“文革”中受到毛泽东迫害的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做了很多“批毛”的工作,但由于他特定的地位和历史原因,终未“去毛”。他把遗志留给他的二代、三代,由于利益的原因,他的二代、三代不但不“批毛”、“去毛”,还明里暗里“崇毛、尊毛”,以致酿成重庆“唱红打黑”之祸,要不是王立军闯入成都美领馆,向全世界公示了薄熙来“谋反夺权”的谜底,可能现今中国又回到“文革”血腥的“造反”年代。受批受斗的不是我们这些历史老人,而是中共各级部门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成为祭旗的第二个“刘少奇”不言而喻,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决不是危言丛听,这是没有演化成现实的历史事实!

  如果执政中共再去继续“崇毛、尊毛”,中国必然大乱!为什么?

  我不止数十次重复:毛泽东思想是百罪之首,万恶之源,只能用于“造反”、“夺权”,而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均贫富”的“打土豪,分田地”,是“造反有理”与“革命夺权”。一个字:乱。乱国家、乱中华、乱党乱军乱百姓。谁能容?谁又能容?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中国,早己形成“权贵资本主义”与“民营资本主义”;“资源垄断官商”与“无资源企业”;“豪强家族”与“弱示群体”;“官僚阶层”与“普通百姓”;“得利者”与“失利者”的分属格局。解决这些千差万别不平等、不公正的格局,是源用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呢,还是通过政策、法律的调控、限制?应用前者,简单快捷,不是第二次“文革”便是第二个“秋收起义”;践行后者,必须寻新求治,回归普世价值,也就是法治。

  中国要走法治的普世价值之路,就得“头像下墙,腐尸出堂”,彻底“去毛”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两者水火不容,冰碳异路。在中共近月公示的18大召开时间公报里,再未提“毛泽东思想”五字,这是个进步,也是“去毛”的开始,给予全国人民很大的希望。但近日的许多蛛丝马迹又呈出毛泽东思想的复苏与反扑。诸如毛远新一帮毛派旧脸谱借观南水北调工程,意味深长的喊出:“要饮水思源”。那位时刻不忘毛万岁教导的“新闻杀手”刘云山部长,盛传不但“入常”,还是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国家副主席。这么一个毛派极左人物担此大任,未来中国还有什么民主自由的希望?他的危险超过“平西王”薄熙来。

  我斗胆说一句:有90年“革命”历程的中共,未来不是亡于“国内外敌对势力”,而是亡于毛派的作乱!毛派上有“思想”大旗,下有大批还未脱贫的群体,作起乱来理直气壮,喊出“均贫富,杀贪官”的口号,谁能阻挡?谁又能阻挡?砸日系车,打八旬老人,难道例子还少么?

  中共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彻底“批毛、去毛”,回归人性,融入世界大家庭,立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地依法治国、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取消一切特权,受制于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权于民。首要承诺兑现宪法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舍此别无它路。

2012年10月29日于北京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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