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永苗《儒家文人传统对民国宪政的破坏》
探 春
阅读陈永苗的文章，是一件苦差事。之所以苦，乃是陈文总是呼啦啦祭出一大堆言之铮铮的论断，然后继续用言之凿凿的论断，来证明上述的论断。这篇《儒家文人传统对民国宪政的破坏》，便是个中典型。
陈氏雄文说了以下观点：
“儒家文人传统”与民国宪政彼此对立，存其一必废其一。
“儒家文人传统”的道德批判伤害了民国宪政。既然我们选择宪政，就必须破除“儒家文人传统”。
为了破除“儒家文人传统”，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价值重估和颠覆”，并选择“先知传统”。
陈文用了太多的概念（“儒家文人传统”、“先知传统”），却未曾将这些概念解释清楚；太多的论断（如前所述），却未将这些论断证明，就匆匆将之作为论据去推出下一个论断。本文不拟对陈文逐条批驳，仅讨论一个问题：“儒家文人传统”与“民国宪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陈文有两点论断，笔者深表赞同：中国应当拥抱宪政，民国宪政开辟的道路需要继续；政治需要去道德化，宪政需要祛除千禧年臆想和乌托邦图景，地上不可能建成天国。
然而，陈文讨论到后来，完全变成了对“儒家文人传统”的鞭笞。陈文推崇宪政的热忱之心，以及对政治道德化的警惕，是笔者完全赞同的。但陈文对“儒家文人传统”的简慢定义，对历史的误读，对推进宪政方法论的叙述，是笔者所难以认同的。出于尊重历史事实，以及为中国未来宪政谋，这是本文必须予以辩白的。
“儒家文人传统”与民国宪政是友非敌
“儒家文人传统”与民国宪政，绝非对立。相反，正是“儒家文人传统”直接促成、至少是帮助实现了民国宪政。从晚清到民国，再从孙中山到蒋中正，不一而足。
首先，区分“儒家文人传统”与“帝制传统”。“周秦之变”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中华之一大变局。从此，“皇帝”取代贵族，集权取代封建，“霸道”取代“王道”，大共同体取代小共同体，将“三代之治”沦丧殆尽。儒表法里、外儒内法从此成为帝制中国的政治常态，中间虽然历经“波峰与波谷”（阎步克先生语），却并无太大更迭。历代“儒家文人传统”，对“三代之治”有着不绝如缕的追怀和崇敬，却对“秦制”没有多少好话。历史上大儒们“回向三代”、指责秦始皇的例子无代无之，不待烦举。“儒家文人传统”的主流，理所当然是张扬“王”而非“霸”，“义”而非“利”。朱熹与陈亮有关汉唐政权合法性的著名辩论，便很能说明问题。
“儒家宪政”固然是一个生造的词，没有太多意义。但“儒家文人传统”对大一统帝制的本能贬斥，和对西方宪政的天然亲近，却是不证自明的。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最具前瞻性的士大夫已经注意到了西方宪政，并不吝赞扬之声。徐继畲观察美国政治后，由衷赞叹他们“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徐继畲可是典型的“儒家文人”。他的这番话，用的也是典型的儒家语言：帝制不仁不义，宪政亦道亦德。
孙中山、蒋中正不仅都是基督徒，还都以儒者自命，更主动拥抱西方宪政传统。孙中山如是说：
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发扬光大耳。
这些都是事实，不用辩论。陈文将“儒家文人传统”与宪政对立，根本不能成立。如果陈氏所说的“儒家文人传统”对宪政的破坏，在于其所谓“道德主义”，那么这种道德主义泛滥，其根源亦非儒家，其弥赛亚、千禧年、乌托邦之思维，无一不滥觞于西方。
破坏民国宪政的，根本不是“儒家文人传统”。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所能破坏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破坏民国宪政的，乃是恶劣的地缘政治。日本、苏俄两大强邻对中国数十年“持之以恒”的侵略和渗透，最终导致了中国宪政的崩溃。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行道德之名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其激烈反传统和极权主义表征，又与“儒家文人传统”何干？“评法批儒”岂非是对帝制中国“外儒内法”的“致敬”？ 宪政破坏，干儒家何事？
新文化运动不是宪政敌人
陈文言之凿凿：“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专政之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新文化运动认错了敌人，陈文同样认错了敌人。新文化运动将儒家作为敌人，却不知帝制中国的真正内核是法家。陈文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认作破坏宪政的罪魁，同样认友为敌。“绝对的因果关系”，尤其不能成立。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蒋中正给胡适的挽联。这句话足够表明，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固有的传统还在继续运作之中。至少，并未经受彻底的破坏和重塑。彻底的“改造”，则要等到大陆政权易手、外生意识形态统治之后。试问这些罪责，又与新文化运动有多大干系？
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主事者之一，傅斯年也自命为“廉立散儒”。典出《荀子》：“不隆礼，虽察辨，散儒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者张君劢，是一位标准的笃行儒者。
新文化运动并未根本触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根基，它对专政能有多少“贡献”？
陈文孜孜于讨论宪政和宪政的敌人。无奈选错了敌人，判错了罪名，板子打错了屁股。就如何推进宪政而言，陈文也是有目标，无办法。他的办法不能算是办法——他的办法令人惊骇——
陈文令人惊骇的观点在于，他号召对“儒家道德知识分子”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乃至“易筋洗髓”。甚而，在后文中还出现了“劣根性”的修饰语。姑且不评价这些惊悚而兼偏执的语言是否恰当，它所表露出的“道德化”倾向，岂非就是作者所严厉贬斥的？如果依据作者此文的理路，进行这些“改造”，岂非又是二十世纪中国“道德化运动”的继续，岂非又成了另一种“道德权力”？政治与道德互相滥用，这一番反复折腾的历史惨剧，难道不是作者所坚决反对而欲除之而后快的？
结语
行文至此，也当有个结论。当然，陈永苗君汲汲于宪政之拳拳之心，笔者极感。但陈文对民国宪政的历史认知，以及推进宪政的方法论叙述，本文坚决反对。
推进宪政，“儒家文人传统”不仅不是敌人，更是可以信赖的盟友。今天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宪政成功无不在印证这个结论。如果未来中国大陆能够有机会实现宪政，“儒家文人传统”的现实价值便不算落空了。
2015年5月27日
2015/5/28 18:4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