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笔者特撰本文，是想在前两天于掌门移动传媒平台上业已进行的网络语音讲座“中产阶级崛起与中等收入陷井”基础上，通过更加详细的纵向与横向比较，对与“中等收入”相关的一系列文字和语言表达中存在的诸多与国际社会和先进国家的通用辞汇和语境相矛盾、相冲突的文宣陷井和语言误区进行祛魅，能够进一步理清“中等收入”的本质，并藉此冷静反思社会现状，思考未来变革路径。（内容多有摘录，非商业用途，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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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产阶级崛起，真假各半，喜忧参半
早在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宣称，到2009，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
更大胆的结论来自亚洲开发银行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估算，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约占总人口的62%。因采用数据无说服力，同时又忽视物价水平、消费环境、国情差异、价值观念等因素，这些报告引发的仅是媒体的质疑和网民的讥讽。“中产”一说，终归于虚妄。
2013年1月2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食安委第五次全体会议时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对此前民间早有的关于“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观点的首次官方权威确认。
2013年6月，在出席“2013财富全球论坛”和“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再次强调说，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他给出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即未来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产生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认为对中国经济是巨大利好。
2015年10月，投行瑞信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富裕国家，仅次于美国；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位列全球之冠，达1.09亿名。报道称，全球最富裕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85.9万亿美元)、中国(22.8万亿美元)及日本(19.8万亿美元)。
2015年11月9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说，面临着世界经济短期难以走出低迷、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多重挑战。承认“中等收入社会”的同时，也承认中国可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井”。
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说要用“六个必须”推进一件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据《一财网》2016年5月17日文章显示：瑞信研究院发布的第6份全球财富报告《2015年度财富报告》，当中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按当地拥有5万-50万美元的财富标准(按2015年年中的价格计算)来界定中产阶层成年人。全球中产阶层成年人的数目已由2000年的5.24亿人增加1.4亿(27%)，至2015年的6.64亿，相当于成年总人口的14%。
全球中产阶层的财富自2000年以来，由44.4万亿美元增至80.7万亿美元，目前占全球财富的32%。其中，中国中产阶层去年的财富为7.3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虽然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按绝对值计算却是全球最多，达1.09亿人。
中国仅用15年就完成了6.3万亿美元到近23万亿美元的财富增长，同样的增长幅度，美国花了整整33年(1939-1972年)。瑞信预计，未来5年，中国财富将继续以9.4%的速度逐年递增，届时中国民众的富裕程度将达到美国1988年时的水平。
如果根据该行2011年的标准，中国当时已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
种种数据似乎皆在表明，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在不断崛起和壮大！受此利好，不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瞬间引爆，因此乐在其中，拍手称快！不过，也有占国民绝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和不少背负沉重家庭债务者质疑：我们是不是又一次“被富裕、被中产了”？
不仅如此，从高层此前在此问题上的各方面反应进行解读，也可以看出对“中等收入”阶段在表达上的谨慎小心。从习惯性意义上来说，其中一定有诸多与此事实不相匹配的实质性内容未能同步跟进和完成，而且这些负面因素占有权重之高，事实消解程度之深，恐怕才是官方言之谨慎的主因，从中隐隐折射出的纠结心态，明显表现为尚无足够自信来承认并广为宣扬这一“值得自豪”的政绩。因为更要命的是，如果按照既往的扩大式文宣理念继续宣传下去，虽一时提振了国民信心，但长期积累下去则极可能会弄假成真，到那时反而弄巧成拙，得不偿失，不如现在适度把握，左右平衡，方可兼取其利。
二、与中等收入相关的名词定义与释义
1. 改革开放
改革改放是新政历史上最大的政策，而非法律和制度，属于改良和变革。但在政策强于法律的中国，又充当了法律和制度的功能。从量级来看，也属于一场革命，与前30年相对应，称为后30年。
改革使中国从高度管制社会步入相对宽松社会，由“松绑”瞬间爆发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进步和财富增长，政府从中得了大头，国民搭了政策和历史规律的顺风车。大批国人因此受益，从脱贫到致富，从个体户到老板，有的成长为企业家。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中产阶级由此产生。
2. 中等收入
适度高于平均水平，收入处于平均线以上。这是一个随着分配水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的变量概念，是一个大体的区间，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定量。
3. 中等收入群体
这是一个以经济收入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学/社会学概念，是对中产阶级群体的弱化。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或阶层）概念。中等收入群体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改变而改变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集体的总称概念。
其实这是中产阶级的中国式表达。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在试图摆脱和淡化阶级斗争的阴影，故弃用“阶级”二字，二是要淡化与国际接轨、向别人学习的尴尬，三是要另建中国式标准并进行中国式应对，所以也像其他领域一样要创造新的词语。
4. 中等收入阶段
指中等收入所处的时间轴这个纵向概念，国民收入水平所处的某一相对历史时段，但不具有纪年功能。
5. 中等收入社会
中等收入群体占到社会总人口50%以上时，即为中等收入社会。所在国家，即为“中等收入国家“，与通称的“中产阶级社会”基本属于同一概念。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76至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56至11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GDP401202亿元，按13.4亿人口和1比7的汇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为4277美元。虽然“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GDP”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相互折算差别并不大，所以可以类同确认之。
6. 小康社会
邓小平1979年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正式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之家”、“小康社会”，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中产社会”。
7. 工商业者和工商阶级
有两层含义。一指在工业革命以后那些以脱离了传统农业生产，进入大工业生产体系的生产者，是为产业工人群体。也指传统的部份手工业者。二指随着生产力提升，剩余产品较多，商品交换成为必然。专业提供商品居间服务和市场销售的从业者，即商人和商人群体。
工业革命带来的规模效应，成倍级地提升了商品贸易的规模和速率，重新形成以工人和商人为代表的、以城市为聚居地的新兴群体，这就是新兴工商阶级。
工商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财务自由的实现，同步伴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为现代民主制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保障，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意义非常巨大。
中国从个体户、专业户、乡镇/街道企业和国企改制等改革中产生的工商阶级，经过30多年缓慢和艰难的积累，到目前虽然占全国人口比例不高，但财务自由对打破原有的体制束缚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8. 中产阶级
排除其他诸多中国式表述，对中等收入群体唯一得到社会共识的称呼，就是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这是对工商阶级表述的一种提升和升华，更多具有精神涵义。由中产阶级组成的社会，即为中产阶级社会。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或阶层）；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且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家庭为单元拥有的，所以中产阶级主要由“中产家庭”组成。
2013年，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调查》中，认为我国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以适当高于平均收入水平为基础。
第二，中等收入者群体是生活较富裕且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较稳定的社会群体。
第三，中等收入者群体是职业处于社会中等及其附近职业的社会群体。
第四，中等收入者群体应初步拥有大体相近的价值观及行为规范。
也即，收入水平、生存安全、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是中产阶级的四大特征。
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类需求理论，认为将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五个级别。
笔者曾将人生总结为四步曲：由贫而富，由富而贵，由贵而雅，由雅而信四个阶段，分别代表了从物质到精神的积累和成长过程。中产阶级，处于由贵而雅的第三阶段的初期，也应是理想型社会的中坚阶层。
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具体量化，以中等城市为例，笔者认为的中国式中产标准应是：
一、个人月收入应高于1万元，二、个人有50平以上的私有居住面积，三、个人有15万以上标准的私车，四、个人有30-50万元以上规模的投资能力、外汇、黄金、首饰、股票、基金、期权等，五、有稳定的节假日和休息日，六、有一年两次以上的长途国内或国际游行，七、高等教育背景，有专业知识，八、有成熟且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素养，九、有参与社区管理、慈善公益行为，十、有工作和职业以外的社会组织或圈子，十一、通过正常努力，可在10年之内达到此一水平。
中产阶级的定义多出了文化修养即由贵而雅的要求，说明精神世界之重要，并已成为生活常态。所以不妨参见民国学者王国维先生曾用的三句诗词所概的人生三种境界：
人生思想之初便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而在苦苦追寻之后便有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
而当一个人无论从学术还是人生境界上达到高处的时候往往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当然，中产阶级不是贵族和信仰阶层，所以还需要努力提升。但多数情况下，中产的总体表现情况大抵如此。
9. 纺锤型和橄榄型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得对立的贫富两极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排列，对社会贫富分化有调节功能，对社会利益冲突有缓冲功能，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舒缓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
中国的中间群体成长非常困难，高昂的房价、消费税（64%）、通胀和不安全感等因素，在不断消解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一套房子消灭一户中产阶级”并非讹传。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本原因。
10. 公共意识与公共规则
人类自从农业文明下的熟人社会和私域空间步入陌生人社会和更大的公共空间之后，原有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意识都会受到冲击，也需要重新树立一套符合所有陌生人公共行为特征的公共意识。树立公共意识，是为了保证公共规则的有效执行，进而确立社会秩序，提高社会运转效率，实现社会人的普遍共赢。当这种公共意识规则化和程式化，即成为公共规则，如制度、法律、规定等。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是所有行为意识的总括。制度与人的关系相辅相成，好制度产生好人，是强力约束的结果；好人产生好制度，是人的素质决定了制度的质量。所以追求好制度的同时，千万要加强对人的素质的同步提升，是为文化基础和法治基础。
公共意识的强弱，公共规则的优劣，是衡量中产阶级社会质量的具体指标。
11. 安全感
人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进入中等收入社会的群体，财务自由已经实现，安全感，则是中产阶级在财产和精神心理方面的基本述求。这要求必须有明确的财产私有制和对财产继承的保护，以及在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法律保护，使进入这一群体的人们不再为难以预料的失去财产和言行自由而担心。
有一期《南风窗》的封面文章叫“中产迷途”，说的是中产焦虑和身份认同问题。文中说，中国中产阶层的跨度很大，身家上千万方可称“中产”，年薪十万的小白领皆为 “屌丝”。按欧美收入标准（更多是货币、通胀因素和分配不公），中国的很多人确已成为中产，但在中国自我认同的要少得多（绝对值高，但占比重低），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不安全感，牵扯到了整个政治环境、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等。文中还提到中产的“天花板”，一位主人公干实业打拼多年后身边人都转型做了“食利者”，能看到的打破“天花板”的机会很少，看不到未来，找不到精神归宿，于是大部分人都趋于了保守，开始经营自己的家庭以及一些小资情调的爱好，甚至选择移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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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税赋比与福利比
这是两个具有高度内容关联性的词语，是衡量中等收入社会公平度的重要标尺，是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两大杠杆。
在不算各种财政外收费的前提下，中国宏观税赋即已高达50%以上，在世界名列前矛，在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中更是绝无仅有。
与个人收入有关的个人所得税，在通胀因素强大、个人实际收入减少的前提下，多年来一直坚持低起点征收，不但没有起到二次调节功能，反而成为劫公贫济富的工薪税，从摇篮中即拟制和扼杀了中产阶级。
2016年中央提出“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同时，据称意在减轻企业负担，回应经济危机和衰退周期的冲击。但据国税总局数据显示，全国税务部门一季度组织税收收入29790亿元（已扣减出口退税），比上年同期增长9.8%，比去年同期出现了较大幅度提升。财政收入继承了多年来的行为惯性，在一些地方，逆势增长竟然高达40%，如此逻辑，是喜，是忧？这是不是一出政策双簧？更要命的是，如此高的税赋竟然并末如税收大厅标榜的那样“取这于民，用之于民”，而是用在了庞大的行政开支上。
至于与此形成鲜明反向对照的福利比，则处于世界排名的末端，福利开支比重官方数据约为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比重，税赋与福利倒挂，属于典型的高税赋、低福利社会，再加之福利分配不公平，有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城和乡之别，导致于本就可怜的福利蛋糕让少数人流油，多数人露骨。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井危机的阴影其实一直在笼罩着中国。所以少数强调高福利会吃垮国家财政的说法，简极就是无视现实，妄顾民生！
13. 法治公平
什么是法治？英国思想家洛克说：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即：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民众，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是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法治社会的真谛在于：公民的权利必须保护，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与此背离的就不是法治社会。
法治的核心，就是规范、约束公权力，彰显、保障私权利。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中国的人治，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往往打着“为公”的旗号，行为私的人治之路，具有很大迷惑性。公权过大所导致的人治泛滥，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
中国土壤里并非没有过法治的种子，我们有过“奉法者强则国强”的法治宣言，有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原则，但同时也有“刑不上大夫”的法治缺憾。当西方已经大致勾勒出法治框架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法治在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能发挥如此积极有效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目标，本来应该就是最终建立并实现现代民主与法治，从这一定论观察，改革开放最缺憾之处也正在于法治进程异常艰难。由法治不公引发的公民个体权利受损事件，几乎天天在各地上演，个人财产、工作、福利和人身安全与自由，都缺乏基本的法律保障。没有生存安全感，多数中产阶级对此感到无奈，导致中产阶级对未来信心不足，选择用脚投票，远走他乡，虽属无奈，却也符合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质。所以，当中等收入阶段来临时，必须同时强化法治意识，追求法治公平，弱化人治背景下的公权泛滥。
14. 中产移民
自08年中国经济达至顶峰并在此后一路下滑步入长期衰退周期以来，新兴中产阶级由于在国内找不到新的物质和精神增长支点，于是用脚投票，先后有多达数百万的群体选择移民它国。北美的美、加，澳洲的澳、新，欧洲的德、英、法和亚洲的日、韩、新等，这些传统发达地区和新兴经济体，多成为移民热点地区。而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包括反美斗士司马南们，也同样选择赴美反美，而不去朝鲜坚持社会主义。
中产移动，带走的不仅是巨额的财富，还有知识、技能和群体素质，等于衰减了国内国民的整体结构质量和水平。但是，因为文化、知识和技术上的天然隔阂，不少移民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环境，一些人出现了在不住、回不来的两难态势。移民群体中，还有不少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群体，与中产一样，都是出于“姜维避祸”。
一般来说，移民融入当地社会需要三代：一代在财力和精神上压力最大，融阂最深，也是当前中国移民的主体，所以其表现不出意外；二代多“脚踩两只船”，双重文化影响皆有，属半融入状态；三代则异地出生，完全与当地社会同步，完成移民周期。
国内舆论多在唱衰移民，无非意在负面引导。但这种酸葡萄心态和作法，无法令人信服，当国民财力尚可时，其信息量和可选择方案自然消解此类无用宣传，故作用和意义不大，也非现代文明社会所为。
15.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简单说就是国际通称的“财富二次分配”。一般认为，主要通过合理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来缩小因为自由市场竞争产生效率的同时所带来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的社会收入不公。前提是合理的税收和福利制度，但在中国不具备此前提。所以，在这里只不过又被特色了一把。
16. 城市化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城镇化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城市化首次突破50%。
中国的城市化时间短，相关方面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变改未能同步，由基础建设如房地产开发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圈地运动”，引发的拆迁大战和贫民窟战争引起彼伏，社会矛盾多多，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
17. 城市病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
中国的城市病具有中国特色，与体制关系密切。各种优质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体现的是“权力美学”和“权力中心主义”的荣光和执政政绩。权力的高度吸噬性形成权力黑洞，导致所有社会行为不得不向以权力为核心的城市中心靠拢，再加之制度设计不合理和城市管理效能低下，使城市运转不畅，交通道路拥挤，甚至瘫痪。
治理中国城市病的最好药方，就是分权，此外无他。
18. 城镇化
单说城镇化，是因为中国的城镇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化目标实现后，同样存在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空间—衰败的农村。这时，从城市化一则向农村寻求发展空间，对城市化和城市病进行纾解，二则反哺农村，拉动农村发展的行为，即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基本表现。也即，中国的城镇化是继城市化之后的后续动作。
也有少数人认为，是后城市化时代的开始，是对更高级生活状态—–农村田园生活的自然回归。
不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和城镇化，而不是单纯的数字GDP和泡沫政绩。
19. 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中国模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模式为基础，实行双调控模式即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双重调节模式。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努力探索出来的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是避免全面改革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以稳定为前提、以权力主导的经济改革，所以只重经济不重体制。顶层设计不张，底层不可持续，于是强行嫁接的中性模式出现诸多排异现象，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因为不具备中国要素而难以复制，如今自身也难以持续，是一匹“非驴非马且无后的骡子”，故不可复制的模式不可称为模式，只可言特色。
具体而言，是“七低、五高”： 即：低技术、低产出、低价格、低利润、低身份、低收入、低福利，和高投入、高强度、高风险、高能耗、高污染。这一特征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让因此而出的“中国制造”饱受诟病，并往往容易成为国际贸易制裁的理由。为此温家宝前总理曾特别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20. 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是中国特色的“主要产品”，其实就是建立在“七低、五高”基础上不计成本的低质低价倾销，属于砸锅卖铁、断子绝孙和急功近利的短期败家子行为，在换取巨额外汇的同时，也带来同等甚至更大的负面代价，如生态环境、资源贮量、国民健康等。
据美国方面的测算，中国制造近几年里为美国的消费者减少了7000亿美元的支出。中国制造也带来恶性竞争，曾一天内四遭美反倾销裁决，尤其对与人权和知识产权有关的产品，各国已加大了抵制力度。
中国制造，已面临穷途末路，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和彻底转型。
21. 名义公有制
传统中国虽然帝制长久，但在经济制度方面一直是所谓自然经济，即公、私兼有为基础。在新政之后，则改弦更张，开始实行经济公有制，即生产单位、资料、劳动力、市场全部收归国家/政府所有，实现计划经济和军事配给制。这种制度设计对当时仍以农业立国，以农业为本，以农民为主体，迫切需要对农业文明进行转型升级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在文明进程中倒退了一大步，一夜回到奴隶制时代的生产关系当中，属于文明返祖现象。
公有制虽定义财产公有且人人有份，但在现实实践过程中，多数所有者被排除在外，所有权被虚置，各级管理者成为财产和权力的分配者和事实所有者，主客易位，反客为主，实则仅限于“名义”公有，结果人皆没有，公民权力被蒸发为利维坦，属于名义公有制和集体私有制。
集体主义和公有制度，因违背人性的非自愿胡则反而降低了社会组合的效率，最终适得其反。在此名义下实行的人民公社、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制度，不但分配不公、贫富公化和矛盾突出，还制约了个人对财产和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创新，效率低下，所以成为改革的首要目标。这与“集体总统制”类似，容易演变为“集体哄抢制”，表现为人人得而共抢之，故其内质甚至不如家天下之自珍。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承包制，属于委托代管，产权属性不变，故难有长期生产性投入，积极性不高，多数是种了就收，挣了就走。这是当前中国农业疲态尽现的深层原因。由此导致农业生产收支失衡，土地撂荒，人口外流，加巨了乡村衰败。还由于化肥用量过多，造成耕地力下降，未来粮食安全堪忧。
现在的国有经济市场化和股份化改造，虽然政府在掌控程度上有所下降，但仍是国有控股，主导地位不变，且利用控股地位吸食市场良性要素，更使市场主体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私营（民营）经济式微的危机。
所以，改名义公有制为实质性的经济和财产私有制，在法律制度上进行强化和落实，是中国经济和财产制度改革的重大命题。
22. 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口红利由新政之初的战争思维导致的人民战争理念催生的战后一代为主体，即从土地逃亡的流民—农一代。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劳动力在2012年达到顶峰后将开始负增长，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中国在赚足了人口红利之后，长期积累下来的劳动力断层问题，经过经济危机的洗刷已开始显山露水
人口红利虽然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支撑点，但其起点和性质，却是在劳资关系不对等的法律环境中产生的原始劳动市场形式。同时，这也是更加长期而深远的“三农”政策失败后，一个出乎决策者意料之外的意外收获，属于完全意义上的歪打正着和另类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年我们虽然名义上一直受惠于计划生育国策得来的人口相对减少，实际上更受惠于之前人口基数的庞大，受惠于“三农”的大范围衰败而衍生出来的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茅于轼先生认为，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收益，不能当作真正的红利，实际上是一笔长期的借债而已，将来一定要偿还的。
23. 计划生育
在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政治管制模式下，延续至人口领域对人口进行管制的一项政策指施。
在新政前二十年的战后一代野蛮成长，战争调节难认再现之后形成的就业和生存压力面前，不得不提出的修正政策。
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后成一个基本国策。但人为设计往往滞后或无法满足人性的得杂性需求，所以计划生育中的强制堕胎现象带有强烈的非人权色彩，饱受国际社会诟病。
在标榜“少生4亿”的同时，却对当前的人口红利终结、人口断层、劳动力断层、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性格、老龄化和养老问题熟视无睹。
计生系统已成既得利益集团，赖于人口管制政策而生存，甚至生成了产业链。
30年的计生实验期已到，没有实行强制计生的山西冀城县，其自然人口出生率和性别比反而优于其他地区。
当前一些中产阶级在考虑二胎，但多数人出于抚养成本、教育成本和就业难度，以及多年形成的一胎化/三口家庭文化，选择放弃。
去年启动的二胎政策属于亡羊补牢，补当然比不补强，但生育动力远非官方预计，根本不会出现生育高潮和人口高峰。也即，人口成长周期的远水，根本解不了经济危机和政绩危机的近渴，说明了计生政策以失败告终。
24. 农民工
农民工，即农民工人，临时工，壮工。如此另类称谓，源于80年代中期的农村改革式微，城市工商业兴起之后，大量逃亡农民进入城市，在低端产业领域就业，如建筑业工地工人，多被称为农民工。
随着概念泛化，所有外出谋生打工者，包括进入新兴工业选择短期就业谋生的“打工仔”—现在的产业工人，城市清洁工，矿山、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的一线作业者，劳务派遣工人，甚至还包括没有乌鸡变凤凰的公司、争气行低级白领，都属此类（大学生处境类似，但因知识色彩，另议）。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中，有不少是从农民工群体中脱颖而出，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目标。
一般认为，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出生的农民工，多属于第一代外来务工者，改革30年之后，一代农民工已退出历史舞台，计生后出生的第二代已渐渐成为农民工主力，代际交替基本完成。由于计生政策的存在，工二代绝对保有量较工一代大幅减少，劳动力存量从一代时期的平台期走向二代时期的短缺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虽然劳动力结构和质量在发生变化，但因为总人口基数的原因，农民工现有存量仍在3亿左右。
农民工本来也应成为城市化的主力人群，因为户籍制度的严重区隔，农民工只能是永远的农民工和外来人。
农民工源自农村和农民，本来就是二等公民，外出后的个体行为更加没有市场议价地位，没有法律属性和主体资格，没有自己的组织背景，回不去，进不来，是流动的社会散沙和最大的弱势群体。所以农民工工资被克扣，成为社会常态，农民工爬楼群讨薪，也成为中国社会在大“景观”。
农民工流动性过大，对本群体不利，对社会稳定也不利。
25. 蚁族
在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大城市中，聚集着大量收入微薄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前两年被命名为“蚁族”，现在多自嘲为“屌丝”。
北京市西北角的唐家岭地区，就是著名的蚁族聚居区之一，其他著名且大型、并已形成一定“蚁族文化”积淀的，还有回龙观、天通苑等社区。这里与贫民窟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是因为这些外来人口多以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年青创业者为主的中下层白领组成，人群知识结构、个人收入和居住条件各方面，较一般的贫民窟居民稍高，但其在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上，与一般贫民窟居民的生存本质并无大异。
前几年，政府强行推动蚁族升级工作，对脏乱差的“蚁穴”进行强拆之后，在原地新建了一批政策性住宅楼。但政府好像再一次好心办了坏事情：一是租住成本太高，蚁族们望尘莫及，二是诸多散客状的蚁族根本无从找到廉租的路径，三是难以获得政府需要的繁琐且高企的资格，于是多数人只能放弃。甚至可以说，其实自政府放言“改造”之初，几乎所有人心中皆已了然，从来就没有奢望过天上掉肉饼的事儿—–这些新建房有什么理由、凭什么会是远道而来的自己在当地空手所得的净福利？所以根本也没有这方面的冲动。
唯一曾经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当拆迁的行政命令公布之后，蚁族们不得不快速付诸行动，拎起那点简单的行囊继续游走在相对更远的某一个效区位置，重新寻找自己在这片熟习又陌生的土地上赖以生存的一个新的落脚支点。
事实并未出乎蚊族们的预料，唐家岭蚁族聚居区改造的最终结果，如同所有旧城改造一样，只是成就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这个唯一事实，而那些被强行外迁的蚁族们，只不过围绕着已然成为新兴城市的唐家岭的外围，再次自然合拢，一片片新的蚁穴在旧宅或空地上拢地而起，形成了新的蚁族聚居区和生活带。
唐家岭的蚁族现象与所有城市贫民窟现象一样，并没有因为行政力的干预而消失，而只是在这场城市贫民窟的争夺战中向外退让了仅仅一步之遥，但心怀梦想的蚁族们仍然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距离优势和自我建立的心理优势，虎视眈眈地伺机而入，试图谋取城市蛋糕中自己应有的那一份儿。
两会期间，又有政协委员将他们和城市打工者、新生代农民工、小手工业者一起，命名为“社会新底层”。对这些人而言，任何梦想似乎都遥不可及。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和支持：自我认定的中产阶级身份，仍然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不朽信念和精神图腾。
26. 房奴
自从中国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文明改造进程以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城市基础建设风起云涌，甚至在今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唯一核心产业。有观点认为，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其实，连中国人也被房地产给绑架了。
在实行购房按揭贷款制度之后，无数拿不出现金的中产阶级人群多向银行申请贷款分期购房，并已蔚然成为一时风气。不过在次递还贷的过程中，持续稳定的收入形成的资金流，则成为还贷的必须和保证。一些没有固定工作和固定收入、或是收入与货款不成比例的贷款购房者，因此陷入收不抵支的“房奴”困境，等于以个人身份提前步入了“中等收入陷井”。
小两口张峰夫妇，在某大城市有一套价值过200万元的房子，按照中产标准来说，属于官方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不过还在按揭还贷，这属于硬性的家庭债务。夫妻二人每月收入，加起来只有一万多元，其中还贷需要七八千元，除去日常开销所剩无几。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中产阶级，而是典型的房奴。
另外，那些期图以贷款进行炒房投机，并计划以房养贷者，与刚需一族有本质区别，也是市场的不健康因素，随着房地产降温，此类行为也难以持续，并且还贷危机开始显现。
27. 失业率
没有工作的人占总工作的人（除了小孩，老人，不能工作者）的百分比，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指标，属滞后指标范畴。失业率增加是经济疲软的信号，可导致政府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相反失业率下降，将形成通货膨胀，使央行收紧银根，减少货币投放。在美国劳工部于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公布，市场上投资者对其非常关注。
中国实行的是登记失业率，并且分为城市与农村两个统计版块，美化的用意非常明显，而且在数据公布和换算上一直欲说还休，迂回环绕。
2013年9月9日，中国首次向外公开了调查失业率的有关数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将给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透露，“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
根据中国的社会生产效率，国民生活水平，再加之大量存在的陷形失业，有观点认为，如果按照发达国家标准计算，中国的失业率或在50%。或者说，中国的社会生产率可以提升的空间非常之大，这既是改革的空间和机遇，也是挑战。
28. 世界工厂
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基地。 从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18世纪英国在其完成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开辟了新的工业生产门类，并在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配合下，向世界各地输出工业品和文化价值观。
世道轮回，2001年中国出口总额是27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六位，相当于美国出口额的34%，德国的49%，日本的56%。2013年达到41400亿美元，成为世界工厂。
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后发优势不能转化为创新优势，并没能如早期的英国和后来的美国那样为世界提供在同阶段可称先进的工业产品，也没有能因此成为世界制造强国，反而沦为“工奴经济”和“血汗经济”的代名词。随着世界制造业的新一轮大转移，中国世界工厂地位面临挑战，后续乏力。
29. 代工经济
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执行的经济模式。当时物质匮乏，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人工成本、用地成本、税收成本低廉，招商引资条件优厚，使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韩及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业链（主要为代加工、“三来一补”）转移的最佳对象。2008年中国经济高峰期前后，代工模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
低成本是一种比较优势，中国曾经长期在国际贸易中坚守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了增长/成长惯性而不思进取，也使得中国失去了许多创新发展的机会。经济危机之后，这种低效、低价值的代工产业模式日渐式微，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0. 两头在外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指的是原材料在外，产品销售在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只赚取中间一段的加工费用。其实更关键的是，产品技术和知识产权都不在中国手里，所以利润微薄，竞争力极弱，连自主销售的贴牌生产都不如。
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美国市场上售价10美元，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却只有2美元，其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支付来料费用，剩下的0.35美元，才是中国企业所得。不过，当时因为人力、原料、土地、税赋成本低，很多国内外贸企业的“第一桶金”均来自于此。
知易行难，提升产品的品质和品牌，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更需要在长时间的实践中锻炼研发、营销人才。看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一条艰难的路，所以当初的欣喜变成如今的“末端之痛”。而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更使“两头在外”瞬间转变为“双重夹击”。
31. 三驾马车
中国经济一直有三驾马车之说，指投资、消费和出口，也是拉动GDP增长的三大引擎。以经济危机之前的2007年为例：我国GDP为246619亿元，在“三驾马车”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
三驾马车，应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中国的情况需要进行中国式解读。
首先是内需项。按一般意义，内需既是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也是经济的主要动力，是体现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也是执政良心所在，其中包括福利制度建设，属于典型的民生项目。
中国的内需，并未体现在本文关注的新兴中产阶级身上，更不可能体现在中下层贫困人口身上，而是一、体现在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国有重大项目建设方面，二、体现在以公权力为核心的官方行政性公权消费方面，三、体现在官员个人的腐败消费方面。所以，本该具备和形成的巨大内需市场，真正的主角儿—大众国民被排斥在外，而唯有官、权消费反客为主成为主体。正因如此，居民只能用于救急的风险性存款却在银行大量沉积，民间消费不张，良性的内需市场无法启动。
随着经济危机来临和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官权消费也显式微，从此，中国的内需市场除了货币增发拉动的政府投资、少量的中产阶级消费和基本的大众生活消费外，基本面已陷于停滞和倒退。其中最靓眼的民生消费单项，是房产。
其次是投资项。上面说过，中国的投资是政府主导为主，而且多是国有垄断行业。民间投资近年来虽已具有规模，但无合法途径和有效渠道，只能从事流动性较大的热钱类投机，股市、汇市、房市、理财、贵金属、收归之前的矿山等几个市场化较高的行业是权重领域。这样以来，导致个别行业和产品如大蒜和食盐，遭曾遇了爆热或爆冷的待遇。此类民间投资对经济正常运行冲击极大，对培养理性的长期投资危害极大，但却是被国有垄断逼到这条绝路上来的。
房产投资与消费，是所有项中在官民中间唯一达成一致和共识的，所以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绑架国民，一会独大，事出有因，顺理成章，投资项=房地产投资，也符合事实逻辑。
民间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既是新事物和新生产力，也是“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条变计”，本来应该引领民间金融投资的风向标，但现实中的网络金融监管不力，法治不张，运行并不健康。近期发生的P2P平台连续跑路事件，多与此有关。
再次是出口项。中国的产品出口是以低人工，低价格，低质量著称，拼的是数量，败的是资源和环境，挣的只是两头在外的中间段拼装利润—加工费，所以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在合资和三资企业中，中国获取的只是工资性收入和下游配套服务。但是，不论企业经营环境如何，所有交易行为的税赋，政府却始终如一地收取着。所以财政是此类骨感产业的最大受益方。尽管这样，也已面临各方面不可持续的困境。
总之，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与一般意义所指大为不同：民生性内需被公权消费所替代，民间投资被政府主导投资所压迫并异化为房地产投资，出口则属砸锅卖铁，两头在外，一无是处，命运终结。可见，三驾马车的变异皆归于公权过大。
32. 后发优势
又称为后动优势，次动优势。与此对应的还有先发优势。
后进入者由于较晚进入行业，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动及效果，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相应行动，搭顺风车获取更多政策、技术、材料、成本和市场份额。后发主体往往在取得后发效应后，多会主动寻求转型或实施赶超战略，力争从后发国家变身为先发国家，以实现更具竞争力的先发优势。
中国改开以来陶醉于后发快感不能自拔，本应在世纪之初即应进行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从未真正启动，科技创新力一直孱弱不张，直到危机阴影彻覆盖了中国经济。现在虽然口头上高喊转型升级，但在体制构架和经济产业基本布局上仍坚持公有和计划，使得一切工作皆显得索然无味。
33. 增长/成长/发展惯性与陷井
任何事物都具有惯性特征，中国长达2000千年的专制体制即是典型产物，所以中国长期走不出农业文明的增长/发展惯性，没能及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市场经济无法培育成型，现代体制也无法建立。
改革30年的表现同样如此。在前期取得改革成果的基础上，90年代往后，经济总量无限放在，国人皆乐于享受此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却忘记了80年代一度兴起的体制改革呼声，没能达成二次改革的共识，更没能启动二次改革的按钮。
当这种思维形成强大惯性时，中国也再次掉入因发展惯性形成的发展陷井。这正是本文所强调的中等收入陷井。
34. 市场经济
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承认私利原则和收益合法性，保护产权和市场大小主体的对等性和公平性，明确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应该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认为市场将会透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效果。亚当.思密关于“无形的手”，就是市场调节和资源自然配置，这远比少数人主导下的计划经济更加机动灵活和科学高效。
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坚持半市场经济与传统体制的嫁接和结合，无视体制与经济的浑然一体和不可分割性质，所以至今仍然无法理顺体制与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国进民退导致的经济变异，落后的体制，从根本上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世界各国和各经济体在很多场景下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35. 产业升级
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中国的产业结构早期偏军事重工，经过改革后稍向民用倾斜，但水平不高，原发性不强。
产业升级关键是依靠技术进步，所以增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产业升级的唯一目标。
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为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结构的提升，这需要增加市场经济的调节和竞争作用，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
中国当前的体制效率是产业升级的最大阻力，以国有为大的经济性质难为展开有效的产业升级过程。
36. 民营经济
指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民营经济、民营科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类型。
民营经济是改开的最大成果，完全建立在此前一度消失的空白市场中，但从来只是国有经济的伴舞者。30多年来，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已远超占有大部份资源份额的国有经济，所解决的就业比例和财政贡献率占到70%-90%，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经济成份。但从民营经济的市场地位和法律地位来看，则明显与其贡献不成正比。因为没有“娘家”和背景，长期在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政策夹缝中艰难求生，政策优惠少，市场空间小，暴利行业无法介入，税赋压力大，法律风险高，不安全感随时存在。民营经济是奶牛，国有经济则是体制吸管，一方生产，一方不断吸吮，这是民营经济不能培养中国品牌和中国制造最终无法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也是中产阶级民营企业家们先后选择移民他乡的主要原因。
经济危机以来，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辉煌不再，民营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处境更加艰难。
37. 权贵经济
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产物。从现实来看，多数经济行为必须依附于权力背景才能获得市场因素之外更加强大的最佳竞争优势，由于监督不到位，手握权力者也乐于以权寻租，钱权彼此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高速敛聚财富。
权贵经济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理性的发展环境，导致了人性腐败和道德滑坡，是市场经济的大敌，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毒瘤。
财富来得容易，自然挥金如土、骄奢淫逸。据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发布的《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报道：截至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权贵经济是因为体制改革按后不动和法治工轻盈不张导致的负面产品，所以不能其泛滥归咎为改革和市场经济，不能本末倒置。即，没有民生，只能腐败高发。
38. 权贵阶级
是权贵经济基础之上的既利利益群体，既有通过改革跻身其中者，也有血缘关系继承者。此群体因为利害关系巨大，所以乐于维持现状，甚至更乐于获得更大权贵空间，哪怕因此使改革倒退也在所不惜。此群体多赖于权力寄生于权力部门和国有经济等社会肌体之上，靠权力“批条子”、“走后门”、“玩垄断”、“搞投机”、“打压竞争对手” ，好逸恶劳，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此群体主导着中国经济命脉，也阻碍着改革步供，所以也是改革的敌人。
当前，中国人均GDP却仍在百位之后，内需严重不足，不仅有2000万绝对贫困人口，还有数以亿计的人群背负住房难、看病贵、学费高等新“三座大山”。消灭非正常出现和横行霸道的权贵阶级，在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将权力关进“笼子”。
39. 贫困人口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为例，截至2009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中国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1000多美元/年？），全国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前面刚刚还是城市人口，到这儿怎么变成全国人口了？农村人口哪去了？）。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认为，5000万只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6亿城镇人口的近8%。中国城市中只有7%-8%的人是贫困人口，这个估计恐怕过低。
2016年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5575万人，比上年减少1442万人（这一次，是农村人口，按国际标准，是0.96美元/天/人）。
2016年新华社记者发文《7000万贫困人口能过好春节吗？》，指出贫困人口约为7000万。这是最新的半官半数据，是全国数据。
虽然不够专业，但与统计局的农村数字相比，多出来1500万—–是当前的城市贫困人口吗？元芳，你怎么看？
陈淮指出，在前20年，温饱标准叫贫困，但现如今不完全一样。不足以满足自己基本生活需求，都可以归于贫困，比如医疗保障、孩子上学。随着生活水平改善，明显低于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属于相对贫困化。
以此类推，处于中等收入以下水平的群体，毫无疑问占有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那么，在官方数据称中等收入人群达到1亿多的时候，那剩下的10多亿中国人，怎样定义，怎样称呼？言之为贫困人口，连笔者都感到害怕，也不好意思这样开口。
40. 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中国在09年经济危机之初，突然出现民工荒，标志着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人口红利终结，在世界工厂大量倒闭的同时，却出现了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法干的双重困局。
41. 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原因，除了一般因素，还有因为新政之初的战争人口贮备造成的战后一代大量出生，慢慢老化，与强制计生之后出生的独生一代，二者在代际传承中的人口断层，所导致的人品结构比例失衡、老年人群结构庞大问题。
中国的老龄化相较近邻日本，因为不具备完善有效的福利体系、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总体来看要严重得多。所以当日本仍然用了近30年时间才缓慢走出老龄化陷井的前提下，中国要走出来的周期预期实在令人失望。
这是中国开始为此前的所谓人口红利进行长期买单的痛苦过程。
42. 经济危机
在百度百科中，竟然没有关于中国经济危机的词条，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读，由此可见中国对自身经济危机认识的不足和刻意回避的态度。讳病忌医，到头来只能人亡政息。
其实早在09年经济危机已经扑面而来之时，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御用经济学家仍在硬着嘴皮子强调：经济危机不会波及中国！但其后不久，沿海代工企业大量倒闭，胡温随即祭出了4万亿的政府主导投资进行救市，表明经济危机已正式进入中国。
从此，新一轮国进民退风起云涌，大量过时产能不计后果地上马，形成今天的产能过剩，习李才不得不再行祭出“侧给侧改革”和“去库存”这些后任为前任擦屁股的修复性政策。但一切都在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之中，长期处于L形的下行和衰退周期，已是国人必须面对的事实。
15年1月20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明在香港出席亚洲金融论坛时亦坦言：“中国让我害怕”，又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转型，难以避免出现一次严重经济衰退。中国一旦爆发经济危机，会比想像的速度更快。
中国自改革以来，已部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既从中收获了世界工厂的巨大红利，也难免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牵连。只是因为官方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性束缚，才导致了在危机面前不能正视的尴尬。其实就算在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经济危机，只不过经济数据为官方把控，民众无法从中了解实情而已。要不然，前苏联经济也不会瞬间崩溃，中国也不用改革开放，进行自我挽救了。可悲的是至到今天，仍然尚难在官方主流言论中找到关于中国经济危机和衰退的相关字眼和信息。
43. 基尼系数
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是社会贫富差距的专业量化标准。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按照中国官方数据，现已突破0.4的阙值，甚至有观点认为已达0.7，几近翻倍，但中国社会并未出现大的动荡，这显然具有中国特色，原因有三：
一是特有的高压政治体系，保证了一般意义上的不满情绪无法转化为社会行为；
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使得民间无法产生充足的财务自由；
三是隐忍内敛的国民性格和文化习性，消解了各种压力。但是，这种长期存在的有违常理和规律的极端现象，却更容易在某一节点导致高烈度暴力革命的发生，所以并不值得肯定，也足当引起执政者的关注和善意引导。
44. 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也被称为贫富不均、收入不公平等，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个人拥有的财富的差距。贫富差距过大会造成犯罪率升高等社会潜在危害。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多种，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个人之间都有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并非都是不合理的现象，但也有个人和政府利用垄断以及漏洞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不合理情况。
将中国前30年业已习惯的“三大差别”稍加修正，用来重新衡量当前的贫富差距，仍然具有实际意义，无非表现在以户籍制度为根本的城乡之间、以行业区隔和户籍管制并列的居农之间、以地理环境决定的区域经济三大方面。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最后都聚焦于官民二元差别这个千古不变的核心矛盾上来。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报告》：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6.96%。而家庭储蓄分布的不均也同样严重。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为60.6%，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
另据民间说法，不到10%的少数人群拥有高达90%的社会财富，形成典型的财富1/9倒挂现象。更有甚者，认为处于金字塔顶尖不到1%的顶级家庭，掌握着90%以上的财富规模。富者过富，贫者过贫，两极分化异常严重，所以不论上述哪组数据，但凡表现在现实当中都是极为可怕的。
通过中国式平均之后，财富极度不均被淡化和洗白，似乎可与中等收入社会概念无缝对接。但只要理清了平均背后巨大的两极分化这个事实便不难认定，这与中等收入社会的本来涵义格格不入。
45. 恩格尔系数
居民食物支出占收入比。比例越高越贫穷，反之越富裕。改开之前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恩格尔系数异常之高，所以中国长期坚称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不是幸福指数和人权等精神要件。
46. 民生幸福指数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指标指数，定义无法明确和量化，在统计学上的参照系并不统一，也未得到国际认可。笔者认为，不外乎有经济收入、财产安全、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文化水平这些一般意义上的指标总合而成。
47. 高福利陷井
高福利陷阱是指二战之后的西欧国家提供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包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等。高福利之所以会成为“陷阱”，在于国家违背了“量入为出”的基本法则，为国民提供了远非政府财力能够负担的福利。由于这些福利大餐太多、太高，压垮了财政，只能陷入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
笔者认为，首先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多见，西方社会也少有因为福利过高而财政崩溃的案例。08经济危机以来的希腊、冰岛等国的政府危机，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问题，无法像中国那样政府强力管制并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故福利因素并非主因。更重要的是，在民主体制下因为具有自我纠错和更新能力，所以即使出现政府危机也不会出现社会动荡，而会继续在体制框架内顺利完成政府改选以及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次，高福利陷井的说法，更多是中国一些既得利益学者借用西方少数理论批评学者之口，用以对中国的福利社会建设进行阻碍和恐吓、不想让广大中国国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一面自私之辞。
中国现阶段所需要建设的社会福利水平，也只不过是仅仅处于温饱线之上的最基本的福利要求，根本无法达到如学者所说的会吃垮社会财政的高福利。并且以中国当前的财政规模和支付能力，当然有条件和有能力实行全民基本福利。比如：免费教育、失业救济金、基本医疗、养老金等财政性开支。所以，那些过于杞人忧天式的悲天悯人，更像是武大郎在取笑武二郎的身大无用一般，不但无知，且是无耻。
48. 拉美化
20世纪60、70年代之交，拉美国家即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轨道，有些拉美国家譬如巴西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有些国家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泛拉美化，则是指与拉美国家有类同情况的其他地区国家，如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当前中国，也正在面临与中等收入陷井相生相伴的拉美化危机。
49. 日韩模式
国际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比较成规模的经济体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这一目标。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跨越周期，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50. 金砖四国
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因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而成的“BRICs”一词，其发音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s)一词非常相似，故被称为“金砖四国”。其中，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2009年6月14日至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金砖四国”外长会议。会议期间四国外长就国际经济和金融状况、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问题、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组织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试图于现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之外另建一套新体系。
四国崛起，受益于WTO体制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因素带动，表现为持续的高速增长。但也同样受制于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冲击，金砖四国各自自顾不暇，金砖体系面临事实瓦解。
据高盛公司统计，2010年发达国家人均年收入为39500美元，而金砖国家中，巴西为10700美元，俄罗斯为10400美元，南非为6090美元。中国为4400美元，印度为1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的标准，金砖国家均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低于高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12276美元的标准。“金砖国家的发展仍处于量变积累阶段，其进一步发展仍面临增长模式转变、经济转型、资源环境制约、快速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等种种制约和挑战。如应对不当，还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中断高速增长势头。”
51. GDP/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
2014年中国GDP数据总量636463亿元，大陆总人口为136782万人，据此计算得出2014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约合人民币46531元。另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GDP401202亿元，按13.4亿人口和当时1比7的汇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为4277美元，约合30000元人民币。也即，在处于重度经济危机环境下，中国仍然只用了4年时间便将经济数值提升了50%以上。
货币因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中国人的一般工资收入在阶阶攀升的房价面前，总是永远慢了不上半拍，多数人的工资收入似乎永远也无法满达买房所需。这表明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受到了严重的货币增发造成的通胀制约，一般国家用3-5年工资收入可以实现的购房梦，在中国一些地方可能得几十年。房屋作为中产阶级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家庭财产标志，正成是制约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最大阻力。
作为当前治理合法性的最重要指标，保持GDP的高数字即成必要工作，所以多年来一直坚持“保8”，目的了然。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皆唯GDP为能，妄顾民生的“政绩主义”即大行其道。
虽然“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GDP”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相互折算差别并不大，所以可以类同确认之。
当前，有人认为GDP并不能完全反映国民实际收入情况，于是有各种统计标准出台。但纵观之下，尚未有超于现有统计标准之更高级标准，故GDP仍是一定时期中最为权威有效的统计手段。
52. 货币增发与通货膨胀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和社会财富积累，很大部份是建立在一路的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基础之上。90年代之初只有1.5万亿，2000年新世纪之始14万亿，10年增发近10倍。08年经济危机之初47万亿，10年达72万亿，12年达97万亿，15年达140万亿，经济危机以来增发3倍。
货币总量增长因素导致GDP的快速数学化增长，此外实在很难想出其他更有力度的推动因素。这是典型的经济泡沫和自我麻醉，民众财富无形中因此被大量吞噬，政府一举两得。货币化速度过快也埋下不少隐患，如经济泡沫、资产泡沫、运营效率低、落后产能多、贫富差距大、物价上涨、人工上涨、经济过热、经济体制结构改革难等。
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的M2/GDP达到1.88创下新高。而同期美国的M2余额为10.04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3季度，GDP为15.81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等于是中国一块钱的货币供应，只撬动了五毛钱的GDP；而美国，一美元拉动最少1.5美元的GDP。
根据世界银行的M2/GDP数据显示，美国货币化走势曲折向下，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趋势向上，但也不如中国货币化率走势陡峭。根据统计数据显示，M2/GDP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2年的1.88，在34年间扩大了近6倍。
由此可见，不论是中等收入概念还是财富增长慨念，都离不开货币增发的“功能”，足以说明这些政绩和成就的水份有多大。
53. 管制汇率
中国是汇率管制型国家，人民币汇率多年来坚持与美元挂钩和政府定价，民间不能自由兑换和自由流动，所以西方一直说中国的汇率没有市场化。除了经济保护和外贸因素，更多的是对经济权力把控的习惯思维的延续，属于典型的金融垄断和计划经济。
人民币在此前很长时间中一直处于内贬外升之势，但随着货币增发幅度失控，当前已面临内外皆贬的预期通道。当前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约1：6.5，而在前段时间的黑市交易中，曾达到1：8.5，二者相差巨大，约达20%-30%。这也是最直接的人民币贬值空间，如果再考虑到完全放开后各方因素综合推动下的报复性贬值，后果无疑将十分可怕。
54. 人均财产
居民个体所拥有的财富总值平均数。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44197元，其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分别为208317元和64780元。同时，房产净值是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65.61%。
从中看出：一、在当前基尼系数巨大的前提下，任何按人均值统计计算的结果，显然已不能完整反映中国现实而几无意义，所以包括财产在内，多数人有“被平均”的感觉。二、城乡差别，仍高达3倍，所以不难理解农村衰败，人口外流和城市病高发的本因。三、房产所占比值过高，表明房产泡沫过大—减去一半房产泡沫、即财产总额的33%，人均财产所剩不过9万多元。
55. 统计水份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统计数字是决策的基础依据，量化管理、标准化和流程化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治理手段，而且没有之一。这也正是黄仁宇强调的“数字化管理”。但中国式的统计学更多倾向于政绩、文宣和政治正确，所以多有人为水份，造成比如地方与中央数据相互打架的尴尬局面。因此，官方数据也并不一定可信可靠，一些国际机构如果没有独立的统计源（也不可能有），权威机构的数据同样不权威且不可轻信。如瑞信研究院发布的第6份全球财富报告《2015年度财富报告》，再如中国经济长期的8%增长率—令人怀疑是否等于国际正负平衡值的0%？
56. 双重标准
中国的国情统计学是建立在文宣方向和政治正确的基础之上，在统计口径、数量单位和表达选择上也是利则国际标准，不利则中国特色，一会儿总量，一会儿平均，一会儿年均，一会儿日均，总之，长期采取双重标准甚或多重标准和多样表达，往往辞不达意，逻辑不统一，文不对题，让人陷于五里云雾一般，典型的官僚作风和无赖作派。
比如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更是直接指出，中国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若按照现阶段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和反贫战略，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无法支撑的。因此，必须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状况拟定适合城市反贫困战略的综合性减贫政策。
笔者在此在必要强调，就算按照国际标准统计，尽管结果数据很难堪，但也没人要求、也不敢要求同样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落实，所以也根本不存在“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无法支撑”一说。再者，中国有国力大量外援，为何无国力改善民生？
世界银行采用了每天1.90美元的最新国际贫困线标准，体现出各国生活成本差异的新信息。新贫困线保留了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老贫困线（即根据2005年不变价每天1.25美元）的真实购买力。根据这一新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预测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将从2012年的9.02亿人减少到7.0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12.8%下降到9.6%。
中国的贫困人口统计则细分为城市与农村两部份，还得经过个人换算才得出城市标准不足3美元/人/天（考虑到汇率因素，3美元虽高于10年前的国际标准，但现实购买力是下降的），农村标准则是不足1美元/人/天。如此看似进步，实则避免了二元分割下的城乡二者直接对比产生的尴尬。反之，同类情况相近相较，得出的数据反而华丽漂亮。这是一道并不复杂且人人皆知但却用心良苦的政治数学题。如此，无非是既不想丢面子，也不想承担责任，还要同时领取政绩功劳，实是可恶。
必须指出，类似情况几乎发生在所有统计领域，故当一国基础数据缪误，其决策尚可科学、正确、精准、高效乎？
57. 创新力
创新力又称创新能力，有国家创新能力、区域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且存在多个衡量创新能力的创新指数的排名。创新是指科技上的发明、创造。后来意义发生推广，用于指代在人的主观作用推动下产生所有以前没有的设想、技术、文化、商业或者社会方面的关系。也指自然科学的新发现。
创新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础。一流国家创新力强，所以美国操纵新标准，吃专利饭；二流国家技力和制造力强，所以德、日操纵机械生产加工，吃技术饭；三流国家组装力强，处于产业链下游，所以以中国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吃人力和苦力饭，但利润弱薄，随着刘易斯拐点不断临，便不再具有持续发展能力。
58. 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进行生产主要依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而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低的产业。其衡量的标准是在生产成本中工资与设备折旧和研究开发支出相比所占比重较大。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相对范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说，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指农业、林业及纺织、服装、玩具、皮革、家具等轻工和民用制造业。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靠的就是由前计划生育时期形成的战后一代所代表的的人口红利。以大量破产农民为代表，在非市场条件下被盘剥催生的廉价劳动力并衍生的劳动价格差，本质就是工奴经济和血汗经济，体现的是落后于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更无法适应现代数字化时代的生产力要求。
59. 资本密集型产业
是指需要较多资本投入的行业、部门，如冶金工业、石油工业、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特点：技术装备多、投资量大、容纳劳动力较少、资金周转较慢、投资效果也慢。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产量同投资量成正比，而同产业所需劳动力数量成反比。所以，凡产品成本中物化劳动消耗比重大，而活劳动消耗比重小的产品，一般称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需大量技术设备和资金。
中国自10年前步入“国进民退”通道以来所进行的大量基础建设投资，虽然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但不少属于周期短，见效快的非工非技术行业的建筑业，如房地产、公路、铁路、机场、公共设施等。此类行业和产业既难称技术密集，也与传统的重工装备类不同，更与具有高科技特征的资本密集不相关联，只不过是为政绩合法性而生的决策性失误导致的资本规模巨大但项目方向错误和管理效率低下共同作用的政治腐败品，所以边际效应明显，且经营困难，难以为继。至于资源类行业，则受制于经济周期影响，加上垄断经营，同样花钱多，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意义不大。
60. 知识密集型产业
同技术密集型，需用复杂先进而又尖端的科学技术才能进行工作的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它的技术密集程度，往往同各行业 、部门或企业的机械化 、自动化程度成正比，而同各行业、部门或企业所用手工操作人数成反比。特点有：设备、生产工艺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资源消耗低；科技人员在职工中所占比重较大，劳动生产率高；产品技术性能复杂，更新换代迅速。
因为产业导向和制度原因，中国经济本来缺乏实体产业，其中更缺乏知识密集型产业，经济后劲乏力，国际竞争力不足，是为经济转型一大命题。
61. 边际效应
有时也称为边际贡献，是指消费者在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其产生的效用成递减速趋势。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所新增的产出或收益反而会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当增加的投入超过某一水平之后，新增的每一个单位投入换来的产出量会下降。
中国政府长期主导下的行政投资，不论投向何方，都存在明显且严重的边际效应递减。自08经济危机以来的各种投资行为，多属此类。并且，随着项目的维护和运营周期对新投入资金形成的持续依赖性，已对政府的持续投资能力形成新的压力和考验，陷进了投资恶性循环，政府债务因此大辐上升，成为债务危机。
62. 债务危机
中国债务负担沉重（目前的债务总量已达GDP2.5倍，而发达国家的债务正在稀释）。目前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为GDP增速两倍（官方数据），而事实接近3倍（政府贷转债3.25万亿被剥离报表，银行隐含兜底协议的信托受益权类业务数据被剥离报表）。
财新网2015年04月07日文章称：自2008年起，中国债务水平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GDP，说明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于低息贷款。过去几年，中国的总体债务水平持续增长，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一大主因。如果中国的经济是市场经济，那么这类风险出现的几率会变得相当高，并且迫在眉睫。所幸的是，中国总体上仍算作计划经济，而政策制定者仍有余力进行干涉来放缓甚至避免一场金融危机的来临。但是，中国应立刻行动，否则这笔账迟早得由某些人买单——也就是中国的民众。
在政府债务之外，还有天量的无法统计的民间企业债务，以及因为购房、购车按揭贷款形成的家庭债务。所以中国社会的总负债与总收益相比，十份悲观。
63. 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经济学语汇，一般用于表示某领域国有资产进入而民营资本被迫撤出，是从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一个被频频提及的现象，以朗顾之争为标志性事件，此后顾入狱，朗成为学术明星。与此呼应，大规模的国进民退潮连续不断。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随着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国进民退不断被放大，成为社会热议的与执政方向有关的焦点。
商界与学界一些人士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感觉强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有经济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由于其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比较引人注目。二是这些行业大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且伴随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利润迅速增加，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质疑。
在《中国企业家》调查中提出的“哪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中选率在10%以上的行业从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石化、航空、钢铁、煤炭、金融。这些传统的国有垄断行业经过半市场改革，获得了一轮轮新的市场融资圈钱的机会，体量规模不断壮大。但因为受制于企业制度，所以虽贵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加垄断企业，但仍然不断传出经营业绩不佳的消息，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能源垄断行业几乎不出意外地全部面临大面积亏损的结局。其他如高速、铁路等也以亏损之名“哭奶”，希望不劳而获得到更多财政补贴，或是延长拦路收费周期。而垄断金融业这种直接经营钱币的行业，竟也同样处于盈亏正负区间，则让人不解。总之，国有垄断经济行业除了能为执政团队带来经济权力的集中之外，对社会责任和民生贡献不但几乎为零，而且还是成经济运行的巨大包袱。至于不断传出的国企腐败，则与官场权力腐败一脉相承，早已沦为社会毒瘤。
保育钧认为，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民营经济的崛起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危机之中，本应利用此次机会深化体制性改革，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但如今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如何带动社会投资，看不到办法。中国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过程，就是政府动员向市场投放资源的过程。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国有企业，土地、资本等资源都在流向国有经济。“现在是打着提高集中度、维护经济安全的名义，排斥民间资本。”他忧虑的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经济危机中尸横遍野。
对于中国的国进民退现象，若从社会体制、执政理念等上层建筑进行分析便会明白，如同所有社会改良运动一样，当取得一定成果、既得利益团体成型固化、社会危机稍有改善之后，主导者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回归权力本源，重新进行集权管理，包括对经济权力的重新回收。这符合改革开放的改良本质，也符合执政团队的核心利益。只不过，这种回归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在改革过程中同时出现的中产阶级群体，不少人已实现了财务自由，国民民智也已经部份开启，后改良时代已是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所以这种官民冲突必将导致新一轮的改良，或是引发革命。关于此点，正是王歧山推荐内部人士认真学习领会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深层涵义。
64. 城乡差别
指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关系上的不同和差异。农业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张正河教授指出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是城乡教育差距。三是城乡医疗差距。四是城乡消费差距。五是就业差距。六是政府公共投入差距。
以上专家所言仅指具体的显性差距，但未谈及城乡之间在人为设计的政治权利方面的巨大不平等，才是造成差距的根本原因。所以欲消除城乡差距，须首行除权利失衡。以中国人代会资格而言，在若干年中，农民的代表资格只有城市居民的1/8，直到前几年才改为1/4，也方才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城市居民同样难以落实代表资格，代这种人为设计的前提和目的，显是以有意强行压制农民权利和利益述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向包括官员和身属在内的城市居民进行制度性倾斜的刻意用心。
这一切的具体实施落实，又是以城乡二元分割、具有现代奴隶制特征的户籍制度为表征和手段。所以不破除户籍制度，不进行制度改革而轻言消除城乡差距，无异于隔靴搔痒、无关宏旨的清议。
东部城市像欧美，西部农村像非洲，这是局外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即便在同一区域当中，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高达3倍之巨。除了经济和物质方面，差距还表现在文化心理和精神述求方面。后者对不少农民而言，无异于天外之物，温饱，仍是他们的终生追求。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表示，“老人自杀率攀升，因为子女不养，社会又没有保障。有的老人生病了也不去看，因为新农合保障水平仍然不够。”他还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是严重不够的，一方面在生态环境等方面又是严重透支的。
65. 户籍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的，以家庭、家族、宗族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也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方式。现代户籍制度是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既保障了部份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也同时束缚和管制了另一部份人的相关权利。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国家行政制度，长期以此为核心形成的各种政策、权利、福利已经沉淀和固化成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像征和身份象征。据统计，附着于居民户籍上的权利和福利，竟多达80多项，从出生到入学、就业、医疗、养老等，几乎无所不包。与此相对的农村户籍，则缺少了这一切，成为二等公民的显性标志。人生而不平等，一为天之骄了，出生即口含金钥匙；一为历史遗民，终生难越雷池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面前尽显无遗。
户籍制度，被称为当代奴隶制，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齐名，可见其罪恶之深。从实际表现来看，这种落后的制度设计致使新的生产力无法出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与公有/国有制、公共权力一起，都成为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和革除的核心目标。
66. 中等收入陷井
或称为“转型陷阱”。这个概念是亚洲开发银行于2006年首先提出，是指一国经济进入中低收入行列之后，如何还能继续向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国家行业迈进。其中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率，但决不是货币增发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推动的数字化增长率。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甘于现状或浑然不知，是任何一个后发国家对待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普遍心态，这就是由增长发展惯性而生的滞后惰性。人们往往更喜欢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试图在转型大考面前蒙混过关，凭空想像增长大势不受影响和个人利益没有损失。虽然中国经济水平还不一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俱乐部，但经历了多年的辉煌岁月，出现这种转型困惑也算正常。只是在各种迹象逐渐暴露之际及时调整，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未必是毫无意义的画蛇添足之举，而是一项必须面对的重要工作。
据《界面》文章称：在瑞信的报告中，中国“中产”的财富按照现有实际汇率计算，要远低于美国“中产”，在中产及中产以上占本国成年人的比例上，中国约7%-8%，显得颇为“寒酸”，而美国达到了50%，日本更是高达到68.6%，中国仍然有九成以上人口生活在中产阶级水平以下，包括官方统计的近亿贫困人口。
中产阶级群体不足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当前面临的贫富差距依然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超过国际公认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而民间数据则高达0.7。
被称为改革“硬骨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即二次分配一直没能启动，这是当前中产阶级弱小、式微和社会矛盾害出的核心问题，也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而难以成行。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统一，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社会保障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双轨”和“多轨”制运行，实际就是严苛的等级制。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市场运行效率无法体现，而缺乏监督的行政干预又无法保证公平，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中顾此失彼。
权力寻租带来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是体制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也是社会矛盾和道德滑坡的焦点所在。
如果中国真的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当前社会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很可能让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此前的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过低、城市化率过小、收入差距过大、工业比重以及贸易依存度过高等，以及现在正在面临的经济增长回落、财税减少和税收无限度增加、就业困难和劳动力短缺、腐败多发、信仰缺失等，还有此后的城镇化必然导致的新一轮土地、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社会动荡等。
在持续转轨的过程中，不受制约的政府必将有意无意地回归行政主导角色，兼运动员与裁判员功能于一身。摆不脱行政干预的计划经济阴影，市场也就无法确立，发展效率将无从谈起。而一枝独大的政府权力，只能为所欲为，也难以保证人治环境下的社会公平。惟有启动“顶层设计”，调整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的政体结构，推动以法治国，通过政治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转换，保护和认同中等收入群体的事实存在，才可能跨越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
三、未来在哪里？
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民生机制是现代社会经济三大要素。从中国情况观察，皆存在严重不足，也表明未来巨大的成长空间。但这种空间必须通过努力得来，而非以此进行无限空想和延伸。以中等收入群体为支撑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成熟，同样离不开这些基本条件。
最后，引用高盛中国区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在中欧香港投资论坛上的演讲纪要，作为本文结尾对为数不多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参考性建言：
1、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美国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并不大，所以中国股市下跌或者人民币贬值造成美国股市下跌的时候反而是买入美股的好时机；
2、中国目前的改革计划不需要新的发明，仅仅需要复制90年代朱镕基主导的改革。一是进行货币贬值；二是国企改革的彻底落地（核心资源让渡给民营企业）；三是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改革；四是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彻底落地（减少政府干预）；
3、中国不利的人口状况导致结构性断层。老龄化的快速到来将导致社会总体消费能力下降和储蓄率下降，经济增长下行。而国民教育程度的上升和年轻一代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未来严重老龄化造成的经济低迷并不会起到很强的对冲作用，至少日本的经验是这样；
4、中国债务负担沉重（目前的债务总量已达GDP2.5倍，而发达国家的债务正在稀释）。目前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为GDP增速两倍（官方数据），而事实接近3倍（政府贷转债3.25万亿被剥离报表，银行隐含兜底协议的信托受益权类业务数据被剥离报表）；
5、预计中国股市2016年全年的总回报较低而波动率较大。未来5年受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盈利恶化、杠杆率不断攀升等因素的影响，股市表现将持续低迷；
6、中国四大泡沫：股市、信贷、汇率、房地产。股市泡沫去年已爆了，但还不彻底。信贷快速增长之后往往是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引发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利率上升－房地产暴跌。中国经济最好的结局是L型，很有可能会出现倒L型，即经济出现雪崩式下滑。发生时间大概在2018-2019年；
7、如果债务危机一旦爆发，资产绝对价格下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日本和香港模式，即资产名义价格大幅下降，但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另外一种是俄罗斯模式，即资产名义价格坚挺，但货币汇率大幅下降。中国房地产走势更会是俄罗斯模式，因为资金不能随意流出。房价泡沫短期不会破灭，楼市的调整将以其他经济现象出现大幅逆转为前提；
2016/5/23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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