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剑虹
吴敦义刚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一个考验他未来会否遵守中华民国建国精神的考验随之而来。那就是他对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结果6月4日一整天下来，令人遗憾的是吴敦义没有就此一影响大陆28年发展的历史事件发表言论。冷漠又毫无作为的态度，还比不上普遍被视为「急统派」的现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从国民党的「三派人马」谈起
虽然洪秀柱发表的六四纪念文，远远没有前总统马英九那般的一针见血。如果把洪秀柱的名字拿掉，很多人还可能以为那是出自蔡英文之手，一样的避重就轻，甚至是一样的「空心」。不过好歹这两年来，洪秀柱还是有始有终的发表了六四纪念文。纵然出于现实上的考量，她对中共做出了许多的让步与妥协，但是纪念六四，就表示洪秀柱还是有自己的信念与坚持。
那么，为什么主张积极与中共交流，甚至提出「一中同表」政策的洪秀柱会比立场保守，誓言延续马英九「一中各表路线」的吴敦义更主动谈论六四这个敏感议题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把时间拉回到蒋经国时代的序幕，也就是他就任行政院院长的1972年。那年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外交事件，动摇了中华民国在法理上代表中国的正当性。
首先是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里的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中共所夺去。依靠国际社会维持的中国道统地位，就此走向瓦解。不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再以「中国」称呼台湾，就连中华民国政府保送到海外的留学生都出现「转向」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风潮。既然中华民国不再是「中国」，岛内，追求台湾法理独立，也成为岛内许多人认为可以摆脱中共统治的不二法门。
接着下来，则又在1972年的2月分与9月份发生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M. Nixon）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日本的事件。田中角荣甚至还在访问北京期间与周恩来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将日本承认的中国政府由台湾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伴随着美日两国「联共制苏」的战略成形，中华民国政府再也无法依靠蒋中正时代所强调的法统来维系对台澎金马地区的控制。
海外的亲共浪潮，搭配岛内的台独浪潮不断冲击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如果不做出改变，不要说继续执政，国民党就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有问题。为了对付中共与台独，并且为国民党找寻未来生存发展的新目标，蒋经国在党内特别培养了三个派系的人马。这三派人马，分别为「大中国派」、「本土经贸派」与「革新保台派」。
「革新保台」的奠基人，为前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这个概念所代表的是一群认知中华民国政府在「可见的未来」里无法回到大陆，所以想方设法维持两岸分治现状的国民党中生代精英。主张维持现状，并不等于失去对「统一」的期待。不过身为现实派的他们，也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不会有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大陆的情况发生，所以应该要先让三民主义的制度在台澎金马地区发扬光大。
沈君山认为，既然中华民国政府立基台澎金马，那么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最优先考量的，就应该是台湾、澎湖、金门与马祖人民的利益。只要国民党能让台湾人人安居乐业，民主又可以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才有可能对海外华侨与大陆人民产生最大的吸引力。若中华民国能够持续吸引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就不再只是梦想。
不过在真正完成统一的目标前，必须要先确保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在台湾被有效实施。 70年代的台湾经济已经起飞，发展民主成为当务之急的工作。所以「革新保台派」的任务不只是保障中华民国的延续，同时也要在国内甚至于党内推动政治改革。所以有相当多人也认为，「革新保台派」其实是蒋经国用来「革」他父亲命的产物。
蒋中正与宋美龄对国民党的影响，确实因为「革新保台派」的崛起逐渐淡出。经过了这45年的发展，可以证明「革新保台派」真的在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内都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台湾政坛上最能代表「革新保台派」的，毫无疑问的是马英九前总统。他们象征的就是一群立足台湾，但却又不忘关怀大陆的「民国人」。
可是本篇文章的主角，并不是以马英九为代表的「革新保台派」。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之子郝龙斌在本次国民党主席大选中以第三高票落败，证明「革新保台派」在党内的影响力日益式微。现在要讨论的，是身为「大中国派」代表的洪秀柱与「本土经贸派」代表的吴敦义，对于「天安门事件」究竟有什么看法上的差异。
「大中国派」对六四评价的演变
所谓「大中国派」指的，就是国民党内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今天看似亲共的「大中国派」，渊源可以追溯自蒋中正为了抵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而在60年代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那个时代的台湾青少年，从幼年开始就被要求练习写毛笔字、玩扯铃与踢毽子。等稍微长大以后，则不只需要阅读四书五经与其他的中华传统典故，还要被灌输忠孝节义的思想。
与同时代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从课本上学习到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与日本带给中国的「百年国耻」。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他们把被同时代大陆青年当成中华民族解放者的中国共产党，视为苏联赤化华夏大地与分裂两岸国土的马前卒。奴役大陆同胞，破坏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党看在他们眼中，显然是「西方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的最后一笔，也是最大一笔的血债。
尤其是70年代中华民国陷入外交困境，更强化了「大中国派」的国破家亡情怀。在美国读书的「大中国派」与「革新保台派」携手，组织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以抵制左派学生的亲共浪潮。然而比起负有政治改革使命的「革新保台派」，「大中国派」一开始反而更获国民党内的保守人士喜爱。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的有意栽培下，他们成为岛内维护国民党老法统思想的中流砥柱。
进入1979年以后，又发生了三起重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台湾的整个政治格局。首先是美国在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撤销了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承认。这意味着领导自由世界抵抗苏联的老大哥美国，不再替中华民国自视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论述背书。这个「大中国派」过去深信不疑的论述，终于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紧接而来的，是邓小平宣布大陆走向「改革开放」，重新拥抱市场经济与传统中国文化。既然中共已经不再走共产主义路线，一部份的「大中国派」知识份子忍不住开始质疑反共的必要性究竟何在。而由叶剑英与廖承志等中共元老喊出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也确实对许多渴望两岸重归一统的「大中国派」具有高度吸引力。
最后一件事情，则是1979年年底爆发的美丽岛事件，让「大中国派」见识到了台独势力在党外运动中的崛起。主张台湾与中国永久分离的台独，取代了已经「改邪归正」的中共，成为「大中国派」心中超越了一切意识形态与政权概念的民族敌人。于是在「爱乡更爱国」的口号下，他们成为了国民党内反台独的急先锋。
既然台独份子是依附在台湾的党外运动中，靠着高喊反对「一党独大」的口号壮大的，「大中国派」就只能竭尽所能的维护国民党的戒严体系来做为反制手段。所以自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以来，永远冲第一个到街头上与独派大打出手的团体不是国民党，而是由「大中国派」组成的「中华民国反共爱国阵线」。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与「革新保台」派出现裂痕。
「中华民国反共爱国阵线」拥护威权，并经常在街头上演全武行的形象，让大多数的台湾人把他们视为极右翼法西斯份子。真正得到蒋经国支持的「革新保台派」，也是与「大中国派」敬而远之。只是到80年代结束以前，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条件还是远远的超过大陆，所以台湾「大中国派」对中共也只是降低敌意，却还不到完全拥护。
而且根据总政治作战部将中共、台独与党外打成「三合一敌人」的宣传，不少「大中国派」也存有北京是否在幕后支持独派的疑虑。所以当「天安门事件」在1989年6月爆发之际，「大中国派」对中共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他们再度与「革新保台派」联合起来，在中正纪念堂前发起静坐活动，声援遭到镇压的大陆民运人士。
很难想像右翼保守色彩浓厚的「大中国派」，会对大陆的民主改革有多大的兴趣。只是中共出动战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还是彻彻底底的激怒了他们。因为不论学生们的主张是什么，解放军枪口相向的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且还是未来将大有可为的国家幼苗。更何况很多「大中国派」是参加过保钓运动的，他们无法接受解放军放着占据钓鱼台列屿的日本人不管，却开枪射杀学生。
进入90年代以后的「大中国派」，虽然因为反对李登辉的本土化路线而脱党另组新党，但是却始终与民运人士维持不错的关系。政府内的「革新保台派」与新党的「大中国派」，都积极的以各种方式声援中国民主运动。民运份子出于现实考量，也尽量与民进党保持距离。毕竟民进党不只主张台独，还全面彻底的丑化与诋毁中国人的民族尊严。
90年代还没有任何民运人士，敢冒着被骂「汉奸」的风险去与台独人士为伍。要等到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中华民国的行政资源都为民进党掌握住了以后，民运人士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于是就出现了阮铭、曹长青、袁红冰与王丹等人出于现实考量，向民进党论述全面妥协的状况。甚至他们也开始上台湾的政论节目，成为了替民进党指控国民党「亲中卖台」的辩士。
等到2008年马英九执政，「革新保台派」因为看到了部份民运人士「见钱眼开」的真面目，不再如90年代那般提供直接的经费援助给他们。于是更多的民运人士与沦为在野的民进党站到了一起，成为独派在海外与大陆最坚定的「反中」盟友。既然民运份子已经由原本的「反共」转变成「反中」，「革新保台派」失去了一切声援他们的兴趣。
至于「大中国派」，则就此把昔日的民运好友通通打成了「敌人」。因为他们难以想像，会有来自大陆的同胞跟民进党人站在一起，用着同样羞辱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语言羞辱他们。愤怒的「大中国派」没有办法平静的去区分哪些是「个人行为」，哪些又是民运的「集体决策」。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民运人士都视为民进党的同路人。
外加从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开始，维持两岸关系稳定又变成了国民党能否恢复并且延续执政的一大强项。哪怕是绝大多数的「革新保台派」，都无法担当因为与大陆关系破裂的后果。因此除了马英九外，几乎所有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拒绝再对「天安门事件」这个议题表态。 「大中国派」更是把北京视为自己在岛内对抗独派的靠山，怎么可能开罪中共？
更何况目睹大陆在中共领导下，逐渐成为世界军事与经济强国的情况后，他们不得不怀疑起自己过去的「反共」是否正确的。毕竟「大中国派」一以贯之的信仰是「只要有我在，中国一定强」，可是最后实现这个「中国强」愿景的居然就是自己过去极力反对的中国共产党。如此的发展，完全颠覆了他们对中国近代史与国共内战的认知。
慢慢的，很多「大中国派」开始认定如果毛泽东没有在1949年拿下大陆的执政权，中国会在「对外无能，对内懦弱」的蒋中正带领下四分五裂。至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悲剧，则是中国通往重工业化道路的一条必经之路，9,000万同胞的死亡，是必要的牺牲。在大陆拥有核武、人造卫星、核子潜舰与航空母舰的今天，就连抗战到底是谁打的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他们也没兴趣去争取了。
如果连自己过去极度坚持的中华民国传承都可以放弃，又如何指望今天的「大中国派」会去在乎「天安门事件」的死伤者？他们大多数甚至还认为，「天安门事件」中死亡的学生与百姓，就跟「二二八事变」时殴打外省人的暴民一样是「自找的」。整个「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也被许多「大中国派」解读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民党颠覆与瓦解中国的阴谋。
洪秀柱的观点
确实这是多数「大中国派」的想法，但是却未必是全部「大中国派」的想法。至少现任党主席洪秀柱，还有她的青年团总团长吕謦炜，就先后针对「天安门事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虽然不像马英九那样开宗明义的要求中共「平反」当年的死难者，但是他们却也提出了一条道路，那就是中共当局与民运人士应该要走向「和解」。
在把「天安门事件」与欧美国家的恐怖攻击之后，洪秀柱提出了「包容与和解」的想法。她强调：「但无论是个人或政府，我们可以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相互了解，我们可以选择包容，我们可以选择不相互抹煞，我们可以不走向极端，我们可以选择和平。或许，在价值冲突的交叉点，当我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历史便会有不一样的走向。」
吕謦炜则讲得更直接，他认为国民党应该关心民运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不该自外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换言之他与过去的「大中国派」一样，是基于两岸共同的民族主义关心「天安门事件」。因为无论「天安门事件」背后究竟有没有「境外反华势力」或者「分离主义」的力量在搞鬼，解放军清场时杀害的就是与台湾人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既然杀害的是中国人，那么自称爱中国的台湾人就不可能置之不理。更何况依据洪秀柱「一中同表」的主张，无论是在统一前还是统一后，中国国民党都应该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面对南海与东海的领土争议，或者在与美国、日本打交道的时候，洪秀柱可以与大陆站在一起。不过遇到这种重要价值观的问题时，国民党还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
所以吕謦炜在他的声明中指出：「自1989年后，民主化的进程嘎然而止，尽管中共也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强调要简政放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如何让民众更有意义的参与政治进程、让人民权利能不受国家机器的全盘限缩、让大众能享有完整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层面上，大陆自1989年以来，可说毫无进步。 」
不过与马英九前总统不太一样的，是吕謦炜与洪秀柱都不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丹。吕謦炜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制度，更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就像各地区的风味料理在移植到其他地方后，总是会适应当地民众口感而有所调整一样，制度也需要在适应各地区的风土民情状况下，有一定程度的调整空间。」
从他的论点里，可以看到洪秀柱真正希望做的，是让中共从现有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往前再进一步，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台湾做为5,000年来第一个发展出民主的地区，可以在这方面对中共提供积极的帮助。所以与其像「革新保台派」那样消极等待大陆改变，这些「大中国派」主张国民党应该要主动出击，把民国的信仰与精神带回去。
与大多数把带领中国现代化的责任交给中共的「大中国派」不一样，洪秀柱认为国民党已经在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的时间里，错过了对大陆发展进程的参与，所以未来必须要积极以对，甚至从共产党手中抢回主动权。因为带领中国进步，本来就是当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国民党的使命。今天如果国民党选择对「天安门事件」不做任何反应，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不做任何的参与，那这个党在性质上与民进党就没有任何差异了。
至于那些完全追随中共论述的「大中国派」，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是把自己的位置坐小了的「本土派」。反正只要老大讲对就是对，说错就是错，与过去日本殖民统治下跟随日本，两蒋来到台湾后又追随国民党的「本土派」毫无区别。为此洪秀柱表示：「我们要持续诉说理念，追求我们坚信的自由、民主、法治精神；我们也要勇敢选择，能相互包容、和平解决冲突、寻找共同价值的路线。」
那么，自称追随马英九总统「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路线的吴敦义，又为什么对「天安门事件」没发表任何言论呢？这个问题也不难解答，那是因为吴敦义根本就不是「革新保台派」。要了解吴敦义对「天安门事件」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就必须要了解「本土经贸派」对「天安门事件」的立场，甚至于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看法是什么。
将稳定置于民主至上的本土派
与一般人认知不同，「大中国派」是三个国民党派系中族群最多元的。除了由原本父母就来自于大陆的外省人外，还有不少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近年伴随老一代外省人的凋零，年轻一代的「大中国派」有越来越本土化的迹象。比方说新党三剑客里的王炳忠与林明正，就都是标准的台湾闽南人。就连统一色彩最强烈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本省党员也占了70%以上。
至于「革新保台派」，就清一色的以外省精英为主。因为只要把这四个字拆开来看，就可以知道其用意是在鼓励外省人以「革新」的思维来「保台」。因为是外省人的后代，才必须要学习抛弃过去以收复大陆故土为主的想法，学会脚踏实地的建设与捍卫台湾。就如沈君山讲的那样，外省人必须要先获得台湾百姓的认同，才能思考两岸是否要统一的问题。
那么「本土经贸派」，也就顾名思义的是以本省人为主了。但其实光本土还不够，他们所代表的是自日据时代以来就掌握社会上层结构的「高级台湾人」。 「本土经贸派」即便不是家里膜拜天照大神的「皇民」，至少也是与台湾总督府密切配合的「合作者」。这些「合作者」一般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民族意识，追求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累积财富与影响力的稳定社会秩序。
基于这样的考量，「本土经贸派」连日本的殖民统治都不思反抗了，又会有什么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呢？所以台湾光复以后，他们马上就把效忠对象由原本的日本帝国转移到了中华民国。纵然这些日据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中，有不少因为陈诚推行的「三七五减租」而走上国民党的对立面，但是他们当中更多人还是选择与蒋家父子合作。
随后在国民党的帮助下，「本土经贸派」经历过了一段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转型。原本以地主还有仕绅为代表的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商人资本家，开始拿着007手提型走遍世界各地推广台湾的贸易。透过踊跃参加50年代的地方自治运动，很多「本土经贸派」获得县市长或县市议员的地位，成为维持国民党体制的中流砥柱。
不过一般而言，他们不是如李登辉那般负责农业改革，就是如辜振甫与辜濂松那般的推动台湾的工商业发展。甚至直到今天，包括大同公司董事长林挺生在内的本土台商，还会天天举行升旗典礼向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表达感念之意。战后整整70年来，不得不承认他们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不可抹灭的贡献。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两岸的交流大门也是「本土经贸派」打开来的。
延续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想法，「本土经贸派」认为大陆是一个有利于台湾发展的市场。因此在蒋经国还坚持与对岸「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时代，很多台湾商人就冒着被警备总司令部请去喝咖啡的风险，偷偷与中共从事贸易了。王永庆与许文龙这些企业家能够大举西进大陆，参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建设，同样是得到来自李登辉的鼓励。
除了这些日据时代以来就充当「合作者」的台籍买办外，国民党在70年代也透过「催台青」政策，提拔了林洋港、吴伯雄、江丙坤与萧万长等一批本土精英。 1948年出生的吴敦义，也是在这段时间入党并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再加上因父亲连雅堂到大陆参加抗战而成为「半山」的连战，他们形成了国民党内强大的本土力量。
无论是哪个时代的「本土经贸派」，都把做生意与维持社会秩序看得比国家认同或者推广政治理念还要重要。甚至对许多本土精英而言，太过多的民主带来的只是不利于经贸发展的环境。因此1989年「天安门事变」爆发时，反应最冷漠的就是「本土经贸派」。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觉得大陆发生的民主运动与自己有任何关连。
甚至当欧美国家集体对大陆实施制裁之际，李登辉还持续的鼓励「本土经贸派」钱进大陆。在那个北京政权最摇摇欲坠的时代，就是这批「本土经贸派」挽救与巩固了中共政权的正当性。所以与一般人想的不一样，中华民族能够得到今日世界第二大强权的地位，最大的功臣就是这些台湾商人。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历代中共领袖，又如何能不感谢他们？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陈水扁上台执政后，国共两党的重新接触与合作，也是靠「本土经贸派」推行成功的。这里不提2005年造访北京的连战，延续到今天的国共论坛，也仍然是以江丙坤、吴伯雄还有萧万长为重要推手。吴敦义本人过去担任国民党秘书长时，也曾在短短两年之内访问中国大陆三次。 「大中国派」从北京拿到的好处，永远无法与「本土经贸派」相提并论。
「本土经贸派」对于两岸统一与台湾独立等任何改变现状的安排，都没有太大的热衷。只有维持两岸永远分治与不统不独的现状，他们才能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与利益。这是为什么比起「大中国派」，「本土经贸派」永远能找到更多与「革新保台派」的共同点。马英九的两任副总统，都选了来自「本土经贸派」的萧万长与吴敦义。
可是如果有一天两岸真的要统一，当惯了买办的「本土经贸派」也会设法确定自己成为特区政府里面的「建制派」。总之他们不会与自己过不去，在意识形态上去与北京针锋相对。吴敦义与马英九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不太可能会去争取对日抗战的论述权。至于大陆未来会不会民主，吴敦义的态度与香港的「建制派」完全一样，就是与他无关。
如今吴敦义选上党主席，为了防止洪秀柱的挑战，他更需要来自于北京的接纳与认可，才能确保自己国民党领袖的地位。所以他当选不久，就马上透露了与习近平会面的意愿。唯有吴敦义亲自前往中南海，向身为皇帝的习近平下跪并获得册封，党内的「大中国派」才有可能真正团结在他的领导下，投入下一波与民进党的选战。
面对这样的情况，吴敦义「北京代理人」的地位将更加获得确立。一来他不像马英九一样有华府支持，二来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大多希望能加强两岸的经贸与政治交流，三来则是他需要洪秀柱的合作来压制党内的「大中国派」。而从最近吴敦义与洪秀柱达成默契，将共同推选大陆党代表的情况来看，双方在亲共的道路上确实找到了共同点。
只是吴敦义比起持续关怀大陆民主化的洪秀柱而言，关心更多的似乎还是国民党在岛内的利益。大多数在党主席选举中与郝龙斌、吴敦义站在一起的青年党代表们，对「天安门事件」也采取不置可否，甚至于暗中表达支持中共镇压学生的立场。假若未来吴敦义真的大权独揽，并且将洪秀柱的势力完全从党内驱逐的话，国民党反而更会加快变成中共附庸的速度。
当然还有一个更危险的沙盘推演，那就是随着蔡英文、赖清德与柯文哲等民主进步党势力越来越「亲中」，北京可能会选择忽略吴敦义直接去与绿色阵营接触。或许习近平打的盘算，是藉由暗中支持「独台」形象严重的吴敦义上台，来创造中国共产党「抛弃」掉中国国民党，「转向」与民进党交往的正当性。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国民党永远送入历史，确保共产党的统治不受挑战。
确实看在很多大陆人眼中，如果当选国民党主席的不是代表「统派」的洪秀柱，而是代表「独台」的吴敦义，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支持北京与民进党打交道。身为唯一胆敢公开讲统一的国民党领袖，洪秀柱实在是太受大陆人民欢迎。一旦当一个台湾政治人物受到大陆人民欢迎，那这个政治人物必然能带给中共最大的威胁。既然能带给中共最大的威胁，那北京就没有理由不想方设法的除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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