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青山、王守信到郭文贵
——论中国制度性腐败 （之四）
一平
六
极权体制，权力是一切的中心，当然也是古国家经济运转的中心，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经过权力的中转，才能进行。权力资本主义的要点包括：1.以权力将公产转换为个人私产；2.以权力对国民掠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3.权力是经济活动的必需中介；4.权力可兑换为资本或货币；5、权力是最大的股东。
极权体制是一种对国民严厉控制的政治系统，其全部目的是为了极权统治，因此它是抑止性的；也就是说它和自由是全然对立的。在此体制内，如果完全按照中央规定去做，邓的经济改革也还是运作不了的。比如孙大午集资案。孙大午是很好的企业家，也是很正派的人，他办企业坚决走正路，拒绝行贿。但按照国家正规渠道，他却贷不到款。没有办法，他招股集资，于是便违法，被判罪。因为，金融为国家垄断。相反，薄熙来在重庆搞“红薄膜式”，向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贷款数百亿，一句话的事。二者对照，我们看清，维护红色江山与自由经济的关系。
再看，郭文贵32亿骗贷案。由结果看，这是一笔好的借贷，郭借了32亿，还贷42亿，是双赢。但是，如果走正规的贷款渠道，郭就贷不到这笔款。因此，他必需向上托金融大佬项俊波的关系——不知是否有回报，向下他要下属私刻公章。你可以说，郭有违法。但是非此，郭就贷不到款。按照郭的说法，此贷款要186个公章；真要照此办，什么样的生意都会被搞死。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大多都需要托人、行贿、给回扣、做假账，就这款也还是很难贷到。因此，中国地下高利贷应运而生。这都是不得已的；值得嘲讽的是，这些“违法乱纪”、“腐败”，“黑市”却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功臣”，类似刘青山克扣民工钱粮、王守信的小金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违法乱纪”、腐败，真按照中共的条文法规行事，邓推行的经济改革就运行不了。由此，腐败变成了盘活中国经济的最大推手。可以说，贪腐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功臣。极权体制的功能是控制，目的是国家全民一体，最高权力操控，因此其本质是抑制性的；而民主社会立足在个人，维护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因此其是激励性的。邓坚持国家极权体制，而极权体制就是控制，重重叠叠禁止和障碍，但是如何使禁止、不允许，转为放行、允许呢？这就是腐败，贿赂各级官吏，以钱财交换他们手中的权力，通过买通他们的权力，获得许可、批文、地皮、特许、资金、市场等等。
腐败买通了重重抑制的闸门，盘活了中国的经济。大大小小的企业正是通过贿赂，得以行业、贷款、原料、买家。因此，邓、江、胡对腐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改革就无法进行，经济就无从发展。在中共的体制下，腐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阀门、链条、润滑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由腐败推动的。
习上台后，中国经济明显下滑，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习王反腐，导致官僚集团的怠工。在前，他们积极“搞项目”，因为有政绩，有私利回报；但是反腐使他们怯而止步，“搞项目”不仅费力不讨好，而且会牵连进腐败，遭整肃。
在中国极权体制下，国有也好，私营也好，企业要活下去，进而有利润只能“违法乱纪”，搞腐败，如同郭文贵的骗贷案。孙大午倒是不搞腐败，结果却是被治罪。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因为这个制度不给人以正路，凡正当的事也要在地下“违法”进行；非潜规则、非黑、非腐败、非假、非骗，即无从做事。这和刘青山克扣民工钱粮，王守信搞小金库，七十年代普遍的走后门，是一致的；只不过经济改革是这些演变为直接捞私财的腐败。极权体制本就是逼良为娼的体制，将好人变成坏人的体制。
七
三十年改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财富最终流向了哪里？我们看到，中国的财富主要流向了金融、房地产、国企，这些垄断性的财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和财富，而他们的背后多是高层权力及其家族的操纵。权力与资本、财富合流，并私人化。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官倒”是权力资本主义的起步；那么到了各高层权力家族用金融圈钱的地步，那么这种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就已到了它的晚期。近年来，中国在海外大规模投资，购买不动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向海外转移资产。权力资本主义模式最终是掏空国家，致使国家崩溃，权力资本感到了危机，因此向海外转移。未来中国的崩溃，很有可能是由金融危机引发。
腐败有效地腐蚀了中共极权制度，节节胜利，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奇迹。但是，腐败却也带来了更严重问题，即整个国家、社会、各级政权的黑社会化。“黑”、“贪”、“腐”、“假”、“骗”、“暴”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由上到下的运作模式；正面的文明价值遭全盘颠覆；以致善良、本分的人很难生存，更不要说出头。中国民族整体滑向流氓化。这是万分可怕的，其之有害不下于文革，遗患可能将延续百年以上。一个国家、民族到了这种地步，就是为未来备下了大灾难。
腐败不仅腐蚀了极权制度，也腐蚀了国家、社会和民族。权力、经济界的腐败可以理解，但是郭伯雄、徐才厚案让人触目惊心，其显示国家军队已经烂透了。司法、教育、医疗清廉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帜，如果它们也沦入腐败，国家就没了希望。
最近网上流传一份海军中将杨世光狱中忏悔书。读后，很让人心痛。杨出身于基督教家庭，自幼好学求进，有大志，勤勉、自强、敬业；如果在正常国家中，乃是佼佼俊才，当承重任；但是在这个体制内却也沦为了贪污犯。中国大部分贪腐官员与杨类似，如果在好的体制中，他们会成为奉公的好官员，包括郭、徐二人。从底层平民奋斗到那个阶位是不容易的，没有数十年的克制、勤勉、敬业，晋升不上去的。如果在美国的体制内，他们这样的人腐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中国的体制内却沦为巨贪。不能不为之痛惜。郭文贵算是奇才，在美国他可以正正当当地成为大亨，但是在中国他却要为安全部效力、向高官行贿、“骗贷”、偷偷给官员录音、最终沦为“逃犯”……。郭文贵披露的北大的种种丑闻，让人痛心，北大乃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旗帜，在该体制内却沦落到如此地步。这些图景，显示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沦落和败坏。
中共极权体制毁掉了中国几代精英，毛时代是杀、关、管；邓后则是腐蚀。中国自古有“士”的传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949年后，此种精神、人格即灭绝，而今中国的精英者多沦为小人，轻则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唯利是图，钱理群教授责之是“精致的利己者”；重则助纣为虐，同流合污，贪赃枉法。一个国家、民族不怕有坏的，人性本然，但可怕的是消灭好的，以坏为尚，为价值、为目标；当其优良传统中断，
整个精英阶级腐败而委琐，也就没有了未来。
八
腐败严重地腐蚀了中共极权体制，到了习上台，中央权力已经不能有效控制党、军队、国家。胡时代就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如果持续下去，该党、该政权都有覆灭的危险。对习本人来说，如果放任，他就会是一个图有其名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因此，习、王反腐是必需的，这关系到新政权是否能真正掌控国家权力。习、王反腐，由私是要切实掌控国家权力；由公是要救党、救国。至于王是否另有所图，不得而知；但这是习的反腐初衷。
郭文贵指责习、王是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不是依法治国。说得对，但是在该体制中，如何依法治国？如何不以贪反贪、以黑反贪？该体制中，无司法独立，各级司法部门均隶属各级地方党委。因此习、王无法绕开地方党委，通过司法系统查办其官员，由是习、王中央只得通过特务机构“东厂”——中纪委，绕开地方党委，查办其官员。非此，如何能拿下郭国雄、徐才厚等大贪？该体制下，反贪腐，要绕开司法，通过中纪委——特务机构来执行，以黑反贪，说明这个体制已经走入绝境。
更严重的问题是：绕开司法，以中纪委反贪；但中纪委自身也腐败，又该如何？是否需要再成立“西厂”查“东厂”呢？如果确实如郭爆料，王是最大的贪腐，那该怎么办呢？说到底，该体制只能一时、部分地抑制腐败，却不能杜绝腐败，而且风头一过，腐败将卷土重来，甚至更嚣张。由刘青山、王守业到郭文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腐败就是极权体制的本质，离开它，该体制就不能运作。
“黑”“腐”“贪”“骗”与焦裕禄、雷锋是中共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后者是说的、看的；前者是做的、用的。习、王反腐，不管下多大气力，最终没有胜算。腐败是制度性的，只要在此体制中，就不能幸免。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贪腐，习、王反腐是与整个官僚集团作对。
毛发动文革，收拾官僚集团，但最终一败涂地；习、王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最终很可能会像毛一样，向官僚集团投降，不了了之；或者其本身被拿掉。
该体制已并入膏肓，如癌症晚期，想不到还有什么救治的办法。毛时代，事情就已做绝。得益于美国，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毛后中共体制又延续了三十年，且经济成就非凡。但这是表层的，中国内里的危机，已积重难返。中国的前景很悲观，这个体制是要覆灭的，但同时其会连带国家一起崩溃，这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2017年6-7月 于伊萨卡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文章来自公民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