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明治维新背后的悲剧——近代日本的歧途(一)

                      

日本明治维新有许多长处,如鼓励科技、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实行法治、解放农民等,这些至今仍值得中国学习。但是明治维新之本乃是民族、国家主义,并且是强军扩张性的,包括:国家至上,强化中央集权,鼓动民族主义,尚武,强国强军,对外扩张。由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这是同一条道路。其主导思想是进化论,加民族主义、国家军事化。正是这条路径,将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其不仅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也几乎毁灭了日本民族。这与纳粹德国的道路大致相同;其做法及命运也很相似。由明治维新到1945战败,日本走的是同一条路径。德国从俾斯麦铁血政策,到威廉二世,一战、纳粹、二战,其间还有个魏玛共和国;而日本则是一以贯之。

 

如果我们批判日本的侵略战争,那麽也要反省明治维新,而不能只看到其使日本成功崛起。此种成王败寇的史观,于国家长远发展很有害。而中国士林,从清末至今多是高赞日本明治维新,而批判中国洋务运动;由好处看,是期盼中国强盛进步,恨铁不成钢;客观言之则是思想上的偏见,成王败寇。

 

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由封闭的封建制自然农业国家自觉积极地转型为现代工商业宪政国家,这没有错,国家、民族求存图强,时代所然。但是,日本的转型不仅仅是抵御列强,而是要让自己同列于列强,也成为扩张侵略性的帝国,此则是明治维新内涵的危害。

 

1853年,美国马休.培里率领舰队抵达日本江户,要求日本通商,开放口岸。在炮火的威胁下,日本被迫应许,于1854年签署《神奈川条约》。日本“维新”由此而启。

 

日本维新首先起于“抵御外敌”——西方列强以武力迫使日本通商,开放港口。黑船事件后,日本发生的头一起政治运动是“尊王攘夷”。地方中下层武士要求天皇下诏,令幕府攘夷——废约、闭港、驱逐外国人。此运动包括几个要点:1.民族主义;排外——抵御外敌;3.反幕府,以天皇为国家中心权力;4.暴力革命。也就是说,明治维新首先是起于民族主义——抵御外国进入,而非“维新”。民族主义是明治维新的起源,也是其由始至终的饱满动力。

 

“尊王攘夷”运动导致:1.1863年6月,幕府宣布关闭港口,与美、法、荷开战。日方败,屈服,重新开放港口。2.在幕府与“尊王攘夷”派的政变及暴力冲突中,后者失败。3、“尊王攘夷”派转向尊王讨幕,而不再攘夷。

 

由于对外战争失败,日本人认识到,要成功地抵御外敌,先要“维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工业、知识及国家之管理。只有学习、实行“新法”,强军强国,才可能有实力“抵御外敌”,进而使日本并列于世界列强,也成为向世界扩张的强盛帝国。因此,1863年日本战败后,“尊王攘夷”运动即转而为“尊王维新”。“不应该把外国人和西洋技术给攘出去,而是应该主动学习,以此发展壮大日本自己的国力,等到自己真正强大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攘外’。”(樱雪丸《日本明治维新》P.187)

 

毋庸置疑,明治维新根于民族主义。其的宗旨是奋发图强,让日本成为现代工业及军事强国,抵御列强,进而并列于列强,成为瓜分世界的帝国,称霸东亚。我们不能只看到之看到其“维新”崛起的一面,也要看到在此之中,其核心是民族主义,蕴含着侵略性军国精神。

 

福泽喻吉在《文明论概略》最后一章中说得很明确:“唯一办法只有确定目标,向文明前进。那末这个目标是什麽呢?这就是划清内外的界限,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里,福泽喻吉说到是“保卫我们的国家独立”,但其进一步即是民族扩张。福泽喻吉在《脱亚论》中说“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御笔信》言“ 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中甲午战争爆发,福泽喻吉评述“今日的世界就是一个强调利欲的世界,尤其是国与国的交往,几乎没有人会在意德、义、名誉,要立国,就只顾本国的利益,不仅无暇去关心别国的利害,一旦有机可乘还会以自己的腕力去博取利益。在这尔虞我诈的世界中,若有某一方还在固守仁义,高唱我只要仁义之师的美誉其他都无所谓,那就无异于一个温良恭俭的君子加入到贩夫走卒的饭桌上一般,端坐在一隅却还在谦让别人。……日本人的本色并非清静寡欲。之所以会干涉朝鲜的内政,既非出于侠义,也非出于厚谊,完全是在谋自己的利益,海内外人士切勿误解。”“开战以来我军人牺牲了生命与敌人战斗,一般的国民不惜肩负巨大的负担来为国尽忠,才获得了如今的结果,因此我国提出的条件,即日本人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东西,一步都不可谦让。”

 

明治维新的道路绝非是英、美自由、民权、共和的道路,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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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日本欲从落后的封建国家迅速转变为现代列强国家,除了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工业、知识、教育之外,尚有两个制度层面及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欠缺。也就是说,如果日本欲迅速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走国家主义的道路:一是需要完成国家统一——实现国家统一管理;二是强化中央集权;三是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

 

后进农业封建国家转入现代工业国家,需要两个先决条件,国家统一与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现代化意味制度化、秩序化,这与工业化是一致的;而要实行制度化、秩序化,先要实现国家一体,即统一国家。而且,在列强纷争的时代,一个后进国家要崛起,更是需要统一国家,聚合全民族之力量,与各国竞争。

 

近代德国之崛起,也是首先完成国家统一。1861年威廉一世继位后,任命俾斯麦为首相,俾斯麦就任后,即让议会休会,实行军事独裁,铁血政策,强化中央集权。他宣布“普鲁士必须保持它的威力,……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讲和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为实现德国统一,俾斯麦发动了三场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大业完成。

 

十九世纪中叶,列强分割世界,弱肉强食,战争频频。在“新战国”时代。日本作为落后国家,要从屈辱中崛起,抵御列强,进而成为帝国,一争天下,称霸东方;那麽其首先需要统一国家,将封建分散之日本聚合为统一之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尚是封建国家,虽然幕府有中央政权的功能,但并未真正完成国家统一,近300个藩仍是自治状态,藩主在自己的领地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利。比如,各藩有自己的武装,武士效忠藩主,并不效忠幕府。因此,明治维新的前提,或说首要任务是完成统一国家。

 

日本近代“尊王倒幕”之后,是“讨幕运动”,其宗旨是废除掌握国家实权的幕府,将国家权力归属于天皇。进而深究,该运动的本质乃是统一国家,建立以天皇为代表的国家中央集权,由此完成现代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日本的这一过程,是以政变、战争之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的。

 

1867年,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统治,成立新政府,并勒令德川家族交出领地。1867年11月、德川庆喜向天皇归还统治权——史称“大政奉还”,幕府制随即废止,以天皇为核心的日本中央集权确立。1868年,德川庆喜不甘失败,聚集军队与天倒幕派军队交战,内战爆发,德川军大败。次年六月,倒幕派军队平定德川势力最后的地盘五廓,内战结束。其后,明治天皇从京都迁至东京。

 

明治元年(1868年)4月,天皇宣布《五条誓约》,开启“维新”:主旨是“破历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兹欲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日本“维新”非资产阶级之革命,乃日本民族、国家面向世界图强之革命,也就是说明治维新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性质之革命,并且是通过政变、战争方式完成政权更叠,建立以天皇为首的国家中央集权之政权。

 

明治二年(1869年)9月,日本实行“版籍奉还”,即中央政权强令各藩主将其领地及属民交还给天皇,也就是废除封建制,收归领主地方政权,由中央政权统一管理国家——统一国家,收地方之政权集于中央。明治4年(1871年)7月,天皇颁布《废藩置县诏书》,正式实行府县制。日本完成从传统封建制国家转型为统一的现代中央集权国家。

 

确立以天皇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及“版籍奉还”,是明治维新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整个维新运动的核心与前提。该过程的顺序是:推翻封建幕府旧政权,确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新政权;手段是政变及战争。其后,中央政权强制地方藩主将其领地、属民交还给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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