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瘟疫的系统性反思——极权体制应对灾难负责
作者：刘历心 王佑铭
引言：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脉络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极权不断扩张、且愈加险恶、无耻的历史。可以说，至共产党掌权，专制极权已经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在历史上，应对灾难，古代皇帝会向老百姓发罪己诏道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专制权力也有一定的道德约束，而不敢肆意妄为；而至习近平当政以来，却视天灾为歌功颂德的绝佳舞台，甚至全世界推行其“中国模式”，可谓是连曾经的专制君主都不如，寡廉鲜耻到极致。本文就将探讨中国的极权体制如何进行历史性发展，至如今连基本的人道关怀于不顾的可悲境地。同时，本文也会戳破这种“亲自指挥”的极权体制的谎言，挑明其极力推诿责任，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真相。
一、从罪己到颂德——极权体制应对灾难模式的转变
在大灾大难面前，传统中国有一套灾难问责机制。因为中国政治受儒家的罪己思想影响很深。当皇帝犯错或者国策出现问题时，会象征性的向民众“道歉”。虽然站在后人的角度讲，这种“问责”具有伪善的特征。但与共产党政权相比，这样的作法至少可以算得上对最高权力能够有一定的道德制约。就像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讲的：“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能够用道德约束最高权力，在大灾大难面前有人道关怀算得上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宝贵经验”。而在当代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标榜其“科学性”，同时其对社会思想具有钳制性和垄断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党的行为始终代表“人民”，而人民的任何行动天生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共产党的任何行动不会犯错。哪怕是犯下了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上罄竹难书的罪行，共产党永远不会向老百姓道歉。共产党会以“脱离群众”从而犯下“左”的错误为借口，且强调自己的“人民性”，进而告诉老百姓自己的行为本质上是正当的，只是“好心办了坏事”、“不小心多杀了那么多人”。而与二战后德国总理向犹太民族下跪道歉相比，中共却从未向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进行过正式道歉，更不要说问责了。同时，因为这种体制下缺乏反对党及独立、公正的媒体，当灾难发生时，是没有人敢直接问责当政者以及执政党的。另外，本就难以为继的公民社会在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危机后几近消弭。伴随着专制程度的不断加深，科技手段更促使专制政权发生嬗变。中国社会的灾难应对模式也产生转变：古代社会在灾难之后会问责皇权，甚至会对体制进行小修小补，至少能够在面子上维系君主以德治国的体制的正统性。而红色革命后的中共政权则干脆“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将传统儒学“伪善”的面具弃之不顾，灵活使用“辩证法”，“丧事喜办”。其将天灾当作称颂专制独裁的绝佳工具，借由树立英雄人物粉饰太平，充耳不闻武汉火葬场外的哀号，而只醉心于强化和巩固极权政体。实际上，我们去反思整场瘟疫的传播过程，是在将追责整个黑白颠倒、搬弄是非、漠视常识的极权体制。
天灾对专制政权绝不是好事：因为本来在古代中国，皇权能够受到百姓的绝对“拥戴”，就必须能够解决基本的天灾人祸。如果一旦在大的灾害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当政者的合法性也会丧失。这时，天子便失去了“天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便是如此发生。例如，宋代皇帝会在发生天灾人祸时，发出“为人父母，莫敢惶宁”“为人父母，实切痛伤”的呼声，并会声明：“天之降灾，缘寡失德”。而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可贵的一点在于：最起码，当天灾发生时，它能给老百姓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即天灾是上天对君主不实行仁政的惩罚。这种表达起源于董仲舒的论述：“凡灾害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去”，简单来讲，灾害是由国家政务错乱引发的，由此来劝勉统治者内省自查。同时，谏诤的大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君主的行为，君主在天灾面前，没有“放肆”的余地。说的直白点，君主在“天”面前也是儿子。百姓自然是更畏惧天命，君主是父亲，而天就为老天爷。皇权能得到一定的道德制约，也是一家一姓的皇室能够统治亿万人口而不至于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一样畏惧天灾，但他们畏惧的原因不一样，他们是确实觉得自己搞极权专制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因而害怕人民会推翻它的暴政。在全世界将近两百多个国家都实行民主体制下继续倒行逆施，他们实在害怕一场小小的瘟疫就能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击垮。民主国家元首向主动向老百姓认错，比如美国总统会跟印第安人公开道歉。这是因为他们是由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也就敢接受老百姓的问责。
因为中国害怕问责，所以他们为了逃避责任往往会做出荒诞的行为。毛泽东为了在国际社会面前逞能，搞了大跃进最后引发了大饥荒，饿死了近亿人，却把责任推到敢仗义执言的彭德怀身上；为了一个可能威胁他位置的刘少奇，整死了几千万人，最后却把责任推到完全听命于毛泽东且无真正决策权的“四人帮”身上。因为，与古代儒家的意识形态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最重视的是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在这种语境下，“天”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更何况畏惧“天命”呢。而中共更加畏惧的是自己继续鱼肉百姓的专制机器不倒。不是说以前的皇帝没有巩固政权的考量，区别在于共产党的表达更加露骨，手段也较以往的帝王更加残忍。可以说，中共这种极权政党，实际上是不在乎天命的，也就更视基本人权为无物。
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去世前的唐山大地震。一场大地震很可能让本就让人心思变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动荡，所以当时的官员就选择隐瞒地震。最终，官僚的隐瞒导致在睡梦中毫不知情的数万人死亡。老百姓死活事小，政权的生命事大。就像邓小平所言，“稳定压倒一切”，六四学生的鲜血能够换来中共政权至今长达31年的稳定，以致给习近平如今复辟倒行逆施的毛路线以绝佳的历史背景。
二、 亲自指挥：“大国战疫”下的宏大叙事
习近平首先要做的是将整场抗疫行动描绘成一幅“英雄”拯救苦难中的苍生中的“史诗”。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本应为自己掩盖疫情至全人类亿万人的健康于危险境地负责。但他却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个“亲自指挥”的战时极权体制：李克强任“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自己却躲在幕后，直至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才敢前往武汉。而这中间习近平在做什么呢，他既不像古代君主那样”御驾亲征”应对灾难，也不像特朗普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一样每天两场新闻发布会，更不像胡温那样汶川地震时5月12日当天便赶往灾区。疫情期间，习近平究竟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这终究是个谜。但从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习近平看到疫情首先做的是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先生进行会晤，强调自己在这次疫情中的作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潜台词就是，这件事李克强小组长就不要跟我争功了，疫情防控指挥的好，国际上都会说是我的功劳，指挥的不好，你李组长就提头来见，毕竟没控制好，国际上咱大清的面子也丢了啊。另外，我第一时间就会见了谭书记，以后国际上别跟我说中国隐瞒疫情防控不力害了大家，你看谭书记也都夸了我呢。本该成为隐瞒疫情，泄露病毒祸害国际社会的罪魁祸首，似乎什么都没做，大手一挥，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最大功臣。同时，习近平继续推行所谓“电话外交”，继续和特朗普、安倍晋三、文在寅一天好几个电话，可想而知，他是多么害怕国际社会对他的批评，多么害怕上前线会担责任，多么害怕抗疫不力“李中堂”及各个常委甩锅给他。
做完了这些，习近平大致构建起了“亲自指挥”的“英雄叙事”，轰轰烈烈的对抗瘟疫的行动就此展开了。宏大的叙事书写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用无耻的笔触将一场无情的瘟疫谱写成一曲赞歌，赞歌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生命的逝去，而他们的死去似乎并不会影响到这场战疫的基调和色彩。在寒冬之中，红旗伴随着冬日的肃杀缓缓展开，在主旋律的基调里，红旗象征着温暖和力量，可是身处瘟疫中心的人们却丝毫感受不到温暖，新闻报道中的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掩饰不了他们生活的困苦和艰难，也掩饰不了亲人离去的悲痛。所谓的亲自指挥说到底就是一种利用权力的话语权对于灾难的一种漠视，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因为没有身处疫区不会切身体验到这种绝望的心情，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却并没有在瘟疫爆发的初期前往疫区，而是在疫区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疫情平稳之后才前往慰问。这注定是一次失败的指挥，纵使宣传和美化的再好也掩饰不了残酷的真相。
缺位的“亲自负责”
对于宏大叙事的沉迷是面对每一次灾难极权体制的弊病，这本身也源自与精神的空虚以及权力来源的不正当性。这次新闻媒体所极力塑造的“亲自指挥”也是如此，在没有问责机制和追责体系的今日，统治者可以完全不计后果的对灾难的处理进行指挥，甚至可以对于灾难的过程和后果置之不理。
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完全可以将一场人祸说成是一场天灾，再开动宣传机器进行粉饰，整个叙事过程就会转向感恩和万众一心。一切痛苦的悲鸣，民众的呐喊都能被主旋律的基调所掩饰。的确，“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这场瘟疫也不例外，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是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之下，依然是一场胜利，依然是值得庆祝的，也因此责任的归属就被这种胜利的背景所掩盖，一切归于平淡之后，人们还是正常的生活，并且试图忘记这个冬天的梦魇，忘记这场瘟疫所带来的惨痛代价。
在亲自指挥之下，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完全强加于整个防控之中，而在此之前，他对于整个体制的改造就奠定了这个体制处理突发事件的缓慢和臃肿。这个体制仿佛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窗户，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经过了这几年的改造和对于个人权威的塑造，政治口号以及假大空的内容越来越多，而真正能够有效应对灾难的实质性内容却越来越少。独断的权力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地位，更改变了整个权力体系和政治架构，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之下，独断专行的作风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承担责任，而对于责任的规避和推卸成为这个体制运行的常态。谎话成风导致没有有效的渠道传递不一样的声音，而沉浸在大国盛世之下的官员们丝毫不会为被统治者思考和服务。一般而言，应对这类事件需要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民众的知情权以及对公权力的监督，而在这次事件中，这些有效的工具却荡然无存，剩下的也只有亲自指挥这四个字了。
极权之下的体制与官僚
极权之下官僚和体制形成一种默认的作恶工具，由于缺乏责任感和竞争压力，这个体制所培养出的官员们都普遍没有危机意识和为人民负责的意识。他们对于信息的垄断和对于新闻的封锁也是空前的，由于媒体的报道口径的整齐划一，这场灾难就这样在谎言之中蔓延开来。
在这次瘟疫之中，不遗余力的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和动员机器对全国范围内的医生护士进行动员，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以巨大的牺牲换来最终的“胜利”。让每一个个体甘愿为整个共同体奉献，以集体主义对于作为人的个体进行疯狂绑架，在一曲曲赞歌的背后却掩饰了无数个家庭的支离破碎，无数鲜活生命的逝去。极权主义所建立的对于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和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干涉也让人们放弃思考的权利，在这样一场大灾难面前，被洗脑的人们纷纷成为了体制的歌颂者和吹鼓手，站在权力的一面为统治者摇旗呐喊，这样一种病态，正是卡夫卡笔下权力对于人的异化。
这种极权体制之下的官僚们对于瘟疫的应对能力和责任感的缺失也是导致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这种作风在中国官场屡见不鲜，中国官场上下缺乏监督和有效沟通，地方对于事故的处理能力弱化，“只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心态也在各级官僚体制内根深蒂固，这种情况之下，官员们不会站出来为这场瘟疫负责，其应急能力以及主动作为的能力也大打折扣。极权制度的刚性化管理以及约束越来越森严，导致官员们的自觉能动性降低，正是这样一种极权体制为瘟疫的蔓延埋下了伏笔。
疫情防控初期的种种乱象也直接证明了这种体制背后运行的僵化和混乱，随着封城令的发出，整个湖北省乱作一团，物资短缺，床位不足，排队的患者人山人海，市内交通一片狼藉。在经历了官员轮换和工作交接之后，乱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对于一把手官员的停职并不能解决体制根源问题，虽然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一直坐镇武汉，也无法掩盖体制弊端所带来的混乱。红十字会作为官方慈善机构的代言人，在疫情的最紧迫关头依然对于救灾物资进行封锁扣押，甚至一些负责人将捐赠的物资进行高价贩卖和转售，这一举措也引起了国人捐赠者的强烈不满。在防控最紧要的阶段，屡次爆出口罩下落不明以及物资吃紧的新闻，而大多数接受的捐赠物资依然在红十字会的控制之下，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这种机构的存在背后也隐藏着一系列制度问题，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权力机关，但是以接受捐助为名也展开了多重的权力博弈。
因此很多人甚至官方的语境中都把责任归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本身也是为整个体制的顽疾买单的替罪羊而已。湖北省最早的疫情信息被删除，而预警信息和通报都需要由中央授权才能发布，因此信息流通的困难和应急方案的滞后才是整个瘟疫爆发的根源所在。缺乏监督和权力的制衡，老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而新问题又接踵而至，整个体制自上而下的谎言和漏洞只能通过对舆论和新闻的压制进行解决，对于真相进行屏蔽，对于真实的记录大肆封锁。极权体制本身就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而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自专制的命令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所宣称的稳定和秩序正是瘟疫生长的土壤，这种近似于野蛮的稳定也造就了后来瘟疫井喷般的爆发。
被煽动的共同体
为了推卸责任和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宣传机构对无知的民众进行煽动，对于民族主义和共同体意识强行灌输，这种拙劣的手段我们似乎在中国尤其是共产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了，我们的半部近代史和现代史都是建立在对于外邦人的仇恨和盲目的自信之上的，这种盲目的自信来自于坐井观天的无知，来自于目空一切的狂妄。整个历史所塑造的对于本身所处环境的优越感和认同感是一种超越地理界限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之下就产生了集体非理性的行动逻辑。
整个国际的环境也有助于滋生这样的一种排外心态，中美贸易战交战正酣，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是让一些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这样的感觉也同样引发了对于外邦的排异反应。对于在中文媒体圈盛传的美国投毒论更是占领了舆论高地，一些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者们疯狂的摇旗呐喊，他们“朴素”的观念被这种非理性的阴谋论点燃，在这样非理性的土壤之下，假想敌理论屡试不爽，逐渐成为了这个体制推卸责任的首选，每次遇到这种执政危机之时都会祭出一个假想的敌人，对其进行疯狂攻击，以满足推卸责任和发泄情绪的需要。
民族主义的产生有一定的地缘和历史基础，对于同样一拨人，他们阅读和观看同一个宣传机构进行出版和播放的新闻，也建立了几乎一致的世界观，个体疏于去思考探索这些内容的真伪，而产生的对于共同体信息的依赖，因此会产生对于这些新闻的盲目信任和非理性理解，出于对整个共同体的认同，这些被煽动的人不会考虑整个灾难的来龙去脉也不会去思考这场瘟疫发生的真正原因，而趋向于相信他们所认为的真相，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存在的越来越多，就会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个人的理性思考就会埋没在群里的非理性之中，最终舆论形成一种群体极化的现象。这样的简单思维是可以煽动起不分教育背景的任何人的情绪的，这种情绪一旦点燃就很难平息，从而形成一股流瀑倾泻而出，摧毁一切来自于理性的内容，也摧毁一切建设性的意见和声音。
而这种非理性的“小粉红”逻辑也同样不堪一击，对于世界主流媒体而言，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叙事是一种对内部的自嗨型宣传，其本质也只能对于内部的无知受众进行宣传，而对于国际的影响微乎其微，反倒是多次的“出征”和对其他国家疫情的辱骂招来了更多国家的排挤和针对。其实这样的民族主义极端情绪所带了的影响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官方口中的国际形象的塑造的负面影响要比瘟疫本身更严重。这种“出征”本身弱化了对外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也同样降低了话语的质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恶性影响也会逐渐显现出来。
三、后疫情时代现代极权体制的发展
相比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为了维持统治，缓和社会矛盾，皇帝们对于一些灾难性事件的处理也会相对的放低姿态，以获得民众的信任，从而实现维持统治的目的。而现如今，科技飞速发展，公权力对私生活和私人领域的干涉前所未有，这次疫情过程中所建立的对每个公民的审查和跟踪体系更是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面对统治的扩张和公权力的干涉，人们只能选择服从。在古代，人们普遍接受儒家的教育，骨子里还存在着对于仁义的敬畏，当然统治者们也不例外，而现如今信仰的缺失，社会风气以及公民意识的弱化，人们不需要自由也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甘愿沦为臣民。而统治者借助高科技进行新型极权体系的建构，使用无孔不入的监控手段，覆盖全体国民的大数据，以及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整个国家看起来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科技带来的新型统治模式正是现代极权体制不负责任的基础，因为这种体制之下绝大多数人放弃了思考，选择苟活在“盛世”之下，正是这样的心态奠定了通往极权和奴役的道路。
高压下的知识界
毋庸置疑，极权体制对于知识界的打压是空前的，因为极权体制最害怕的就是有知识有思考的人，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一切极权统治都建立在压制思考和洗脑灌输智商，因此无知才是体制所追求的最理想状态。当一个时代人们纷纷放弃思考，纷纷选择犬儒的生活方式，极权统治则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就像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唯上智而下愚，不移也。”统治者足够智慧，足够奸诈，民众足够的愚昧，这样的统治就可以长时间维系下去。
疫情之下，武汉作家方方选择用笔记录下武汉封城的日子，方方一共记录了七十余篇，前几天传出要出版外文版本的《方方日记》，引来了很多民族主义者、小粉红等极左的围攻谩骂，甚至于人身威胁。大部分极左认为这是一种不考虑大局，不为国家着想的行为，他们认为在大时代之下每个个体都应该学会歌颂，学会感恩，要以大局为重，不应该揭露其阴暗面。可是他们似乎并不会思考深层次的东西，这场瘟疫的起因和整个过程都是由体制一手导致的，巨大的牺牲和无数人的奉献才让局面转危为安。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于责任归属的思考和对于弱势群体的记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时代之下，盛世之中却有无数的人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很多人被时代的巨轮碾过而毫无声响。方方说：”文学家就是要记录时代，记录下弱者的声音。文学是常与弱者站在一起的，这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是的，歌颂的文学太多，我们已经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的唯一作用就是为极权统治服务，这种文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为为极权唱赞歌的人数不胜数。我们记录时代变迁，记录黑暗之中的历史就是为了铭记下一切，米兰·昆德拉说过“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只有记录下来黑暗年代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在历史中汲取教训，才能从根本上和极权斗争下去。
纵观近几年对于知识界的打压，力度要比十年前更加猛烈，从去年年初对张千帆教授的一系列宪法教材的下架到对古拉格群岛、夹边沟记事等一些列文学作品的下架，再到由于去年70周年国庆对于国内电影市场的高压管制，频繁撤档多部电影以及前几天由于秘鲁作家略萨对于中国的极权体制应对疫情的缓慢进行批评，而在全网范围内下架略萨的书籍。在这种极权之下，对于道德的要求简直成为奢望，对于责任的归属问题也成为奢望，因为极权体制可以高傲的俯视一切，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不需要承担一切后果，由于长期的灌输教育和洗脑工程，大部分民众失去了思考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而言论自由乃是自由之母，长期处于失去自由状态下的民众自然就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而选择与极权体制和解。长此以往，这样的打压将会成为常态，而万马齐喑的社会却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将陷入到一片死寂的境地，没有人敢于发声，也没有人敢要求体制承担责任。
举国体制之殇
极权体制之下一定会产生整齐划一的举国体制，在举国体制之下，每个人的行为，思想甚至于喜怒哀乐都会被控制，他们用专制的命令进行指挥，用专制的命令对每个人进行规划，试图培养出完全相同的一群人来。这次对于疫情的翻译就能体现出体制的劣势，春晚的载歌载舞和疫区的尸横遍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在欢庆中的人们的情绪却被春晚所控制，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远方的疫区发生了什么，他们也对于其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这样的混乱场面持续了几个星期，举国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人手支援疫区，而这个时候疫区人们已经付出了非常惨烈的代价，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却早已经过时了，在瘟疫已经发酵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区疫区支援就像是用人命来垒砌一道血肉长城，这种壮烈的牺牲完全可以在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避免，而这种救援却成为统治者所宣传自己伟大形象的工具。对于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固然是值得尊重的，而他们的行为就是在为整个体制做下的恶买单，他们用牺牲来为这个体制承担责任，同样也为体制后来的宣传讴歌奠定了基础。
极权体制所培养出的是一群不知道权利为何物的臣民，他们对于责任归属丝毫不在意，只听信官方口径，对自己所经历的苦难不得为知。他们的无知配得上这样一场灾难，正是因为他们的沉默铸就了这道密不透风的墙，这墙不仅在生活之中，更留存在每个人心中。就连最后对于死者的默哀也是由官方统一组织进行的，这种连喜怒哀乐都要统一指挥的体制，就应当成为这场瘟疫的最终责任人，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就在于此。
夹缝中的公民社会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中国各省市纷纷进入所谓“战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借防疫为名，无限扩张。这种现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虽有所体现，但在中国这个党国权力本就成为“房间里的大象”的国家，至今，可以说，党国的公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1989年之后的顶峰。尽管公民社会持续受到打压，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疫情中和疫情后，一系列社会公共平台的讨论不时受到大家的关注。比如：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方斌先生仗义执言，在疫情最危急时刻深入疫情，对疫情中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深入报道。由于中共的打压，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几乎为零，社会几近原子化，像独立媒体、调查记者所剩无几，而公民记者这类自由力量能够零星出现实属令人振奋，他们正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挑战官方的“英雄叙事”。同时，由李文亮医生被训诫后牺牲离世在互联网上产生一系列反抗威权，呼唤言论自由的声音此起彼伏，而利用emoji、谐音以至采取戏谑的方式挑战官方话语已经成为现代极权体制下仅存的一些反抗力量。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呼声大多源自“后浪”。中国青年一代中，已经有言辞锐利且略带调侃性的声音，他们虽“人微言轻”，却在与小粉红、战狼力量形成对抗，随着这波呼唤理性、自由的“后浪”逐渐成长，他们的价值观是否能够重塑“新时代”的极权体制，仍值得期待。
四. 结论：谁应为这次灾难负责
疫情之后，我们对整个抗疫全过程进行反思时可以发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疫情的侵袭，甚至某些西方国家在疫情面前更为“无能”。由此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论点：专制国家在社会动员方面有较大优势，表现在他们的政府及国民在大灾大难面前似乎更有“凝聚力”。甚至推导出“专制高效论”或是“民主失败论”，以至于所谓“入关学”在中国知识界受到了欢迎和讨论。的确，我们不能否认在这样的体制下，封城似乎是相对高效的，但因为封城造成的其他死亡数字却并没有纳入统计，比如因封城父母不在且缺乏照料而死亡的脑瘫儿童、因为医疗资源被挤占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癌症患者等等。单纯比较因疫情病亡的数字是难以得出中国模式更优或是民主体制即将崩溃的结论的。同时，就算极权体制在灾难面前确实相对高效，很多灾难难道不是极权体制一手制造出来的吗？难道因为苏联利用极权体制进行战争动员，打赢卫国战争“高效”地抵制了敌国入侵，便能够得出极权体制一定比民主体制好吗？这场战争本来就是由极权体制挑起的，而苏联是用极权的手段对付极权罢了，本就是“以毒攻毒”，怎么能说极权更好呢。要是没有极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也就不会存在。从中国的角度讲，也就不会有由毛体制造成的数亿人的死亡。
现在西方国家有个误区，所谓的“白左”群体仍对共产主义政权抱有同情，在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尤甚，他们不会反思历史，反思由共产极权造成的全球近百亿人的死亡，对共产党怀有“妇人之仁”，继续推行绥靖政策。这当然是违背常识的，谁制造病毒，谁让病毒感染全球谁就应该对疫情负责。而现在，现代极权体制戴着温和的面纱，利用西方民主体制，继续推诿责任，逃避问责。而现在，我们应该呼唤常识和理性，对极权体制进行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