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吊崖上钓鱼，遇到了小学同学“宋福江”。他蹲在我身边，看了半天，我都没发现他。我钓鱼心不在焉，一边垂钓，一边看书。所以半天钓不到一条鱼。不是鱼饵被吃掉了，就是鱼竿被带跑了。“宋福江”幽幽地说，“你这种钓法，可不像你爷爷。”
我扭头，见他像一只座山雕似的，蹲在吊崖边，手里拿着我的另一根钓竿，银色的鱼线抛出去老远。一会儿，浮标大动，“宋福江”并不着急，收收放放，一会儿，一条又粗又长的白鳝鱼被牵到钓崖下边，他用一只手持抄网，把鱼抄了上来。我看了看那家伙，足足有一米长，小孩胳膊一般粗。
我乐了：“你倒是得了我爷爷的真传。”
可又一想：“不对呀，你跟我同龄，是小学同班同学，我爷爷都死了半个世纪了，你如何能认识我爷爷？”
“宋福江”解决了我的疑虑，把鳝鱼摘下，丢到鱼桶里，又娴熟地把肥大的蚯蚓穿到鱼钩上，远远地抛下河去。一通操作完了，才说：“我父亲是你爷爷的徒弟，我等于是你爷爷的再传弟子，这套手艺都是从他那里传来的。”
我调侃道：“怪不得呢，别人家的绝技都是密不外传，传媳不传女，我们老李家倒好，让老宋家偷了艺，反过来教训自己的后代。”
“宋福江”笑了，道：“你刚才说跟我是同班同学，我怎么记得你比我矮一级呢？”
“扯淡！咱们班54个学生，大部分同学的名字我都记得呢，因为我是班长，负责点名。”我把鱼钩远远地抛到河里，学着他的样子钓鱼。
“宋福江”笑道：“你还当过我的班长？你一个小不点，记得咱们上学的教室在哪里？班主任是谁吗？”
见他这副嘴脸，我开始有些心虚了：“咱们不是在八大队的一间饲养屋里上课吗？高低板凳都自己带，教室里除了一块黑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股牛粪味。对了，院子里只有一个厕所，一下课男女生就朝厕所里冲，男生先占着男生先上，女生占了女生先上。班主任是你们一小队的升桓老师，四年级时才换了一个女老师，叫俊桂，对不对？”
“班主任是升桓不假，但他只教了一年。我们的教室也不在八大队的牛棚里，而是在村中心綦书敢老师家。我们的同班同学中，还有你的表哥邵临池，现在小学教书。你好像只在我们班上了几天，没几天就退学了。”
我更疑惑了：“你不是宋福江吗？常跟牛振刚、綦军胜一起玩的那个傻大个？”
“宋福江”笑了，“那是我弟弟，我叫宋福海。”
我笑起来，“你们哥俩是孪生兄弟吧，要不我怎么会弄错？福如江海，你爹可真有学问！”
“我们哥俩差一岁，名字不是我爹起的，他一个字都不认识，睁眼瞎。好像是个算卦的瞎子起的，一点都不准。如果真能福如江海，怎么会都在地里刨食吃呢。至少也该跟你一样，去城里当大律师呀。”
二
我让宋福海把鳝鱼带走了，毕竟是他钓的。还让他通知他弟弟宋福江，来河边找我玩。我让宝和施展钓鱼绝技，弄一锅鲤鱼、鲫鱼下酒。
宋福海走后，我的思绪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刚上学的时光。
我生于1964年1月16日，农历葵卯年腊月初二，属兔。后来颁发身份证的时候，错写成1964年11月23日，小了十个月。
1963年正值大饥荒之后，人口出生率很低，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几个大队的孩子才凑成一个班。记得我们班的教室是二大队一户人家的空房子，只在墙上挂了一块黑板，没有桌椅，学生需要自己带高低板凳来上学，很多学生连凳子都没有，只能席地而坐，伏在小板凳上写字读书。
我对第一个老师印象已经模糊，因为我只读了三天就退学了。我班的同学都是六三年的，我是腊月出生的，勉强入学。但年龄太小，又没有读过幼儿园，读书不跟班。在这个学校有两件事印象深刻，一是有个南街的同学，课间休息时突然呕吐，从嘴里吐出一条很长的白色虫子来。那时候孩子都喝不卫生的生水，肚子里有蛔虫。老师就让我们吃一种宝塔形的糖果，结果人人都拉出一团团蛔虫来。第二件事是我的一个玩伴，叫京海，比我小半年，不到上学年龄，他很调皮，跑到我们教室窗外往教室里扬砂土。老师知道是我的玩伴，把我安排在靠门的位置，预备随时驱赶。
后来好像是受了某个大龄学生的欺负，我赖着不想上学了。母亲说，那就让你再玩一年。
第二年再上学，我们班的同学骤然增加到54人，我也成了大龄学生。教室原是南街生产队养牛的“饲养屋”，简单地粉刷了一下。仍然是徒有四壁，只有一块黑板和讲台上一张破烂的桌子，说明这是一间教室。
印象最深的是男生女生只有一个厕所，一下课男女生一齐往厕所跑，男生先占了女生就只好在外面等着，反之亦然。
班主任是一小队的綦升桓老师，他只有小学水平，只能教到二年级。但他会说普通话。他教书从来没有把课本教完过。到了三年级换了一个女教师，叫綦俊桂。隔壁班有个男老师，叫綦书家。两人恋爱，后来结成夫妻。
那时候小学都是队办，老师在生产队拿工分，另外每月补贴8元钱，这钱是上面发的还是队里给的没弄明白。对老师的要求不能太高，老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基本上就是看孩子，跟现在的幼儿园阿姨差不多。
那时候也没有义务教育的概念，每人发两本课本，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要交三毛钱课本费，每个学期再交两毛五分钱学费，供老师买粉笔。
语文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都是口号。记得我们背着书包在街上列队行进，有好事的乡人问：大洋学生，你们今天学了什么呀？我们把三课内容背一遍。乡人就撇嘴：这些口号大街上贴得到处是，连天福、留福都会背，还用得着上书房跟先生学？
天福、留福是我们生产队的两个傻子，他们是哥俩儿。沙梁村在前清咸丰十年中过一个三甲进士，名字叫綦思本，这两个傻子是进士的嫡系后人。
有一次我反问一个乡人：您小时候读什么书呀。那老头说：我们读“人之初，性本善”。另一个稍稍年轻一点的说：我们读“大狗叫，小猫跳”。
我觉得，他们读的书也不过如此嘛，不觉也撇了嘴。那老头又说，我们还读过《神童诗》，你读过吗？
见我不响，那老头摇头晃脑地背起来：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三
三年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判“读书做官论”，我想起老头儿念过的这几句诗，写了一篇批判稿。我的文章被老师认定“水平很高”，用毛笔抄了满满一张白纸，贴在文昌阁东面的宣传栏里。现在想来，这算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吧。
小学的时候，我有一项奇异的本事，只要是押韵的东西听一遍就能记住，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老师抄在黑板上，让大家背，我很快就能背下来。可放学的时候突然听三班的一个叫磊声的同学在背《喜读主席词二首》，是朱德元帅写的。当时根本不知道朱德是谁，只觉得他写的这首五言排律好听又好背：
昔日上井岗，革命得摇蓝。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
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
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
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
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
我跟着磊声背这首诗，有几个字没听明白让他写出来，从“农中”走到文昌阁，我基本上就背过了。
多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上网搜了一下朱德元帅的这首诗，我基本上还能背下来。
在民国的历史叙事中，朱毛都是共匪之酋，是并列的。直到六十年代蒋公要反攻大陆，口号还是“杀朱拔毛”。但在红朝这边，朱从红军长征之后，就成了吉祥物，虽然有总司令的名头，却一直是个摆设。用林彪元帅的话说，“我们的总司令是毛主席，你朱德一天都没有总过”。六七年文革开始，要揪中共党内的“赫鲁晓夫”，有人问刘少奇，谁是我党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暗示是朱德。于是政治局开会批朱，陈毅元帅指控朱德要“黄袍加身”，周恩来总理则说朱德是“常委里的定时炸弹”。其他大佬们一哄而起，可怜这个排名第一的共和国元帅，不得不自辩——我八十多了，爬山都得被人前牵后推，说我要黄袍加身，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又过了十年，毛主席病入膏肓，发表了十年前写的两首词，要重上井冈山。老元帅不得不跟风吹捧，写了这首五言排律。可怜朱总司令如此谨小慎微，还是在毛皇帝龙驭上宾的前两个月，因一场感冒而先行辞世。后来我每当读到小时候背过的这首诗，就想起《诗经·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二千多年前，秦穆公要死了，需要贤臣殉葬。谁来殉葬？子车奄息。
后面还有两章，殉葬的分别是子车仲行，和子车鍼虎。总之子车家族的三个儿子都陪着穆公进了坟墓。
秦国人看不下去了，写了这首黄鸟控诉秦穆公的暴行。
每次看到百元人民币大钞上的四大领袖，就想起给穆公殉葬的三位贤臣——奄息、仲行、鍼虎。只不过当代的奄息刘公，殉葬于1969年11月12日；仲行周公，殉葬于1976年1月8日；而鍼虎朱公，殉葬于1976年7月6日，据穆公毛皇帝之死，早了2个月又3天。
四
一会儿，宋福江和牛振刚联袂而来，宋福江人高马大，跟他哥哥宋福海站在一起，会被人当成孪生兄弟，难怪我会认错。我又飞鸽传书，把宝和招来。我在鸽子腿上绑的信说：不要再逮吃肉的鱼，逮点吃素的吧。宝和就带了一张渔网来，在河东岸的深水潭里，逮了一条三斤重的红翅鲤鱼，和一条银光闪闪的白鲢鱼，都是食草的鱼。
这一次我们喝米酒，白酒太伤胃了。鱼煮了一锅，吃不了，酒也有一坛子，喝不完，我就让宋福江把他哥哥叫来，宋福江说算了吧，他又不是咱们班的，我打电话叫叫其他人。于是，小学同学军声、小泉、吕平进，都来了。
宋福江说，你的两个好朋友，磊声和楷书，一个去了韩国打工，一个当了“地下工作者”，在林子那边躺着，要不，可以让他们也来。
磊声算不上我的好朋友，只能算很熟，我们俩常有龃龉，虽然我曾经把他从庙湾捞上来，算是他的救命恩人。他爸爸书勋——一个在青岛当工人的造反派——也是我父亲捞的，这父子俩都不会游泳，而我们父子俩都成了父子的救命者。
庙湾是我们村中心的一个深水塘，在文昌阁旁边，它的西边过去是一座高台，高台上有座庙，好像是为了建庙取土而形成的。因为地处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街的交汇处，时常有人落水，但没有人溺水身亡，落水的人总会被人救起来。
庙里有个还俗的道士，脖子上长了一个巨大的瘤子。记得有一次，“连好”——比我小一岁的小伙伴，把手从窗户伸进去，摸了摸道士的手腕，转头对我说，他死了。
我也把手从窗户的方格里伸进去，道士躺在靠窗户的炕上，我们可以摸到他的手腕，医生从来不进他的房间，只从窗户给他号脉，我们小孩子也有样学样。前两天他的手腕还是温热的，有微弱的跳动，现在，冰凉。
我们俩跑到“联办”——联防办公室——去向张文英报告，“联办”在庙宇的正堂，张文英是联防主任。
张文英就找两个民兵用席子把道士卷了，拉到黑松林旁边的一处荒地烧了，遗骨也就地埋了；他的遗物，黑色的道士帽啦，算卦用的竹签啦，走街串巷的摇铃啦，也都一把火烧了，随他下葬。道士住的那间黑暗厢房，张牙舞爪的神像被拆毁，门窗被改造，粉刷一新，变成了“联办”的伙房。
五
楷书是我的好朋友，因为留着一头长发，且自然弯曲，蓬蓬松松，得了个外号“大头”，他确实是我的好朋友，可惜去年出车祸死了，骨灰埋在小屋后面的林子里。他的故事后面会说到。
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我们开始划拳拼酒，输了喝一大碗。正闹着，一个脑袋从门口伸进来，是我初中的同学振磊。他在小学教书，从桥上过，听到喧闹，进屋来讨杯酒喝。
我笑道：“原来是老醋啊”。
振磊找个板凳坐下，喝了口米酒，脸色微微发红，道：“都二十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个外号。”
上初二的时候，有个村西头的同学俊达打了一瓶陈醋打算放学后带回家，振磊要喝一口，俊达说，“这么酸，你能喝？”
振磊跟他打赌，“我要一口气喝了怎么办？”
“你要能喝了，不要你钱，我再花五分钱打一瓶”。
结果，振磊抓起醋瓶，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所有的同学都目瞪口呆，继而热烈鼓掌，还给他取了“老醋”的外号。
我把这件事说给大家听，宋福江和牛振刚都觉得不可思议，认定我夸张了，军声却说，“是真事，我当时也在七年级二班，亲眼目睹。”大家这才信了。
“别说我的陈年旧闻了，说说你吧，你不是教中学去了吗？怎么又当了律师？”振磊把话题转向我。
我长叹一口气：“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