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翔
2020年6月11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8日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突然承认中国有6亿人口每月平均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约合141美元）。这个大实话马上引发大陆很多人质疑他是否说少了一个「零」，因为按照习近平的「中国梦」，今年（2020年）应该是「全面实现小康」的一年，什么是「小康社会」呢？按照中共16大的要求，2020年要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相当于21000人民币），此外，城镇人均收入1.8万元（月均1500元），农村人均收入8000元（月均666元）。现在李克强给出的数字（以下简称「李克强数字」），显然说明中国距离「全面小康」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消息传出后，大陆各界纷纷表示难以置信，但中国传媒《财新》在6月3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万海远及孟凡强的文章〈月收入不足千元，这6亿人都在哪〉指出，「事实是，总理讲的这个数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文章还透露出，足足有9.6亿人每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见附表。
李克强这番话触发了中共党内一场危机，认为他是针对习近平而来的，所以不但他在记者会上的这段话被遮蔽，而且由于他接着提出的以发展地摊经济来挽救就业的建议也惹来习近平的激烈反对。这场党内斗争会如何发展，我们暂且拭目以待。
对于笔者来说，这个「李克强数字」印证了我多年来的感觉，即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并没有中共吹嘘的那么「厉害」。在1981-1989年笔者长驻北京期间，我曾涉足27个省市区近300多个县（以在该县的县府逗留两天一晚计算），占全国县数目的约十分一。所以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对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印象深刻，以上海（中国最发达地区）同西藏（中国最落后地区）为例，两者差距最少一个世纪。
笔者每到一个县城，总会找机会去看看它的广场（这是县政府想向外表达的形象）、菜市场（这是当地居民实际生活的剪影）、以及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县城在该地区中的经济活动情况），这些「景点」都能够最实际反映这个县城的大致实力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把二、三百个县的情况总合起来，则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虽不中亦不远。凭我过去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认识，我就是不太相信中共的宣传。所以虽然近年中共不断吹嘘「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甚至「厉害了！我的国」，我心中都打个很大的折扣。这次透露出来的「李克强数字」，证明我这个观察是相当务实的。
遗憾的是，很多外国的所谓「中国通」都不察觉到中国的真实情况而盲目吹捧中共式的发展模式？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中国在过去40年间的经济发展都以双位数字或高单位数字增长，使其经济总体急剧膨胀，迅速登上世界第二的宝座，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发展速度。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仅仅有不足4%的增长，这就使得外界看得目瞪口呆。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急剧发展，它的技术进步也取得显著的成绩，军事方面，既能「上九天揽月」（例如飞到了月球的背部，是人类的首次），也能「下五洋捉鳖」（例如深水探测器去到人类有史以来最深的海域）。民用方面，高铁网络冠绝世界、5G技术领先全球、数码经济举世无双、高楼处处拔地而起、宏伟建设鬼斧神工。。。。等等，令很多外国人惊觉瞠乎其后。
第三，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哪怕只有1%的人拥有超高水平的收入，在总数上已经有1400万人。他们在全球各地展现出来的「炫耀性消费」以及无与伦比的购买力足以令普通人艳羡折腰。
这三个原因，往往令外国人看不到中国的真实情况。除此之外，外国学者偏信中共的统计数字，也是一个令他们无法掌握中国实情的原因。
关于这点，笔者很早就提醒学术界人士（例如对陈文鸿教授的规劝）不能采信中共的统计数字，因为中共的统计数字完全是按政治需要来制定的。笔者曾经采访出席「两会」的省长，问他们的省将制定怎么样的经济政策。有位省长公开说：『我们口袋里都有两本账。看看上面吹什么风。如果上面提出「改革开放」，我们就会拿出一套高速发展的账。如果上面提出「治理整顿」，我们就会拿出一套紧缩经济的数字』。统计数字必须服从政治需要，这是中共统治下中国的现实，很可惜，很多外国学者都不知道这种情况，盲目采信中共的统计数据，以至无法掌握中国的经济实情。
这些外国的「中国通」，误判中国国情还不打紧，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在错误（至少是不完全）的认识下创造出形形色色的「中国模式」论，力图证明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是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不仅仅是错误判断中国国情的问题，而是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共模式的吹鼓手，因而蒙骗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急于摆脱贫穷的第三世界人民。
美籍学者蔡欣怡教授（Kellee S. Tsai）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详细分析近40年来西方学者都似乎很推介中共式专制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好处。她在一篇论文《带形容词的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 with an adjective）【1】中列举了形形色色的认同专制主义的学术著作，并按照这些形容词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出来，计有16种，笔者改按时序排列如下：
•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Ahlers and Schubert 2011; Heilmann and Perry 2011)
•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Harding 1987; He and Thøgersen 2010; Teets 2013; Dickson 2016)
• consultative Leninism (Baum 2006; Tsang 2009, 2015; He and Warren 2011)
•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Chen 2012)
•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Landry 2012, Chen 2016)
• decentralized legal authoritarianism (Lee 2007)
• deliberative authoritarianism (He and Warren 2011)
•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 Lieberthal and Lampton 1992)
•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Mertha 2009)
•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MacKinnon 2011)
• popular authoritarianism (Brady 2008)
•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Tang 2016)
• pragmatic authoritarianism (Lai 2016)
• proactive authoritarianism (Chen 2016)
•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Nathan 2003)
• 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Weller 2008, Reilly 2011, Stockmann 2012, Heurlin 2016)
笔者改按时序排列如下：
1987 咨询式专制主义
1992 碎片式专制主义
2003 具弹性专制主义
2006 咨询式列宁主义
2007 权力下放式的合法专制主义
2008 人民式专制主义
2008 回应式专制主义
2009 碎片式专制主义
2011 适应式专制主义
2011 共议式专制主义
2011 网络化专制主义
2012 争议式专制主义
2012 权力下放式专制主义
2016 民粹式专制主义
2016 务实式专制主义
2016 主动性专制主义
从上述的排列可以看出，在1987-2016这30年间，西方学者都折服于中国的高速增长而力图为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作出种种合理化的解释。整整一代精英都因为无法认识中国的实情而不自觉地成为中共的「大外宣」机器的一部分。通过「李克强数字」，他们应该都醒醒吧！
注释：
【1】见Kellee S. Tsai: New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Regime Under Xi Jinping, in China Perspective 2019,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