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倡导“三宽”的好干部
——纪念朱厚泽先生逝世十周年
晓明
2020年的5月9日是朱厚泽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而又深刻怀念的日子。记得十年前的5月11日上午，我从电子邮件中看到李宇锋先生发来的《往事》第92期，这一期主要内容是朱厚泽先生谈“三宽”。以住每期的前面必定有“编者的话”，写的都非常到位，令人爱读，深受启迪，发人深省；但这一期的开头却沒有了“编者的话”，而以《山之骨——朱厚泽回南国友人信》代之，我觉得奇怪，想必此中必有某种特殊之原故吧！
果不出所料，下午宇锋先生再次发来电子邮件，沉痛的告诉我，说“5月9日零时16分朱厚泽部长去世了，实在使人悲痛，说不出的悲痛，以至于《往事》92期写不成‘编者的话’，只好以朱部长的《山之骨——》一文来代之”。
看了这些，顿时使我惊愕，万分悲痡。一个多月前林京耀和李宇锋两位先生都曾从北京给我来过电话，说是朱部长因病住院了，想不到如今突然传来他去世的噩耗，怎能不使人震惊与沉思、悲痛呢！
朱厚泽，来源：维基百科
我与朱厚泽先生虽只有过一次交往，但他的讲话和文章是我爱听爱读的，他的精神和思想向来是令我崇敬并深受鼓舞的，他的音容笑貌、他那朴实无华的举止和言谈，时常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想到这些，我总会深深地沉入到无限的思绪和回忆之中——
那是2008年9月26日下午，我应邀参加《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对华国锋主政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学木研讨。那时我正好在北京儿子家，宇锋先生派车来接我去参加研讨会。当我到达会议室时，我熟知的会议招集人郑仲兵和李宇锋两位先生及部分与会者已在会议室就坐了。宇锋先生当即介绍姚监复、阎长贵、韩钢、林京耀等诸位先生与我认识。当介绍到林京耀先生时，宇锋特别说明这是我的广西老乡，使我倍感親切。
不一会，又有几位与会者到来，宇锋先生又一一向我介绍了髙瑜女士，韩钢教授、朱厚泽先生——等等数位参会者。所有的与会者他们都热情地相互打招呼，看得出来他们之间是早就熟知的，只有我与他们是笫一次相见，是陌生的，因此会议主持人才一一的给我引见介绍。当我听到“朱厚泽” 这个名字时，顿时使我惊奇了，这不是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任总书记时代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么？这个名字我早就从各种传媒中知道了，他的一些文章和讲话我也早就在网上拜读过，是令我十分赞赏和敬佩的一位离休髙级干部，不想到今日有缘能在此聚会，能不令我激动和髙兴么！
朱先生与各位打招呼后，正好坐在我与林京耀先生的身傍，使我有机会能近距离的接触他。我细心地端详着，是一个中等个头，面容慈祥的老人，但仍显得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看不出有什么老态的举止。此时我就利用会前这难得的短暂时间，大胆地向他发问，他都很和善地作了回答：
问：“朱先生您好！我早就久闻你的大名了，不想今日有缘在此聚会，实在令我髙兴。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你关于‘反右’运动的一篇讲话，你曾说‘反右’斗争对民族、文化、知识分子是严重的伤害，是中共的自阉， 我很赞同你的说法. 请问这真是你说的呜？”
答：“是我说过的话，那是姚监复他们整理成文的。”
问：“朱先生老家是哪里的？”
答：“我老家是贵州一个穷困山区，织金县的。”（此时坐在一边的林京耀插话说：“朱先生八十年代初期曾就任贵州省委书记，是贵州出来的一位倡导思想解放的老干部。”）
问：“朱先生的身体很好，显得很有精神。今年髙寿了？”
答：“我已老矣，今七十八岁了。”
………
不一会，研讨会主持人李宇锋先生宣布会议开始，我们的交谈只好暂时停下来了。
会议首先由郑仲兵先生讲话，他带领大家起立，为华国锋先生的逝世默哀悼念。接着他指出，华国锋的与世长辞，唤起了很多人对他的特殊的悼念之情。特别是他沉寂近三十年来，人们通过对他之前之后的领导人的观察和比较，感触良多。当年加给他头上的三顶帽子：“两个凡是”、“洋冒进”、“个人崇拜”，现在回顾起来，都需要重新审视。比如，如果他真搞了“两又凡是”，就不会去抓“四人帮”，就不会让邓小平复出，就不会平反包括“四五”天安门亊件在内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就不会搞重点转移，等等。希望大家就这些和与此相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郑仲兵先的开场讲话后，与会者们都争相发言，阐述各自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历史作用；华国锋是否“阻挠邓小平复出”；所谓“两个凡是”问题的来龙去昹；华国锋是否圧制过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华国锋在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作用；所谓“洋冒进” 的历史背景和是非功过；华国锋与对外开放；宣传“个人迷信” 问题；华国锋的不足与过失——等等问题，与会者们都就这些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记得发言最多的要数韩钢先生，他是中央党校的在职教授，一个在党吏研究中颇有成就的中年学者。髙瑜女士也作了不少发言，她曾是一个资深报人，现在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离退休的老干部姚监复、阎长贵、林京耀以及青年学者胡少安等人也都作了精彩的发言，许多东西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使我感到十分新鮮，收益不少。
与会者中除韩钢、胡少安、窦海军和李宇锋四位是青壮年人外，其余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他们之中不是文人、学者，就是离退休的老党员、老干部，只有我一个人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的退休知识分子，因此在会上我没有发言，而是在细心的听与会者们的发言讨论，并认真的作记录。朱厚泽先生也沒有发言，他也是在认真地听，不时点头表示对发言者们的肯定和赞同。
从下午两点三十分开始，到六时多，与会者们都在积极的发言，气氛十分热烈，往住一个人在发言时，别的人会插话补充，使会议显得十分活跃。尽管发言者们对华国锋的不足与过失也提出了不少意见，但总体来说对华国锋的功绩是肯定的，对他的为人是赞赏的，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称得上“君子”的人。在中共历代的领导人中，能称得上“君子”的人，恐怕也只有朱德和华国锋了。
会议将结朿时，郑仲兵先生请朱厚泽先生讲话，朱先生则非常谦虛，他只说大家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表示赞同，沒有什么补充的了。最后郑仲兵先生又转向我，叫我谈一下；我本来也想在研讨会上发表一点意见的，但与会者们都争相发言，而且精彩异常，我忙于记录，专心地在听，也就不作发言了。现在会议即将结朿，我怎么好意思来作“最后的发言”呢？
会议结朿后，与会者们共进晩歺。韩钢和胡少安两位先生有亊先离去了，其余的人和文衡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分坐两席就歺，我与林京耀和朱厚泽、高瑜、姚监复、阎长贵——等八人正好同席，而且朱先生又正好坐在我与林京耀的身边，这又给予了我向朱先生请教的好机会。
大家一边进歺，一边就各种话题海阔天空的闲聊，心情是十分愉快的。此时我又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再次请教朱先生，又开始向朱先生发问了。
问：“朱先生，今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早些时我在网上拜读了你写的《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一文，使我明确了许多东西，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你认为这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一些问题我在文章中都谈到了，你既然读过了此文，我就不必重复了。我想用一句话来说，这就叫解除市場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锢。”“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问：“听说在八十年代中期，你在中宣部任职期间曾提出过‘宽厚、宽容、宽松’的所谓‘三宽’政策，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许多人把你称之为‘三宽部长’，据说你也因此曾受到某些主管意识形态领导人的批判，亊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答：“当年批判我的人也不是讲这‘三宽’不对，而是反对沒有任何底线的或者沒有任何前提的‘三宽’，——宪法总不能违背吧”。“我认为是不能有任何前提的，因为思想自由是不受宪法管的，因为包括对宪法的讨论、批评或批判在内，都是自由的。作为思想自由来讲，它不但可以违背你的宪法，而且可以直接批判你的宪法，要求你宪法什么要改，这是完全自由的，否则就谈不上思想自由了。”
此时林京耀先生插话：“批判‘三宽’的就是那个素有‘左王’之称的人，我在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就是受到他的批判和发难，我是与他对着干的，他就多方打击、排挤我，朱部长就是被这些人整下来的。”
接着我们的话题又谈到腐败和环境污染等等诸多问题，朱先生都有独到的见解。此时正好有朋友给朱先生的手机发来短信，是关于反腐败的一首民谣，他打开手机让大家来分享，看后大家都发出了会心的嗤笑——这个腐败问题确是太严重了，难怪会引起民怨沸腾。
这确是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聚会。通过聚会不但使我认识了朱厚泽先生，能有机会与他交谈，是十分难得的。同时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是颇令我十分高兴的事。比如阎长贵先生，文革之初他曾是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后受江青迫害而坐牢七年多, 深受磨难。林京耀先生是我的广西老乡，1956年他从广州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63年调到中宣部工作，1980年调到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又调到统战部工作，九十年代中期在统战部退休的。阎、林两位先生自此成了我经常联系交往的朋友，十多年来每次到北京我都会去拜访这两位朋友的。
会议的主持人李宇锋先生与我是在2007年相识的，那是重庆的文革研究学者何蜀先生把我的文章推荐给宇锋和郑仲兵等人主办的网刊《往事》刊豋，才得以认识和交往的。宇锋先生的父亲曾是原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的秘书，后成了山东省的副省长，可以说是一个高干子弟了。他于八十年代初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于新世纪初与中国作家协会的退休干部郑仲兵组建“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发行网刊《往事》，登载过许多回顾历史类的文章，是一份较有影响的民间网刊。每次到北京我都会到宇锋在亚运村的住地拜访他们，对一些问题与他进行交流探讨，是颇令人高兴的事。
而今朱厚泽先生逝世十年了，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受人尊敬与爱戴的离休老干部，他的去世对思想界、学术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是我辈今人深感悲痛的。今天我们在纪念朱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一定要牢记他始终坚持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他所倡导的“三宽”政策。面对当今的中国形势，虽然在经济建设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贪腐成系统上轨道，贫富悬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多起，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底层民众怨声载道——特别是从J某人执政后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打压不同意见人士，封网禁声，这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极大障碍。
但願今天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执掌政权的各级官员，都能具有朱厚泽先生的“自由民主思想”和“宽容、宽厚、宽松”的执政理念，中国的宪政民主政体就会早日建成了。
愿朱厚泽先生一路走好，祝願他的英灵得到安息。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冮河万古流”。朱厚泽先生和他的思想永垂不朽！
2020年5月中旬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