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为己,儒之行者为己。古之学者为己,君子助人救世,弘儒辟马,无非为己。无论手援道援,都是为了尽自己的心。

—–东海曰

 

曾有人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相誉。答曰:如果是为国为民,我早就松口了变节了。我是为道为己,故能持之以恒,并乐在其中。

常闻人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亦闻人言,为平天下而读经。皆大不以为然。这么说的人,欲自立自强为真君子,难矣哉。务外必无得于内,无得于内则无恒心。

儒学是典型的为己之学。大学八条目,归结于修身和明明德,就是为己。对于君子和王者来说,亲民、治国、平天下并非最高目的,而是修身的手段和功夫。治国、平天下是为了更好地修身,亲民是为了更好地明自己之明德。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儒门内家功夫也;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亲民,儒门外家功夫也。归根结底,无非为己。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东海曰,儒之行者为己。为道就是为己,卫道就是卫己,道就是己。肉体生命只是道心所现之象,道心才是生命的本质和本来面目。

孔子说无惑无忧无惧,孟子说不移不淫不屈,其前提是上得乎天道,内明其自性,无入而不自得。注意,这里的上和内是一个意思,道和性是一个东西。

明白了为己之理,方能生义理之勇。一般人之勇,血气之勇、意气之勇也,发作起来也很厉害,但终究是靠不住的,经不起利益诱惑、威武恐吓和持久考验。当然,血气之勇也很可贵,尤其是在马邦,多数人已沦为东亚懦夫、东亚愚夫和东亚奴夫。面对极权主义而能生起血气之勇者,犹不失为正人正常人也。

明白了为己之理,一切都可以超越。可以超越贫富贵贱,也可以超越安危乃至生死。儒学是真正的了生脱死之学。

注意,儒家重道而不轻生,重视本质生命而不轻视肉体生命。盖肉体是道心即本质生命最美好的载体,必须特别尊重维护之。只有在肉体和仁义不能两全的特殊情况下,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故孟子一方面指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一方面又强调:“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舍义取生固然不义,可以不死而轻死,同样不仁,不配为仁者。故圣经倡导明哲保身。仁者必有智,在险恶环境中,必须具备避凶避险的智慧和保身的明哲。

君子小人都有为己之心。不同在于,君子重在道德为己,为了道德生命的成就;小人唯知利益为己,为了肉体生命的享受。

但只要知道为己,就有希望长大成人。礼文厅友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有挽救的可能。智极必仁,智可以通向仁。”

杨朱派是利己主义,墨子是利他主义。杨墨都不对,墨子更不对,这是儒门共识。比较而言,利己主义接近儒家一些。孟子辟杨墨,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云,后人省作“去墨归杨,去杨归儒”,故宋儒有“杨尽墨远”说。

赵歧注:“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孙奭疏:“墨翟无亲疏之别,杨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毁伤之义。儒者之道,幼学所以为己;壮而行之,所以为人。故能逃兼爱无亲疏之道,必归于杨朱为己;逃去杨朱为己之道,必归儒者之道也。”朱熹说:“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

注意,利他主义即使是真的,也离儒很远,不足为训。真诚可贵又未必都可贵。真诚信奉利他主义,就会摧残利己之心,轻则失常,重则反常。利他主义与恶性利己主义是双胞胎,真诚的利他主义最容易刺激恶性利己主义膨胀并被利用,就像墨家被暴秦利用、无数先烈被红毛利用一样。

至于伪利他主义,更是一无可取,更加无可救药。墨家的利他主义非常真诚,因为有天志信仰;毛左的利他主义特别虚伪,因为有唯物信仰。

唯物信仰比没有信仰更可怕,直接导致信仰者物化。马家反对异化,却不知物化是最严重的异化恶化,最容易让人丧心病狂。仁者爱人,物化者彻底丧失仁爱的内驱力,只能恨人害人,成为大大小小的灾星,小则灾家,大则灾国,遗害天下,贻害子孙后代。

曾有老先生下问:你说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信仰很坏,我们中也有好人嘛,说明不是信仰的问题,还是人自身的问题。(大意)东海答:不仅马帮,任何邪教恶势力中都会有好人。但必须明白,邪恶势力中的好人,一是人数少,难以占上风;二是质量低,好的程度有限,无论如何好不到君子的高度。

马家中,右派好一点,左派特别坏,毛左是最典型的伪利他主义,以利他主义包装粉饰起来的极端利己主义、恶性利己主义。故毛左往往不可教育,不可救药,极不吉祥,人怨天怒。毛左社会,没有外患必有内斗,没有天灾必有人祸,甚至内忧外患齐至,天灾人祸并发。一切灾祸无非天谴,无非自作孽!

前后三十年都不行,都不好,但相对而言,后三十年好于前三十年,官德民智都有所提升。根本原因就在于,前三十年是伪利他主义泛滥,后三十年是抛弃了伪装的利己主义流行。尽管是极端的、恶性的利己主义,也好于伪利他主义。

伪利他主义泛滥的时代,很多人连利己之心都丧失了,明知不利于己,也要作恶;明知有害于己,也要害人。很多人都知道损人利己是恶,不知道损人不利己、损人又害己是更大的恶。

为了利益而害人,或许还可救药;无利可图而害人,无缘无故而害人,为了害人而害人,那就完全不可救药。那种善根断绝、人性灭绝、魔性深重者,法不惩之,人不杀之,也会天诛地灭!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说真话就是一种正义的行动,也是一种为己的方式。

现在是最需要真话的时代,也是说真话最有意义的时代。过去毛时代说真话,纯属找死;未来儒时代说真话,意义不大。那时候真话已经主流化,说真话不需要任何勇气,不会受到政治迫害和法律惩罚。

现在说真话,依然有风险,但不会太大,一般不至于掉脑袋。说真话的意义则十分重大,外有助于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内有助于浩气培养和道德修养,双重意义都很重大。注意,这里的真话包括道德真理、政治真理、现实真相和历史真相。肚子里有货的人,赶快倒出来吧。

现在很多人处于好坏之间,拉他一把也许有望好起来,推他一下也许就堕落下去了。这个时代也是这样,虽然不好,也不太坏。如果说毛时代是恶鬼时代, 后来是禽兽时代,现在已经向夷狄时代进步了。

当然还有很多豺狼禽兽,但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些君子豪杰出现了。君子豪杰就是时代进步的拉力。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拉这个时代一把。

关于说真话,为政者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敢说真话是臣下真正的忠诚,能听真话是君上必备的开明。故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特补充一句,让人民言论自由是为政者的基础性德行。

凡是防民之口、防儒之笔、以言治罪的政治,必然野蛮邪恶。无论是否极权主义,无论其它方面如何,仅此一点,就足以定性为暴政!

毛时代更是百分百的、极端性的暴政。那时候,对任何人说真话都毫无意义,都是自轻自贱自取灭亡。那时候,反毛和说真话说真理,必死无疑。君子置身于那个时代,能逃则逃,逃不了就装哑巴。对牛弹琴是愚蠢,何况对豺狼弹琴,岂非更蠢。君子大勇无畏,但不作毫无意义的牺牲。

那些因反毛和说真话而死的人,就像对豺狼弹琴而落入豺狼之口,虽勇而不智,虽正而不中,或可称正人,不配为君子。所以,对毛时代那些因说真话而死的人,不妨有所肯定,不宜过度抬举。把林昭说成圣女,就是过度抬举。

那个时代,朝野上下都不配听真话,毛氏君臣、三界精英固然不配,广大民众同样不配。我早就指出,奴隶可救,奴才不可救,自以为是主人翁的奴隶,最不可救。毛时代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极权主义拥护者,自以为是主人翁的奴隶和炮灰,听不进任何真话也不配听真话。

顺便佩服一下红毛,让奴隶们自以为是主人翁,堪称达到了奴役人民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个极权主义的最高境界,非马学莫属,非马学不可,其它学说都不行。

不配听真话就听不到真话。多数马家老人,包括政治老人和文化老人,大多很可怜,一辈子听不到真话真理,要因有三。首先是他们听惯了假话邪说,真假正邪不辨,听不得真话,不许别人说。其次是别人不敢对他们说,害怕冒犯。

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工作、生活圈子里,根本没有真人,没有人说真话,更没有人说真理,大伙儿一辈子活在假话邪说里而不自知。

有少数马家老人,有两头真之称,意谓青少年时期追求真理,退下来以后敢说真话。这当然比一辈子从不求真理、从不说真话的人强,但在位时不真,两头真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时期,误把邪说当真理;退下来以后,对于中华特色的道德和政治真理,还是一无所知。

他们所谓说真话,或限于现象批评,深不下去;或倡导民主自由,说不到位,一辈子被马学毛思的圈套死死套住了。立足于马列主义讲民主平等,必然偏离民主平等本义而充满民粹主义臭味。立足于马列主义,什么好东西都追不到,越追越远;什么好东西都讲不好,似是而非。

2021-10-6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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