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崇拜孔夫子

余东海

 

儒家反对造神运动,反对明星崇拜、盗贼崇拜和邪教崇拜,唯独不反对圣人崇拜,而且倡导之。圣人得乎中道,言行合乎中道,致力传道行道,利在天下功在万世,是人世间最美好、伟大、光荣的人,值得千秋万代致谢致敬和崇拜。这种崇拜不是造神运动造起来的,而是发之于人类良知的勃勃不容已。

 

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圣贤代表天道,崇拜圣贤就是崇拜昊天上帝。崇拜明星最低俗,崇拜盗贼和邪教最邪恶,圣贤崇拜最正确。崇拜圣贤与反对盗贼邪教,相辅相成正相关。不能希贤希圣、崇拜圣贤者,即使反对盗贼,也反不到位,批不中肯,缺乏力度和高度。

 

故要不要反对崇拜,要根据崇拜的对象而定。孟德斯鸠论专制十恶,其二是“没有思想的崇拜”。他说:

 

“对某人某种思想的崇拜和对领袖的赞誉,首先要确保他或他的思想具有先进性、正确性、启迪性,一切以人民为基础,他的思想能够减少人民的负担,可以带来更多免费的东西而不是苛捐杂税、表面工程等。如果不具备这些特点,而是用一种类似欺骗、颟顸的观点,强力强加给人类,并使之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和崇拜的时候,这无疑也是对人类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可见,孟德斯鸠并不一味反对个人崇拜。只要某人某种思想“具有先进性、正确性、启迪性”等等特点,就值得人们崇拜。何况圣人思想、圣王政治最为中正殊胜,当然值得崇拜。崇拜盗贼邪教可耻,崇拜圣人圣王光荣。

 

圣贤为王,就是圣王。圣王必然敬天保民,仁民爱物,并将其仁爱落实到政治、制度、法律、政令中去,体现为仁政礼制祥刑善法。圣王所在,必有圣贤君子集团与之俱起,政治必然王道化。所以圣王崇拜,理所当然,礼所当然。

 

这是一条东海律:崇拜对象会对崇拜者产生巨大的思想道德影响,崇拜者的思想道德会不同程度的对象化。崇拜孔孟则孔孟化,崇拜盗跖则盗跖化,崇拜商韩则商韩化,崇拜洪杨则洪杨化,崇拜纳粹则纳粹化,崇拜华林则华林化。华林,指华盛顿、林肯。

 

崇拜孔孟的人会越来越好,崇拜暴君、崇拜邪教主、崇拜恶棍、崇拜历代乱臣贼子的人,则会越来越好。这些都属于盗贼崇拜,是非人化的重大特征。大型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全国播放的时候,我写过一条东海律:

 

崇拜秦始皇的弱势群体,是最好的奴隶种子;崇拜秦始皇的知识分子,是最好的奴才坯子;崇拜秦始皇的官员队伍,是最好的极权工具;领导阶级崇拜秦始皇,最恶化国家及其自家命运的最好法门。

 

盗贼崇拜很容易产生文化灾民和灾民理性,流行这种崇拜的社会就会变成灾民社会。文化灾民这三个概念是故人任不寐先生发明的。其名作《灾变论》把中国社会称为灾民社会,把“灾民理性”概括为: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利益崇拜,一种以金钱和物质利益为上帝的偶像崇拜和活命哲学。由于灾变设定了人的生存危机的境遇,“一切为了活着”成为人生主要目的。

 

任君的灾民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但非常符合马邦现实。他把马邦知识分子都称为文化灾民。2004年,他一篇评评论东海的文章《文化灾民中的独立写作》写道:

 

“利害权衡高于是非,圈内意识高于公正意识,具有这种信仰的知识分子还不是知识分子。从这种意义上看,老枭是中国仅存的几位知识分子之一。那些知名什么者不过是一些文化灾民。”

 

崇拜与跪拜不同。儒家对圣人是崇拜,对天地君亲师可以跪拜但不崇拜。儒家崇拜的是天道,人世间唯圣人(圣王)可以代表完全天道,故崇天及圣,崇拜圣人。

 

天地与天道有别。天道是宇宙本体,天地是自然现象,本体所现之象。对于自然之天,我很赞同荀子的话:“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君亲师只要非圣人,都只跪拜而不崇拜。

 

崇拜有优劣、真伪、正邪之别。圣人崇拜是最优质、最真实、最正确和正义的崇拜。古今中西各个学派宗派,无不称自家宗师为圣。这里的圣人特指儒家圣人。唯儒家之圣才能圆证性与天道,圆证天理良知,才能允执厥中。

 

圣人崇拜即良知崇拜、天理崇拜、仁性崇拜、天道崇拜、中道崇拜。唯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的中道,不偏不倚,大中至正。孔子是最有代表性的中道圣人,命世之大圣,万世之师表,中华民族魂。

 

前面说过“崇拜者的思想道德会不同程度的对象化”。注意“不同程度”这个定语。崇拜孔子的队伍中,儒士是初步孔子化,君子是高度孔子化,圣贤是完全孔子化。一般民众即使不懂孔子,知道崇拜,就是大好事,就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和方向。崇拜则信仰,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仰,就有了学习实践孔子之道的内在驱动力。流行孔子崇拜的社会无疑是最好的社会。

 

反儒派或门外汉反对圣人崇拜,常有的理由是圣人也会犯错误。这是似是而非的话。圣人也是从常人成长起来的,在成长过程中言行有误很正常。但是,其精心编撰的圣经、其流传下来的圣言无误。

 

其中五经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成,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德、政治双重实践的经验结晶,四书和圣言,也是孔孟集团内圣实践和外王追求的体验成果,与五经一脉相承。圣人无过,孔子无误,是这个意义上说的。

 

所以,要批评孔子,也应该针对圣经圣言及圣经记载的圣人真实行为。泛泛而谈没有意义,针对其它学派伪造的孔子言行进行批判,也没有意义。中华文化最忌虚谈和乱谈,儒家特别强调言论的中正和践履的扎实,更忌虚谈乱谈。

 

悬空谈儒,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门外乱谈乱批,纯属负意义。像五四蒙启派、特色自由派对儒家的批判,既误导他人又误了自己,对人对己都是负意义的。同时,在儒家和知儒者眼里,难免沦为文化笑柄如胡适或者思想丑角如鲁迅。胡适好一点,遗笑大方而已;鲁迅纯属丑类!

 

东海崇拜孔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二十多年前,薄有资财,遂走南闯北,上求下索,希望广交天下英雄客,结果比较绝望。发现英雄豪杰或已退为历史,或已遁往海外,大陆虽有,非常罕见。遂发誓要自己雄起来。乃从小诗人小文人小商人和儒佛道大杂家,变而为自由之士,从萧瑶变而为东海一枭。

 

2001年4月《自题二首》其三:落叶回枝万象春,一挥大笔力千钧。闲来偶补诗天漏,不作江南第二人!2010年3月改曰:已隔阳明五百春,斯文尚在重千钧。挺身来荷良知业,不作中华第二人!

 

2013年1月作《狂言二绝》,其二:君子枢机自有神,不容上帝久蒙尘。融经铸史孤灯下,肯作人间第二人。诗可夸张,然亦可见生平志愿之超拔也。

 

二十多年来,有失有得有悲有喜有苦有乐,大失大得大悲大喜大苦大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也。无悔今生,不负今生。即使回到二十多年前,我还会作同样的选择!

 

在归儒之前,一直在儒佛道之间徘徊,无所归依。几年异议,颇经艰危,同时修习儒佛道,很快作出自己的终极性选择,被孔孟彻底征服。从此大本确立,堪称人生大幸。川歌兄认为东海“被圣人捆绑了手脚”,不知我从圣人处得大自由。

 

于是真正体会到,孔孟之道是实践的学问,所有圣经圣训,都是圣贤实践经验的结晶,都可以付诸于生命实践并在实践中深入领悟,读起来会越来越亲切。同样的话语,诸如无忧无惧无惑、不移不淫不屈、邦无道富贵可耻等等,在践履之前和之后,读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东海在崇拜孔子之前,崇拜过杜甫、老子、释尊、华盛顿,如果追溯到学生时期和团县委时期,还先后崇拜过李白、尼采、康德等等。当然,那些崇拜都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皈儒之后对孔子的崇拜则是信仰性的。

 

崇拜孔子,是因为他的话,字字切合吾意吾心无偏,句句付诸生命实践无违。同时,面对任何人生问题和社会、家庭问题,依据圣经提供的原则和义理去处理,就可以合情合理。如果偏离或违反儒理,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出偏出错。遂肯定:孔子之言、之学、之道具有至高无上的三性:真理性、正义性和普适性。

 

二十几年来,破、收、立并行。破是批判各种歪理邪说,收是对各种正学正道予以相应的认同和吸收,立是建立仁本主义体系。大破大收大立,但在外王学层面,只限于理论建设,并未考虑如何扩大影响和付诸实践。也就是说,我只管唤,不管别人醒不醒,不考虑如何让更多的人听得见听得进去。

 

这个时代与孔孟时代大不同,连言论权和传道的自由都没有,遑论行道。至于枉尺直寻,更非吾所愿闻。吾学吾道大中至正,当为天下万世负责,不受任何非道污染。守死善道,以身殉道,吾之本分也。

 

结语

崇信孔子、崇信圣人是儒门修身功夫的入门。是儒生就应该崇信圣人,把圣人当成学习榜样和最高模范。我早就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圣人的儒生不是好儒生。

 

儒者不可以圣人自命,不可不以圣人自期。自命圣人,必非圣贤,如康有为,连君子都不够;自期圣人,方为有志,如王阳明先生,十二岁就立下了圣人之志。

 

儒门修身功夫,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在于能否立志,志立定否。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立定圣人之志,一切都好办,面对艰难险阻,自能生出相应的智勇和正确的办法。

 

立定了志,遇到问题,无非进退二字。进即进取,虽千万人吾往矣,老子怕你个鸟;退即有所不为,饶是你千娇百媚一池春水,我自禅心一定枯木死灰。一旦大本确立,一切风行水流,无惑无惧无忧。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立定圣人之志,等于将人生的道路、方向、目标、标准确定下来了。听圣人的话,走圣人的路,做圣人的好学生,一切以圣人的标准为标准,是圣人之所是,非圣人之所非,善圣人之所善,恶圣人之所恶,贵圣人之所贵,贱圣人之所贱。置个人贫富贵贱得失安危于度外。2021-6-22余东海造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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