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马学在宪,便无道德可言,一切不可救药。

架空马学则道德崩溃,无道缺德,谋财第一;

夯实马学则道德颠倒,邪道恶德,吃人为荣。

前者禽兽化,后者禽兽不如,更加无耻无畏。

—-东海律

师不师生不生,自古有之,于今为烈,于马邦发展到极致。师不师,甚至是邪师恶知识,不可敬也;生不生,甚至是奸徒恶徒无耻之徒,不可教也。根源在上,在上层建筑。以马学为支柱的思想上层建筑之邪,以马制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恶,是马邦教育不行、师生不堪的原因。

大学流行告密风,就是师不师生不生的一大征兆。学生缺德,不知道尊师;老师无道,不值得尊重。故常有老师因课堂言论被学生控告而受到惩罚。日前,董迅告师事件掀起轩然大波。想起2019-12-7一则微言:

“华农大学外国语院龚献静老师被学生举报。举报信说龚老师批评中国,为香港暴徒辩护云云。龚老师教学水平如何不得而知,但无疑有正义感,敢说真话,难能可贵。这个举报她的学生,可耻可恶!希望将来有人为教育界立一个耻辱榜,让邪师恶徒们扬名天下万世。”

人们往往只对举报者进行道德谴责,殊不知,这个问题根子在举报制度,这是鼓励告密、败坏学风、违反人伦的恶制。如贺希荣群友所说:“事情的关键不在于贬斥举报者,而在于深思和批判鼓励举报的制度。”革除恶制的同时,更要加强儒家教育,才有望逐渐恢复师道尊严,重建师生关系。

注意,反对学生举报老师可不能滑向师生相隐,不能师为生隐,生为师隐。有儒学名家和教授言:

“秦法鼓励告奸,恶法也,自食其果。中华法系维护亲属关系,主张相隐,不主张告发。师生一伦与五伦相参照。师生关系的维系很重要。君不见,文革不就是学生揭发老师开始的吗?当时鼓励学生造老师与学校的反,后一发而不可收”云。

这位教授批评的好,但药方有问题。盖相隐之义不适合师生关系。亲亲相隐,顾名思义,只适合亲人之间。移植到君臣和师生关系中去,就不成体统了。政治求正义,教育求真理,都不宜隐。

《礼记》讲得很清楚,事师无犯无隐。既不冒犯也无隐讳,事师之道也。老师有问题,犯了错误,学生当然可以商榷批评异议,只要彬彬有礼、依礼而言既可。至于举报、告密和构陷,那就不是犯而是恶逆了,恶生逆徒。

不仅鼓励举报而已,马邦教育问题非常广泛而严重。有文章介绍,被称为数学天才的许晨阳,在美国学成后回归北大,6年后再次离开,并留下了3句话:

“1)学术造假严重,造假成本太低。2)学风浮躁,做学问是为了发财,为了出名,甚至为了升官。3)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大牛在如何使用经费上花时间,年轻学者在申请经费上花时间,一边花不完,一边没得花。”

曾有一个视频题为“武汉中小学秋季开学首日大直播”云。一个孩子倒在地上,没人扶,没人上前探视,没人喊叫求助,唯主持人做出了反应:把镜头移开,一切继续。这是学校吗,这个学校还有人吗?孟子说,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马家学校把广大师生的恻隐之心和人的本能给摧毁了,恶莫大焉,罪莫大焉,不祥莫大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高考评卷语文科目原负责人漆永祥在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讲座上指出:“高考作文最大的问题是不教孩子们说人话,说真话”云。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是高考作文的大问题,更是教育的大问题,政治的大问题,国家的大问题。无论作文做人为政,说人话、说真话都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说人话,不说真话,话说的最优美,又有何意义。

特此断言,不教孩子们说人话说真话的老师,必是邪师;不教孩子们说人话说真话的学校,必是恶校。教孩子们不说人话不说真话的教育,必是负教育,洗脑教育,毁人不倦的教育;教孩子们不说人话不说真话的政治,必有强烈的三非性,非正常、非正确、非正义;教孩子们不说人话不说真话的国家,必然野蛮落后,没有希望!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凯文《​“空心病”正在毁掉一代年轻人》一文指出:

“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我做了20年精神科医生,我刚做精神科医生时,中国人精神障碍、抑郁症发病率是0.05%,现在是6%,12年的时间增加了120倍。这是个爆炸式的增长,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荒唐的事情。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教育,对不起,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要得罪各位,我们的教育是在帮助孩子成长,还是在毁掉一代孩子?”

东海曰:问题毫无疑问在教育,又不仅仅在教育。教育无道缺德,源于文化和政治无道缺德,遂导致双重性的不安:既不能让国人安居乐业,更不能让国人安身立命。大学生和年轻人的空心病,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和抑郁症,无不根源于此。

马家教育的问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制度、教学思想、内容和方法都有重大问题。马家教育是负教育和反教育,是反文化、反文明、反良知的教育,是物化、野蛮化、邪恶化的教育,是把人变成物质主义、极权主义分子的教育,坏人德行,毁人不倦,莫此为甚。

何新曾有《老夫实名举报——教育界烂透了》一文,阅罢深有同感,教育界确实烂透了,然烂透了的岂止教育界?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士大夫之无耻可以一分为三:政治界之无耻、文化界之无耻和教育界之无耻。

就像蝙蝠亦鸟亦鼠一样,教育界是政治、文化两栖的,但又与政治文化两界有别,可独成一界。这三界或许有没烂透的人,没有没烂透的界也。不仅三界,社会各界统统烂透了。

往深层追究,马学马制是马邦一切问题、包括马家教育问题的总根源。政治悖道,社会必然缺德,官民无不败坏,一切不可收拾。反腐打黑尽管艰难不亚于革命,仍属治标。必须进行一场文化政治革命性的大改革,彻底去马,才能拔除病根。否则,其它方面再怎么努力,也是医头医脚,医不胜医。

同时,现中国很多思想道德问题、政治社会问题以及教育问题,都是反儒的后遗症和马学洗脑的综合症,反儒崇马的结果。儒家虽然来复,力量非常薄弱,作用颇为有限,大部分又被高高在上的马学和深深扎根的马制抵消掉了。马学马制,毁人不倦,毁掉的岂止一代。若不革掉它们,教育无望,人民无望,中国无望,国难未已!

曾有一位老师来电,谈及现在的教育问题和学生心理问题。东海总结曰:心理问题心学解决,道德问题文化解决,一切问题中道解决,都有赖于仁本主义教育。

钱穆先生在《文化与教育》中指出:“中国创办新教育,自前清同治初元迄今八十年,始终不脱两大病。一曰实利主义,一曰模仿主义。实利主义之病,在乎眼光短浅,不从本源处下手。模仿主义之病,则在依样葫芦,不能对症发药。其实二病仍一病也。病在始终缺一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

民国堕为马邦,连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都丧失了,从政治、教育到社会,流行的是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毁灭一切的禽兽主义。后来的改革开放,亦无非恢复模仿与实利而已,无非以模仿希冀实利之心理与见解为国家政治和教育之重心而已。论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至今犹未梦见也。

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给国民的教育设立了四个意识标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这些意识不错,可惜反孔反儒反掉了道德根本,导致这四个意识无以立足。2016年中共给党员教育设立了四个意识标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些纯属极权主义意识。

我说过,马列主义的中国固然不是中国,三民主义的中国也不是真正的中国。前者悖逆中国,后者疏离中国。国民党和民国从三个领域疏离中国:

一是文化领域疏远四书五经,以三民教育取代圣经教育;二是政治领域疏远王道礼制,先以党国体制取代礼制,后以自由政治取代王道;三是组织和人事领域,重用西化群体,疏远儒家群体。当然,疏离与悖逆不同。疏离还可以保留一定的中国味,悖逆中国就完全国不国人不人了。

唯儒家的中国,即仁本主义之国,即中道文化、王道政治、礼乐制度之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的中国,才能代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人类的未来,才有追求和建设大同太平的资格和能力。

儒家也要给国民教育设立四个意识:仁义意识,自由意识,礼法意识,中华意识。这才是最中正的教育意识,可以涵盖民国教育四个意识而超越之。

对人民,不仅要庶之富之,更要教之,进行以儒为本的文化教育、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和以礼为本的制度引导。这是政府和政治家的责任。这也是王道政治异于、优于自由主义的重要方面。自由主义是实行自由教育,虽有所教,内容方法都有很大问题,可以导出正常人,难以培养君子人。

这方面马帮最为不堪,不是不教,而是以物本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学,把广大官民往坏里教,导致官风民德空前败坏,是非善恶一切颠倒。四九以来,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机会接受儒家教育,不曾听闻正知正见。

民间有一个詈人之词:天杀的,犹言该死的。马帮社会,不仅特权阶级贪恶无度,不少弱势群体也穷凶极恶,都成了天杀的。上上下下犯下逆天地、诬文武、逆人伦、谋鬼神、手杀人等五大罪者,无数无量,层出不穷。

要恢复儒家教育,儒家必须获得相应的地位,至少拥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拥有教育权,可以自由办学。现今儒家,不仅无权位,无教育权,而且无基本人权,发言出书组团结社,无不饱受审查限制,被当成盗贼一样严密监控防范,讲点真话都提心吊胆,生怕被喝茶被失业甚至招来牢狱之灾。这种情况下讲教育和教化,未免奢侈。当务之急是把言论、出版、结社、办学等基本权利争取到手。

2021-12-18

余东海

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