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祁延婉女士(左)与家人合影,右为丈夫钟启宇。后左起:女儿钟园萍、钟晓萱(图片提供者)、儿子钟国谦。

2019年秋的一天,我采访了退休女教师钟晓萱,在她一个朋友刘秀茹大姐的家里。钟晓萱戴了一副近视镜,说话轻声细语,文静而孱弱。联想到她一家人不堪回首的遭遇,这种采访简直就是戕害,或者说,在结痂的伤疤上再戳一刀。令人感动的是,不管怎样,她还是如约而至。下面便是她的叙述——

由于,我的父亲母亲都被打了“右派”,所以,我和弟弟妹妹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街道都是受歧视的。而你的学习成绩“冒尖”了,似乎更成了“妒恨”的理由,给扣你上个“白专”的帽子。1959年,我初中毕业,本想考高中,但被剥夺继续上学的资格了。于是,我便工作了。但是,在柞蚕丝绸研究所化验室当化验员、会计,都被先后拿下,调到丝绸印染厂配料室。虽然,配料的活又脏又累,毒性很大,我也没在乎,对那些有权势的人,我既不去奉承,也不去巴结,老实干活就是了。但是,“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进厂,发现“问题”了:配料是要害工作,怎能让一个“黑五类”子女“混”进来呢,这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啊。如果,钟晓萱哪天配料做了手脚,那么,全厂生产就会遭到破坏。所以,又把我踢出了配料室,当作包袱甩到了厂办学校。

1968年8月,我的父母在同一天都被关进了牛棚,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父亲被关押柞蚕公司,母亲被关押在一中。我和弟弟几次去探望,都被他们撵走,只是要我俩“划清界限”。

1968年9月10日,傍晚。

下班的铃声响了,我脱下工作服准备回家,忽听窗外有人喊我:钟晓萱——有人找。传达室师傅这么一喊,我的心忽悠一下子:是不是出事了?在那个年月,我家仿佛在刀尖上,随时都会受到伤害。我慌忙来到厂院,看见弟弟(钟国谦,一中学校学生)站在厂子门口,他望着我走出厂门,在我身边悄声地说,姐姐,包淑青(一中学校共青团书记)老师骑自行车找到咱家,叫马上到学校去一趟,说“军代表”(军宣队人员)有急事。顿时,我的心紧缩起来,担心是母亲出事了。忽然,眼前刮起了一股旋风,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

当时,市里的公交车很少,从八道沟(厂址)到一中,要先坐2路汽车到火车站,然后,再换乘1路才能到一中。我和弟弟挤上汽车,人们似乎都粘贴在一起了。下车后,我俩疾步来到一中,几个学生在比比划划的,有个学生凑到国谦跟前耳语了几句。国谦转过身说,姐呀,同学说,咱妈出事了。

包淑青立在校门口,看来是在等我们。她把我俩领进军代表办公室,一个手里拿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胖子,阴沉着脸,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由于,一天到晚的念唱,至今还记得: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在行动上则是另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读完了,他说,现在是党考验你们的时刻,到底是站在哪一边,是要做革命派,还是要做反革命派,反革命分子祁延婉畏罪自杀了……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还在那念念有词,可我的耳朵里仿佛钻进了蚊子,只是嗡嗡的响,弟弟在一旁含着眼泪。这个军人讲了大约有两个钟点,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他起身推开门说,你们跟着去吧。接着,一个身背刺刀步枪的军人带我们走出了昏暗的走廊。

天已大黑,操场上一片寂静。我和弟弟穿过操场,来到宿舍楼的一间屋子门前,有一个军人立在那。“哐”的一声,背枪的军人踹开了门,然后,侧身一旁,喊道:进去吧——!

我想,不能让弟弟进去,他还小,别吓着他。我对当兵的说,他太小,在外边吧。我一进屋子,看见母亲挂在墙角的暖气管子上,脚下是一个凳子,一条腿弯曲着,顿时,我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我扶着门框说,请给放下来吧。我想,不该那么老吊着呀,兴许还有救呢。背枪的进来了,接着,呼隆一声,仿佛地震了似的,母亲从高处跌落下来……

我以为当兵的会解下绳索,轻轻放下来,哪知他用刺刀挑断了绳索。人心啊,这么冷酷,难道是石头做的吗?

母亲的身体已经僵硬了,我抱起来失声恸哭起来,弟弟闻声冲进来哭喊着妈妈。那个“胖子”出现了,他说,一个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死了,轻于鸿毛,有什么可哭的,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我想回家一趟,给母亲拿几件干净衣服,还没让我的话说完,当兵的就把我们赶到操场上。“胖子”说,为了避免扩大影响,尸体要马上火化。估计等了一个小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厢跳下两个人,跟当兵的又进了宿舍。一会,他们提着一条被子出来,母亲便裹在那条被子里。我刚要走近,被大声呵斥——不许乱动!只见两人扯起被子一丢,“轰”的一声摔在了车上,我的心一阵的颤抖。

我和弟弟爬上了车厢,守着母亲的遗体,汽车驶向花园沟里的火葬场。

火葬场漆黑一片,鸦雀无声。军人敲响了值班室的门,要求马上开炉火化。回答是,深更半夜,工人都在家睡觉呢,明天早上吧。于是,母亲的遗体便被停放在电炉的墙边,大概排上了明天第一人吧。

这样,汽车要回去了,我和弟弟又爬上了汽车。但是,响起了一声怒吼:反革命家属下车!

于是,我俩下了车。军人说,明天火化尸体,骨灰不留,家属也不许到场。说完,汽车奔驰而去了。

北方的秋夜,露重霜浓,寒气袭人。我拉起弟弟的手,他在瑟瑟发抖,我也有一种寒心透骨的感觉。已经深夜了,我俩站在山坡上,望着眼前的一片坟地,“鬼火”若隐若现,远处传来狗吠。这是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火葬场没有建在城里的,大都在城外空旷之地。而且,也没有公交车。所以,我俩只能像游魂一样,行走在黑夜。忽然,我泪如雨下,恸哭起来,弟弟也不禁大放悲声……

秋风瑟瑟,树叶飘零。从花园沟里到八道沟十几里的路,我拉着弟弟的手,感觉他仍在颤抖,夜是这么黑,路是这么远,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悲哀的黑夜。

大杂院里的人都在酣睡中,我俩悄悄地回家了。原本是两间房,五人居住,本已狭窄。但又被人家占去了一半,剩下的一间,又被一个新搭的棚厦把窗户堵死了,一下子变得“暗无天日”了。弟弟上炕躺下了,他闭着眼睛,泪水从眼角淌出来……我想,早已饥肠辘辘了,赶紧弄点吃的吧。我知道家里还有一砸挂面,我拿了出来,顿时,泪水涌出了眼眶,挂面是父亲留给母亲过生日的,说是那天要吃“长寿面”。可是,母亲已经“走”了,父亲还被关在“牛棚”,蒙在鼓里呢。如果一天父亲回家了,问起“你妈呢”,我该怎么说啊……

母亲突然的离去,仿佛一把刀子在切割我的心,而且,无时无刻,使我痛不欲生。

母亲为何这样决绝,没有留下只字片言,她受了怎样的虐待呢……白天,我不管走到哪都感觉母亲如影相随。夜里,我希望梦见母亲,也就是“托梦”。可是,没有梦见,我越发的失眠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最痛苦的是1957年。 这年,我刚上初中。

忽然一天,老师找我说你爸是“大右派”,名字已经登报了(留法丝绸专家钟启宇)。我也不清楚“右派”是怎么回事,从老师的眼神和语气,我心里非常害怕。于是,我跑到一个僻静地哭了一场,回家也没说,但是,弟弟哭哭啼啼的,因为,老师把红领巾没收了,说爸爸是“右派”。那些日子,父母下班回家很晚,老是开会。父亲可能感觉到了妻子儿女都会跟着受难,为了不连累家庭,向母亲提出了离婚,说只有这样“划清界限”了,才能让家人免受株连之苦。但是,一连几个晚上,都被母亲痛哭拒绝了。

一天晚上,母亲下班回来,进屋后一下子倒在炕上,长叹了一声:这回不用“划清界限”了,我也是了。父亲问:你是什么?我也是右派了。说完,母亲放声大哭起来…


图右钟晓萱女士(1943年生于安东)和朋友刘秀茹,作者摄于2019年秋访谈。

钟晓萱讲到这,已是心力交瘁。至于那个夜晚,母亲为何迈出这一步,白天在“牛棚”遭受了什么。这,只有去了解和祁老师一起蹲“牛棚”的人。于是,我又采访了宋立栋老师(《同情心的悲剧》)。以下便是他的回忆——

1957年,我考上了一中,教历史的老师祁延婉是我的班主任,她戴副眼镜,轻言慢语,性情温和。她在北师大读的历史,而她本人的历史也有闪光的一页。她考上北师大那年,也就是1935年,她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她的先生钟启宇也闹过学潮,是在去法国留学前(1925),就读中法大学,和陈毅还是同学,学潮就是陈毅发动的。你看,祁老师和先生在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了。但是,到了1957年,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了,起先是钟先生,接下来,便是祁老师。因为,她没有和自己的先生“划清界限”。说到这,我想起了一个女士,也在北师大读历史的,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她就是后来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当彭帅被打成“反党”之时,上边也要浦安修“划清界限”。于是,曾经发誓相濡以沫的浦安修便向彭德怀提出了“离婚”。而且,彭德怀死前要见她一面,也被拒绝了。是的,人在暴君的压迫下,是会扭曲变形的,何况一个女人呢,所以,莎士比亚发出感叹——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

那天下午,一中师生,用时髦的话叫做“革命师生”,在军宣队的组织下集合在礼堂,也是食堂,观看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从1966年8月到11月(8月18日——11月26日)毛主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大概有1000多万。其实,早就看过了,又重放这些片子,背景是动员学生下乡,我记得,有一种说法叫做: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继续。

“革命师生”都看电影去了,只剩下了“牛鬼蛇神”,当时,一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大约有17、8个人,编在一起叫“黑帮”队,由学生看押和管教。但是,重温红司令亲切接见,这是一种政治待遇,谁也不能放弃啊。于是,就把“黑帮”押进了三楼实验室,锁上了门。想的还算周到,墙角放了一个铁桶“放尿”。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八次,所以,要从头播放,一次一次的观看,时间长了,就免不了铁桶不时有“哗哗”之音。忽然,“咚咚咚”,有人在屋里敲门,是祁延婉老师,男教师仿佛忽然苏醒过来——屋子里还有个女人。祁老师有些涨红了脸,不停地敲门,只有空洞洞的走廊发出回音。看来,人都去看电影了。忘了谁说的,祁老师,都到这个地步了,你也别太讲究了,我们都把脸背过去。于是,男士们把脸扭向墙壁。

傍晚,门终于开了,走进一个女生,是“女犯”的管教,她要把祁老师带走。祁老师对她说:你别忘了,你是人,我也是人,不能把人像猪一样圈在一起。你们这样——不把人当人,是不人道的,我抗议!那女生抡起胳膊“啪啪”打了祁老师两记耳光,声色俱厉的:反了你的,你要“翻天”吗?我马上报告军代表开你的批斗会。

次日早上,发现墙上贴出了大标语:右派分子、国民党特务祁延婉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那个晚上,她们对祁延婉都做了什么,不清楚。但是,多年以后,在报告文学《沧桑赤子》(吴文泮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一书里(139页),看到对死后的祁延婉有这样的记述:

“那沾满血污的衣服”

“那满是鞭痕和血迹的衣服”

……


宋立栋先生(1941年生于安东,退休于辽东学院),作者摄于2019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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