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对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的评价之九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洪水过程中经过行政管理改革后的新救灾机制的表现。国务院《调查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批评郑州市的应急救灾工作,但是根本没有涉及郑州市救灾机制混乱、低效后面的一个重要原因:2018年3月中央决定新组建应急管理部,整合水旱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地震地质灾害防范救援和减灾救灾等相关职责,并撤消了武警水电纵队等。习近平新组建应急管理部,是照搬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模式,不管它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体系有多大的冲击,也不管它对现有的救灾机制有多大的冲击,新建的应急管理部是否能起到有效的预期作用,下级地方政府是否能够跟上中央的改革步伐,保证救灾机制的平稳过度……郑州常庄水库大坝发生多处管涌,抢险过程中没有专业水电工程救护队的身影;郭家咀水库大坝发生滑坡,抢险过程中没有专业水电工程救护队的身影;地铁5号线隧道被淹,没有大功率的抽水机;京广隧道被淹,没有大功率的抽水机……需要从全国各地的抽调大功率的抽水机……国务院《调查报告》指出,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郑州市设置有防汛抗旱指挥部、城市防汛指挥部、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等4个指挥机构,不符合习近平的指示;办公室设在应急局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有编制36人,规模颇大,但只有1人有水利中专专业背景。事实是,郑州市设置14个应急救灾指挥机构。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及下属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洪灾过程中集体躺平,不按规定及时报请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不认真履行灾情管理职责,灾情报送工作混乱,在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中失职,存在迟报瞒报问题。这种扭曲的应急救灾体制设计、薄弱的专业力量和专职人员集体躺平,导致了这场洪水灾害的严重后果。这难道不正是人祸吗?

一、郑州市有4个应对灾害指挥部,各唱各的调

国务院《调查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对郑州市在“7.20”洪水灾害过程中的应急救灾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郑州市党委和政府开始,到区市(县)党委和政府,再到乡镇街道,一级不漏;从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郑州市水利局、郑州市农业农村部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城市防汛办公室)、郑州市交通运输局、郑州市城乡建设局、郑州市公安局,面面俱到,包括区县的专业管理机构;最后就是企事业单位,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

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就是郑州市竟然有4个应对灾害指挥部,各唱各调,和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部署大唱反调。

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8页)指出:“中央明确要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但一些地方对中央改革部署理解不准、贯彻不坚决,甚至改后扭曲变形更加不顺。郑州市设置了防汛抗旱指挥部、城市防汛指挥部、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等4个指挥机构,办公室分别设在应急局、城管局、气象局、资源规划局;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又设了防办、河湖水利防办、城防办、黄河防办4个办公室,分别设在应急局、水利局、城管局、黄河河务局,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大家都管都没有管到位,不符合‘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机构改革要求。”

应对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郑州市竟然有四个指挥中心: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应急局;

——城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城管局;

——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气象局;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资源规划局。

而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又设了防办、河湖水利防办、城防办、黄河防办4个办公室,分别设在应急局、水利局、城管局和黄河河务局。

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大家都存在,都占编制,但大家又都不管,错误的责任主要在郑州市应急局。郑州市应急局的官网宣称其职责在于“加强、优化、统筹全市应急能力建设,构建全市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应急能力体系,推动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应急管理体制。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提高全市应急管理水平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在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等部门在自然灾害防救方面的职责分工,书面上写得也很清楚:“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统筹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相关行业领域的灾害监测、预警、防治及保障工作。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市总体应急预案和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负责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组织协调重大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并按权限作出决定;承担市应对重大灾害指挥机构工作,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重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简单地说,应急部门是全面应对天灾和人祸的“全灾种”“大应急”的主管部门,起到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作用。

但是当暴雨、洪水灾害来临时,郑州市这个所谓的“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根本不起作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救灾机制的建立与演变

这里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救灾机制的建立与演变。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救灾的机构,这与皇帝标榜自己是天子有关。既然皇帝是天子,这就有了当皇帝的正当性;皇帝是天子,他能在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之间传递信息。而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信念:天灾则表达了上天对当今皇帝的作为不满意,起惩戒作用。如果天灾不断,那么就表示上天要换一个人来做新皇帝,要改朝换代了。所以,中国历朝历代有一套应付灾害的措施,而没有专门负责这些措施实施的机构。蔚力在《中国古代是如何抗震救灾的?》一文中把主要措施归纳为三条:罪己诏、赐钱和捐银。笔者以为还需要加一条就是减免税务。当然,减免税务、发放救灾款、慈善捐款、修盖房屋、修筑水工等自然要麻烦户部、工部等部门的官员,也要麻烦各地的封疆大吏。但是皇帝向天下发布罪己诏,这必须是皇帝亲自完成,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替代,或者史书上没有记载,皇帝的罪己诏是某位秘书或者某个师爷代笔完成的。

清朝后期,西方国家的管理模式渐入中国。1912年清政府下台,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的精英与外国人共同组建了全国性和国际性救助协会(今天非政府组织的前身),帮助这个饱经战乱的新共和国摆脱日益严峻的洪水和饥荒的影响(参见:皮埃尔•富勒: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救灾?《中外对话》,2017年8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政务院下设内务部,各大行政区设民政部,省市自治区政府设民政厅,市县设民政局(科)等,到乡一级设民政干事,自上而下地管理救灾工作。后发现救灾工作涉及面广,并非内务部(或民政部)一个部门所能承担,1949年12月19日政务院颁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组织一个包括多部门、多功能的救灾委员会,包括民政、财政、工业、农业、贸易、合作、卫生等部门及人民团体代表,由各级政府首长直接领导。1950年2月27日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财经委主任、内务部部长、水利部部长和农业部部长为副主任,财政部、贸易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等部长为委员,委托内务部办理中央救灾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后来这个架构略有改变,权力加大,依然是副总理任主任,增加了政务院秘书长(当时是习仲勋)任副主任,留内务部部长任副主任,水利部部长等任委员(参见: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北京)。这时,内务部是救灾机制中的最重要部门,这和西方国家政府的部门分工类似。与中央救灾委员会几乎同时还成立的还有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也是副总理董必武担任主任,水利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部长担任副主任,突出了水利部和解放军在防汛工作中的重要性。此外应对森林火灾,1957年林业部成立护林防火办公室;针对地震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成立……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明确提出了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具体时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7年内(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正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说,消灭水旱灾的基础就是中共从苏联引入的建造水库大坝的经验。既然可以在短期内消灭自然灾害,那么中央救灾委员会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1958年就撤消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在后面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饿死几千万人的人间悲剧,与没有中央救灾委员会这样的专职防灾救灾有直接关系。而那三年中国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更没有大洪水,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作用有限。在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又撤消了内务部,直到1978年5月才设立民政部,下设司局专门负责农村救灾工作。

1971年6月6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成立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通知》,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国家计委、商业部、交通部、农林部、水电部组成,指挥部设在水电部。1985年重新恢复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总指挥部,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任副总指挥部。之后又几经折腾,到1992年8月15日再次正名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负责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总指挥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办事机构仍设在水利部内,。按照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工作由水利部承担。

三、按照习近平的旨意成立新的应急管理部

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尚未落实完毕,2012年习近平当上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开始了习近平的所谓行政机构改革,动作很大,其中最大的一项措施就是成立应急管理部。习近平把他的行政机构改革当作所谓的政治改革。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依据改革方案,组建应急管理部,将下列部门的职责整合: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
——国务院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责;
——公安部的消防管理职责;
——民政部的救灾职责;
——国土资源部的地质灾害防治;
——水利部的水旱灾害防治;
——农业部的草原防火;
——国家林业局的森林防火相关职责;
——中国地震局的震灾应急救援职责以及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国家减灾委员会、
——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职责
组建应急管理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炭安全监察局由应急管理部管理。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编后,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管理。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11月9日,习近平向应急管理部下属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提出了“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要求。


图1:习近平的题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站

应急管理部成立之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办事机构(办公室)从水利部移到了应急管理部。

从上述的部门职责整合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动作很大,涉及的部门很多,涉及的人员很多,涉及的利益也很多。比如公安消防部队转为应急管理部管理,并不为公安消防人员所欢迎,因为公安消防部队原来是双重领导,既属武警编制(武警消防部队),是现役军人,又属公安部领导,而是公安部们是中国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中权力最大的部门。通过这次机构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实际下降,不符合消防人员利益;又比如,武警森林部队转编后归应急管理部管理,由现役军人转为应急救援队的成员,现役编制转为行政编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是实际下降;再比如,中国地震局下属应急管理部管辖,是降低了国家地震局的位置,轻视了防震工作,地位不如国家气象局,直属国务院领导。也许是认为,汶川大地震后,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地震。将来某一天发生大的地震灾害,才会重新改变过来。其实国家地震局应该和国家气象局一样,直属国务院。

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办事机构从水利部移到应急管理部,也是问题多多。中国洪水灾害频繁,每到汛期来临,这十万座水库大坝就成为抗旱救灾的第一线,还有几十万公里长的河堤。水库大坝归水利部门管,河流湖泊归水利部门管,统一指挥防汛抗旱归应急管理部管。应急管理部有这样的能力管理吗?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统一指挥防汛抗旱实际上都归水利部,水利部的实权很大,管理和支配的资金很多,特别是工程建设资金、救灾款、灾后重建款数额很大,都属于特别资金。水利部失去这等权力,能在今后的防汛抗旱工作中尽职吗?就说这次河南郑州大洪水,常庄水库大坝出现险情,郭家咀水库大坝面临溃坝,应急管理部的官员能够提供专业的意见吗?

2018年新建应急管理部,目的是建立全灾种、全方位、全社会的统一指挥机构。两年之后,2020年应急管理部职责、机构、编制再次调整。武汉新冠病毒蔓延时才又发现,这个新建立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还是存在一个很大缺陷,没有防疫这一块,以至于又提出要健全未来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如果再细想,新建应急管理部还缺乏应对核事故的职责、缺乏应对海洋灾难的职责、缺乏应对环境灾难的职责……

never change a winning team,或者说:never change a running system,这是世界上各国行政改革中所奉行的一个理念。

其实习近平的行政管理,新成立应急管理部的一个最主要动机是配合他本人对武警部队的整编。当年邓小平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和平形象,实施了大规模的裁军计划。为了应付大规模的军人转业,1983年4月5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武警部队,接纳转业的兵种。在中央,武警部队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在地方,武警部队也受双重领导。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武警部队的这种双重领导结构特别不放心,要把武警部队的“枪”收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归习近平指挥,这样习近平才能睡得着觉。但是武警部队规模庞大,有八大警种:警卫部队、内卫部队、边防部队、消防部队、黄金部队、森林部队、水电部队和交通部队。习近平的中央军委只想要武警部队中的一小部分。组建新的应急管理部,可以收编武警部队的消防和森林部队,改为应急管理部属下的消防救援局和森林消防局。而在抗旱防汛工作起重要作用的水电部队(正军级)全部退役转业,移交给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承担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任务,包括一带一路的海外工程。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一家央企。安能集团的社会地位、收入、社会福利,特别是退休之后待遇,远远不如原来的武警水电部队。过去在抗洪的第一线常常看到武警水电部队的红旗,而且都是第一时间出现,还配有大型设备。自从2018年之后,在抗洪第一线的第一时间很少再见到这样的场面。

四、习近平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是照搬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模式

世界各国有不同应对突发灾害的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俄国模式等待,都是根据本国的情况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磨合形成的。习近平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则是照搬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模式。

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全称是俄罗斯联邦民防、紧急情况部紧急情况及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是俄罗斯联邦政府中权力很大的一个部,是叶利钦当总统时的1994年成立的,负责协调俄国境内灾害救援,是准军事化部队,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中也担任重要任务。第一任部长是绍依古,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2021年9月在西伯利亚北部极圈一处悬崖坠落丧命的部长齐切尼夫曾是普丁私人护卫成员,后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副局长,再任俄罗斯联邦警卫局和国民近卫军负责人,最后任紧急情况部部长。新部长库伦科夫少将在2022年5月26日通过任命,也曾是普丁私人护卫成员。

李思琪在《俄罗斯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及其启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独立以来应急管理体系与苏联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时期以冷战为背景,以大规模战争为主要应对对象的民防体系已不再适合新时期。和平时期的安全威胁包括社会冲突、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愈发成为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关键问题,应急管理体系也随之进行了转型和调整。事实上俄罗斯应急管理体系的转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及1988年的亚美尼亚大地震均促进和加速了苏联民防系统的改革调整。苏联政府开始反思以备战为目的的应急管理体系,并逐渐把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中心从旧的‘军事’范式转移到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上。俄罗斯开始从全新的基准点出发,建设自身的应急管理体系。”俄罗斯人数众多的消防部队和森林消防部队都隶属于紧急情况部。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水旱灾规模要小、频繁程度要低。

也许是中国之前的行政管理体系多照搬苏联模式,苏联倒台之后,俄罗斯把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中心从旧的“军事”范式转移到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上的思路与中共基本一致,所以就独钟俄罗斯的模式。也许是习近平多从政治层面考虑,认为中国与俄罗斯是战略盟友,照搬苏联模式有百利无一害。

李思琪认为:“独立以来,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以紧急情况部为核心平台与抓手,以联邦安全会议为主要决策机制,预警体系、储备体系、法律体系、科研院校体系相统一的应急管理体制。俄罗斯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是:以国家首脑为核心,联席会议为平台,紧急情况部为主力,资源集中于中央,也就是紧急情况部一家手中,并在应急事务中实行依靠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垂直管理。”

俄罗斯模式中的以国家首脑为核心,资源集中于中央,垂直管理,这都是习近平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所期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模仿俄罗斯,建立健全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协同、军队应急救援力量为突击,基层组织和单位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救援力量为辅助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健全完善各类应急力量快速反应、联动协调机制,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按照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模式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在之后的几年表现中并不如人意,尽管习近平挑选了他的人马担任部长和党组书记。原应急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现应急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明与习近平有相似的经历,当过知识青年,后毕业于江苏公安学校内勤专业。毕业后在公安系统从事宣传工作,一步一步升任为江苏省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武警江苏省总队第一政委,再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主管消防工作,610办公室主任,当年就已经是一位正部级的副部长。让黄明担任应急管理部的一把手,也体现出中国应急部与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相同之处,消防队员是主要的人员构成。应急部原部长王玉普曾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局长。所以人们说,应急管理部是由消防和安全生产两大部分组成。

由于成立了专职的国家应急管理部,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的地位减弱。应急管理部刚成立时,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保持过去的规矩,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仍然担任总指挥,国务委员王勇担任副总指挥,这与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权力最大时的配置一样,副总理任总指挥,国务院秘书长任副总指挥。行政改革完毕,副总理不再担任总指挥,由国务委员王勇接任。应急管理部成立后,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领导层组成又不断地更改。2018年6月15日,胡春华总指挥,王勇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应急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马宜明、国家机关党组成员高雨也是副总指挥,应急部党组书记的排位在水利部部长之后。2019年3月19日,王勇总指挥,第一位副总指挥是应急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第二位副总指挥是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应急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的排位在水利部部长鄂竟平之前。之后水利部部长鄂竟平提前下课,换李国英任水利部部长,在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中的排位,还是在应急部部长黄明之后。从2018年开始6月15日开始,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的秘书长都是由水利部的一位副部长担任,同时又让这位水利部副部长兼任应急部的副部长。

应急部在应对大洪水时指挥、调度混乱。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2020年应对长江发生的五次洪水,先淹下游的武汉、鄱阳湖地区、巢湖地区,接着淹三峡库区,最后淹上游的重庆市。2020年长江洪水的规模和洪水总量远不如1998年(单就洪峰次数而言1998年有八次洪峰),但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1998年。但是应急部就是有新办法,把2020年长江洪水分解成三次洪水,每次的经济损失都小于1998年的洪水灾害。还有就是这次郑州7 20洪水灾害,和2021年10月初发生在山西的洪水灾害,竟然是无人问晋,主管救灾的应急部也不问。

在这次防疫清零过程中,各地采取封城、封区、静默等极端做法,以至于发生火灾时消防车辆无法及时救援。应急部是以消防队伍为主,一把手黄明也是多年负责消防工作,面对消防车辆无法到达火灾现场这种问题,根本不敢对防疫清零中的极端做法提出置疑。难道救火要让位于疫情清零的堵路封区吗?

五、“7.20”洪水灾害过程中对郑州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的应急响应

在“7.20”洪水灾害过程中人们听到最多的一条新闻就是郑州市气象部门发布了多个暴雨预警……


图2:暴雨预警,图片来源:中国气象局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分为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分为Ⅳ级,即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重大)和Ⅰ级(特别重大),分别发布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同时采取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应急响应。中国暴雨预警也相应分为四个等级,以蓝、黄、橙、红四色代表,称谓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暴雨预警或者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暴雨预警。

2021年7月19日12时28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郑州市区中西部及巩义、荥阳、新密、新郑、登封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19日14时28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已有雷电活动,未来6小时将持续,局地伴有小时雨强30-40毫米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19日19时13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笔者注: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19日20时20分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未来6小时内将发生较强雷电活动,并伴有小时雨强5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笔者注: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郑州市区局部降水量已达5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降水持续,累积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20日1时14分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笔者注:降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郑州市气象台2021年7月20日6时2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笔者注:又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2021年7月20日7时16分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未来6小时内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小时雨强4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20日9时8分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20日11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未来3小时内降雨持续,累积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图3:郑州市气象台于2021年7月20日6时2分、7月20日9时8分和2021年7月20日11时50分发布的三份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此外,郑州市气象台还在2021年7月20日13时25分、16时01分、21时32分、7月21日0时25分均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气象部门发布橙色或红色预警,应该同时启动二级或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各级政府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应该启动响应等级的应急机制。这在各级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中都有的规定。但是郑州市气象局发布橙色预警,但没有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郑州市气象局发布红色预警,也没有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4页指出:办公室设在气象局的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未按预案要求启动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这就是媒体中常常提到的“7月19日晚21时59分,郑州市气象局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20日上午局长李柯星连续签发至少3份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是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郑州市城市防汛指挥部和郑州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也都没有启动相应的应急机制。

根据郑州市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郑州发布”,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2021年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响应提高到Ⅰ级响应。并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根据当地汛情及时提升响应级别,按照预案要求,做好相关工作。郑州市国家气象台站记录到的最大暴雨是发生在16时至17时。郑州市气象局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之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Ⅰ级防汛响应。


图四: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2021年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响应提高到Ⅰ级响应。

而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7页却说:“直到20日16:01气象部门发布第5次红色预警,郑州市才于16:30启动I级应急响应”。不知道国务院《调查报告》所说的郑州市于16:30启动I级应急响应的依据是什么?郑州市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郑州发布”所发布的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说得很清楚,于2021年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响应提高到Ⅰ级响应,而且还只是防汛Ⅰ级响应。国务院《调查报告》擅自将启动防汛Ⅰ级响应的时间提前30分钟,是十分不严肃的。

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严格控制预警信息的发布,指出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必须遵循“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统一发布、资源共享”的原则。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是预警发布责任单位,负责预警信息的发布。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预警信息也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郑州官方公众号“郑州发布”统一发布。

郑州市人民政府在4个多月前于2021年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印发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将《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印发下属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根据《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1.5事件分类分级应对1.5(1)突发事件分类,突发事件分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根据1.5(3)突发事件应对主体:初判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由市政府负责先期处置。初判发生Ⅲ级(较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市政府负责应对,由区县(市)负责先期处置。初判发生Ⅳ级(一般)突发事件,原则上由区县(市)负责应对。

公开印发的《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并不是一个可执行的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而是大话空话的官样文章,是为了应付差事和应付上面的检查。应急预案中大量引用中共中央文件的用词,而中央文件则又是引用习近平的讲话和文章,什么“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应急管理行政领导负责制,把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事件风险、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什么“坚持居安思危、预防为主。增强全社会防范突发事件的意识,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资准备等各项工作。对各类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因素要及时进行分析、预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持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建立健全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


图5:2021年2月28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但是在一些关键地方则是悄悄地偏离习近平的构思,尽量推卸本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在突发事件应对主体上规定:初判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由市政府负责先期处置。

就是说,郑州市政府只有权力初判发生I级、Ⅱ级突发事件,市政府只负责先期处置,而负责应对的责权在河南省政府。应该说,《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这个规定,是完全违反习近平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指示。

其实,郑州市并不仅仅只有国务院《调查报告》中指出的有4个应急指挥机构,而是有个12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分别是:

——郑州市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工业安全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食品药品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消防安全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

这12个专项应急指挥部上面是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负责组织、领导各专项指挥部的工作。总指挥长由市委副书记、市长担任,当时是侯红。副总指挥长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郑州警备区副司令担任。成员是承担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置职责的市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总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局,承担总指挥部日常工作,市应急局行政主要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这12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并没有包括国务院《调查报告》提到的4个指挥部之一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就是说,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并不包括在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之内。郑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或者红色预警、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的Ⅱ级、I级应急响应,对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没有直接的作用。

《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特别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原则上由专项指挥部负责突发事件应对,必要时才启动总指挥部负责应对。可见《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还是看重专项应对,而不是协调联动,也不强调统一领导,因为很难惊动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来负责应对突发事件。

国务院的《调查报告》根本就没有提到郑州市的这个特殊的庞大的根本不起作用的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而且这样的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是和习近平的成立应急部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尽管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2021年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响应提高到Ⅰ级响应,但根据《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还只是专项应急指挥部启动的专项应急响应,不是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启动的Ⅰ级响应。

如果7月20日17时启动的防汛Ⅰ级响应,能够得到郑州市各级政府和各主管部门和单位的重视,或者说,7月20日17时启动的由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的突发事件Ⅰ级响应,那么郑州市京广隧道死人事件和郑州市地铁5号线死人事件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死人事件都发生在7月20日17时之后。

六、“7.20”洪水灾害过程中央气象台与河南省气象台的表现

气象专家、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认为:“气象部门连续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预警——红色预警,但问题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针对气象预警的应急机制。预警之后,怎样的情况要停工停产?应该怎么协调各部门?怎样调度各种救灾资源?对应要采取的真正应急行动是什么?”(参见:《“720”特大暴雨突袭郑州 气象部门预报了,然后呢?》,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7月21日)

其实,程晓陶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问题的关键是,河南省气象局。特别是中央气象局,并没有事前发布相应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样,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又称国家防总)也没有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笔者所指的事前,是指在7月20日16时之前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2021年7月21日3时40分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新乡、郑州、开封、许昌、漯河五地区和周口地区西部及平顶山、安阳两地区东部部分地区降水量已达5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上述地区降水持续,累积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根据《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并报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批准,河南省防指决定于7月21日凌晨3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Ⅱ级提升为Ⅰ级。2021年7月21日3时40分,此时郑州市的大暴雨已经是过去时,重大灾难已经发生。

2021年7月20日18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20日20时至21日20时,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以及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东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于7月20日20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2021年7月20日18时,尽管郑州国家气象站测得的16时至17时出现的一小时201.9毫米的极端暴雨已经发生,但是中央气象台事前没有预测到,发生时也没有观察到,中央气象台也还只是发出暴雨橙色预警。从中央气象台没有观察和记录这个突破历史记录的一小时极端暴雨量,也可以说明,这个点雨量所涉及的面积并不大,而且很可能是受城市雨岛效应的影响。

河南省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发布暴雨预警等级低、时间滞后,是郑州市气象局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没有获得重视的一个根本原因。中共的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领导人习惯于向上看,等待上面发布命令。当地方有关部门提供了与上面有关部门不同的信息,地方领导人会首先置疑当地方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采取观望和等待态度。就象《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所规定的:初判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由市政府负责先期处置。

其实,中国存在一套针对气象预警的应急机制。中央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Ⅱ级提升为Ⅰ级。

地方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对气象预警采取相应的应急机制,谁来承担决策的责任,特别是,如果气象预警是不准确的话。如程晓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所说:“这次在预报大雨时,一开始气象部门预测降雨中心会在焦作,但最后实际是在郑州,稍有一些偏离。这是现有的气象科学技术上无法避免的误差。”在郑州“7.20”洪水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多引用科学家的这些论述。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在做这些报道时,往往把习近平“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万一”、“宁听骂声,不听哭声”的指示忘在脑后了。

在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中央气象局未能在事前发出暴雨红色预警,河南省气象台也未能在事前发出暴雨红色预警。郑州市气象台在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7月20日6时2分、9时8分、11时50分、13时25分、16时01分、21时32分、7月21日0时25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虽然多次暴雨预报并不准确,但也有几次预报准确,表现比中央气象局和河南省气象台要好。

但是国务院《调查报告》不敢批评中央气象局和河南省气象台的暴雨预报不准确,还是花了一些篇幅指明郑州市气象局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4、35页)指出:“在这次灾害中,郑州市气象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发布监测预报预警信息,为党委政府、有关部门防汛救灾和社会公众避险自救提供了高频次、递进式的气象预报服务。但也存在气象监测预报能力不足、预警响应联动机制不健全、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未按预案要求启动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和预报的降雨区域、时间、雨强不够精准等突出问题,考虑到在目前科技水平下极端暴雨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建议责成郑州市气象局深刻吸取教训,认真反思整改暴露的问题,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气象保障水平。”

郑州发生了大洪灾,中国的一些专家承认暴雨预测的准确率不高,是世界难题。

但是习近平对气象的科学精准预测预报却另有一番最高指示:“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强雨晴水情预测预警,加强汛情、灾情的分析研判,加强应急值守和会商分析,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把握防汛抗洪主动权。要落实好群测群防机制和措施。要精准开展洪水调度,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防灾减灾效益”(2016年7月20日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会上专门就做好当前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发表的讲话)。习近平认为科学精准的气象预报是可能的,而且是把握防汛抗洪主动权的前提。很可能是中国官方媒体关于中国气象工作人员对气象科学精准预报连篇不断的报道给习近平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就在郑州暴雨的二十天前,中国官方媒体是这样报道:2021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庆祝活动分文艺演出和庆祝大会两部分,分别在鸟巢和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和党的领导人和北京数万民众都会出席。据说6月底7月初的北京,强对流天气变幻莫测。加上北京地区三面环山地形,超大城市下垫面的复杂构成,要完成中共中央给出的任务,提前1—3天给出定时、定点、定量预报,并采取必要的人工干预措施,保证文艺演出和庆祝大会的顺利进行。可谓任务艰巨。为此,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专班从2020年11月起开始启动,2021年3月正式组建,由来自不同部门的35位预报专家集结成“最强阵容”。从2020年11月开始,预报专班即对近20年天安门地区“7.1”前后高影响天气类型、天气背景概念模型、预报难点深入分析。尤其针对2020年6月20日至7月5日,进行了历时176天逐日天气分析统计,凝练典型天气系统和预报关键点。“通过不断反复深抠细节,大家逐渐对目标区域情况了然于胸。最后,气象预报专家圆满完成任务,降雨预报精确到分钟(参见:科技日报记者付丽丽,《降雨预报精确到分钟 他们这样保障建党百年庆祝活动》,《科技日报》,2021年7月25日)。降雨预报精确到分钟!这是何等水平!其实,中国官方媒体上关于气象预报专家如何准确预报、精准使用人工干预天气措施,保证奥运会或者其他重要活动举行的报道屡见不鲜。

新华网2022年5月11日发表新华社记者黄垚的一篇题为《暴雨来袭 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的文章中写道:“在随着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提升,公众获取的预警信息更加及时准确。当前,全国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89%,强对流预警时间提前至40分钟。”

如果当前全国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89%,那么在郑州“7.20”洪水过程中中国一些专家对民众的解释:从整个世界来看,暴雨预测的准确率也一直不高,属于世界难题。即使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24小时的暴雨预报准确率也仅达22%~23%;中国现在暴雨预报准确率仅为百分之十几到二十等等,都是骗人的话,都是推卸责任。

七、“7.20”洪水灾害过程中郑州市应急部门的集体躺平

国务院《调查报告》对郑州市应急部门在“7.20”洪水灾害过程中的表现极为失望。《调查报告》第38页指出,郑州市机构改革人为设置两年过渡期,转隶到市和各县区(市)防办(应急管理局)的36人中只有1人有水利中专专业背景。这种扭曲的体制设计和薄弱的专业力量,导致防汛抗旱指挥部没有实际的指挥系统、指挥机制、指挥能力,失去统一指挥,关键时刻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下面是国务院《调查报告》对郑州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评价: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对连续5次暴雨红色预警重视不够、研判不足;常庄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后,未按规定及时报请市防指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未认真履行灾情管理职责,灾情报送工作混乱,在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中失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刻意阻碍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上报,要求下级应急管理部门暂缓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灾情,存在迟报瞒报问题。

巩义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及时报请市防指启动防汛相应级别响应。未认真履行灾情管理职责,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组织不力,审核把关不严,在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中失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存在迟报瞒报问题。

荥阳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及时报请市防指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未认真履行灾情管理职责,在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中失职,接到崔庙镇书面报告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后,以“核实信息、报送主体单位错误”为由搁置处理。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存在迟报瞒报问题。

新密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后,未按规定及时组织会商研判,未及时报请市防指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

从国务院《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及下属市的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问题都一样,是集体躺平不干。这难道仅仅是转隶到市和各县区(市)防办(应急管理局)的36人的学历水平太低的问题吗?这难道仅仅是36人的只有1人是学水利的吗?要求启动相同颜色的防汛响应,有这么难吗?履行灾情管理职责,有这么难吗?上报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有这么难吗?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硕士学位吗?完成这些任务需要博士学位吗?

八、“7.20”洪水灾害过程中郑州市水利等部门的不作为

国务院《调查报告》对郑州市水利等部门的不作为也是无可奈何。

郑州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编制《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预案》。未按规定发布水情预警信息,启动Ⅳ级、Ⅲ级应急响应滞后,且未按规定组织会商研判。未按规定及时报送常庄水库、郭家咀水库等重要险情信息,未及时掌握山洪灾害险情灾情信息。对南四环桥施工单位违法违规建设、郭家咀水库溢洪道被侵占堵塞造成漫坝险情的问题履职不到位、监管不力。

巩义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编制《巩义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编制的《巩义市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未明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未明确指挥部下设的5个工作组及应急抢险队的责任单位,未按规定发布相应级别山洪灾害预警及启动应急响应。

荥阳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将7月19日通过平台发布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也未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汜水河漫堤险情。未按要求督促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新密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及时掌握并发布双洎河水情预警,未按规定及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Ⅰ级应急响应,对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督导落实不力。防汛关键期相关会议材料存在后补造假问题。

农业农村部门。二七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区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按规定报送险情灾情及工作情况信息。对南四环桥施工单位违法违规建设导致郭家咀水库溢洪道被侵占堵塞的行为监管不力。

城市管理部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城市防汛办公室),未认真履行城市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市城防指应急响应。未按规定及时向市防办报告城市内涝监测预警结果及防范应对情况;金水河漫溢等险情未预警;未按职责有效组织和督促有关单位对城市内涝积水点进行整治。

在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上,未认真履行市城防办工作职责,组织编制的《郑州市城市防汛应急预案》未明确成员单位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运营防汛工作职责;未按规定将预警信息及时发布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等成员单位。

在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上,作为郑州市城市隧道综合管理养护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对隧道中心在隧道匝道口封闭等信息发布、上报和应急处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失察。

……

从国务院《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郑州市,河南省的省会,所谓的新入围中国的新一线的15个城市之一,整个政府机构的懒政怠政,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说,国务院《调查报告》为境外反华势力递刀,应该是有几分道理。

记得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曾经对民国时期江宁县(南京旁边的一个县)的行政机构做过详细的调查。县级机构十分简单,一个只有六个科,即财政、教育、建设、公安、土地和民政,官员很少。高华教授指出:县区乡机构膨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如今河南郑州市,一个应急救援体系,上有一个总指挥部,下有12个,不对,13个专项指挥部。中国当前行政管理部门臃肿庞大,为官不为,懒政怠政,这难道只是下面的问题吗?如果高高在上的习近平对下面的问题一点也不了解,他本人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这个《调查报告》,对上述的问题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九、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是地地道道的人祸

郑州市气象局在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理应启动相应的I级应急响应。但是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未按预案要求启动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同样在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中,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的地位是妾身未明。必须指出的是,在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中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并不健全,加上应急局、水利局、城管局等专业部门的官员多躺平,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未能及时传递到其他专业应急指挥部。郑州市气象台雨7月20日6时2分和9时8分继续发布了两份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样没有引起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和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城市防汛指挥部等专业应急指挥部的重视。但是时间到了7月20日上午10:30,常庄水库开始出现“管涌”险情,已经满足了《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确定的启动防汛Ⅰ级响应的7条件之一,即“常庄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常庄水库出现重大险情后,河南省省长王凯、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郑州市市长侯红和其他3位副市长级领导均赶到常庄水库大坝处,没有在现场的河南省省委书记楼阳生下令,常庄水库紧急泄洪。在这种情况下,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和都必须立即启动Ⅰ级响应。

7月20日上午10:30,常庄水库开始出现“管涌”险情,已经满足了《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确定的启动防汛Ⅰ级响应的7条件之一,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必须按照《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立即启动Ⅰ级响应。并按红色预警采取停止集会、停课、停业措施,通知在家人员不要离开住宅,已经到达工作单位人员不要离开工作所在的建筑物,敦促在路上人员尽快到建筑物中躲避,敦促驾驶车辆的人员尽快停止行使,到建筑物中躲避。立即统筹协调消防救援和专业救援等力量参与抢险救援工作,并连续解放军、武警部队,请求支援。

如果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是在7月20日上午10:30启动防汛Ⅰ级响应,并且把预防和救援工作落到实处,那么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洪水灾害是可以避免的。这说明,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洪水灾害是地地道道的人祸。同样必须记录在案的是:负责统一发布灾情信息的“郑州发布”于2021年7月21日凌晨1时才发布常庄水库大坝发生管涌险情,在2020年7月20日上午开始泄洪的消息。


图6:2021年7月21日凌晨1时“郑州发布”发布常庄水库大坝在2020年7月20日上午开始泄洪的消息,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总浏览量 5,772 total views

【议报首发,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46808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