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著名新闻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新闻系老主任王中先生冥诞一百十周年，逝世三十周年。日前读了王先生的高足、新闻系学兄李良荣教授的回忆文章“窥龙看蟹破玄机——追忆我的导师王中”，感慨系之，追思绵绵。yibaochina.com
大右派新闻理论何其精彩
1963年我入学复旦大学新闻系，反右斗争的高潮早已过去，王中先生的名字依然如雷贯耳。全国几百万右派分子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像王中先生那样兼具革命老干部、共产党员，名牌大学教授多重身份，在中国新闻界具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全市、全国范围被公开批判者，实属稀有。作为新生，我们模模糊糊知道这位1938年加入共产党，1958年被开除出党的右派分子与一般老干部不太一样。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于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抗日战争期间在东北军从事救亡宣传，后来于《大众日报》、新华社山东分社任职。1949年南下上海，接管新闻出版机构，创办华东新闻学院。对于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来说，“反右运动”成了历史的光荣，“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开场，所处时代“革命气势不可阻挡”，不见靶子也可以开枪。虽然班级里没有一个学生完整读过作为右派主要罪证的先生著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但人人可以拿起笔做刀枪，理直气壮地批判这位名扬全国的大右派的“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依稀记得那时听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人揭发王中先生在参加重要会议时候开小差，在本子上写下两句歪诗：“阳夕光矣无常鸣，监囚亡灵呼屈冤”，把复旦大学党委五个常委杨西光、吴常铭、邹剑秋、王零、胡曲园都包罗了进去。我觉得这个大右派还是蛮有才气的。yibaochina.com
进一步了解先生的新闻理论的丰富内容，倒是在1978年通过研究生考试重返复旦校园之后。我没有回新闻系，而是进入了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新闻系、哲学系同在登辉堂大草坪西侧200号，一南一北各占一半。我始终牵挂着老家，关注着新闻系的动静，为先生复职新闻系主任而激奋。我也陆续了解到这位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在新闻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的新闻观何其精彩。先生不赞成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产生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政党加进去的。报纸具有两重性，首先是商品性；“读者需要”和“为读者服务”是报纸的本性。先生指出由于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党委“约束”报纸，《人民日报》和省委机关报都是“满脸铁青”，变成了读者不爱看的“寡妇脸”。先生还主张报纸不要“指导工作”，而要“服务”；要改变党报，建立经济报，同人报，社会报。在《新闻学原理大纲》中竟然还有专门一章“新闻自由”，这是直到现在中国新闻界很多学者教授不愿提及，不敢提及的课题。还是先生，最早将西方的Mass 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先生主持系政的时候，新闻系还出现不少学生刊物如《未名社》、《友好通讯》，还想筹建“不要党的领导”的“复旦通讯社”。在反右运动大鸣大放期间，先生从北京到济南、南京、上海，点火放炮，于是成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的党内极右派分子”。他的这些远见卓识和行为令人鼓舞，对中国新闻界在理论实践上的贡献足够厚重。yibaochina.com
“王中新闻理论探讨”未能如愿
有人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教育界的黄金时期。文化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和研究生制度以后的第一、第二届本科生和第一届研究生在1978年涌入校园，尽力呼吸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的空气。那时复旦园内学生社团多如牛毛，中文系出了“春笋文学社”，历史系成立“史翼社”、“世界史研谈会”，哲学系有“求索社”，政治系是“耕耘社”，新闻系组织了“四五新闻学会”，理科计算机系打出“知言社”牌子，晚一点还有跨系的“复旦诗社”。1979年初夏的复旦大学，在党委书记夏征农和校长苏步青开明领导的支持下，由学生会主办的铅印出版物《大学生》杂志问世，成为当时全国民间出版自由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大学生》杂志编辑部成员由各系民主推举，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英雄、哲学系1977级学生景晓东任主编，我担任研究生编委，新闻系1977年级学生徐邦泰也是编委。yibaochina.com
被冷落多年的王中先生1979年10月重返新闻系主任岗位，某日我与徐邦泰结伴前往先生府上拜访。徐邦泰是新闻系“四五新闻学会”会长，作为校园活跃分子，与王老先生比较熟悉，我们呈送給先生《大学生》杂志的创刊号，先生说以后新闻系在编写当代中国新闻出版史的时候，一定要为《大学生》杂志带上一笔。《大学生》创刊号中有新闻学研究专论，先生对徐邦泰等人撰写的“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很重视。文章大力鼓吹制定新闻法，从法律上保障人民在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保障记者权利；报刊恢复编委制，党报负责人由同级党委任免，非党报刊负责人由同级人大任免，先生对这些说法予以肯定。我们向先生报告了准备在《大学生》杂志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新闻法以及“同仁报”的稿件，介绍了编辑部在校内主办“民意测验”和新闻系恢复传统的“新闻晚会”的情况，以及筹备“王中新闻理论探讨”学术活动的计划。先生博学幽默，谈笑中讲了一个小故事，让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一辈子不识太行”；闲聊了在众多信仰队伍中，如何区分“信教的”与“吃教的”两种人。yibaochina.com
《大学生》第三期，作者供图yibaochina.com
《大学生》这本“官督民办”的民间出版物1979年7月创刊，12月出版第二期，总共两期，昙花一现，英雄气短。明知前途未卜，编辑部还是在第二期的封三上郑重其事地刊登了“告读者”书，提请大家关注将由《文汇报》发布的下一期出版日期，还公布了“《大学生》第三期要目预告”，首篇就是“王中新闻理论探讨”。“探讨”未能如愿进行，真是万分可惜。好在后来见到2004年复旦大学出版了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不管怎样，我一直以为王中新闻理论无论在中国新闻史抑或高校文科理论史上，都是一个旗帜性的标志，是复旦大学赖以屹立于中国著名大学之林的重要学术资产。yibaochina.com
积极参加人民代表竞选
除了新闻理论、活动和教学上的贡献，王中先生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就是参与1980年人民代表竞选。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对选举法进行了重要修改，把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规定“候选人要多于应选人”。在提名候选人过程中，共产党、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任何选民，只要有三人以上附议，都可以提出候选人，让选举人自主挑选自己拥护的人，这是中国选举制度的一大进步。1980年春，中国首次开放县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这是1949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到1981年8月，全国两千七百多个县级单位开启了直接选举。上海市在1980年春开始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依据新选举法，除了党派团体推荐外，允许以一人提议三人附议的方式推出候选人，在各高校中引发了学生参选的热潮。复旦大学在所在地宝山县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完全采用一人提议三人附议的方法，涌出了几百个候选人。王中和徐邦泰一师一生，原本由新闻系推出，在文科选区十五名候选人的预选后，又同为复旦大学文科选区的两名正式候选人。王中先生早就宣称新闻系要培养布鲁诺而不是姚文元，从选举活动一开始就满腔热情地支持各系学生参加竞选，热情投身其中。5月9日，复旦校园文科选区的投票结果是王中获778票，徐邦泰获1320票。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的竞选结果。几个月后竞选活动席卷北京十三所高校，大批推举候选人出马竞选。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胡平最后正式当选为大学所在地海淀区的人民代表。yibaochina.com
1980-1981年的中国民主选举虽然没有继续推进，但是从复旦到北大，这次自由竞选宣告了大学生作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登上了中国当代史舞台。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难得的一次短暂的民主选举实验中，王中先生作为中国民主竞选人民代表的行动者，担当了特别的角色。yibaochina.com
王中先生，图片来源：人民网yibaochina.com
（2024年6月18-21日）yibao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