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政治改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以晚清《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为例
《十九信条》其实难能可贵
晚清立宪运动以一九○六年朝廷颁佈《宣示预备立宪谕》为突破口，以一九一○年由立宪派领导的四次全国性国会大请愿为高潮，以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猝发、清朝覆亡为终结.在此五年期间，清廷一共颁佈过两份宪法纲要：一九○八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一九一一年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与当今动辄洋洋万言的党中央全会文件不同，这两份立宪纲领均只有五百字上下，通篇并无东拉西扯、含糊其辞的语言，可谓意向鲜明、言简意赅.
从性质上看，《钦定宪法大纲》是全盘日化的产物，首重“君上大权”，连“九年预备期限”的立宪步骤也是照搬日本明治立宪。《大纲》缺乏放权、分权的制度安排，仅有的“亮点”是规定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废法律、不得以诏令推翻司法判决，以及臣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诸项自由（这也是从日本照抄来的）。而《十九信条》则大异其趣，断然“採用英国君主立宪主义”：皇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修宪权、立法权属国会；行政权归内阁，内阁总理的选举权、弹劾权归国会，且“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财政收支（包括皇室预算）、对外缔约须交国会议决.按此《十九信条》，皇帝已沦为“虚君”无疑──只享荣典、不掌实权。这与《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可随意开闭解散议院、可“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室经费，议院不得置议”等内容已不可同日而语.
让我们公允地说，以宪政的本意而论，《十九信条》完全合格，而且还是一份十分优秀的宪政纲领性文件。它的优点并非仅仅在於超过了《钦定宪法大纲》，事实上，比起此后由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颁佈、所实施的那些个“约法”和《宪法》，《十九信条》也要站得更高、更胜一筹.若不带成见，应该说，《十九信条》是中国迄今为止所有二十来部宪法之中最接近於真正的、良好的宪政的一份宪法文本。
虽然也有人批评《十九信条》坚持“皇统万世不易”、“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且只字未提人民权利，但这些批评并没有批到点子上。批评者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十九信条》之下的皇权已经萎缩为纯粹的礼仪性、象徵性权力，而《信条》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限制本身，其实也就是对人民权利的实质性肯定。有国会、有选举、有弹劾，有分权、有制衡、有地方自治，对於人民的权利，这些制度设置远比空喊民权主义要有效得多。共产党的宪法倒是把“一切权力属於人民”放在宪法开篇，可这除了粉饰一党专制之外又有什么用处呢？“党中央”及其“核心”可以擅自“三个代表”，“人民”倒是成了摆在政治神龛上的“虚君”。
《十九信条》错失政改时机
尽管《十九信条》深得虚君立宪其中三昧，但它注定不合时宜、无人喝彩，因为它生不逢时，来得太晚了。它诞生的时候，大清国正风雨飘摇，朝廷已经丧失了对政局的掌控，随之也就丧失了政治改革的主动权和立宪维新的话语权。其时，离武昌首义爆发才刚刚二十天，但革命就像一阵飓风，把清王朝的壮丽江山和政治威权吹得烟消云散。
如果《十九信条》是在一年前，哪怕是在半年前颁佈，也必将引起全国轰动、世界讚赏，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同声欢呼。那时候，国内各界立宪热情高涨，各省士绅、商人、学生、职员在立宪精英的带领下展开了长达一年的爱国民主活动，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明年即开国会。请愿者们热血沸腾，写血书、割大腿的也大有人在（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就曾断指明志）。就连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内）阁、（国）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但摄政王载沣却不以为然、不为所动，最后迫不得已才答应提前三年立宪，并禁止人们再行诉请，请愿者们不禁悲愤填膺。
此一时，彼一时.不过才一年多时间，国内已人心大变。由於清廷漠视民意、拖延政改，国内改良之风渐熄，而革命之势大张。在川民保路、鄂省起义、各省纷纷“独立”的情况下，载沣追悔莫及。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他以小皇帝的名义连发四道谕旨，既下诏“罪己”，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多用亲贵，显戾宪章”，又宣佈开放党禁、赦免一切政治犯，取消皇族内阁、组建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大臣”。朝廷不仅同意立即办选举、开国会、拟宪法，“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而且大大超出当初请愿者们的要求，仅三天之内就推出了放弃日制、仿效英宪的《十九信条》。政府甚至宣称，只要不搞排满革命，“凡夫请求於宪政者，都可照准”。为了表示痛改前非、悔过自新的至诚之意，朝廷还到太庙向列祖列宗郑重立誓，坚决信守《十九信条》。
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清政府原以为《十九信条》一出，“天下军民皆欣欣喜色，……风声腾布，固已胜於百万之师”。这完全是白日做梦，如同政府曾经漠视民意之切，人民也无视政府之急。一切都太晚了，人心失而不可得，说什么都没有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惊慌失措的摄政王载沣和隆裕皇太后无论是痛哭流涕，还是赌咒发誓，其言行已不再有人信服，甚至根本就没人理睬。三个月之后，清王朝宣告覆灭，《十九信条》同《退位诏书》一起，成了它最有正面价值也最有纪念意义的随葬品。
中共再拒政改前程堪虞
一百年过去了，清末“改官制、立宪法、开国会、办大选、筹自治”的政改目标至今未竟。今天，我们有一部名叫宪法但实在称不上宪法的所谓《宪法》，有一个一年只开几天会从来也不曾制衡过“党和政府”的所谓“人大”，甚至也有由各级党委层层设防、人人把关的所谓“选举”，实则政治专制的程度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邓小平掌权、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当权者们其实很清楚国内人心所向、国际大势所趋，他们知道一党专制的旧政体非改不可，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终究不可抗拒。但是，囿於极少数特权阶层的贪婪权欲与肮髒私利，他们竟置国家前途和人民呼声於不顾，血腥镇压八九民运於前，千方抵制政改於后。他们的命运，难道会比晚清当局更为光明吗？
中共凭什么资本、靠什么力量抗拒政改？
凭“军队在我们手里”？大清国也有军队，虽打不过列强，对付人民也绰绰有余.然而，当民心尽失，军队也会掉转枪口。想当年，辛亥革命来临，军头袁世凯反身逼宫、北洋将领联名劝退，便是《十九信条》，也是在张绍曾、卢永祥、蓝天蔚等军官“军心不固，大局益陷於不可收拾之地”的公然威胁下匆匆颁佈的。
凭中共有一群霸居权力要津的“太子党”？大清国也有“太子党”，满族王公，尽掌实权，但革命党只需一颗炸弹，就吓得宗室亲贵们连上朝也不敢去，遑论上战场撕杀拼命。中共高层那些早就转移了赃款、办好了子女移民的“太子党”家族，又能比满清豪族勇敢到哪里去？如果军队和“太子党”都靠不住，难道中共要靠花架子的“人大”、“政协”？或者要靠人人喊打的城管、国保？
其实，专制权力是个怪物，平时似乎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简直无法无天，真到出了大事的时候，却上下不灵、左右无助，树倒猢狲散，不知不觉间就成了孤家寡人，无人理会、徒唤奈何。那些歌功颂德、溜鬚拍马之辈，那些贪赃枉法、以权谋私之辈，大祸来临时跑得比兔子还快。大清国的摄政王和皇太后就品尝过政治突然断电、权力忽然失效的悲苦与淒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比清政府更加顽固抵制政改的中共当局，当引以为戒。否则，总有一天他们也会追悔莫及。以今日之中共比当年之晚清，若再不俯顺民意，立即政改，恐怕也时日无多，前程堪虞！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