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吉祥苑致命大火以及围绕它展开的网络波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显示出新冠对社会的三年管制，已经接近一个限值。即使是拥护所有疫政的人，也会嘀咕其中有什么不对劲。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该让事情变得正确起来。
官方对大火的事故发布会，演变成一次发布会事故。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不以披露真相、不以问责为目标的发布会，再怎么冠冕堂皇，也会被民众视若无物，并且成为社会控诉的材料。屡屡的发布会翻车事故，掏空了这个行政程序的正当性。
希望用一种疏离的态度——朗读发言稿——完成这个规定动作，对当事官员显得越来越艰难。他们被挑选出来应对舆论，他们和民众都明了发布会的实际效果。他们之所以坐在发布会上，是因为岗位使然，而不是责任驱动，这让它曾经包含的意义近于枯竭。
发布会的形式、效果及风评，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官民对话的现实。官员离开发言稿的亦步亦趋，已经无法在现场处理民众的集体情绪。更多的基层的权力毛细血管，也习惯用指令代替对话，狐假虎威，希望用执行者身份赚取共情，这种驭民术正在丧失市场。
乌鲁木齐之中、之后，民间卷起了学法用法的风潮，越来越多的人、业主钻研防疫法规、九不准、20条等，用这些法规在个体与政府、家庭与外界、小区与权力之间划出“防火带”。在这一风潮的引领下，琐碎的纷争频繁出现在防疫政策条线上。
20条发布之后，官方和民间对它的态度是复杂的，各有凭借。官方短暂的混乱显示，它们正在消化新政对社会有利的一面，试图将20条放在比第九版防控标准更低的位置去理解它。而社会大众则反其道行之，将20条作为高于其他政策的尺度。
正向大众理解的那样，大规模核酸是现行防控模式的基础，核酸、“疫情”与疫政之间的某些逻辑，以前被认为是阴谋论，现在却因涌现的丑闻而被更多人接受。总有人从现状中受益，而且他们会追着不放，实际上已经有人这么干了。
不管官方发言人如何描述吉祥苑大火，是“自救能力弱”还是其他什么别的说辞，都不能挡住社会的疑问喷薄而出。也许有人会暗自计算，将一百零几天视作封控的极限值，而后再来评估措施如何柔化民众立场。要是这样，一定是错误理解了乌鲁木齐舆情。
考虑到天南地北的中产阶层开始走出单元楼，开始向封控人员直接普法，开始遥相呼应，触探封控政策的合法性，灌注在乌鲁木齐大火上的真正问题就浮现了。这个真问题是：既然配合防控这么长时间，给予了服从与忠诚，为何仍无法得到保护？
这个真问题化成一个个诘问基层防控人员的小案例，遍布在社交媒体上，疫政系统中人不可能假装看不见。这些小案例每出现一个，就收获无数的喝彩鼓励。而且更多人有了共识，要知道防疫执行者的具体身份，要求他们从大白制服中走出来解答问题。
社会所希望的并不高，就是想要面对具体的人、而不是自称是系统代言人、被系统推出来面对人群的符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要求相当苛刻，无论是大火发布会还是防疫模式的推行，执行者都在消除个人特征，竭力融入系统，模糊面目便宜行事。
而新的变化是，民众不再简单地听号令，希望清楚地记录是谁、依据什么文件，在执行什么样的措施，这些身份措施是不是合法……。换句话来说，大众急速完成心理建设，摈弃了被动接受的从属角色，向防疫人员尖锐发问：你真是你自称的那个人吗？
乌鲁木齐大火之后，此起彼伏的大小舆情勾连于一个无可否认的大众心理，那就是：人们希望从疫政的任意规则中解放出来。人们要保卫生活，捍卫社会应有的内涵及价值。疫政三年以来，人们匍匐于生活的波折中，直至一场大火，让民众回忆起不该忘记的东西。
总之，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发出的社会疑问，其剧烈程度，超出之前类似事故的舆论氛围。大量的反思与审视，一夜之间遍及整个防疫版图之上，像水覆盖干涸的河床。可以庆幸的是，人们并没有停止谈论法律，他们强烈认为，信任疫政不该是一种被困的感觉。
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