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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吉祥苑致命大火以及围绕它展开的网络波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显示出新冠对社会的三年管制,已经接近一个限值。即使是拥护所有疫政的人,也会嘀咕其中有什么不对劲。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该让事情变得正确起来。

官方对大火的事故发布会,演变成一次发布会事故。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不以披露真相、不以问责为目标的发布会,再怎么冠冕堂皇,也会被民众视若无物,并且成为社会控诉的材料。屡屡的发布会翻车事故,掏空了这个行政程序的正当性。

希望用一种疏离的态度——朗读发言稿——完成这个规定动作,对当事官员显得越来越艰难。他们被挑选出来应对舆论,他们和民众都明了发布会的实际效果。他们之所以坐在发布会上,是因为岗位使然,而不是责任驱动,这让它曾经包含的意义近于枯竭。

发布会的形式、效果及风评,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官民对话的现实。官员离开发言稿的亦步亦趋,已经无法在现场处理民众的集体情绪。更多的基层的权力毛细血管,也习惯用指令代替对话,狐假虎威,希望用执行者身份赚取共情,这种驭民术正在丧失市场。

乌鲁木齐之中、之后,民间卷起了学法用法的风潮,越来越多的人、业主钻研防疫法规、九不准、20条等,用这些法规在个体与政府、家庭与外界、小区与权力之间划出“防火带”。在这一风潮的引领下,琐碎的纷争频繁出现在防疫政策条线上。

20条发布之后,官方和民间对它的态度是复杂的,各有凭借。官方短暂的混乱显示,它们正在消化新政对社会有利的一面,试图将20条放在比第九版防控标准更低的位置去理解它。而社会大众则反其道行之,将20条作为高于其他政策的尺度。

正向大众理解的那样,大规模核酸是现行防控模式的基础,核酸、“疫情”与疫政之间的某些逻辑,以前被认为是阴谋论,现在却因涌现的丑闻而被更多人接受。总有人从现状中受益,而且他们会追着不放,实际上已经有人这么干了。

不管官方发言人如何描述吉祥苑大火,是“自救能力弱”还是其他什么别的说辞,都不能挡住社会的疑问喷薄而出。也许有人会暗自计算,将一百零几天视作封控的极限值,而后再来评估措施如何柔化民众立场。要是这样,一定是错误理解了乌鲁木齐舆情。

考虑到天南地北的中产阶层开始走出单元楼,开始向封控人员直接普法,开始遥相呼应,触探封控政策的合法性,灌注在乌鲁木齐大火上的真正问题就浮现了。这个真问题是:既然配合防控这么长时间,给予了服从与忠诚,为何仍无法得到保护?

这个真问题化成一个个诘问基层防控人员的小案例,遍布在社交媒体上,疫政系统中人不可能假装看不见。这些小案例每出现一个,就收获无数的喝彩鼓励。而且更多人有了共识,要知道防疫执行者的具体身份,要求他们从大白制服中走出来解答问题。

社会所希望的并不高,就是想要面对具体的人、而不是自称是系统代言人、被系统推出来面对人群的符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要求相当苛刻,无论是大火发布会还是防疫模式的推行,执行者都在消除个人特征,竭力融入系统,模糊面目便宜行事。

而新的变化是,民众不再简单地听号令,希望清楚地记录是谁、依据什么文件,在执行什么样的措施,这些身份措施是不是合法……。换句话来说,大众急速完成心理建设,摈弃了被动接受的从属角色,向防疫人员尖锐发问:你真是你自称的那个人吗?

乌鲁木齐大火之后,此起彼伏的大小舆情勾连于一个无可否认的大众心理,那就是:人们希望从疫政的任意规则中解放出来。人们要保卫生活,捍卫社会应有的内涵及价值。疫政三年以来,人们匍匐于生活的波折中,直至一场大火,让民众回忆起不该忘记的东西。

总之,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发出的社会疑问,其剧烈程度,超出之前类似事故的舆论氛围。大量的反思与审视,一夜之间遍及整个防疫版图之上,像水覆盖干涸的河床。可以庆幸的是,人们并没有停止谈论法律,他们强烈认为,信任疫政不该是一种被困的感觉。

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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