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山东德州农村，我有很多亲戚。亘古以来，一直到我曾祖父那一辈，德州是我先祖生活的地方。曾祖父带着全家闯关东，到了吉林扶余。我爷爷就在扶余出生、成长，经历那里的历朝剧变：先是民国，继而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转瞬间又成了满洲国。生于乱世之中，爷爷却得到了良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成了当地亦不多见的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往往都不满足于吃喝拉撒，还要有理想，还要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盼望和责任，思想上常常不免左倾。爷爷也大抵如此，高中毕业后不久就投身于梁漱溟先生倡导的参加乡村建设运动，成了当中的积极分子。
“七七事变”之后，当地中共组织给了他一个委任状，委任他为山东武城县县长，派他回山东老家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他便孤身一人回到故乡，既无兵马，亦无粮草，如何建立他自己的队伍呢？
他先去石友三的部队当兵，在部队那里发展了几个同党，然后连人带枪带回到武城，继而在那里发展敌后武工队。他到任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是中共的第七任县长，前六位都被国民党、日寇干掉了。
小时候，爷爷给我讲故事，他说：“日本兵拼刺刀很厉害，一个矮矮的日本兵能对付我们七、八个山东德州大汉。我们吃过亏后，就不再和他们拼刺刀，见面就开枪，撤退时就往大沟里跑。日本兵有摩托车，还有大马，移动速度非常快，我们只有钻进大沟里，一股劲猛跑，才能脱身……”
在德州的田野里，常常有一些隐蔽的大沟，一两人高，一米到十米宽窄不一，可能是历代黄河、海河改道之后留下来的痕迹，阡陌纵横，犬牙交错。即便如此，在那段时期，爷爷的游击队还是经常被日本正规部队团灭。战斗结束后，家人便去战场去收尸。他的母亲曾经三次带着我父亲去死人堆翻找，所幸的是，爷爷都不在其列。
爷爷组织的武装力量时大时小，多的时候有三、五百人，少的时候只剩下三、五人，但他一直坚持着，侥幸地活到了中共建政。他的那张委任状这时就成真的了，他成了中共建政后第一任武城县县长，不久后还当上了德州行署的副专员。
爷爷、奶奶生养了9个孩子，六男三女。我父亲是长子，他本人和我的三个姑姑都上了大学；五叔、六叔当了工人；二叔、三叔、四叔却愿意留在老家种地，那时城乡区别不大，而且农村住房宽敞，这三个叔叔当年的选择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爷爷后来对此感到非常的歉疚，觉得自己耽误了一大堆孙辈的前途。当然，作为曾经的热血青年，对于共产党夺权后牺牲农民的做法，老爷子在晚年时有很多新的觉悟和无限的愧疚，而他那时大权旁落，已经无力给乡亲们做什么了。
2
我平时很少回山东老家，成了律师以后，对老家的关心多了，每年都回两三次，每次去都在村里住两天，和老家里的亲戚们唠唠家常。
我二叔和堂兄弟各自承包着几亩农地，平时种着玉米、麦子和蔬菜，每天四五点就要起床，晚上很晚才能休息。不用说我的堂哥们，就是比我小的堂弟，看起来也比我老十岁。我经常思考，农民为什么这么贫穷？为什么二叔已经快七十了还不能休息？为什么他们终生操劳最后仍不免贫穷？有一年回家我用了三天的时间，把几个亲戚每家每户的承包地、年产量、年收入、化肥、浇水、“三提五统”的成本全部计算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每亩地一年要亏损一百多元！也就是说，当农民的时间越长，破产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种地的全部成本中，“三提五统”的费用最多。所谓“三提五统”，是乡统筹款与村提留款的简称，包括农民每年要向村委员会和乡政府所缴的各项费用，有学校费、修路费、民兵费等等。这些钱款收上去后并没有用到农村建设，农民享受不到这些成本带来的收益，大都被少数人贪污挪用了。
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很多人收割了庄稼后不再上缴各项费用，这种情况在村子里越来越多。每年秋天，乡镇政府就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到村里去抢粮食，农民与政府工作人员的矛盾非常尖锐！
1999年夏天，我正在上班，堂姐打来电话，说姐夫因为拒交“三提五统”，法院第二天要来抓人！
我一听怒火中烧，法院怎么能不经审判就去抓人呢？一定是欺负农民不懂法！我得回去问个明白！我立即回家整理了东西，跟太太说明了情况，她非常支持我，我们一起连夜回了老家。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达村口的时候，正巧看到法院的警车从公路上向村口开过来，我上去拦住了警车，从里面走下来一位女法官，满脸是汗。
我问：你们是来村里抓人的吗？
法官说：你是谁？敢拦警车？
我说：我是律师，叫秦兵，听说你们要抓人，来看看。
她说：关你什么事？
我说：我没有找到你们抓人法律依据，向您咨询一下！
女法官看了看我，说：我们没有抓人。
然后一回头，钻进汽车，立即掉头走了。
我大声喊：你别走！
正好旁边有个村民，骑着摩托车，我说：你带我追上去，我得认识一下她！
他一看我如此勇敢，说：行！
我跳上他的摩托，一下冲了上去。
村里的道路非常泥泞，我们很快追赶上了警车。
我跳下来，站在警车前，汽车停住，但不开门。
天气闷热，可能车里的空调不大好，里面一会儿打开了窗户。
女法官又走下来，问：你怎么这么大劲头啊！
我说：不瞒你说，六十年以前，我爷爷在这里打游击，这里村村都有他的恩人，我要是不管这事，对不起他老人家，更何况其中还有很多亲戚呢。
女法官说：我们来也是完成任务嘛。
我说：你们怎么能抓人呢？
她说：地方的事情，你不懂，很麻烦，跟你说不清楚。
看她的态度有点缓和，我也客气了，她说自己是行政庭的，有指标、要完成任务。
我说：这样吧，我可能得起诉乡政府，大家依法办事吧。然后，我们各自走了。
3
回到村里，姐姐说，这是你来了，他们才走的，每年都要抓走几个人。
我见到姐夫，姐夫说现在收费越来越高，过去只收钱，现在没有钱了，就开始收粮食，收不到粮食就抢，连家具、狗、鸡都不放过，每次都是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带着警察和派出法庭的法官一起下来，村民稍有不从就当场抓人。
他给我看了乡政府发的缴费通知，费用相当于全部收入的30%，农民一年的辛苦劳动还不够缴费的。我查了法规库，原来中央政府规定，农民一年的缴费不能超过年收入的5%，而当地政府收的税费是法律规定的六倍！
我与姐夫商量，不行就起诉乡政府，看法官怎么判？姐姐有点犹豫，说农民也能起诉乡里？
我说：当然，你还可以起诉县政府。
姐夫非常勇敢，说：大不了被抓起来，不行就去北京，我们不信没有说理的地方，怕什么？
于是我连夜写了起诉书，要求法院撤消乡政府的缴费决定！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了县法院，立案庭的法官看了看姐夫，说：你真行，几十年来第一个，农民还敢起诉乡政府？又看了看我，说：你也够狠，从北京来打这四百块钱的官司！
一会儿，他说庭长不在，不能立案。
我说：没有依据啊，行政诉讼法没有说庭长不在就不立案啊？
他说：没有办法。
我说：既然庭长不在，我们找院长。
到了法院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院长不接待律师，具体案件庭长说了算。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法院不立案的事情，我对办公室主任说：麻烦转告一下院长同志，我现在就去县人大常委会，我就不信立案这么难！
县人大与法院距离不远，人大办公室工作人员很客气，我说明了来意，他表示很为难，说法院的事情谁都管不了，法院不立案就是找到人大主任也没有用。
我一听，难道还真没有办法了？
我就不信这个邪，我看到他的桌上有一张纸，是该县人大代表的名单。我就找出纸，一个一个开始抄。
他问：秦律师，您这是做啥啊？
我说：我把人大代表全部找到，这样的院长就得罢免，反正我夏天也没有事情，就试一试，我就不信他们个个都不管！
他沉默不语，我就不停地抄，过了20多分钟，他看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说：这样吧，你不要抄了，我下午联系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可能。
我说：不用麻烦你，这件事情要办不成，岂不显得我作为一名律师没有水平？
我不停去抄名单，并安排与我同来的几个农民分别与已经记下的人大代表联系。
办公室的人有点急了，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说：立案庭的庭长回来了，可以立案了，你们快过去吧。
我对姐夫说：你去立案，我找人大代表，就是立上案，此事也没有完。
很快姐夫回来了，说法院已经立上案了，而且免了诉讼费。
我对人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非常感谢你的努力，今后还要经常麻烦你！
4
立案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等待着法院的开庭通知，但是一直没有开庭的消息，只有姐姐的电话通知：
“法院不再去村里抓人了……”
“已经抓的村民陆续被放出来了……”
“乡政府降低了收费……”
“乡政府说可以用义务工换粮食……”
“隔壁村的人来我们这里学习经验来啦……”
“有三四村联合起来了，抗缴不合理收费……”
“你姐夫已经开始学习《行政诉讼法》，并向来学习的人进行普法……”
想不到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这么高，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一位朋友。
这里宕开一句，先说说我和这位朋友相识的过程。
1995年，我几乎是身无分文来北京北漂。有一天，去中国人民大学蹭课，课后饥肠辘辘，而口袋空空如也。
我看到一位文弱书生，对他说：“同学，我从山东到北京流浪，现在没钱了，你能请我去学校食堂吃顿饭吗？”
他说：“可以啊！”
我们吃完饭后，他问我:“你今晚有地方睡觉吗？”我摇头。
他说：“我们寝室今晚正好有空床，你来吧。”
不久后，我确定了北漂的目的：争取考过律师资格考试。
他表示也愿意尝试一下，于是我们相约俩人一起备考。这样一来，枯燥无比的法条，通过俩人讨论变得有趣起来。同时，我也毫无保留地与他分享了山东人民独有的对付考试的办法。
这一年我们双双通过了司法考试。他是当年他们班唯一通过这一考试的考生。
后来，这位朋友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师从罗豪才。
我把山东老家发生的故事告诉他后，他立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表示下次陪我一起去看看。
其时，他和他的导师一道，正在撰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和《村民委员会选举法》草案。这位朋友，就是今天在宪法学界大名鼎鼎的王禹教授。
5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法院终于来了通知，让我们去开庭，我和王禹又一起来到了我的老家，经过短暂的准备，终于与乡政府的代理人坐到了法庭上。
行政诉讼的特点与民事诉讼不一样，民事诉讼的原则基本上是“谁主张谁举证”，提起诉讼请求的一方负有举证的义务，如果不能举证对方负有义务，则自己这一方可能就会
承担败诉的责任；而行政诉讼，则是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行政机关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要面临被法院撤销行政行为的结果。
早晨，四五十名村民来到了法庭，有一些是本村的，还有很多是外村的，大家都想听听，北京来的律师是如何与乡政府打官司的。
一开庭，我就问对方：你们要求农民缴这么多费用，事实依据是什么？
对方说：我们有这个村的收入报表和乡会计的报告。
我说：谁是会计？
会计站起来说：我是会计。
我问：你行使职务的依据是什么？
会计说：是《会计法》。
我问：你有会计证吗？
会计说：还没有呢，我们乡里不用这个。
我对法官说：他根本不具备会计资格，怎么能够出会计报告呢？没有会计报告，乡政府的行为怎么能够证明是合法呢？
庭下的村民异口同声说：原来是个假会计！
法官深思了一段时间，下来对我说：秦律师，您稍等，我请示一下院长。
不一会儿，法官就回来了，宣布：今天开庭到此，暂时休庭！
我们没有想到，开庭不过二十分钟就休庭了，我下来问法官，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法官说：这还用审吗？您不是已经全部问清了吗？
想不到县的法官也很清楚啊，果然是非人心皆知。
回到村里，我问，乡政府是怎么知道村民年收入的？
村民说：是现在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自己编的。
我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当村委会主任？
大家说：没有办法，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是村党支部书记。
我说：党员要带头保护农民利益，否则连党籍都保不住，不行就撤了他。
村民问：能撤吗？
我说：怎么不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有权撤！
大家眼睛一亮，说：如果撤了他，就太好了，他做了太多恶事，把村的企业、地、设备全部低价卖了，自己捞了一大笔！
我说：那就撤他！
大家问：怎么撤？
我说：依法罢免，重新选举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成员！
6
我说办就办，正好当地也要进行换届选举，我和王禹立即帮助姐夫工作起来。
我们先成立了一个竞选小组，重点把几个曾经被抓起来的村民组织起来，给大家讲解了《宪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国务院关于
农村负担的政策，王博士把一些重要条款抽出来，编写了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人，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
我编写了一个问答录，例如：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次选举？什么人可以当村民委员会主任？村民委员会与党干部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与警察打交道？
有一个下午，我们两人的任务就是让每个竞选小组的成员不断大声重复这些回答，让他们一一面对我们高声背诵。
我们还制定了选举计划，周一到周三，由竞选小组成员到村民家里普法，周四准备选举会场、模拟选举程序，周五准备选举。每个成员只做三件事情，而且一定要把这三件事牢记。
我们为姐夫制订的选举纲领是：把缴费降下来！
王博士负责演说词，只有八九百字、三五分钟，他的文笔流畅、言简意赅，普通人一听即懂，他读后完大家都拍案叫绝。
竞选小组成员们此时简直是奋不顾身，每天从早说到晚，很快就把四个自然村的几百名村民“普法”了一遍，大家志在必得。
周五那天，有三四百名村民都聚集到了村委会，现任的主任也到场了，他知道我们要罢免他，带来了很多人。
我和王禹穿着与大家区别明显，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们，我也直视大家，开始我还有些胆怯，想低下头，突然我想起父亲给我讲过的故事：在抗战期间，他和祖父住过这个县里的每个村庄，包括姐夫所在的这个村。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乡亲，他们的祖辈曾经与我的祖父并肩作战，今天他们还会和我在一起，我也将与他们在一起！
很快就有人宣布：现在开始竞选演说，请候选人上台讲话！九个候选人一一走向讲台，发表自己对村务的观点。
现任主任首先发言，但是很快就被村民们不信任的喊声打断了，大家纷纷问：土地怎么卖的？设备卖了多少钱？为什么你们的楼越盖越高？你贪污了吗？
现任主任很快就不说话了。
轮到姐夫时，他有点犹豫，目光茫然地看着我。
姐夫是一名普通农民，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但是为人正直勇敢，在村民中威望很高。
我和王禹当着几百人的面，握着他的手，大声说：你一定行！
他也同时感觉到了大家热切的期盼！终于开始发言，他历数村务的腐败，提出当选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乡政府协商，把缴费降一半！
大家热烈的鼓掌，有人说：好！把缴费降一半！
我知道这不仅是对姐夫的信任，也是对我的感谢，我使他们发现了手中选票的价值！
正在这时，突然有人冲进现场，他们把外衣一脱，说：我们是警察，现在要查不是本村户口的人，带他们回派出所询问情况，请大家协助！
我们当然知道是针对我们两人的，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村民们立即把我们两人包围到中间，十多名警察站在外面无法进入。
正当我和王禹不知所措时，有人给我们指了墙外的一条路，说：你们快跑，我们挡着。
我们两人立即向外跑去，出去一看，有几辆警车停在路口，旁边有一条大沟，我们立即沿着斜坡向下冲过去，不久就听到后面的警察在坡上喊：别跑，你们站住！
我知道自己没有违法，如果停下就可能被白白关押，所以根本不理睬。
这种大沟有两三米深，里面杂草从生，曲折迂回，延绵数里，我不知从何处迸发出巨大的动力，从高处跃下、在土坡上稍停，然后纵身跃过泥坑、跳过荆棘……多年后，我到北京首都时代影院看法国电影《暗流》，其中黑衣人的奔跑让人赞叹不已，我们就是那样，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不屈的抗争！
我俩在大沟左奔右突，纵横飞奔。
王禹说：你跑的真快！
我说：我爷爷与日本人打游击时肯定来过这里，他在罩着我呢！
不久后面的声音越来越远，估计警察也是累了！没有理想的人怎么能够与我们相比呢？
而此时，村委会的大喇叭却不断传出投票、唱票、计票的声音，当我们快无路可走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宣布：新村委主任已经由全村投票确认，请大家鼓掌欢迎陈主任讲话！
接着，就传来姐夫的声音：警察同志，秦律师与王博士是我们村请来的客人，他们确实不是本村人，但是原村主任也不是本村的，如果要请人谈话，那么你们先请他！
然后我们听到几百人的喊声：滚出去！滚出去！
我知道，我们胜利了！我和王禹紧紧的握了握手，走出了大沟。
当晚，我和王禹来到爷爷墓前，向他老人家磕了九个头。
7
姐夫当选以后，立即带领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成员冲进了村委会，要求原主任和会计立即缴出公章、财务章、财务账目及和相关企业签订的商务合同，原村委会主任仓惶逃离。
姐夫并没有拿到公章和财务章，大家有点苦恼。我对姐夫说了三条计策：
一、你明天向原村主任发一封挂号信，要求他把公章交换给村委会，这封信可以做证据，证明你向原村主任索要过公章；
二、再给乡政府、县政府发一个挂号信，说你目前没有拿到村委会公章，此信证明你没有拿到公章；
三、你给全村发一个公开信，说村委会的缴费通知必须有你的签字，否则是无效决定，因为你是全村选出来的村民委员会主任！
公开信一发，大家立即领会了姐夫的本义：以后原村委员会的人与乡政府的人再去收钱，大家一定要先看有没有姐夫的签字！没有签字，就是村委不同意缴费。
大家对收钱的人说：政府要我们支持村委会工作，现在村委会没有签字，说明目前还不让我们缴费，我们当然得听村委会的，怎么能随便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呢？
去收钱的人碰了软钉子，几次征收都没有结果，全村人与姐夫一起坚持了好几年。
最后，乡政府要求原主任交出公章，承包村企业的人也担心合同无效，要求由姐夫来签字。姐夫已经取得了主动权，开始回避他们，拒绝接受公章。又过了一年多，乡政府派人给姐夫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几乎是肯求着，终于让姐夫收下了公章，同时免除了全村三年的缴费。
人民依靠选票真正取得了政权，正义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们以法律人的智慧与勇气，终于战胜了不法者，为善良的农民赢得了公平与尊严。
有一年回乡祭祖，我在爷爷的坟头，坦然地对他这样说：我们总算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了一点利益、争取到一些公平了，而这，不正是您当年出生入死的初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