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米蘭·昆德拉在巴黎。
「德國史」、「法國史」：在這兩個詞組中，定語不同，但歷史的概念具有同一意義。「人類史」、「技術史」、「科學史」、「某某藝術史」，不僅定語不同，甚至歷史一詞每次都代表不同的意義。
偉大的醫生甲發明了一種治療某種疾病的天才方法。但在十年後，醫生乙又創立了另一種方法，更為有效，以致於前面的方法（而它並不失其天才的一面）被摒棄和遺忘。科學的歷史具有進步的特點。
而一旦用於藝術，歷史的概念就跟進步沒有任何關係；它並不意味著一種完善、一種改進、一種提高；它像是一次探索未知的土地、並將它們標記在地圖上的旅行。小說家的雄心壯志不在於要比前人做得好，而是要看到他們未曾看到的，說出他們未曾說出的。福樓拜的詩學並不令巴爾扎克的顯得無用，正如發現北極並不比美洲的發現變得過時。
技術的歷史在很小的程度上取決於人，取決於他的自由；它遵從自己的邏輯，之前或之後不可能有什麼不同；從這一角度來看，它是非人性的；假如愛迪生沒有發明電灯，會有另一個人去發明。但假如狄更斯·斯特恩沒有突發其想去寫一部「沒有任何『故事』的小說」，那没有人會替他寫，而小說的歷史就不是我們了解了的那樣。
「一種文學的歷史，與纯粹的歷史相反，只能包括那些勝利的名字，因為在那裡，失敗对任何人來說，均非一種勝利。」于連·格拉克的這句闪亮的話正是切中了這樣一個事實：文學的歷史，「与純粹的歷史相反」，並非一系列事件的歷史，而是价值的歷史。如果没有滑鐵盧，法国的歷史就無法理解。但一些小作家甚至大文學家的滑鐵盧， 就只能被人遺忘。
「純粹的」歷史，也即人類的歷史， 是不存在的，是並不直接參與我們個人生活的事物的歷史。藝術史，由於是價值的歷史，也就是對我們來說必不可少的事物的歷史，永遠是現時的，永遠與我們在一起；在同一個音樂會上，我們同時听蒙特威尔地和斯特拉文斯特的音樂。
既然一直跟我們在一起，藝術作品的價值就總是被人嫉羨，被人維護，評判再評判。但如何評判它们呢?在藝術的領域內，對此沒有确切的標準。每一個美学評判都是個人的賭博，但这种賭博并不在於它的主觀性，它在與别的評判相撞擊，試圖被人承認，並企望达致客觀性。在集體意識中，小説的歷史，包括从拉伯雷到今天的漫长過程中， 就永遠一直處於一种恆久變化之中，參與其中的，有智者与愚昧者，有識者与無識者，而在这一歷史之上，遺忘在不斷擴展它那巨大的墳墓。 在巨大的遺忘的墳墓裡，与非價值一起，躺著那些未被充分評價的、未被人認識或已經被遗忘了的價值。这一不可避免的不公平使得藝術史具有深刻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