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记忆》第365期【怀人】栏目
不知不觉中步入了生命的夕阳，可怎么着也不觉得真就这么老了。回想一下，已经写过不少一生中遇到过的人，只是有一个人我一直记着必须写，可一直没有写，那就是周实。
一晃小四年了，我还是没动笔。这次提笔还债，是因为有人把我贬损得极为不堪，让我念及周实最初对我文字的肯定和持续至今的鼓励，实在是我的文字恩人。一股强烈的冲动，该写了。
一
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是反诉李南央和斯坦福大学“李锐资料案”的原告，有三位证人最近出来为她作证，集中于李南央品质恶劣，水准低下，斯坦福大学胡佛所收藏李锐资料，并聘李南央为客座研究员是上了她的当，受了她的骗。
第一位证人是我的妹妹范茂，她说：天底下没有比李南央更卑鄙的女儿了，写自己的母亲，为进胡佛造势，靠出卖自己父母的隐私获取金钱和荣誉。
另一位证人是作家奚青，他说：李南央的语文水平非常低，她居然把“诗词”写成“诗辞”，让李锐很看不起她。李锐对我说过：她连中学水平都没有。
最后一位证人是黄与群，他先花了二十多分钟介绍爷爷黄兴的历史地位，然后说：李南央品行恶劣，哗众取宠，靠写亲人的隐私显示自己是多么的坦荡和正义，达到自己继承李家事业，成为中国民主旗手的企图。李南央是有政治野心的，妄图干涉中国的历史进程。
二
当下的中国大陆，60 岁以下知道周实这个名字的人大概寥寥无几，但是他任主编时的《书屋》曾经是读者趋之若鹜的一本飘着奇异墨香的杂志。2000 年 1月 17 日父亲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书屋》第一期周泽雄《说说毛泽东诗词》写得甚好。从诗词本身规律包括格律探讨，远不如古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里”字重复。数词研究，数词用 194 处，每首 2.8 个，“万”34，“千”24，“百”16……一直统计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亿，几等。第9 节说毛是“魄性的诗”，感性、知性均不如古人也。诗的享受不多。此期篇篇可读，强过《读书》多多。
《书屋》那时创刊只有 5 年，是个湖南省的省级期刊。而《读书》创刊于 1955年，名《读书月报》，1960 年后停刊，1979 年复刊，改名《读书》。比《书屋》整整早了 40 年，且地处北京，是大名鼎鼎的三联书店主办的全国性月刊。1995年，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将周实从湖南文艺出版社调到局里创办《书屋》。此前，他曾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任过《芙蓉》编辑部副主任、文化艺术室主任、小说室主任、副社长。
《书屋》一经问世，便被父亲京城的朋友捧卷在手，李慎之先生更是好文章首选《书屋》发表。我还知道母亲抗敌演剧九队时的同伴，早已远离政治圈的徐炜、吴淞夫妇，我的曾任商业部部长秘书，也早就不再跟政治打交道的姨父，都是月初必下楼到街边书摊购买《书屋》，而摊主们常常会告诉他们：“来晚了，卖完了。”都说杂志的主编是杂志的灵魂，41 岁的周实兼有诗人的韵味和知青一代从底层观察社会、认识社会的思想积淀和获得机遇便一往无前的开创精神，他的《书屋》自然要脱颖而出。在中国大陆，人的命运往往不由自己掌握，但是机会确实会对有准备的人更为眷顾。周实的上任也给了与文坛无缘的我意外的机遇。
三
我的职业是机械工程师，专注于加速器磁铁的设计和制作，是在父亲不断的督促下才开始试着写下点儿什么的。1990 年我第一次出国，被中科院高能所外派到欧洲的核能研究中心工作、学习。父亲写信对我说：“在外时间长了，就可中外对比（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直到家庭生活，人际往来），写点有意义的东西。你的文字能力不太强，但可努力，读他人作品时，有意留神，学他人之长。”
我后来到了美国，1993 年陪同父亲参加了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中国问题研讨会，之后写了篇短文，戈扬女士帮我介绍给了香港的《开放》杂志。尽管在文章中我写了同父亲发生的争论，但是父亲看到文章后写信鼓励我：“我已记不得我驳了你以后，你还回答了。这篇文字较好。中文要写得好，必须多读点书，尤其要读点《古文观止》之类。中文是世界独创高级文字，汉文要拼音化不可能也无必要。西方汉学家早有此见解。文章总的写得有感情，在海外当然容易引起反响。《读书》主编从港刊看到后，来信称赞此文。因此想在该刊登载一篇介绍我的专文。你的文字简练的，望坚持写下去。”
翌年 1 月，父亲又写信来敦促我：“一个人活在世界上，70 岁只有约 60 万小时，真正用于工作的约 20 万小时，能否留下一点为后人有益的东西，还得靠文字（科学发明也得靠文字留传）。”
我终于在 1997 年写出了第一篇可以称为“作品”的“长长短短谈母亲”的草稿，寄给了父亲，他很快写了回信：
小妹：
文章完全写事实，也有跌宕，甚好。（最好分节加小标题）我稍有文字修饰，订正一些人、事、时的出入（如解放前不能用“总理”代周恩来）。题目可否改为“谈谈我的母亲”，更确切可用“我有这样（一个）的母亲”（仍是中性词，“一个”即可能有贬义）。那么，第一段就得改写一下。
我将按照父亲意见修改后的稿子发给了《开放》杂志的金钟先生，他即刊用在那年最后一期上，只是将文章的题目改成《六十年恩怨情仇》，还加了一段保尔·柯察金关于人生的名言，让我感到有点无可奈何。我不知道的是，这篇文章被那时互联网上大概不是唯一，也是唯二的一个中文网转发了，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一天就接到中文网上的名写手赵无眠先生的一封电邮，说他想将我的“母亲”文介绍给国内的《书屋》杂志发表，问我是否同意。我哪里有不同意的道理呢，文章本来就是写给大陆人看的呀。可惜我没有保留下那些最初的电子邮件，模糊记得周实先生在来电中告诉我，文章需根据大陆的环境做些删动。我说尽管删，但是请刊出前让我看一下。周实真就发来经他编辑过的文章，一行行看下去，心里不觉越来越亮。他确实删除了我的一些文字，但是保留下来的一字未改，仅只调整了叙述的顺序，我的显得有些拉杂的原稿，居然变得十分的顺畅且圆润了。
四
文章在 1999 年 3 月《书屋》发表后，立即被国内很多的刊物和文摘报、周报转载，我全然不知。直到有一天上海的徐炜阿姨来信批评我怎么用了那样的题目写自己的母亲，我才知道“母亲”一文被上海的一张小报改了题目转载了。再后来，回国出差，父亲拉我去一个他的老朋友们的聚餐，于光远伯伯在座，说在河南的一份刊物上读到了我写“母亲”的文章。看我一脸的茫然，便说：“我找来送你一本。”过了几天去父亲家，他递给我一本《南腔北调》说：“光远送给你的。”谢天谢地，这份杂志规规矩矩地照录了《书屋》的原文，还附有一篇曹河的评论《李锐的女儿说母亲——也是“铁屋中的呐喊”》。
让我深感意外的是，《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居然获得了由 1999 年书屋读者评出的“读书奖”。其实有点“贪天之功”，如果不是周实的编辑，那篇文章大概是不会获此殊荣的。奖牌在今人眼光下显得十分寒酸，但是我一直喜欢它的古朴，放在书房里，时时望过去，就感到一种激励。
奖牌最上面是书屋印章，左侧刻着“屋不在大”，右侧刻着“有书则灵”。下面的内容是：
李南央先生：
尊作《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获得书屋杂志1999年度（第三届）读书奖，特颁此证，以资纪念。
书屋杂志社
2000 年 2 月
在说好、说坏，在很多知名人士根本不能接受我的“母亲”一文的国内大环境下，周实在 2001 年的 1 月号《书屋》上刊登了我的《答读者问》，接着在 6 月号编辑了一本“特刊”，收集了王若水先生和朱正、钟叔河、李冰封三位湖南大手笔对“母亲”一文分析、肯定的文章。谁知，这竟是周实任主编的最后一辑，此后不久，他在 50 岁的年纪上就被退休了。
五
2013 年 7 月《李锐口述往事》一书在香港出版了，我们一家四口从香港出版社取了给父亲李锐和给采录、策划人丁东的几十本样书飞回北京，被机场海关悉数扣留。但纵使天网恢恢，却疏而有漏，12 月 15 日美国凌晨 1:46am 收到周实的电邮：“刚给你写信要《李锐口述往事》的电子文本，今天下午就收到了朱正从北京背回来的你父亲送我们的签名本（朱正、钟叔河、李冰封、周实）。这书来得真不容易，一定好好拜读。方便时，你代我向你父亲谢谢一声。衷心地祝你一切都好。”
十三分钟之后，周实又发来一电：“随手翻了几页，赶紧想对你说的是：是一本了不得的书，值得一看，要好好看。”
后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受理了我状告北京海关扣书的官司，可就是拖着不开庭，我便一月一篇“跟进”，报道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我的思考。每篇跟进发出后，总是第一个收到周实的反馈，少则一个称赞的表情包，多则几行字。第十五篇跟进“路漫漫其修远”周实的回复属于“多则”：
南央：跟进十五看了。感觉是：以前是秀才碰了兵，有理讲不清。到了你这里，人家是兵碰了秀才，有理讲不清了。
第二十七篇跟进“专权统治下的个人抉择”发出后，又多得了周实的几个字：
南央，之 27，早看了，之所以未及时回复，是因为我觉得你的之所以能立案已是我们的法院对你格外的开恩了，你是有特殊待遇的人呀!
我与周实便你来我往了几封电邮：
周实，你说的没错，可是杜导正、李锐、炎黄春秋（背后有田纪云、胡启立、胡耀邦的儿子……）牵扯到的人，应该比我更要享受到特殊待遇，法院却拒绝立案。我还是觉得如果放到今天，我的案子是不会被立的。三年来，习近平的权力腐败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所以我得更加珍惜所得到的机会，跟习的毛氏专制较劲到底。
南央，还是你说得对，写吧，写到最后成一本书，书名就叫《较劲到底》。
有你这话，我就没有退路了，必须做好。
你能做好这件事。
我得一直拉着你看我的文章，有你的认可，我心里有底。另外还有一位我的小学同学杜厚勤，退休前是山西出版社的编辑，他的关注和支持也让我心里有底。你们两位都是十分平和、总在思考的人。
2014 年 2 月，我的文集《我的父亲李锐》在香港出版，奚青、黄与群、赵来群三位 10 月 7 日在“五柳村”网上发表了“李锐访谈录——关于《我的父亲李锐》一书”，这篇“访谈”现在是张玉珍反诉李南央和斯坦福大学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11 月 5 日，我收到周实的电邮：“今日从钟叔河处拿到了你的新书《我的父亲李锐》，真好，很漂亮的书，喜欢，值得一看，为你高兴。你的便条也看了。是啊，不过，不管情况如何变化，我们已活到这个年纪了，随什么好像都能‘淡定’地看待和对待了。”
我的心一下子就“淡定”了。
2019 年 2 月 16 日父亲去世，3 月 18 日继母张玉珍发来电邮，口气尚和缓地说在清理遗物时发现父亲的日记、信件和工作笔记不知所终，希望共同商议遗物之事。我当然知道邮件是谁发给我的，父亲家没有电脑，即使有，张玉珍也不会用。很快“共同商议”成为“过去时”，同一邮箱又发来 4 月 2 日北京西城法院签发的受理张玉珍起诉李南央通知书和她的律师张金澎 4 月 5 日签发的代理函。
我别无选择，重阅父亲的日记及与父亲的来往信函，动手写《我有这样一个继母》。书成后，我给周实发去了电邮：“我想请你为《我有这样一个继母》写一篇序，你是将我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推荐到大陆的第一位杂志主编，这么多年，你一直支持我的写作，并理解我的写作。”
周实只回了我一行字：“好的，南央，请发过来！”
只一天，周实就发来他的“序”：我全文录在这里：
李南央倔强，这是肯定的。不然，她就不会写《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和这本《我有这样一个继母》了。
倔强的人，不拐弯，说人论事，不看场合，不瞧脸色，不会“宜粗不宜细”，只会扭住自己想的，自己亲眼所看见的，自己亲身所经历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知世上还有“大局”，只会死死盯着那些无关“本质”的“鸡毛蒜皮”，说呀，说呀，掰开，捏碎，仿佛就在“如数家珍”。
然而，事情奇怪得很，她越这样“如数家珍”，越是如此“鸡毛蒜皮”，我们就越看见“本质”，看见那个所谓“大局”。你说奇怪不奇怪？
为什吗？你说，这究竟是为什吗？
我认真地想了想，除了前面说的倔强，还有两个字，那就是诚实，写母亲是这样，写继母是这样，写父亲是这样，写自己还这样，件件，桩桩，都不回避，一丝半点也不粉饰。
正因她倔强，再加上诚实，所以，她的文字真实，真实得令你震惊又无奈，感到人事的诡异荒谬。
记得一九九九年，《书屋》杂志第三期，发了她的“母亲”之后，我还编过一本书，书名叫作《齐人物论》，书中对她的这篇文字，有一段简短的评论：
也许她一辈子只有这一篇文章留世，就像她一辈子只能有这样一位母亲。但这也够了，李南央的“母亲”让人大长见识，大开眼界，也大感沉痛。妙的是作者的笔墨具有可贵的“良史”特质，据实道来，裁剪工细，那是厚积薄发、一气呵成的文字信物。以大爱写真情，开创了中国散文写母亲的新纪元。
今天，再看她的“继母”，觉得也和“母亲”一样，也是一篇使你读后，仍会不时想起的文字。
20 年前，周实在《书屋》上发表了我的关于母亲的文章，因为他看重那篇文章“良史”的特质；20 年后他肯定我写继母的书，同样是因为“文字的真实”。
“真实”在中国是个禁区，父亲写的《庐山会议实录》1989 年 2 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春秋出版社共同内部发行，后来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出过三个增订版。胡锦涛上台后，此书被彻底禁印。只能在香港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被海关扣留，至今不开庭审理我的“民告官”，也因为这本书的真实。我的很多“跟进”文章发出后，常会收到一些朋友好心的劝说：这个不该写，这样写不好得罪人，最好这么写……但是因为有周实篇篇不落的反馈，知道他相信我写的真实，认可我表述的诚实，便不为那些“好心”所动。于我，即便天下人均以为不可，而唯有周实认同，也就够了。何况父亲生前的湖南好友朱正先生、钟叔河先生、李冰封先生都说：“李锐后继有人”。杨继绳先生也说过：“南央是天底下最孝顺的女儿。”张玉珍证人们的恶言恶语打错了靶子，我继续干自己该干的事儿就是了。
周实曾给我写过下面的文字：
如今，文化是变了，要反抗不容易，转型时期，商业冲击，观念混乱，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吧。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善于投机者才能得意扬扬，过得好的。坚守者只能受困了。我到美国不可能了，据说，他们不准我出国。而其实，我又做了什么呢？只编了一本《书屋》罢了。
书总是能出的，不要灰心，人有人的命运，书也有。
这是文化与德性的浸润，一生能交上周实这样淡如水的朋友，足矣！
补记：
文章写好后，我照例先请周实过目，请他确认文中记述事实无误。他给我写来一首诗《青春的白发》，我在他的诗中加了一句：“因为我们用笔留下了曾经”，周实按我的节奏改如下：
青春的白发
随着生命的不断流逝
所有属于我们的东西
自然都会很快消失
我们面对这种消失
淡淡一笑
接受
顺从
这非绝望
也非衰老
没有凄凉和淡漠
有的只是我们用笔
所留下的那些曾经
那是我们青春的白发
在夕阳中
迎着晚风
2024-5-23 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