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危机在酝酿
夜色深沉，依旧燥热。友人压抑不住愤怒，拿起手机连拨了几个号码，开口即是：“是我。帮我召集一帮人，要懂武术的，来回的车费我全包。到时你们不一定出手，壮壮声势就可以了。我和几个徒弟来收拾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眼见事态被复杂化，我几次阻止，力求友人一定要走代价最小的维权途径，不动武力，不跑冤枉路，把劳资问题摆在谈判桌上，通过施加行政压力，使对方被迫低头，遵守劳资协议，按原定价格计酬。但友人怒火难熄，“江湖事，江湖了”，他的拳头紧紧捏着，不时发出“嗒嗒”之声。我深知，这是一对一出手就能致人于死地的拳头，别说对方是未经任何格斗训练的寻常肉身，就是铜铁护身，也将被打得稀巴烂。友人并非三脚猫功夫的一介武夫，而是与李小龙极为相似的高手中的高手。
这年来，拖欠工资、克扣工资、撕毁合同、工伤工亡、工人被打、工人罢工等等，我已介入甚多。仅从事情本身看，友人的父亲所遭遇的问题，无非是被资方强行压低工程价格，导致工人不满，继而罢工，部分工人离开，部分工人停留在工地天天等工资，此事已持续半个月。友人的父亲，是第一次承包建筑工程。手下100多人，跟着他这个包工头吃饭，罢工后留在工地的人现在还有近40人，这些人即使不干工也要钱吃饭，而付这笔钱的人，就是包工头，大约每天须付2000元。包工头原定为资方修建10层居民楼，价格约是120元/平方，10层楼盖完以后，资方突然要求再盖一层，但这一层的价格必须是75元/平米，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仅这一层楼，包工头就要损失10余万元。工人认为工资太低，纷纷罢工。包工头找老板谈，但得到的答复却是：“随你怎么搞，文的武的都行。”
友人的父亲，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局面：第11层楼的四个单元已经建了一部分，加上前10层有一半的工程款没结清，同时有几十万价值的建筑机械还停在工地。包工头已经按照合同完成了所有乙方任务，在并没有续约（仅有口头协议）的情况下，建了第11层的部分工程。若要散伙，甲方就必须迅速验收工程，并在验收合格后立即全额支付工程款。因劳动强度相当，第11层已完成的部分工程之价格，应与前10层相同，照样应为120元/平方。尽管包工头并没有与甲方签订第11层楼的合同，但这属于“事实劳动关系”，与合同劳动关系同等对待。要解决这种问题，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复杂。既可以通过仲裁与诉讼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内部谈判和行政协调来解决。无论如何，武力都不是最佳的途径，一旦诉诸暴力，在这虽不是法治却是法制的国家，劳方在今后会被逼得很被动，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没有。
为何不谈判解决？
友人常以“自己的事，自己了”作为人生座右铭。连我这种一见到劳资矛盾就欲赴汤蹈火的人，居然也是刚刚从友人处得知这一情况。以常规的做法，首先，我必须采访到友人的父亲，看到工程协议书和工单。上面签字的甲方，究竟是公司法人代表，还是普通的项目经理或者某个转包人？对第11层工程压低价格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公司法人代表的决定？这就有必要与公司董事长级别的人进行谈判。迫使其坐下来谈判的办法，一种是带着材料直奔董事长办公室，另一种是形成书面报告，叙述事实经过、提出诉求，并提供法律依据和其它理由，邮寄或让人转交。必要时，报告中还应为双方分析利弊，迫使对方妥协。如果对方不妥协，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可以迫使劳动局、工会、建筑商会及媒体介入。基于多年维权经验，我揣测，这应当是甲方的基层负责人，出了什么事情或者有“捞一笔”的念头，背着董事长，出这个鬼点子。即使是董事长不顾《劳动合同法》，持着“吃得过就吃定你”的傲慢，不管此人是何背景，总有某种权力和趋势足可令其低头。
友人说：“我们那边的人，没谁看重什么法律不法律的，全是凭拳头和后台说话。有的拼武力，有的拼关系，没人拼道理。”我跟他讲了一大堆维权的具体步骤，犹如下棋一般运筹帷幄，但友人接到家中母亲来电，愤怒之气盖过了一切，不再寄望温和之道。他说：“我们家从来没怕过事，要武力有武力，要关系有关系。市公安局局长跟我们就有亲戚关系，父亲今天去找局长了，局长也派人去了，但那些老板没把局长放在眼里，说不关公安局的事。他们说，无论如何，你要把第11层楼给我盖完，这层楼的价格就是75元/平方，管你接不接受，反正你要把工程给我搞完。楼没盖完，现在就想拿钱走人，没门。”友人一边叙述，一边痛骂：“他妈的，老子回去整死这帮狗日的，不然他们不知道被打的滋味。”我好几次要求友人把他父亲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由我来打这个电话，以更有效的办法避免流血，顺利解决问题。但友人偏不给我，他说：“按你说的这么做，实在太便宜这帮人了。他们不知道工人每天累死累活干十个小时有多苦，不在乎我父亲要赔多少钱进去。我要用武力的办法，让他们把工程款发了，把父亲多余垫付的钱拿出来，同时还要把他们打得跪在地上求饶道歉。”
这股愤怒之火，谁都可以理解，当年的阿星、刘长青，不也走过此道吗？但其代价实在太大，《刑法》在此，扰乱秩序、寻衅滋事或故意伤害，囚徒生涯何苦要去度过？那些老板确实冷漠嚣张，但他们有句话没说错，劳资矛盾，在未有涉案冲突前，不关公安局的事，否则就是行政越权。你可以找公安局长，对方可以找公安厅长，斗来斗去，气是出了，但两败俱伤，非但拿不到钱，说不定还可能为此坐几年牢，大可不必。另一位朋友再也压抑不住沉默，批评这位堪称“武林高手”的友人：“幼稚，小孩子的思维。现在这个社会，要摆平事情，就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你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看看在签订合同时是不是在条款上、字眼上被人陷害了？对方的法人代表叫什么？公司总部在哪里？必须搞清楚。不然，你跟那一帮马仔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大陆和港澳台的问题都可以谈，为什么百来个工人和一个建筑公司的小矛盾就不能谈判解决呢？这个社会，谁都不是天王老子，总有人收拾得了，能把对方吓得屁滚尿流。”友人听了这一番话，仍然止不住愤怒，拳头往墙上狠狠一击。
文人的笔与武者的拳
当今中国社会，开个公司，必然受到重重限制，有舆论的，有抗议的，有行政的，有司法的，有黑道的，有同行的，有客户的，有市场的。无论哪一项，都能制约罔顾法纪的人。深圳富士康、佛山本田，这么大的公司，到最后也被逼得屡屡妥协，你一个小小的建筑公司算什么？法律，不是拿来当摆设的，其中每一款每个字，都有其严格的定义。针对不法奸商，不是用暴力来消灭他们，也不是用政治运动来共产他们，而是用头脑与之斗争，共入法治轨道。那种提几把枪、扛几把刀，打伤或弄死几个人的办法，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街头江湖，已经过时了。如今是热兵器时代，别说一个李小龙，就是1000个李小龙，一旦在现实社会以武力解决问题争端，只要公安机关的法医出具一份“轻伤”及以上结论的鉴定报告，就可以将你刑事拘捕，且使你面临法庭公诉。我们众多朋友力劝友人，但他显然已被怒火冲昏了头脑，非要去当荧幕上李小龙式的“唐山大兄”，完全听不进去。到此时，我终于理解他的父亲为何拖了十多天才把情况讲给他听，这种担忧是建立在对其性格的深刻了解，怕他走暴力之路。
我对友人不愿意向我提供其父亲的电话号码，始终有怀疑。友人无奈地说：“父亲搞建筑，投入了大量血本。他绝不是接了这个工程以后，别的工程就不接了。他还要在当地做下去，如果把事情搞大，打官司也好，新闻报道也好，或者劳动局、工会、商会介入也好，都可能影响他以后的工程。你知道我父亲走到今天，经过多少坎坷吗？他小时候饿得没饭吃，沿街乞讨，后来挑着东西到处卖，最后有了店铺，有了超市，终于筹足钱可以包工程来做。没想到第一次做就遭遇这辈子最沉重的打击。”我问公安局去做协调时，警方有什么表态。友人说：“局长打电话给我父亲，叫他把建筑机械直接从工地拉走，别做了。但是，那个公司还欠着父亲一半多的工程款，这些钱如果拿不回来，民工天天向父亲要工资，我们家瞬间就可以变得一无所有，连超市都有可能关门。”友人的父亲，一心想着找各种关系来做中间人，大家彼此让一让，让自己的损失少一些。但友人认为这是绝对的耻辱，他自小就体会过家族被各种势力横加欺辱的伤痛，这次眼看家庭经济有可能被彻底摧毁，再也无法忍受。
友人说：“我马上收拾行李，坐火车回去。人还不够多，还得召集。”遂再次拿起手机向另一号码拨去，“是我。你手上还有多少出来混的人？……帮我收拾一个公司，我带着你们……没事，我有分寸。人给我找齐，带上家伙，我一到，就可以干了……好的，就这么定了。”友人曾把希望寄予公安局，在他看来，警察的力量足以震慑建筑公司，但未曾想到那些老板根本无所畏惧。这个血性男儿，最大的资本就是“以一抵百”的武功。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连我仅仅想索要该建筑公司的全称，也被他拒绝了。他说：“作家，你的心意我领了。不是我不相信你的实力，我知道这个社会一支笔可能比一百对拳头还有用，但是，人在江湖中混，就不能任人宰割，你必须让对方在一瞬间知道你的厉害，彻底怕了你，以后这一行、这一片的人，都会给你面子，给你一个地位。民工们赚的是血汗钱，他们等不得，我有这个义务帮他们尽快拿回工资。打官司时间太长，找政府又推皮球，找记者以后又没法接生意，怎么办？只要靠这个，拳头！你们都别劝我了，我决心已定。火已经憋了很久，谁再劝，我对谁都不客气。”
房间里，气氛刹时紧张、肃静。友人说：“都看过《叶问》吧？叶问最初只是个武痴，他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劳苦大众。但是，当武友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当朋友的工厂被土匪抢劫，这时，他站出来，打日本人，打土匪。在那个年代，国民党的政府帮过叶问吗？叶问之所以成为叶问，不是因为他武功有多高，而是因为他用武力来对抗强者，对抗仗势欺人的败类。你说叶问触犯法律没有？国民党应不应该把他抓起来？该啊，他打死了人，就得拿命去抵，但是他的这种抗争精神，是可贵的。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他们帮过叶问吗？当叶问的妻子生病、孩子饿肚子，当叶问的朋友被欺负，靠的是文人的笔，还是武者的拳？”友人再次把拳头捏出“嗒嗒”之声，“我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跟这些有钱人讲道理，他们不听，甚至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么好，我会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哪根葱，让他们知道我父亲有我这么一个敢跟他们抗衡的人。他们不是说了吗，‘文的武的都行’，我们是先礼后兵，到了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代价最小的维权途径
我长叹了一口气：“我希望你在动手前，一定要把形势看清楚。我不希望你需要我的时候，恰恰是你被戴上手铐的时候。我知道，别说是建筑公司的一群没用的保安和保镖，除非他们手里有枪，否则你是一定打得过的。可是，刑警乃至防暴警察一定会来，你如果袭警，被警察开枪打伤或击毙，到时我怎么救你？我佩服杨佳，同情杨佳，但杨佳的死在根本上是制度的牺牲品，你不应该去当这个牺牲品。你以为我很愿意等到你成为阶下囚的时候，来向政府和社会呼吁营救吗？”友人“腾”的一下站起来：“作家，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我心里的苦闷你不知道。我这些年走南闯北，到现在虽然名声响亮，但在我眼里，我是一事无成。我觉得亏欠家人，让他们失望。我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为父母办过一件惊人动地的大事，他们很多事都不跟我讲。现在我必须出力，给家人一个交代，那就是我有我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当家庭陷入危机的时候，我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让父母和民工们可以放心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来向这帮以为有几个臭钱就飞扬跋扈的人挑战。”友人如即将上战场的勇士一般，眼神笃定。
我问：“我们是朋友，对吧？”友人点头。“我们都是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对吧？”友人再次点头。我拿来笔和纸：“那好，我来教你这种劳资问题的常识，你要揍我还是不揍我，随你便。与普通包工头签合同的人，一般是项目经理或转包人，在公司里属于第三层负责人，纯属小角色，他们无权降低工价，因为他们在法律意义上仅仅是甲方法人代表的委托人而已，并非法人代表本身。劳动部门，在镇、街道以上，有区县级，有地市级，有省级，有国家级；工会也如此。处理劳动争议的，劳动部门当中有专门的监察职员，相当于‘劳动警察’，负责调查、协调和执行。劳动争议，必须先仲裁后上诉，不能直接到法院进行民事自诉，所以，有一个劳动仲裁委员会。打官司我也不赞成，因为仲裁之后的审理，是二审终结制，加上强制执行的成本，可以拖你一两年。要对公司法人代表构成压力，必须让公司、劳动部门、工会、商会的一把手知情。中国的行政体制，向来是层层对上负责，给一把手造成压力，一把手才会给下面的公务员造成压力。权力与资本，向来是一条藤上的蚂蚱，权力被更高权力支配和制约，这时权力就会被迫向资本施压。因此，从程序上讲，第一步就是通过互联网查出所有施压力量的具体姓名、职务、地址、邮编、传真、电话和E-mail。”
友人听得云里雾里。我把话尽量说清楚：“这一切，我来搞定。最多三天，你父亲就能坐在谈判桌上。但前提是，你不能意气用事。”这时，友人接到他妹妹的电话。挂完电话，友人的愤怒再次浮于脸上：“父亲还在到处找关系，送钱，请人吃饭、唱歌，搞东搞西，把人家哄开心。我觉得，这真他妈可悲，真他妈可笑。明明是我们被人欺负，反过来还得像个奴才似的求人家，还有什么‘公理’两个字？等我回去后，我一定要整死这帮王八蛋。他妈的！”友人匆匆离开房间，搭车走人，留下一群朋友在房间里深深沉默。隔了几分钟，我们彼此约定，每人掏出手机，都给这位友人发一条短信。我发的是：“一定要三思。我还是建议你把你父亲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们一定要找代价最小的维权途径。我有非诉讼的多种解决办法，就是让对方被迫坐下来谈判，而非武力。”然而，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收到友人的任何回复。再打电话过去，友人却未接我的电话。我不禁为友人的前途担忧。这群朋友，多年相处，情谊浓厚，实不忍看见杨佳式的悲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写罢此文，我再发一条短信给友人：“人不是在看见危险的时候才讲和，因为危险之后是无限循环的报复。人是在害怕危险的时候才讲和，因为人会想尽办法避免危险和化解危险。这是人性和人之常情。请你和你父母及民工们，慎重考虑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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