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诗人里尔克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这句话在最近几年里，时时都会触动我的内心。而通常来说，这样的时候总是和某个熟知或不熟知的人被置身于专制的囚禁相连的。
按中共官方的语言表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是一个“国力日渐强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代，一个不再为物质的贫乏、国门的封闭、视野的局限和精神的枯燥所困惑和束缚的时代，也就是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盛世和谐”的时代。但，这就真的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吗？
一个无须讳言的事实是，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确实从物质层面上改变了中国，特别是在私有化借助“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之名得到政治上的承认后，为人们创造和积累自己的财富提供了可能，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今天的中国人拥有了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另一个同样不能视而不见的事实是，以GDP的持续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来炫耀国力的中国，依然不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望实现民主和自由的国度，一些被现代文明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也依然是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区，甚至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也时常被作为“罪行”不容于当局。身陷十一年重刑的刘晓波，在法庭上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后一个因言获罪者，但这样的愿望注定了是要落空的，因为当局显然时刻都在准备用专制的囚笼继续监禁一切敢于挑战专制威权的人，谭作人、刘贤斌们无疑是一个又一个的例证，而迄今谁都不会是最后那一个。
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真相：物欲的狂欢支撑起了盛世幻象的奢华与迷离，对财富和欲望的礼赞掩盖了对公义和良知的追求，利益的分配并不完全遵循平等与公正的原则，自由的意志总是要受到专制的奴役，社会的良心往往会被禁锢到监狱里去，公民的权利根本无从制衡政府的妄为，而且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这个时代行将结束的征兆。
“八九六四”的屠城记忆、“天安门母亲”的泣血追问，流亡者被常年阻隔在回归家国的门外，上访路上无尽的冤屈和挣扎，这一切都标识着这个时代的罪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种罪恶的受害者，无论我们是否参与其中还是仅仅旁观在侧，没有谁能轻飘飘地说一声“这与我无关”，因为被那些罪恶所吞噬和伤害的虽然是别人，但当制度之恶发作时，我们既无法回避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恶，也无力阻止恶行的蔓延，所以谁都可能遭遇这种恶，谁都可能是下一个刘晓波、下一个谭作人、下一个刘贤斌、下一个被拦截在国门之外或被投掷在精神病院、救济站里的人，但除了悲伤、愤懑、乃至幻灭之外，我们能做的似乎并不多。
在这样的时代里生活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忍受失望，在每一次以为社会变革的契机就要来临之时，总是很快就会发现另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阻碍着变革的发生，并且总是会有一个或几个和我们持有相同愿望、却又比我们更加努力接近那些愿望的人为之付出包括生命和自由的代价。于是，今天还能保持一份自由生活的我们就成了幸存者，我们只能以挺住来维系自己的信念和期待。
这无疑是个令人感到悲观的局面。单以“六四”以来的这二十余年看，经济上的发展和国门的开放非但没有能够带动政治上的进步，甚至相反还成为了拖延和抵制政治改革的借口。在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压制言论、禁锢思想、囚禁异己、盘剥民利等侵犯人权的行径比比皆是，“党天下”的推行更是堂而皇之，即使我们较之过去多了如网络这般新的表达空间，也不过是受益于技术的创新而绝非来自当局的宽容，但即使是网络，又何尝有一天能免于被监控、屏蔽和清除呢？
我们对何时才能结束这样的时代有足够悲观的理由，却没有同样多的理由可以感到乐观。在专制体制下，每个人的生活都可能是悲观的，因为我们无法确信我们的生活是安全的，也无法确信我们的未来是有预计和保障的，发生在刘晓波、谭作人、刘贤斌们身上的命运，随时都可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目前所能拥有的自由究其实质而言是极其脆弱的，我们充其量只是在缄默中苟活而已。
挺住，这也许是我们在缄默中唯一能够坚持的。当我们的朋友被不义所害时，需要我们挺住；当我们的理想被现实击碎时，需要我们挺住；当我们的感情被怯懦压制时，需要我们挺住。只要我们挺住，我们的朋友即使与我们隔绝也不会孤独，我们的理想即使难以跨越现实的障碍也不会被我们放弃，我们的感情即使屡屡受伤也依然能够再次迸发。所以，只要我们挺住，就总可以有乐观的一天。
问题是我们能否把自身也变成这种乐观的因素，我们每个人能否从自己身上就可以看到变革的希望。一个专制极权的时代，最容易被挑战和最容易受伤害的无疑是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如何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其实就是在最低限度上对专制的抵制和反抗，这一点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难做到。
公民社会始于公民自觉，刘晓波受审和被判后网路上飘扬的黄丝带，刘贤斌被捕后各地自发成立的“公民关注团”，这一切都预示着越来越广泛的觉醒和越来越持久的努力。尽管民间的力量目前还不足以让局面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但这一次次的凝聚和一次次的介入，都表明专制对人心的恐吓只会减弱而不会增强。
2010年7月13日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