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的清场真相”是从5月28号讲起的。今天让我从头说起。
六四事件是因1989年4.15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中共党内的极左反改革势力抓住1986年底的那次学潮做借口，趁势把胡耀邦搞下台，所以，大学生们有一种和这位前总书记心心相连的感情，就此掀起了又一次学潮。4月20号-23号之间（具体日子忘记了，当时的日记在6月14号逃亡烟台半路上的检查站里被我偷偷销毁了），我带着我在四通公司的助手去北大社会学系找到前同事王汉生，通过她和几个北大学生座谈，一是了解情况，另外也想给他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其中有一位研究生严勇，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这些高年级同学不去当头，反倒是看着那些大一大二的半大小子们领导学生运动？他说，我们起初是冲在最前头的，可是很快就发现，谁温和谁下台，被激进派取代，激进的又被更激进的取代，您说我们能怎么办？两个月以后我被关押在昌平保险公司招待所，偷偷委托看管我的警察买了亨廷顿的名著《变动中社会的政治秩序》，里面说到，全世界的学生运动都是最激进的政治力量，是政府就反；从客观效果看，当政府是保守势力占优时，学生运动通常能推动社会进步；相反，当政府是改革派占优势时，学生运动一般都是帮倒忙，帮着保守派把改革派政府搞下台。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有人问老民运胡平，为什么学生运动总是以失败告终？他说，很简单嘛，不失败它就不告终啊！推荐大家读一读我的《读书报告第23——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我的“舵爷荐书”节目会介绍这本书），里面说，体制内的温和改良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改良派结成政治联盟并且占据主流，是民主转型成功的一项重要条件，相反，只要有一方是极端派——极端保守或者极端激进——占优，民主转型的困难就会大得多。而这也就是我一贯倡导的“结成中左和中右的中派联盟”的主张。
总之，一方面，我在政治立场上和感情上绝对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从一开始就有挥之不去的不详预感，担心这次学潮又会好心办坏事，事与愿违，把赵紫阳的改革派政府搞垮。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深度卷入1989年学潮的根本原因。
四月24号，深夜三点多钟，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听得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我跌跌撞撞跑出客厅抓起听筒－－原来是刘晓波从美国纽约打来的。你一听说话结结巴巴的，就准知道是他。我就只有这么一个结巴朋友。
我初次认识刘晓波是在一九八八年二月份。当时我还在北大社会学研究所，还没进四通公司，不过已经给四通总经理万润南当了将近一年的顾问。当时四通承包了一家国营厂，云南电子设备厂，因为国营企业和四通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万润南要在昆明办一个“四通管理干部学院 ”培训双方的中层干部。学院的第一期培训班就办在昆明，三十多名四通的中层干部，限五天之内从北京飞昆明受训。我被拉去当了后半期的教学负责人，定课程、请教师，有一位就是我请的美学教师刘晓波。我就是为了“四通管理干部学院”才认识了刘晓波。后来，我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屡次说，多亏有这么个管理学院，不然他可能永远不会认识我。他说，不管四通那些学员怎么评价他的讲课，光凭这一条，这趟昆明之行也值了。听了他的话，我确实深受感动。
就象他的每次讲课一样，刘晓波在四通的讲课照例轰动。可真让四通人大开了眼界。有气坏了的，有吓坏了的，不言而喻也有拼命叫好的——叫好的当然是少数。不管怎样，总之比我教的经济学精彩得太多了。我听了他的一次讲课。他那张结结巴巴的嘴居然会有这么滔滔不绝的口才，真让我目瞪口呆。要是没听过他讲课，你很难想象，他平时说话口吃得那么厉害，又是一口东北腔，讲起课来怎么可能这么精彩。真是怪事。
但是，我并不赞成他的许多观点。比方说，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我看不出种族主义有什么道理。我感觉种族主义很丑恶。再比方说他的民族虚无主义。他的蔑视群众。他的尼采式的反人道主义。他的走极端。还有特别突出的，他的自由至上主义，也叫自由放纵主义、自由意志论、极端自由主义，等等，总而言之，是主张不受任何束缚、包括不受道德和法律束缚的法国式自由，和我所信奉的英国式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建立在法治、宪政、基督教道德伦理基础上的自由，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由秩序”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得承认，我还没见过象刘晓波这么让我情感复杂的人物。诚如老朋友，作家马健（写了《亮出你的舌苔》的那位）所言，“你和刘晓波简直是哪儿和哪儿都不挨着”。
象刘晓波这样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野性难驯的人，你不会想到他父亲是位教授。他可太不象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了。浑身野气十足，从小爱打架，惹事生非，跟我大不相同。我几乎从没打过架，可是很奇怪，我最讨厌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那些乖孩子。跟他们那些被共产党打断了脊梁骨的父亲差不多，他们的脊梁骨全是拿面条做成的。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仗义”两个字。有点风吹草动，他们都会吓得尿裤子。我从小就不爱跟他们一块玩，我宁可为了跟“野孩子”混在一起挨我父亲打手掌心。我不想说我的父母是什么模范，可我们家就是不许造反。家父是位大自由派，我母亲可是严厉无比。我们家的孩子根本算不上特别懂事，特别守规矩，但是绝对不许出格。这刘晓波可不是这么回事。除了功课好之外 ，绝对让老师见了就头痛欲裂，天生的反叛头领。他到了哪儿，哪儿就鸡飞狗跳。
当然，刘晓波智商很高。我这辈子最珍惜的东西之一就是聪明人，而且不论男女。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不是穷，不是不自由，是你总得被逼着跟大多数三流以下智商的人去争论那些最无聊的问题。
可我不明白晓波怎么会让人抓住那么多的把柄。听完他在昆明的讲课，我摇着头说：“你太残忍。首先，世上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承受得了真理的全部份量。人差不多都是大孩子，你得哄他们，骗他们，给他们糖吃，你讲的那些冷冰冰象刀刃一样锋利的人生真相大可不必。你就象是在对一群瘸子说，一个人要是不能当百米短跑冠军，就不值得活下去 。你说这话不公平。他们天生注定了别说是当短跑冠军，你想叫他们走得不太难看都不可能。你剥夺他们的希望，打击他们，羞辱他们，你找错了对象。你这些苛刻的话不该对大多数人说，不该对永远沾不上优秀边的 广大人民群众”说。其次，你反传统，你推崇近代西方文明，可你丢掉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人道主义。你太恶狠狠了。尼采聪明倒是聪明，可是心肠太狠。这是一种贫血症，情感贫血症。你的理论自相矛盾”。
出于少见的礼貌，刘晓波承认我说得对。他说他从来不想掩饰他的自相矛盾。我摇摇头，没再说什么。我得说，刘晓波为人真诚，正直，嫉恶如仇，痛恨虚伪。他永远只会把自己往坏处说，不给自己涂脂抹粉。我得承认，在这些方面他比我强。我承认我软弱，另外，我不能不“虚伪”，因为我爱艺术，古典主义艺术，除了高雅趣味的一面之外，那里面还无可避免地充满了贵族的装腔作势。我厌恶现代派，讨厌那些以翻捡曝晒垃圾为业的心理变态分子。依我看来，一个人要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最好还是把它好好藏在内衣口袋里别让我知道。跟我唠叨这些叫人恶心的丑事，既不会叫我胃口大开，中午多吃一碗饭，也不会让我更喜爱他，更不会给我增加什么知识。我早就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人人心里都装着个魔鬼，这事我从小就知道。你尽可以批评说：所谓古典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欺欺人。先自欺，再欺人。可是人需要这个。人聪明到顶就只有做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者都应该自杀，不自杀的虚无主义者一定不真诚。一边说着人间是活地狱，人类是臭狗屎，一边又津津有味地活着，这种人准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我宁愿看见人们假模假式地崇拜贝多芬、肖邦——就算他们一个音符也没听进去——也不愿看他们扭着难看的肥屁股跳什么摇摆舞。人类需要用骗人的文明、教养、艺术来装点人生，同时，让人与人之间隔开一段距离，不然就没法避免无休无止的恶性争斗，没法避免这么众多的个体组成的大社会彻底崩溃解体。
刘晓波的专业是美学，美学恰好是我当年——十年前——想干的。当年我考研究生，从来没想过要搞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那时候我就已经对马列主义讨厌透了，我一心想干的是美学 。理由说来也简单：我最有兴趣的是两样东西，哲学和艺术，美学正好是这两者的结合——美学是以艺术为对象所做的哲学思考。倒霉的是，我报考研究生的那年，一九七九年，竟然没有一个导师招美学研究生。我已经决定放弃，第二年再考。可是，中学同学王和劝我无论如何另报一门试一试。他说，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不知道再过一年象我这样的老插——插队知青——还能不能连跳四级直接考研究生。我想想有道理。当年不象现在，那时的机会之门窄而又窄，而我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考大学没被录取。不是因为考分不够，我的考分比录取线高四十多分，是因为我病退回京正归她们管的那个“基层政权组织”北大家属委员会在我的档案里塞了一大堆黑材料，一共五大罪状——其中包括“经常在家里聚集不三不四的人偷听资产阶级黄色音乐”；还有“不服从分配”，分配我去海淀酱油厂造酱油腌酱菜，被我坚决拒绝。我当时正走投无路——在中学代课，不能转正，只能当临时工，因为当时的国家政策是，病退知青只能去集体所有制单位。
1979年招收研究生的专业，我能报的只有两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近现代西方哲学”，和于光远先生的“马列毛研究”。可是我学的是俄语，哲学所要的是英语、德语。所以我别无选择。我拼命读了四十天的书，还匆匆忙忙赶出来一篇论文，居然就让我考中了，真是莫名其妙。从此以后我就知道了中国的事情都很“特色”，是决不能以常理揣度的。
告别了美学，当时觉得很遗憾，现在并不后悔。能在于光远这样一位一流导师的门下读三年书，总归是人生一大幸事。
数不清有多少人骂我“贵族气”，说我是 “从血液里带出来的骄傲”。说我“生错了地方，不该生在中国”（刘晓波说我“就该生在英国贵族家庭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贵族化，脱离群众，这在大陆中国是一顶吓人的大帽子。也许不仅仅在中国，也许全世界没有人不怕这顶帽子。可我现在想说的却是：贵族化真的那么坏，那么落伍反动吗？平民化、大众化真那么好，那么合乎时代潮流，那么进步吗？说不定，西方民主已经走入歧途，越来越民粹化了呢？这个大话题留到《舵爷谈民主》再说。
刘晓波在电话里问我愿意不愿意把他们几个人写的一封“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传给学生。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可以。不就是公开信？又不是原子弹。他和胡平、江河、陈军，还有什么人，一共十个，想对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声援指导一番。我把四通公司的电传号码给了他，约好第二天上午九点整接他的电传。第二天九点整，这封后来被政府说得神乎其神的公开信准时传了过来。我一看，颇有点不以为然。它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可是，既然已经答应了朋友，也只好去送。我根本不知道学生的山寨在哪儿，在北大校园里胡乱打听一番，费了好大劲，才在北大二十七搂找到了他们的“临筹”总部。楼门口警卫森严，让我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尔尼宫。我说我要见你们的列宁。列宁不在，见到的大概是斯维尔德洛夫。我把“公开信”给了他们。他们一看上面有胡平的大名，立刻面有难色，显然是不愿沾边——这个情节我始终没好意思告诉刘晓波。匆匆交谈几句，我告别斯维尔德洛夫，回公司依旧上班。
后来，这封惹祸的倒霉公开信据说是贴在了北大三角地的某处，成了官方拿来大作文章的所谓“海外反动势力插手学潮” 的头号证据。实际上那不过是晓波一时冲动，约了身边几位私人朋友，由他执笔写出的一份很普通的东西，没有对学潮起一丝一毫的作用。没和学生直接打过交道的人，几乎都低估了学生们自以为是的程度——他们自己认为这叫作“独立性”。另外，这封信和“民联”并没有什么组织上的关联，民联主席胡平是以个人身份署名的。我不懂官方为什么这么仇视胡平。据我所知，胡平实际上是为了改变“民联”的极端化情绪化倾向，转而采取对共产党规劝、对话的立场，才加入了“民联”。
谁想得到，和胡平一起搞了这封公开信之后，晓波居然还敢回国。他本来已经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请他去讲学一年。人人都劝他不要回来。胡平、陈军……一致认为他很可能被抓起来。他们大概并没估计到晓波偏有坐牢的瘾。“古今中外之变法，未有不流血而能成功者。若流血，请自嗣同始”（大意如此吧，我记不大清），刘晓波想的是，“若坐牢，请自刘晓波始”。他自己当然从来不承认。他只告诉我在美国太无聊，不是他干事业的地方。中共大骂他不爱国。如果象刘晓波这样的奉献精神，这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精神是“不爱国”，我就不懂得什么才叫作“爱国”了。
晓波夫人接到他说要回国的电话，吓得要死。她和四通的一位副总裁叶延红气急败坏地找到我，说一定要找几位记者，和我一起想办法到机场里边——最好就在飞机舷梯旁——去接刘晓波，以防“一下飞机人就不见了”，失踪了。我觉得她们的想法有点异想天开，甚至有点疯癫。但我还是装扮出一付严肃郑重的神色给她们看，不然她们肯定骂我冷漠，不通人情。我打了差不多有几十个电话，去找那些中外记者。这些人，真有事要求他们，就一个也找不到了。
记者没找到，机场里边倒是进去了，费了好大的劲，托了不少关系。按规定，接人只能在候机厅，可中国永远没有不可破的例，中国特色。那天自然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几个女人白白虚惊一场。这天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当时，中国大地上空隆隆的雷声已清晰可闻。
说老实话，尽管从感情上和大学生们非常亲近，但从理智上讲，我对学生运动的评价历来持相当的保留态度。我只能说，学生运动的水平并没有超出一般群众运动的水平之上。如果不是极端必要——非激烈的社会变革不能解决问题；或者，如果他们的行动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事实上通常都是失控的——那么，这种走极端、情绪化、散漫盲目的群众运动往往得不偿失，甚至适得其反，大帮倒忙。所以 ，人民日报“4· 26 社论”发表以前，我和我周围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在“支持”和“担心”两种心态当中纠结着，矛盾冲突着。
“4 • 26社论”是第一个质的转折点。这篇社论的主要效应，恰恰不是“威摄”，而是“动员”，激起人们的极大愤慨，使人们的同情顿时倒向了学生一边。这篇社论几乎可以说是在向学生及赞同学生的一切人宣战。所谓大多数学生是好的，他们是受一小撮坏人煽动，这是中国人太熟悉的阶级斗争经典表述：党和政府永远是天然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批评共产党的一定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人民群众是没有辨别力的，他们很容易上阶级敌人的当。但共产党还是要尽力把他们和“一小撮”区分开。等等，中国特色逻辑。
尽管义愤填膺，“4 • 26社论”发布以后，我周围的朋友全都是在极力调停，希望调解成功，保住赵紫阳，保住改革开放。
第二个大转折点，是戒严令的发布。这以后，政府决策层就把人们彻底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了。毋庸讳言，我是很早就卷入了的。但卷入的方式，就是这样一个从担心、到尽力调解，直到完全对立的变化过程。但我并没有像《人民日报》那篇大作“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所说的那样“整天和闹事的学生们搞在一起”。我一没有时间，二没有兴趣。我根本就不喜欢和随便哪一拨人“整天搞在一起”。就算是最好的朋友，我也不会耐烦“整天搞在一起”。有那些搞在一起的时间，不如多读两本好书。更何况，那些半大小子们根本就没把长胡子的放在眼里。他们才不想跟你搞在一起——他们自己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想来想去，我在这次运动当中所做的事，唯一有价值的，就是组织、动员和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和平撤离，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大概有两三千人吧。其它一概是无用的徒劳，做不做两可。当然，这是马后炮。事情没做之前，你怎么可能断定它有用还是没用？而这正是我主张“积极的悲观主义”态度的理由。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我始终是：没有信心，唯有希望。如此而已。
我主动介入的第二件事，是“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两名记者串联召开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照《人民曰报》文章“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的报道，“参与起草了为钦本立鸣不平的请愿书，…… 策动新闻界‘集体围观’学生游行”并“自称‘欣然’参加了（五月四日的）游行”。
这个“五·四精神与当前时局”座谈会，是四月三十号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到会的有数十位各界名流，“动乱精英” 。座谈会上的发言，无非是那个时期到处可见的那些，只是更情绪化。照例是一边倒。——我不喜欢这种一边倒、从来没有不同意见争论的会。言论自由如果不是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还能叫自由吗？我很希望左派也能出席，当面交锋。遗憾的是，他们从来不会当面争论，宁愿在背后暗算，放冷箭。
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正被上海市委勒令停刊整顿。这件事在我看来生死攸关，因为导报和四通是兄弟关系——“导报”被誉为“改革派机关报”，是新闻改革的旗帜；而“四通”是改革派公认的企业改革的旗帜。尽管声誉非常高，但“导报”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成为“导报”同人们的最大心病。一九八七年，他们到四通来提议两家合作，自然是一拍即合。万润南让我负责这件事情。这年九月，我们专程去上海，和钦本立老板等一班人马谈合作。商议的结果，万润南决定拨十万元，派一位能干的女将楼叙波，去主持“导报”的经营开发。看得出来，钦老板有些失望——他寄望太高了，不了解一般“四通人”的心态。多数四通人都是生意人，对过问政治一类的“份外事”相当反感。象万润南这样胸怀大志的人，在四通里是极少数。我是为了这少数人才去加入四通的。但我当时作为“顾问”，全然无足轻重。我还没敢做什么，就已经被不少人指责为“不帮四通赚钱，专门勾引万老板花钱” 。区区十万元，我内心一直极为愧疚，深深感觉对不住“导报”的朋友们。但也无可奈何。四通有四通的难处。现在，眼看“导报”马上就要落难了，我明知做不了什么，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会放过为钦老板鸣不平的机会。
主持发动这次“鸣不平”行动的是《经济学周报》的郑棣，一位富于正义感的热血知识分子。四月三十号下午，参加座谈会的来宾走得差不多了，他要求新闻单位的来宾留下，商议起草一份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请愿书，广泛征集新闻界的签名，交记协呈递上去。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大家那种既恐惧担心，又不甘受人宰割，下决心拼死一争的悲壮心情。
中国人这种刻骨的恐惧，西方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甚至对大家说了这样的话：要想干这件事，就得豁出去。别跟自己闹误会。我见过太多的悲剧人物，没有认真考虑过可能的最坏后果，抱着侥幸心理，一时冲动去当英雄好汉，等到惩罚临头的时候，垮了，英雄没当成，反倒成了狗熊。我们可别这样。大家最好先想清楚，自己行为可能招致的最坏后果你到底承受得起承受不起。千万别高估自己，承受不起就趁早别做。
请愿书是郑棣起草的，我只作了一点点无足轻重的文字修饰。五月三号上午，我和郑棣约好还在鲁迅博物馆碰头，改定后给下午的新闻界集会用。
五月三号下午，原以为人不会太多，又规定了不请外国记者，所以，只租用了一间大约可容四十人的会议室。没想到中外记者一下子竟来了一百三、 四十人，只好临时改在露天开会。郑棣介绍了会议宗旨，又让“导报”的代表李俊杰简述了“导报事件”的经过，然后代表们分成几摊讨论、修改请愿书。修改稿当即征集了八十六人的签名，交给各新闻单位的来人带回去继续征集签名——据说共有将近一千一百多人签了名。后来的事情我没再过问。签名的桌子、纸张和笔都是我安排的，我原本想第一个签名的，再一想，“别太拔尖了”，签了第八个。
当天下午的另一项决议，是“集体围观”第二天的学生游行。这是妥协的结果，因为有人主张新闻界走上街头，有人主张不介入。我反对游行，我认为新闻界不应当参与街头行动，主张集中力量要求和政府有关部门对话，以争取新闻自由。然而事到临头，可就身不由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