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模式的必要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环球网”几乎是破例地转刊了来自《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文章《“中国模式”只是一种想象》。文章作者、独立评论人袁剑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务的想象。
回顾“中国模式”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学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人士不难发现：
（一）这个概念是著名投行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很牵强地使用的一个概念。它主要用来为“政治封闭、经济开放”的新加坡模式在中国的变种——北京共识——找一个诠释性描述。
（二）把中国模式的政治制度含义神化的是宋鲁郑，他在《比较政治：中国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一文中，列出了中共政治制度的六大优点，其中第三项说一党制可以有效遏止腐败、第五项说一党制避免了人才浪费，云云。
现在，不妨对以上两论做出评判。第一，回应雷默的说法。1，仅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中国模式”和（或）“北京共识”应当具有经济快速发展与本身可持续性特征，但是，在中国“发展”完全被“增长”格式化、不可持续的趋势已经难免；2，雷默的真实用意并不像袁剑说的那样，是要用中国模式替代什么，也即“北京共识”不应是“华盛顿共识”的替代而是互补，而是主张中美“共同进化”（他使用的原词是co-evolution）。可惜，推赞“中国模式”的人们断章取义，完全忽视了后者。同时，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多数也未注意到co-evolution之含义。
关于宋鲁郑的理论总结，至少存在两项缺陷：1，普通百姓都能感觉到腐败已经为一种受全民心理推崇的文化现象，所以，清水衙门也大肆腐败起来，以至于出现了“灯泡贪官”，而且从政治学上来看，腐败已经成了执政党生存的必要条件——借反腐之口而聚拢民心，尽管民心实质已“不再反腐（而是推崇）”；2，中国的人才浪费在全世界应当是最高的少数国家之一，正如在“失败国家”中2009年排名比2008年上升了11个位次一样。人才浪费直接的表现是贫穷白领的增多，而贫穷白领陷入生计维持之状后，给社会贡献的创造力必然大力缩减。人才的间接浪费表现为对外移民的规模与速度的增加，2010年上半年的情况已有说明，比如新华网7月12日刊文《中国精英移民潮引发思考，专家称为追求安全感》所揭示的内情。
“中国模式”既然是个伪问题，那么真实的中国政治生态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现在正处于“半个瓦加斯主义”时代，或曰中国版的“瓦加斯主义”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政治导向。
瓦加斯主义是两任巴西总统（1930-45，1951-54）的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其主要含义有三点：（一）新国家理论，即靠军队支撑的一党制；（二）工党主义，即实现劳资矛盾的调和；（三）民族主义，即高强度的国有化对抗外国资本的进入与分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情形，基本上是：
1、实行了半个新国家主义，军队支持一党专政的前提先验性存在，而未实施“解散议会”的政策——人大与政协虽然政治制约性很小，但还得以存在。
瓦加斯的新国家主义扩大工会的自主权，在中国，这项不可能，就不用说立法允许民间成立自由工会了。
2、不但无法实现劳资关系和谐，而且社会的整体分裂性呈现多维度、多层次，换言之：劳资冲突只不过是严重社会不公的一个很小的选项。实际情况是，0.4%的人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官方媒体也承认这个现实。
3、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国有化程度大幅度提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以“增量的资本—产出率”（ICOR，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需的资本增加量）来衡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产出需的资本量低于3，现在是一个产出的资本需要量已经接近5。其间近乎一倍的效率损失，如此下去，不用说“科学发展观”难以实现，就是维持温和通胀不可能，必然会爆发破坏性的通货膨胀。
由于“半个瓦加斯主义”不仅压抑了社会政治创造力，而且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国家财政对维护稳定的开支达到了惊人的额度。这些支出如果用于支持基础教育与风险科研，对社会的贡献同样也将是惊人的。如果用于提高极低收入人群（请注意“极低”的限定！），那么，社会总体福利必然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恰恰相反，被称为“天价维稳”的数千亿支出，到现没有任何一个审计行为来向社会报告。维稳背后是否有一个强大的腐败集团，是很值得疑问的事情。
不可否认，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对国家强大、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性，今日巴西能在发展中国家拥有较大的发言权重，也与瓦加斯主义的历史密不可分。然而，瓦加斯主义在政治正义上却是“专断的与非法的”，巴西学者雅瓜里贝如此总结。由于程序的非正义，它也给巴西社会留下种种冲突的诱因。
而不管怎么说，瓦加斯主义在军队支持下的一党专政下，还向平民社会提供了两项实质性民主：其一，工会自主权的扩，使劳方有了更大的政治生存空间；其二，有真才实学的人可以顺利进入政府序列，为国家工作，为社会贡献。
相比之下，中国的“半个瓦加斯主义”情状又何何呢？
第一，工会的权力不可能覆盖到底层社会，农会的出现也遥遥无期，党内民主转化为社会民主越来越“画饼化”。
第二，政府的职位越来越“市场化”，官职买卖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具有高级职务的政治家毫无个人廉耻——假学位装作真实的资历存在（公诸）其公开的个人简历中。
尤其第二项给公众的直观感觉，简直是羞辱性的。而时下炒作的唐骏假学位问题，也不过是“只打狐狸，不问豺狼”的机会主义行径。可悲的是，任何看似具有公正性的舆论追问，背后都以颠覆好的传统价值为代价，而传统又不分好坏被纳入意识形态里面去。
所以，如果传统廉政价值尚能将“豺狼当道，焉问狐狸”作为其构成内容之一的话，那么，今天关于唐骏学位事件的风波，不过是消灭更多的苍蝇，来为老虎们提供更舒适的政治生态；打击更多的狐狸，来为豺狼们的肆志创造先决条件。
狐狸与豺狼、苍蝇与老虎在政治学上的隐喻，其实就是中国“半个瓦加斯主义”的最形象的注释。简单地说：拉美化，是一种政治幸运，“半个瓦加斯主义”恐怕使中国并无法获得这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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