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只有中日关系习惯上被称为“中日友好”？致力于中日外交则被称为“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进而，在检讨战后中日关系史的时候，常常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两国关系一旦遭遇挫折，出现倒退，动辄便一退到底？所谓“人民外交”的“滚雪球”式积累，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性，还管不管用……对所有这些问题，刘建平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以下简称“刘著”）一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而且，沿着这个方向，做了相当深入的开掘。从学术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开拓性的。
比较中日两国对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叙事会发现，相对于日本强调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矛盾、美国的世界战略及东西方冷战体制对中日关系制约作用的“美国冷战政策约束论”或“冷战体制决定论”，中国往往以“民间贸易——半官半民——邦交正常化”的发展图式来图解所谓“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发展过程，从而正面评价“人民外交”的重要推动作用——即“人民外交决定论”。尽管这种基于朴素唯物论的量变——质变观可以部分模拟发生过程，但却无法还原整个过程，尤其对一些关键性“节点”和倒退现象的解释上，屡屡呈现无力感：譬如，为什么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在1972年9月，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为什么在邦交正常化已逾30年，按说“人民外交”的积累已然高度雄厚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倒退？盖此“人民”不复彼“人民”乎？
众所周知，对待日本及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中方历来强调“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即把全体日本人二分为“一小撮”和“广大”两个子集的所谓“区分论”始终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可以对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某种“万金油”般便利的解释，诸如建国后至70年代初期，邦交正常化之所以无法实现，是“一小撮”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右翼保守政治势力长期阻挠的结果；诸如中国之所以在邦交谈判之初，便确立了“放弃战争赔偿”的方针，是出于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和体量，考虑到“不给日本人民增添负担”，等等。这种解释便利则便利矣，但时常呈现出逻辑上的张力，甚至矛盾，往往经不起推敲，而随着历史文档的解密，则破绽百出。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人民外交”是建国后确立的对日外交方针，其实不然。作为一种指导对日外交工作的“外交哲学”或意识形态，可追溯到延安时期中共的日本研究体制和旨在对敌（主要对象是日军战俘）策反的日本人反战运动，而这两项工作，都与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密切相关：野坂参三（Sanzo Nosaka）。
野坂参三（笔名林哲、冈野进），1892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荻市，毕业于庆应大学；1920年在英国加入英共，1922年回国，参与创建日共，后任日共中央委员；1931年，亡命苏联，同时接受日共中央派遣，作为日共代表出任共产国际执委；1940年春，秘密来到延安，与中共合作，组建日本人反战同盟，开展反战运动。由于野坂其人具有日共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的双重身份，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同时又是不可多得的理论家，其“加盟”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据野坂本人回忆，自己在延安得到与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同等的生活待遇。受周恩来、王稼祥的委托，野坂在既有的日本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全面接管并主持重建了中共的日本研究，涉及日本问题的方方面面，培养了一批后成为对日外交精英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野坂创办的《解放日报》“敌情”副刊（半月刊），是毛泽东的必读材料。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毛与野坂常常碰头，甚至让野坂住进自家所在的果园的一处住所，几乎每天都见面。在中共七大筹备期间，毛特别指名把会议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修改稿呈送野坂，征求意见。七大开幕式上，毛致开幕辞，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讲话之后，野坂代表日共致辞；会议期间，在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报告之后，野坂作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讲演，后讲稿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与主要领导人的规格完全一样。
刘著认为，“野坂参三帮助中共开创了正式的日本研究，而且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日本知识和日本观的来源。”对野坂在延安领导的日本人反战运动，正如中共领导人所称“是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起点”那样，事实上，“中日两党（指中共和日共——笔者注）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直接合作关系创造了‘中日人民友好’这一战后中国对日外交思想的历史原点”。它不仅包含特定的历史内涵，而且有基于国际正义的道德前提。由此，刘著推导出所谓“日本人民”的定义：“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日本国民，它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概念，其政治内涵就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因此，‘日本人民’在战前就是以共产党为先锋的反战民主力量，在战后就是受到以日共为代表的反战民主势力影响而坚持严肃清算战争罪行、诚恳反省罪恶历史、自觉承担战争责任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和平友好外交的那一部分日本国民。”正是在“日本人民”的学理概念基础上，中共试图建构所谓“中日人民友好”的逸出普通国际关系学框架的超越性逻辑，并在建国后不久即付诸实施，正式展开了通过“以民促官”、“管民并举”以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漫长操练。为此，从协助滞留大陆的日侨归国，到达成两国“人民间”贸易协定，虽然做了一些互利互惠的双赢性奠基工作，但距邦交正常化的战略目标，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
应该指出，按上述“日本人民”的定义，其正统、有效的组织载体非日共莫属。但由于战后美日统治当局出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和保守化的国内政治需要而展开的“赤色整肃”（Red Purge），加上日共在苏共和中共遥控（主要是前者）下所采取的热衷于暴力革命的过激路线及残酷的内斗，在战后初期便过早边缘化，1951年的党员人数萎缩至1949年的几分之一；翌年10月的大选惨败，连一个席位都未能获得。尽管50年代中期，流亡北京的领导人回国，经过整顿和改组，摒弃了唯暴力革命论思维，多少挽回了一些名誉和损失，但在日本政治格局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国会议席长期徘徊在两三个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日益蜕变成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化想象，代之以奉行议会政治的民主主义国家中时而激进、时而保守，虽然立场摇摆不定，但在关涉国家利益的选项上却与保守政治大致同调的“日本国民”。两者之间有交集，但并不重合，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被中国误认为是‘日本人民’的一部分日本国民，可以接受中国的‘人民外交’利益，却不可能在符合中国利益期望的方向上‘以民促官’”。
也因此，日本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形势和美国庇护下“桥头堡”的有利地形及大陆、台湾“分而治之”的现实矛盾，从《旧金山和约》到“日华和约”，直到《中日联合声明》，不仅以最快的速度复归国际社会，而且在中、台之间精确游走，先与台湾“前戏”，后跟大陆“真练”，在“真练”的同时，却不伤前者的和气；一会是法律解决，一会是政治解决，而无论何种解决，均能确保自身“国益”的最大化；从台湾问题，到战争赔偿，到领土纷争，日本始终没失去什么，诚可谓左右逢源，占尽先机。
随着日、美、苏（俄）等国历史文档的解密，当我们了解到有些历史事实并非像党报社论和历史教课书所宣称的那样的时候，内心的挫败感怎一个失落了得：譬如，1972年7月，始终被中方当成“田中密使”、“和式基辛格”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携日本政府的谈判条件来北京秘密交涉，获周恩来的接见，亲耳聆听并记录了中方关于建交联合声明的草案，而其中所谓“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核心条款，实际上成了后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前提条件（即表明，战争赔偿问题是不容谈判的）。后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的1977年，竹入其人才首次对新闻界披露了自己假扮特使，以私撰的政府谈判条件访华，取得了中方的建交谈判草案后，才作为“礼物”向田中角荣首相和时任外相的大平正芳报告的访华“秘辛”。
而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令人备感历史的无情嘲弄和所谓“人民”论之虚妄的了：1992年，解体后的苏联公开了一份解密档案，指证日共早期卓越领导人、职业革命家、中共“人民外交”论的始作俑者野坂参三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莫斯科诬告当时同滞留苏联的山本悬藏等日日共同志，导致山本在肃反运动中被斯大林冤杀。 是年，日共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会，宣布开除时年整百岁的野坂的党籍。对此，野坂未发一言。次年，撒手人寰。
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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