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忘记。因为时间会毫不留情地抹去我的记忆，使那些本该铭刻在心的东西，也渐渐地模糊起来，或者改变了它本来的面目，失去了原有的真实。
所以，只想趁现在还不算太糊涂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不是为了自己。
谨以此献给天安门母亲。
（一）
一九八九年四月，我正在“十万大军下海南”的商海中“游泳”。碰巧和失散多年的一个叫前进的朋友不期而遇。
我们相识是在一九八一年，那时他还在总参保卫部当干事，有一次到成都军区出差，我们偶然地认识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在成都军区政治部工作，和我的父亲属于同一个部门。当时军区政治部伙食团有个中灶，就是师、团级干部食堂，前进父亲老战友的儿子和我以及前进经常坐在中灶的圆桌旁边吃边聊。记得我们当时聊得特别投机。等前进的公务办完以后他就回了北京，以后我们就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这次重逢我才知道，他转业下地方后，没有去当公务员，而是与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外资公司，主业是销售进口纸张。公司办公地点设在北京民族饭店。
前进是蒙古族人，也有一个很拗口的蒙古名字，很少有人记得清楚。汉名干脆由他爹取了一个这么好记的名字。他这次来海南是接了一笔来自日本朋友的生意，日方想利用海南的天然气候和地理条件，在那里种植一种向日葵，当年收获的种子在第二年拿到新疆去大面积种植。据说这种向日葵产油量是相当的高。所以，有好几天的时间我都在尽地主之谊，陪同前进去乡下寻找合适的种植基地。那神秘的种子我也看到了，黑不溜秋的，籽粒饱满但是特别小。真是不敢相信它们的含油量到底在哪儿。
一天晚上，我们在三角地路边的摊档吃夜宵，海阔天空的瞎聊。当他听说我在商场混迹多年都还是一个“准”穷光蛋时，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便约我和他一起去内蒙古做一笔煤炭生意，他说内蒙古就像似他的老根据地。并且他早就已经为了这笔生意而“上上下下”都打点好了，我们去了就可以速战速决，用一、两个月时间就可以帮助我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就可以跑步奔向“大康”。我听明白了，就是让我陪着他走一趟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赚一笔钱，这就像一次旅行，走着走着，“倒煤”的生意就大功告成啦。
于是，我们找到一家有文化的农民，看得懂说明书并承诺严格按照客户要求种植这些向日葵，就买了机票直奔北京。
事先商量妥了，我们先在北京待几天再去呼和浩特，前进要处理一些他的公司事务，我要聚聚那些北京的狐朋狗友。
记得好像是在四月十八号的晚上，大概九点多钟，我和小虹、梅丁她们一群人在新街口吃了涮羊肉，实在是撑得太饱，因而婉拒了朋友开车相送的好意，自己按照借住的朋友家的大致方向，慢慢的穿过黑暗的胡同往北走。刚刚从火热的海南岛过来，觉得北京春天的夜晚风很大，空气中充满了带着沙土的凉意。我翻起运动外套的领子，把鼻子以下的部分遮住，加快了行走的步伐。天上没有星星，偶尔从一些人家的窗户露出一缕桔黄色的灯光斜射在路面上，胡同里非常安静，一些断壁残垣上可以看到红漆涂写的“拆”字。没有别的行人，只有我的脚踩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发出“踢踏”的声音，当我忽然拐到一条大街上，马上就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那么多黑压压的人群惊呆了。
并不明亮的路灯下，隐隐约约看见路的中央是一些奋力疾走的人影，偶尔有人用似乎故意压低了的嗓子吆喝几声：“同学们，快一点！”他们鱼贯的向南而去。马路的两旁是围观的一长溜居民，一边看着路上急行的那些人，一边在小声的议论着。我有些迷惘地站在胡同的出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一个老太太，她皱着眉头想了想说：“好像这些学生要去中南海请愿……怕是又要有事儿啦！”
“又要有事儿了？”我一兴奋，还打了一个激灵。在海南憋了一年多了，天天与那些连脚趾都并不拢的渔民打交道，已经远离“政治生活”很久了。胡耀邦刚刚才去逝三天，眼前的情景不禁令人想起四.五运动，那也是在周恩来去逝以后发生的事情。难道这次……？
我伫立在街边看了一会儿那些疾走的人，他们应该都是学生，队伍很长，前后不见尾，偶尔有人边走边回答路边群众的问话：“……我们是去为耀邦同志请愿，要求为耀邦同志平反……”。
那个老太太忽然大声地说：“胡耀邦是个好人，可是好人都没有好报哇！”
夜里十一点才回到朋友家里。大轴开门一见我就说：“呵，等了你好半天了，还以为你吃了饭直奔新华门了。”
“我去那儿干什么？谁要接见我啊？”
“你还不知道啊？学生游行、静坐示威了，要为胡耀邦伸冤。”
“路上看见了，……估计也弄不出多大动静，就算是哭着、喊着平反了又能怎么样呢？人都死了，就像那些三、五反运动中被镇压的，给你一个平反证明，不过就是补发一点工资而已。”我很不以为然。坐在沙发上换拖鞋，准备洗澡。
“瞧瞧！这改革开放把你改成什么模样了？”大轴说：“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同志，现在却光知道挣钱啦！赶快到后面看看去，人民群众的那个阵势，你好多年都没有见到过了。”
大轴说的后面就是指政法学院。正好与大轴家一墙之隔。大轴和他老婆魏红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每次来北京，就在他们家当一只“寄居蟹”。如果想住京城北边就在他们家，南边住老季家，如果想图个热闹，就住在西单小虹家。睡席梦思、沙发、地铺我都不在乎，扁担上我都能打呼噜，反正我这个人喜欢在兜里装一把牙刷、几条纸内裤四处漂。这次来北京，前进在民族饭店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可是我实在不喜欢一个人呆在里面。我需要朋友。
魏红从厕所里出来，匆匆忙忙的提着裤子对我说：“我们就等你来着，你出门也不带着钥匙，怕你进不了家，否则我们早就跟着学生去天安门了。”
“嘿嘿，真没看出来，你们这两个个体户对国家大事这么关心哪？小心一点，学生是学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要有点什么事情，可就把你们算作是好吃懒做的无业游民，是公安局严惩的对象。”
我太累了，只想睡觉，让他们两个自己去学院里“看动静”。躺下以前没忘了叮嘱他们俩，如果真要是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别忘了把我叫醒。
我洗了澡，倒头就睡了，连他们俩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知道
（二）
《北京日报》这几天十分活跃，连篇累牍的报道“一些人”试图冲进中南海，而没有用“学生试图冲进中南海”这样的标题。北京市人民政府也发了通告，称“绝不允许任何人借悼念活动之机进行捣乱和破坏，对那些搞打、砸、抢、冲、烧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但是，他们说只有300名学生冲击中南海，这个谎可是撒得太大了。就那天晚上我站在路边看到的也不止五、六百人。何况这还只是一个学校的学生。
街上开始出现标语和传单，说有一个女学生被警察打死了。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不信，我们这个政府虽然不怎么招人喜欢，但是也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个女学生往死里打。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官方说的“交通事故”。但是北京城的一些老百姓被激怒了，到处都在传“一个可怜的女孩子为了人民的改革开放事业而惨遭杀害”！于是更多的人卷入了这些抗议活动，北京的一些主要大街上人满为患，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随后这几天，我们每天的活动就是进入政法学院看那些大字报，听学生演讲。有些东西写得真不错，例如要“法治的国家不要人治的国家，”还说我们现在甚至是处在“妖治”阶段。连“人治”都谈不上。这场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很快就波及到全国。但是按政府通过喉舌提出来的说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打、砸、抢、烧”。从小到大，记得每次都是由政府先开始造谣的吧？
大轴和魏红非常非常的忿忿不平，因为他们那天晚上就在中南海城墙外，西华门门口。“什么打、砸、抢、烧？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才是在造谣，只不过就是堵了交通嘛。那么多警察挽着胳膊横在马路上，也是一样在那里堵塞交通啊。那个晚上的秩序，好的真是没法形容，反正就是没有看到任何所谓的打、砸、抢、烧。”大轴说。而且他们两个最后还是被素不相识的人在黎明前用自行车托回家来的。魏红提起这件事来还感恩不尽：“这事情要是放在以前，谁理你？二十多里地哪！人家顶着大北风带着我们骑了一个多钟头那！”
那天胡耀邦的追悼会，学生们最终还是在天安门站住了脚。当局调来了那么多警察，也没有能够挡住学生们按计划涌进广场。但是，我极其不喜欢看到的那几个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那次长跪。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想法，我觉得起码说明在他们心目中还是把政府看做“天朝”，把自己看得很卑微。大轴替学生开脱，说那只不过是学生想用某种方式“恶心”一下政府罢了。
但是把我也给“恶心”了。
前进把去内蒙的时间推迟到五一以后了，因为那边一个重要的关系在外地出差还没有回到呼和浩特。“顺便咱们也留在北京看看热闹，”他说。
热闹很快就来了。
四月二十六日，沉寂了许久的《人民日报》终于不甘寂寞，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明确地把这次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说这篇社论是火上浇油一点也不为过。它直接引发了四月二十七日的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
二十七号那天，那些学生们凌晨就在郊外的集合点汇合，据说经过简单商量后决定由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大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然后一路浩浩荡荡的往天安门进发！
为了稳定秩序，不要授人与柄，学生纠察队队员前后手拉手的纵向排在队伍的最外边。当局在路上设立了多处阻截点，让警察排着队挽住胳膊横在马路上。看着这个情景，我就想起一句话：螳臂当车。每当学生走到与警察队伍面对面的时候，停下来，学生们先开口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然后高喊“警民一家亲”“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等口号，吐沫星子都喷了警察一脸。我混在旁边围观的老百姓堆里也跟着一起喊口号，或者直接大喊“让开”。开始的几处拦截还是一本正经的，警察和学生推推搡搡，到了后来，学生队伍刚刚走近，警察们就自动撒开了胳膊，让出一条大路来，学生们唱着歌继续往广场进发。
这次游行，比我小时候看见的文革那个时候的游行可是大有不同，一个原本严肃的政治集会在此时看起来是那样的和平，甚至感觉是欢乐的。我最难忘的是旁观的群众与游行的学生那种水乳交融的场面。看热闹的群众们自己买来饮料、西瓜还有大饼油条等等送给学生们。有的学生甚至掏钱付给送食品的大爷、大妈。这种场面，我简直无法想象，一夜之间，能吃饱穿好的几百万民众忽然想起反党了？！
游行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结束。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华灯齐放。我和很多人一样，也是又饥又渴。我一屁股坐在广场的地上，背对着毛主席的那座巨大的停尸房，看着那些终于胜利地通过天安门的、疲惫不堪的学生队伍跌跌撞撞的从面前经过。忽然想到：如果毛泽东突然从后面站起来挥挥手，此时此刻，在这个“亿万人民的心脏”，将会发生什么？那些学生会再度跪下吗？
到了明天，政府会用怎样的托词给自己做台阶呢？
（三）
五一节，我去老季家住了几天。
老季离婚很久了，孩子跟了妈。老季一个光棍住着他妈妈留下的两室一厅，他母亲去逝早，生前是某某区的干部。
我和老季有着一些相似的经历，例如下乡插队、当兵等等，但是他比我年长了许多。他是当年那三万多延安窑洞里的北京娃之一。
我很喜欢和他聊天。在他那里，我们每天可以自由地聊到感觉无话可说的时候，而不管是在凌晨还是下午。困了就睡，一直睡到“自然醒。”肚子饿了，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有时候就弄一盆面疙瘩汤，里面的大白菜还是从楼道里偷邻居的，已经储藏了一个冬天，蔫巴巴的，但是煮出来还是非常甜。有时候用北京特有的那种“千层”馒头，抹上一点王志和臭豆腐乳，满屋飘着屎味儿，可是嘴里却是那个香啊！
老季的性格有点特别，在生人面前总是会显得拘谨不安。喜欢一个人独处。他喜欢手工制造一些东西。他们家里有一个叫“洗衣机”的玩意儿，那是他在文革时当逍遥派的时候自己制造的，缸体居然是用水泥做的。他说当时可是非常好用，就是“声音大了点”。
五一节那天，我们在家里做了一锅“乱炖”，什么粉丝啊、白菜啊、土豆、肉丸子全放在锅里一起煮，就着二锅头，老季翻出他多年积攒下来的东西给我展示，红卫兵的袖标、文革的传单、红宝书、纪念章；还有他的第一条红领巾等等。我们从这些东西说开了，一直说到眼前的形势。老季说，他听说五一以后学生还会有更大的活动，很可能就在五四青年节那天。
我把我在广场看四.二七游行时设想毛泽东站起来挥手的那个奇怪的念头告诉老季，他觉得，现在的学生是特别自我崇拜，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毛的恩泽，也从来不曾有过像我们这一代人对毛泽东那样复杂的心理感受，所以肯定是浑不吝，倒是旁边看游行的人可能会跪倒一大片。
在四.二七大游行以后, 报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付主任何东昌、北京市秘书长袁立本、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坦诚的”座谈、对话，现在学生们的目标对准了“官倒”和腐败。袁木特别代表李鹏总理表明《人民日报》的那篇社论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更有意思的是袁木说我们国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还说只有旧社会才有报纸“开天窗”。
新社会可是连天窗都不敢开呀！我想。
四二七数百万人大游行的人数也被《北京日报》语焉不详的称为“数以万计”的北京高校学生未经批准上街游行。
这几天上海那边总是有“好消息”传来，以江书记为首的上海市委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撤销了总编钦本立的职务。上海怎么总是出急先锋呢？我很容易就联想到了王洪文和他的上海工人民兵。
老季告诉我一些听来的消息，表明党内的那些领导人矛盾深重，由于他们对当前形势的不同看法，从而显示出一种愚钝和束手无策。
“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走啊。”老季说：“看这个形势政府真是控制不了这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场学生运动究竟怎样收场？没一个人有谱。还有就是，如果演变成工运、农运，或者是罢市，又会出现什么结果？说不定又出来一个比五.四运动还要历史深远的事件，你不在现场，遗憾终生哪！”
我的确很犹豫。可是我对金钱的渴望是源自现实生活的压力和需要，而且这笔财富肯定会对我未来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让我放弃一笔唾手可得的财富；我做不到。
我对老季说：“前进分析说最后这些事情总是会不了了之，因为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的运动，就是一场闹剧而已。我也同意他的观点，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嘛。”我调侃地对老季说道：“我估计即使我不在北京，也发生不了什么大事。还有，如果真的有事，你们马上给我打个电话，一个钟头就飞回来了。”
老季有些忧郁的说：“但愿那时候你还能回来，还能进北京。”
五月四日，是我们出发去内蒙的日子。
头一天晚上前进给我打电话，说得到消息，五四这天会有一次比四.二七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提醒我届时肯定会交通瘫痪，一定要提前几个小时去机场，所以，他一定要我晚上回到民族饭店住。
我们是当天下午一点多的飞机，才上午九点多，前进和他的司机就开着他的那辆黑牌照的奔驰在饭店楼下没命的催。的确，大街上虽然还看不到多少学生，但是很多市民们已经聚集在街道两旁，人们的脸上都带着某种期待的神情。
我一进到车里，前进就说“：看看，我没说错吧，这些学生的集结速度并不慢，但是比他们更快的是那些看热闹的，再晚点恐怕咱们还出不去了。”司机小高满有把握的对着前进拍拍胸脯：“前总，没问题，咱们可是北京地道的胡同串子，保证您提前两小时到机场。”
我们一行三人，还有一位前进的女秘书，七弯八拐的绕着人群和堵塞的街道，抵达首都机场。
（四）
我们住在呼和浩特大饭店。这是呼市最豪华的酒店。
当天下午就来了一群前进的哥们儿，全是清一色的蒙古汉子。这些汉子没有什么照顾女士的观念，我们刚刚在晚宴的餐桌上坐定，一个像四川盖碗茶杯那么大的酒盅就伸到我的鼻子地下，简直就像军统特务给共产党人灌辣椒水那样往我的嘴里灌酒。连平时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前进也撕去了伪装，只不过他是自己在往自个儿的嘴里倒酒。我还没有看清楚这直径近三米的餐桌上有些什么美味佳肴，就被这“塞外茅台”放倒了，神志不清之前的最后一个记忆，是看见前进傻呵呵的用筷子夹住一条牛鞭对他的弟兄们说：“咱们蒙古人吃这东西长大，能不臊吗？”
醒来一看，我还躺在餐厅的沙发上。那帮哥们儿仍然围在餐桌上吃喝。“叽里咕噜”的说着蒙古话。我挣扎着从沙发上坐起来，旁边的服务员赶紧递上热毛巾和茶来。然后我就开始一口一口的呕吐，服务员一碗一碗的在旁边接我吐出来的秽物。直到我感觉舒服一点了，前进才突然向我这边挥手：“没事了吧！过来吃饭啊！菜还没有上完呢！”我说我想回饭店，所有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前进叫秘书和服务员把我架回到餐椅上，端了一碗燕窝汤给我，说：“你今天只有忍了，不等着吃饱喝足再跳完舞，咱们都回不去。”
凌晨三点多了，头疼欲裂，被人拽起来在舞池里晃荡，觉得脑浆子都在一起晃。好不容易回到饭店，却想不到马上就要搬走！
原来前进的那帮哥们儿中有五、六个是马术运动员，他们竟然是骑着高头大马潜入这家豪华饭店，那些马儿们把饭店的花花草草糟蹋得惨不忍睹，还拉了一地粪便。饭店保安正在怒气冲冲的查询马的主人。前进的脸已经喝成了猪肝色，脑子居然还十分清醒，立马指挥大家分头挤在几辆出租车里回家。
我们去退了房。总台的小姐一直用惊异的目光打量我们三个满身酒气的人在凌晨四点的时候退房。
我们到了自治区某某厅招待所住下。
“那些马怎么办？”我问。
“嘿，自然有人去交涉，现在不行，一边是醉鬼，一边正在气头上，弄不好事情无法控制。……我们蒙古人都爱马，不会有人亏待那些马的。”前进回答说。
以后的几天，白天我们都在忙于谈生意，晚上就是吃喝、跳舞。前进后来告诉我，这里交朋友都是用酒，不喝不行，但是如果真的醉了，以后他们就不会再灌你了，就像一个门坎，你必须迈过去。否则他们就觉得你不是真朋友，或者看不起他们。我当时是觉得奇怪，我都被灌成那样了，前进怎么见死不救呢！
前进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教我和秘书学唱一段蒙古族酒曲子，他说：“如果你们看见有人端起杯子要给你们敬酒，你们就赶紧哼哼这曲子，对方就得先喝，一定要抢先哼出这个酒曲子，一来二去，人家也知道你们真是喝不了酒的，就没兴趣找你们了。”这个招术非常灵验，一直到我们离开内蒙，我都再也没有沾过一滴酒。
一吨顶级好煤，刚运出挖煤井口是40元一吨，而上了车皮就已经变成80－90元一吨，再运到秦皇岛我们卖出手时就是120－130元一吨了。这中间的差价，绝大部分是为了拿到车皮计划而付出去的。我们每吨可以赚到30元，再去掉一些差旅费，稳赚。一口气，前进签了两万吨的合同，我拿着自己公司的合同签了一万吨。前进真够哥们儿，我一分钱不出，连差旅费都是他先垫着，就等着每个月两个整列的火车往秦皇岛发煤，每一列火车可以运至少两千吨煤，算算，一趟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赚将近五万多块呢！发财的时候到了！
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每天也只能从电视上观看北京的形势。五四那天的游行集会，喉舌报道的只有二十万人参加，真像那个笑话说的“老母猪不识数啊！”那天游行队伍中一些新闻工作者打出的标语令人振奋，如“我们要说真话”、“新闻要客观公正”等等，如此下去，谁敢说工人阶级不会站出来呢？
五月四日，还有一个信号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赵紫阳在亚行理事会年会上的讲话，强调学生的行为是爱国的，是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拥护共产党的；是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的。这和《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定的调子大相径庭。连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些讲话后都有些兴奋，共产党要分权了？
前进往北京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有些闷闷不乐的说：“别高兴太早了，上面有很多还喘着气的老家伙生气了，问题其实更复杂了，赵把党内的矛盾公开了，一点城府都没有……而他在党内的根基太浅了。”
前进的父亲在军委里担任要职，我相信他的消息来源。
呼和浩特的政治气氛平淡了许多，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偶尔有一些学生游行，比起北京来，简直不用提了。我们从报纸上得知，西安、成都、上海、长沙等地都有游行示威活动。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姐，她说有很多学生去人民南路广场集会，然后在城里绕着圈儿游行。口号也是反腐败、打倒官倒等。没有听说有任何打、砸、抢等行为。用她的话说就是看着“好耍”。
我们的第一列运煤火车定在五月十三日发车。签运输合同时，前进说“这第一趟算你的吧，早点在兜里装点钱，走路都踏实。”我感谢了他的好意，但是实在不好意思接受，坚持算作他的那一份。反正第二趟在六月一日就可以发车了，不在乎这半个月的等待。我们计划等这第一趟煤车一发出去，我们就回北京。秦皇岛那边前进已经派了两个人在等着办理结算手续。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空闲下来，我们去游昭君墓，前进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对这个可不感冒，他问：“你们怎么都对这个烧火的丫头感兴趣呢？有那个时间我们可以喝好几杯了。”
剩下来的日子我就记得吃了，中午我们在附近的小饭店随便吃一顿，晚上总是有前进的朋友或者战友、同学来请吃。
（五）
五月十三日下午，学生开始在天安门绝食请愿。
呼和浩特这里也有学生游行，他们走在招待所外面的大街上，我们刚从窗户探出头去，他们就冲着我们大喊：“提高警察待遇！”公安局招待所住的都是公安干警？
十五日，前进的部下从秦皇岛打来电话：我们的第一车煤刚刚抵达秦皇岛，就被煤炭部派遣的工作组扣押了！
前进气得一个劲儿的往秦皇岛那边的关系打电话。“他娘的，我这是军运，怎么也给截了？！”那边也无可奈何，因为这车煤都没有来得及进入军用铁路专线，就被工作组以计划外运煤给没收了！“我们这边的学生主要的攻击目标就是打倒煤倒而不是官倒。”那边说。
晚上，我们第一次没有出去胡吃海喝，在招待所的餐厅里吃了面条，回到房间里通过电视看着天安门广场的热闹景象。
“政治生活又一次妨碍了我的基本生活，”我在哀叹。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哪里会产生什么政治家？政治家本来应该是一种很光明的职业，而不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可是谁又能够躲得过这些中国特有的政治活动呢？前进也没了辙，只说再看两天，有没有什么转机出现。
十七号晚上，赵紫阳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记得他不停地说“我们老了，不行了……，”话说得令人感觉心酸，怎么都有一种临终遗嘱的感觉。
前进摸出几个乾隆币，让我放在手里摇，然后抛在床上，如此反复三次。然后他拿着笔在计算卦像。我们来之前他曾经也算过一卦，是吉象。这一回，他思索了好久，长叹一声：“撤吧！倒煤要变成倒霉啦。”
不得不佩服前进的厉害，我们很顺利的拿回了那笔八十万的煤款，否则就要血本无归。供货方的领导当年是前进父亲的小警卫员，绝对买账，他痛快地说：“那车煤就算是我们给国家完成的计划指标，跟你们没有关系了。但是，以后的供货计划怎么执行？你们得商量好了，给我一个准信。”
五月十八日，李鹏等人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王超华等。我和秘书在房间里看电视，电视上李鹏还是那样板着脸，端着一副“我是谁”的架子，眼神里充满了对学生代表的蔑视。时不时的还晃悠着两条大腿。前进忽然敲门进来，说：“我老爹被从北戴河叫回去了，看来军队真是要介入了，咱们得赶紧回北京，晚了没准还进不去了。”
“有那么严重？”我有点吃惊。
“现在看来当然严重，咱们先回北京再说。”
前进叫秘书赶紧订机票。
动身的前一天晚上，又是他的一帮哥们儿来送别，餐桌上，他们聊着这个“盟”和那个“盟”之间的从古到今的历史争斗，我却发现一种“油”面条特别好吃，是我在内蒙古感觉最可口的一样食物，自顾自的吃了两碗，被旁边的一个蒙古汉子发现了，一把抢过我的第三碗，着急得他半天也说不出完整的汉语句子：“你、你狗日的……我、我不吃、你不吃、不能吃……”，前进见了，赶紧说：“这种面是好吃，但是绝对不能多吃哪怕一口，到了胃里它要膨胀，有人就被它撑死了，幸亏我们这个哥们儿发现得早——嗯？你吃了多少碗啦？”
“两碗。”
“我的妈呀，你赶快吃点消化药吧。”
“没有问题吧？我是大胃，下乡的时候一顿饭吃过一斤二两米饭外加一个红薯。”我很不以为然。
二十一号下午，我们回到北京。
在首都机场，不见小高开车来接，他打来电话，沮丧的说：“我这胡同串子也不顶用了，到处是堵解放军的人群，还设了障碍，人家见我这黑牌车，拦住动员我让撤资呢！对不起了老板，您想办法进城吧！”
我们叫了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好了，随便他绕，只要能绕到离民族饭店最近的地方就行。
才开出机场，一个三米多高的标语牌立在马路中央，上面用墨汁写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深思。改了一个字，治蜀变成了治国。
到了民族饭店，我迫不及待的要见到我的那些朋友，大轴迷迷糊糊的接了电话，说他们昨天晚上在大街上奋斗了一夜，才刚刚上床睡觉。“你看着吧，当兵的进不来！”说完了还让我去他家吃晚饭，然后一起去参加“抵抗军队入城”的活动。老季在电话里让我先去他家。这老夫子在电话里都显得有点激动。可是我这个时候却开始止不住的腹泻，两个小时就去了五趟厕所！就是因为那两碗油面。
市区里所有的公共交通都陷入瘫痪，而我却拉得浑身无力。我挣扎着走出饭店，想试试大街上是否像大轴说的那样，自行车可以招手即停。果然，当我还犹犹豫豫地举起一只手来，马上面前就停了一辆自行车，一个中年人叉着两腿笑眯眯地问我：“小妹，您想去哪儿？”
“天坛东门。”
“上来吧，坐稳了，我骑得快！”
嗨，这真是比过去还方便了。我一溜风的到了老季家。
（六）
进得老季家门，我又先去了趟厕所。
老季听见厕所里传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去里屋翻了一阵，拿出来一个小牛皮信封，倒出几粒药片，说是酵母片。我扔进嘴里就嚼，怎么那个味道就像是吃石灰粉？再仔细一看，在那个信封上居然还印有××革命委员会的字样，我就知道坏了！老季腼腆的一笑：“这是我去延安串联时我妈妈给我装在背囊里的……。”我一不小心吃下了这些“出土文物”，可是老季还一本正经的说这药肯定管用。“那些酵母菌可是早就死了呀！你这是在让我雪上加霜啊！”我简直被这个迂夫子弄得哭笑不得。
老季的同学老谭来了。他在区政法委工作。这两天，北京的天气突然热起来，老谭就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圆领老头衫，一条肥大的军绿裤子配一双白边布鞋，兜里装着二锅头。我从来没有在他的办公室见到过他，无法想象他穿着西装是一副什么模样。而他总是说：那肯定是一副假像，不看也罢。
老季听说了我的“倒煤”经过，也不禁为我们惋惜。“嗨……！”我长叹一声：“就多给我几天时间，我他妈的就是小康人士了，看来我这辈子可能就是没有发财的命！海南公司那边本来也谈了一个建厂的项目，投资方是个台湾人，想在四川建一个竹制品厂，已经去了一趟四川考察，合同也签了。可是前几天那个外商发了一个传真来，说鉴于大陆目前的状况，项目暂缓，这不是明摆着又吹了！”
小桌上摆了一碟蒜肠、一盘烤麸、一盘凉拌心里美，还有几个馒头，我们三个边吃边开始讨论“学生运动往何处去”的话题。老谭说，前几天有一帮文人发表了支持学生运动的申明，领头的是《新观察》的主编戴晴，还有刘滨雁等十几个作家，其中还有李陀。说到李陀，我倒认识他好几年了，先认识他的妻子张暖昕，然后才认识他。印象中他这个评论家曾经有过比较复杂的经历，吃过不少苦，一次在他家里聊天的时候，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在工厂和农村劳动的故事，并为此而自豪。“你看着吧，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够改变中国。我们是中国未来的脊梁。”他颇为豪迈的说。现在，也许是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一个绝好的表现机会。
老谭有很多观点与我和老季有着太多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在官场上混，在我和老季看来，他是个即得利益者。老谭看不惯这些学生的一举一动，认为目前所有的一切表象都是在哗众取宠，是在作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丝毫帮助，反而会妨碍民主进程。
“你们看那些学生，前门口那个肯德鸡餐馆全是他们在里面吃，从早到晚挤得满满当当的，还说绝食呢！再说了，他们哪儿来那么多钱吃洋快餐？就知道花父母的血汗钱，还没有参加工作就已经腐败了！”老谭坚持他那个观点：眼下只有共产党适合统治中国；也只有共产党能够治理中国。而我和老季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是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算是一个突破，仅仅是一种进步；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停滞不前了，因为现在的政治体制已经明显的成为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绊脚石，说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腐败？经济改革已经成为腐败的温床。谁来监督和制约执政党？别再提什么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啦，那八个组织的活动经费还是依靠共产党拨款，他们哪里有资格和底气去同共产党搞什么协商？！
但是，现在的中国，哪个组织有能力成为第二大政党甚至是第三政党来和共产党抗衡呢？广场上人多，声音也杂，方励之、万润南、还有藏在国外的胡平、全国高自联、知识分子联合会等等，怎么看都是鱼目混珠、群龙无首。只有一点是我们的共识：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令》，无论如何是一个不得人心的决定。我们有一点是持相同看法的：军队是御外的，不是对内的。
我们在猜测军队是否能够顺利入城？以及入城以后又能够作些什么？夜幕下，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嘈杂。
“怎么着，喝差不多了吧？咱们也去外面遛遛，迎接解放军进城吧。”老季提议。
老谭起身，把杯底的那点二锅头嘬了，说：“我就不去了，明天还要上班，交通不便，现在得提前一个小时离家。”
“算了吧，你敢上街吗？早就听说你们有内部规定不准上街游行，否则别说是升官，连党籍都保不住了。饶了你了，我们这些反革命也不缺你一个人”。老季说。
下了楼，老谭哼哼唧唧的憋出一句话：“你们哪，还是悠着点儿，相信共产党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否则怎么能打下这个江山？那个，和平与稳定，对谁都没有坏处。小心照顾自己啊！”他骑着一辆咣噹作响的自行车穿过人群的夹缝走了。
整个崇文大街上的隔离栅栏都已经被激动的人们扭成了麻花，有些干脆被横放在马路中央。人行天桥上挂着巨幅标语：“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全体市民行动起来，保卫北京！”“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
我和老季一直走到已经是人山人海的崇文门，沿途看见许多老头老太太腋下夹着一根擀面杖、手里拿着一个搪瓷脸盆在那晃悠，很是觉得奇怪。一打听，才知道这些老人们自告奋勇的守夜已经好几天了，他们说，晚上大家可以放心睡觉，一旦发现解放军的影子，他们就敲盆儿示警。
“天哪，已经把解放军当作日本鬼子来对付了，我们多像生活在晋察冀边区啊！”我感叹到。
（七）
我决定搬去小虹家住。因为那里紧挨着长安街。确切地说，就在六部口附近。
老季不同意：“真的要是部队进城，还是我这里看得真切，38军得从南边来，而从南苑机场去天安门必须打我们这儿经过。”就好像他亲自在调兵遣将。我还是不改初衷，除了因为小虹那里离长安街近以外，还加上我们已经快２０多天没有见面了，上次见面还是吃涮羊肉那天晚上。小虹在电话里说她男朋友郭同去外地出差了，就她一个人在家，闷得慌。让我“赶紧过去。”
老季推着自行车拉着我的行李，带着他十一岁的儿子。记得走到天安门广场上，站在群雕下面，老季手搭凉棚，举目四望一阵，看着“呼啦啦”的飘扬着红旗，很深沉的说到：“我最近经常带着孩子来广场看一看，我感觉中国又要发生一件大事，让孩子亲眼目睹这个事件，将来他会觉得骄傲的，至少不会觉得他老爷子是个白痴。何况，我敢断定，放在长长的历史当中，这次事件的深远意义，在将来的史书记载中绝不会亚于五四运动。”
老季这段话让我思考了很久。
小虹小我好几岁，她和男朋友住在西单辟才胡同一个大杂院里，那些由不同年代自己动手搭建起来的小砖房和毛毡棚把院子割裂得七弯八拐、凌乱不堪，至少有十多户老北京挤在其中。其实这个院落最早应该属于某个大户人家，只是在近代才变成这个样子，原来的主人已经没有人知道是谁。大家知道的是共产党、毛主席给劳苦人民分了房。
小虹家的房子面积一共不到二十平米，还用布帘子隔成两个房间，在进门儿的地方，搭了一个小小的偏屋作为厨房。虽然房子小，但是被小虹拾搂得很舒适，地上是一色的红地毯，小巧时髦的板式家俱，墙上挂满了纤尘不染的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和画，加上小虹有点洁癖，地毯上愣是毫发未存。最庞大的两样东西就是里屋地上放着的一块席梦思和外屋的一个电冰箱。小虹也是烟民，所以在窗户上开了一个口子，安装了一面排风扇，另外，屋里好像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巨大号的烟灰缸，我就怕有人嫌我的烟灰抖落得到处都是。
小虹和她男朋友郭同就在胡同口那里开了一间小书店，主要以卖学校的学习教材为主。
老季卸下我的行李，坐了一会儿就带着孩子又奔天安门去了。
才二十几天没有见面，小虹不停地说个没完，说前天晚上他们在街上如何堵军车；并且成功地把军队挡在二环以外。还说百姓和战士们是如何的水乳交融，俨然是一副军民鱼水情的场面。我仔细的倾听，记住了这样两件事情：那天半夜时分，从光线黯淡的长安街西面，有几辆没有牌照和任何标识的大巴入城。其中一辆打头的突然停了下来，司机操着浓浓的外地口音问路边正夹着擀面杖和面盆晃悠的大妈：“请问大娘，到天安门怎么走？”“往东一直——”。大妈忽然警觉起来，半夜三更开着大巴直奔天安门的人可不多见。大妈凑到车前，踮着脚扒着窗户往里细看，然后就拼命敲开了面盆；一边扯着嗓子高喊：“解放军进城啰！快来人哪！”人们呼啦一下围了上去。附近大楼里跑来的居民甚至只穿着裤衩和拖鞋。车里面端坐着的那些军人都穿着衬衣，把军装脱了放在膝盖上，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过去日本鬼子在中国的遭遇会在他们身上重演。军车不得不停在那里，一些百姓拿了席子铺在汽车底下，上面躺着一排排的人。等到天亮时，有大妈大爷给闷在车里的军人送去稀饭、馒头，还有人送去西瓜和汽水。
再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我自己认为这就是飞虎队的起因。
政府出动好几架直升飞机盘旋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铺天盖地的往下面撒传单，也就是那个由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而且一天之内接连发布三道令，连空气中都能够感觉到萧杀的气氛。直升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把广场上的人从喉管里发出的呐喊压了下去，所有的人看上去就像一条条饥饿的鱼，只见张嘴没有声音。不知道是哪个骑着摩托车来到广场的人率先发动了摩托车，并且拼命地轰大油门，紧接着，全广场上的摩托车都如法炮制，广场上顿时烟雾腾腾，人们非常激动，觉得终于可以与悬在空中的直升机抗衡了。随后，那些摩托车自发地组织起来，威风凛凛地围着广场绕圈子，一些学生也不失时机都举着标语站在摩托车上面，人们又统一唱起国歌来。
其实，这就是后来被当局称为“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纲领”的飞虎队的成因。飞虎队后来之所以成为当局最为恨之入骨的群体，是因为其在此后的日子里为学生组织传递消息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在六四行动之前就把飞虎队干掉了。说起那天我们还差点被一起干掉。
小虹说着说着，天也就黑了。我们就在胡同口的那家兰州拉面馆吃了碗香喷喷的牛肉拉面，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奔木樨地方向去。我想亲眼看看那些被阻截的军人是什么样子。
百姓阻截的那几辆军车还在原地，被人群簇拥着。有辆大巴车门开着，一个低级军官坐在梯口，两条腿搭拉在地上。和车里面的其它军人一样，他们只穿着一件衬衣，还摆着姿势，真够辛苦的，军装和军帽仍然放在膝盖上。围着的人不断往车内递进去汽水和西瓜，有些战士接过汽水咕嘟咕嘟的往嘴里灌。那个军官斜脸看看，想说什么又没有张嘴。一些人不停地在给他做着“思想政治工作”，让他把车开走，“哪儿来的还往哪儿去。”突然有一个小伙子挤到他面前，大声咆哮：“人民军队是御外的，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甭跟你废话了，你们滚出北京去！”军官看了看那个小伙子，气呼呼的说：“我们并没有镇压百姓，我们武器都没有，只是服从上级命令。”
“你服从谁的命令？”
“我服从上级的命令。”
“谁是你的上级？”
军官停顿了一下，轻蔑地说道：“你没有当过兵吧？所以你根本不懂。”小伙子挺有耐心的回答：“告诉你我不会当兵，抓壮丁也不去。”
“那你当然不明白什么叫执行命令。”
“告诉你了，我不会去当兵，更不会去执行这样的命令。”
军官也有点急了：“如果你是当兵的你怎么办？”
“老子会当逃兵，就你这怂样你敢吗？”
军官气得跳下车来，指着小伙子的鼻子：“你！……你他妈的无理取闹！”
人群里有人喊：“解放军要打人了！”“揍那当兵的！看他还敢那么横不！”刚才还比较平静，现在闹哄哄的。
我看着那个小伙子把那军官伸出来的手臂压下去，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他就转身挤出去了。一些大爷大娘七嘴八舌的对那个军官说：“你好像还挺有理儿的，还不知道自己错了，嘴还那么硬啊？真把你打了，你怨谁去……？”
我和小虹从人堆里退出来，推着自行车往回走。小虹说：“看见了吧，我们北京市民有多勇敢，而且还很克制的。”我说我倒觉得那小伙子很有幽默感。我们边说边走，不期然的在民族饭店附近遇到了小虹的老朋友老九。这个老九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听说他父亲是个建国时期的部级干部，文革中去世了。留下一栋北京老院让老九住着。家里是清一色的红木老家具，可就是铺满了尘土，老九估计快50了吧，还没结婚，好像从来也没有工作，更没有做什么生意。但是从来也不怎么缺钱花。他的全部生活就是读书和旅游，这也是我羡慕的人类最高生活境界。每次和他聊天，我可以不吃不喝不撒的坐在那里一直听他说下去。
眼下他正骑着自行车从广场方向过来，看到我们他一骗腿从自行车上下来打招呼。我问他：“难道你也堵军车去了？”
“呵呵，哪有那闲功夫？我今天刚刚剪辑了一盘好带子”。他从篓筐取出一盘带子晃了晃。“什么带子啊？”我很好奇。“你不会对毛片感兴趣吧？”“告诉你吧，是年初我在西藏拍的天葬录像。”小虹一听就说“我要看，一定要看，到你们家去放吧！”
看完录像带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小虹为录像里的那些镜头折磨得难受，嘴里不停地说：“那不就是千刀万剐吗？怎么会有这种习俗？残忍啊！惨不忍睹啊……！”我小时候在西藏生活了几年，这些已经对我没有什么震撼力了。小时候听老爸说，50年代在拉萨的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就有据说是过去的农奴声泪俱下地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们天葬的权利，我们翻身做了主人……”。其实，文革期间藏人的天葬活动是被剥夺了，被迫转为地下。
我脑子里盘亘的却是老九好像不经意之间说的那句话：“……用部队来镇压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了。”我相信，老九他把当权者的骨头都看透了。但是“用部队来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我有点不寒而栗。
（八）
接下来的日子里，去天安门广场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
早晨睡个懒觉再起床，胡乱地吃些豆浆、油饼就出门。晚上就和郭同、小虹三个人同乘一辆摩托车加入“飞虎队”的行列。
那天，郭同在一张白布上用红色油漆画了一个大大的心，心的边上飘着十一条红带子，他说那代表着十一亿中国人，我们用一根棍子挑起这面旗，绑在摩托车的后面。每当晚上吃过晚饭，就会去广场，跟随着大队人马在广场周边绕圈示威，声援学生。其实我也没有见到什么“飞虎队”有纲领、有组织的行动，好像都是临时有人吆喝一声：“去八宝山啊！”于是大家都跟着轰隆隆的往那边开，来去自由。如果说有点区别的话，那就是一般都会主动让排放量大的摩托车走在前面。有时候看起来大家是在举行摩托车比赛，其实哪有什么纲领啊？用郭同的话说就是“谁的摩托车马力大谁就是头一号爷！”
在那般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因为摩托车的横冲直撞而出交通事故，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奇迹了。
这好像成了那动荡的时间内我们生活中固定的那一部分。
尽管学生和一些市民在各个主要路口设卡拦截军车或者他们认为的可疑车辆，但是对公共汽车、送菜、送奶等等这些保障城市基本生活用品的车辆还是予以放行的。胡同里依然传来大叔悠扬高亢的吆喝声：“北——冰洋的汽水——罗”。那些补锅的、弹棉花的小贩亮着嗓门儿慢悠悠地在胡同里招揽生意。广场上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没有多少关系。满大街卖煎饼果子的摊位生意红红火火的，那也是我们中午充饥的主要食品。
五月二十三日这天来临了。
此前到处都有人在传，这一天是世界华人大游行的日子。我和小虹、梅丁商量好了，这天要早一点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或者叫看游行，抽时间一起去吃肯德基。都快上午10点了，好不容易才看到梅丁浓妆艳抹地出现在眼前。我说这是去参加游行你怎么打扮得像约会？她说：“人家真的是刚刚认识了一个美国小伙嘛，他对我很认真的……”。原来她下午是要去北京饭店见她的第N个外国男朋友。
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一路上小虹都在嘟嘟囔囔的说国产越野自行车质量就是不行，哪儿都咣咣响，还老掉链子。她惦记着托朋友帮她买的进口自行车到货没有。路过新华门时我们停了一下，让梅丁看着车子，我挤进人群想看看学生是怎么和御林军对峙的。
新华门还是那个新华门，两边的墙上成八字排开写着那两句著名的“万岁”，门下照例站着两个笔挺持枪的军人，与平时不同之处是门前中央横着坐着两排军人，有一个排的兵力。隔着差不多20米，就是跟他们对峙着坐在地上的学生。围观的人群里不少人举着大字报和标语。学生中不断有人念着稿件，对着那些“泥塑人”宣传“人民军队要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党。”我看见有个穿着白大褂貌似医护人员的也在那拿着个相机拍照，只拍学生和围观的人，不拍当兵的，而且一点儿也不心疼胶卷。我拍了两张照片就挤出来指着那个白大褂对小虹说：“你信不？这么多人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化装便衣呢。咱们还是赶紧去广场吧。”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此刻是人山人海，红旗猎猎，几乎能够看到全国的著名大学都有一面校旗在蓝天下飘扬。正因为中国人喜欢打旗帜、竖标语，所以广场看起来越发喜庆。
但是当你走近了，可以说就是乱得很。很明显，那卫生状况是越来越差了，到处堆满了垃圾。那些食品包装，废弃的标语，还有遗弃的衣物。刚刚从香港送过来一批花花绿绿的圆形帐篷，学生们正在组织发放。一些简陋、四面开口的帐篷即将被淘汰，从那些破口处可以看到有些学生在蒙头睡觉，有些在蓬头垢面的吃东西。那个英雄纪念碑下才是指挥中心，有些看起来是外国记者的人站在上面。一般老百姓上不去了，四周有学生纠察队。
我苦笑着对小虹说：“我们既不属于学生也不属于工人阶级，更不是北京市民，（小虹的户口在河南）我们只能算是当局说的‘社会闲杂分子’。
我在猎猎飘扬的旗帜中看到一面“四川大学”的旗帜，就凑过去和那面旗下的一个学生聊天。他不到20岁，一脸疲惫，头上扎着一条脏兮兮的写着“国殇”的头巾，我直接用四川话和他交谈，谈着谈着，我才发现他什么都不懂！他也许是一路喊着口号到的北京，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什么人才是官倒？官倒产生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多腐败？当然他可以把一切都归为没有民主。我问他每天这么待下去怎么办？他说他打算回去了，在这儿的确没什么可干。每天就是游行，喊口号，饭是吃得饱，就是没有点儿，他还给我说了几句他们用四川话编的顺口溜：“小平小平，八五高龄，还在执政，啷个得行！”
和他分手时我以一个成年人的姿态鼓励他回家，“等学习好了本领再来兴风作浪吧。”
那天不知道怎么了，老是有人把我们当学生——我肯定是挺像老师罗——经常有人往我们怀里塞纸盒包装的果汁，或者端着稀粥举到面前，我们需要不停地解释，后来也懒得说了，接过来再转手交给广场上的任何一个像学生的人。
游行不知不觉的就开始了，人们从西向东而来，然后又在广场上反时针的绕着圈子，说实话，没有人不被那种豪迈的气势所振奋，光看见那些写着参加游行的单位名称就让我激动：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央电视台、社科院……。那些党的喉舌也来声援学生运动了，更别说那些带着中央字头的单位多如牛毛，记得还看见有些电影演员和名人站在车上领头喊着口号，每当他们过来，都会引起一阵笑声和更大的欢呼声。
中午，忽然有三个男人往挂在天安门城楼老毛的像上扔鸡蛋，其实当时我们三个就站在广场东北角，离城门并不远，却只看见一阵骚乱不见具体的人物，周围马上有人在谈论往老毛像扔鸡蛋的人是不是戒严部队化装来捣乱的？具体说就是来给学生栽赃的？还见到有学生表白“他们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和毛主席有感情”。更多的人在说这事情“肯定是坏人干的。”我们撑着小虹站在一个水泥桩上往那个方向探望，我好像从人缝里看见陈铎拿着一个话筒一下就不见了，小虹说看见陈铎和那几个人还有高自联的都进到一辆公共汽车里了。周围都在传说陈铎和高自联的人可能会在车里审问那几个人。我觉得好笑：陈铎怎么会审问什么人呢？可能是采访吧？一会儿又有人说把那几个人交给警察了。反正广场上每一个角落都在飞快地传说着不同版本的故事。说来也真是巧了，正当那些天安门管理处的人正在更换被污染了的老毛像时，忽然狂风大作，刚刚还是艳阳高照，一下子天就黑了，而且雨说来就来，我看见那些在站在梯子上的人吃力的试图用一块雨布遮住被污染了的那副像，很狼狈的，我一瞬间觉得好笑：让雨淋了不正好洗洗干净还不用换了？
雨下得好大，我和小虹——梅丁已经去北京饭店约会了——只能奋力的跑向历史博物馆，虽然因为那幢建筑物太高大，其实为我们挡不了什么雨，倒是可以挡住一些风，因为我们浑身上下瞬间就湿透了，感觉到有些冷。
雨停了，太阳又出来了，我们居然比较顺利的就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我决定去崇文门那里的一个小区见见我的朋友王云，早就听说她和她丈夫要移民加拿大了，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动身，她可能还不知道我来了北京，我想跟她聊聊。而且就在当天晚上，四通饭店有个讲演。据说有万润南、戴晴、刘滨雁等都要参加，我想去听听，最近消息挺多也很乱，直接和这些人见一面，听他们怎么说。我还想拉着王云一起去。我之所以得到这个会议的消息，是因为我认识四通公司的一个副总，他是军界一个重要人物的女婿，其实我也是通过王云才认识他的。
和小虹在广场分手后，很快就到了王云家楼下，她和父母住在一起，崇文门的部长楼里面。乘电梯到了她家里，先和她家老人打了招呼，闪身就进了她那屋，看见哪里都是箱子，乱糟糟的，原来她真是要走了。
王云大我好几岁，是从海军转业的干部。转业干部没人喜欢，她起初被分配到一个什么工厂当仓库保管员。后来她完全靠自学学得一口好英语，居然自己去一个外企应聘，得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那可是在1984年的事情。
大半天我都没怎么喝水渴得要命，一边拼命的往嘴里灌水，一边关心问王云她们什么时候走？顺便我还很激动的向她描述广场上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我说革命要成功了，民主就要在中国实现了。我还说王云夫妻这个时候走简直就是一种遗憾，而且他们无意之中还成了大革命中的逃逸者云云，我一点也没注意她的脸色，等我把那个巨大的冷水杯从自己脸上拿下来时，才看到王云满脸不悦。她说：“简直想不到你跑北京来正事不做，跑去和一帮学生混在一起干什么？你不知道党内斗争有多复杂么？”我说争取民主不管是谁当政都是好事，好像还说了“匹夫有责”等等，她根本不管我说什么，就是说我是瞎胡闹、赶时髦，简直就是无知，冲动。我只好把刘大哥抬出来了，我说我当晚就要和刘大哥见面，在一个民主人士的聚会上。王云听了更来气了，她说“你们根本就是糊涂透顶，包括你刘大哥更是个大糊涂！这场运动根本就是要革我们这些人的命，就是冲着我们这些所谓既得利益者来的，再说直接一点那些人就是要把共产党赶尽杀绝！这样闹下去将来的事情还很难说呢，结果你、还有你的那个刘大哥，居然不退避三舍，反而还和那些人混在一起，真是好赖都分不清了！”我看她真生气了，一下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更是感到很尴尬，我心想：我老爹也不是什么大干部，不像王云的父亲和刘大哥的岳父，他们才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我怕什么革命呢？而且，王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思想很偏激的，对社会很多现象是疾恶如仇的，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臭味相投的。怎么现在她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僵了一会儿，一时竟找不到别的话题了，正好王云的丈夫伍大哥回来了，一进门就在嘟囔“外面的人都是疯子”。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本来就累了大半天，现在情绪上又受到打击，我忽然感觉特别困。于是我就告辞，王云把我送到楼下，要我答应不去四通饭店，她说她还要给刘大哥打电话，让他清醒一些。我们约了6月初聚一聚，到全聚德吃个烤鸭，也算告别宴会，因为他们在6月中旬就动身移民去加拿大。这一别还不知道哪年哪月还能再见面。
（ 九 ）
以后几天，我和小虹都基本上没怎么去广场。郭同也出差回来了。眼看学校要放假了，作为书商来说，尤其是他们是以销售教材为主，正是要抓紧时间和订户签合同的时候，郭同整天忙着去各个学校找人拉关系，记得他说现在人怎么都他妈的那么和蔼可亲啊！学校大门也比往常容易进了，不相识的人见面打招呼亲密得很像一家子。希望此情此景常在。
直到5月30号那天（还是31号？）听说广场上竖立起来一尊民主女神像，我们赶紧又去了广场。
首都市民还是热心不减，一路上都看见提着暖水瓶，或者用三轮车拉着绿豆汤的大爷大妈。我们到广场上正看见几个头上包着毛巾的老太太，坐在三轮车上围着一个保温桶嘴里还哼着豫剧腔来广场给学生送酸梅汤。小虹老家在郑州，我赶紧让她仔细听听老太太在哼哼什么词儿？她说好像是在唱自编豫剧“同学们受热俺心疼”。再问那个骑三轮的小伙子，原来这些老太太还真的是从河南来慰问学生的，那小伙子是其中一位老太太的儿子。这一路上可是受罪呀。
自从那场大雨以后，北京的气温就腾腾地往上串，广场上开始每天都有人中暑。说真的，我自己都觉得这场运动看不到结果。政府是那么愚昧和蛮横，派来的部队虽然被挡在了城外，都驻扎在帐篷里，听说那些士兵正在被洗脑呢，比如突击入党、入团，还有人说上级在组织这些士兵拿着地图学习怎样找到天安门广场，免得再出错。不管这些传闻是否属实，有两件事实没有变：部队没有撤走，还是大军压境的势头；学生也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人数也没有减少，而且还不断的有学生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支援。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了吧？从4月份以来它就成了最多目光聚焦的地方，不管是戈尔巴乔夫的外事访问；还是万里从国外回来，这里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本来我也像很多人那样，以为“迎万里，开大会”就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学生撤走，政府撤军，大家坐下来谈民主，谈轮流执政……。结果一切都没有发生。
31号的广场上，高自联的大喇叭一直在很动情的广播《大哥哥大姐姐给小弟弟小妹妹的一封信。》“……明天，是你们的节日，你们来吧，和你们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看看你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是怎样在为民主自由而斗争”。……“我们也许会牺牲，虽然我们不情愿，因为我们是热爱生命的，但是，如果能够为你们争取到民主和自由，我们就会心甘情愿的献出我们的生命！”说实话，听到这些真的很令人感慨，唏嘘不已。
晚上，郭同少有的很早就回家了，吃完饭我们三个人擎着郭同制作的那面旗帜，同乘一辆摩托车在长安街上转了几圈，开摩托车来的人越来越多，走在后面实在呛得受不了。小虹忽然提出要去北太平庄一个朋友家里看看，因为那朋友刚刚买了一辆进口山地自行车，小虹也想买一辆。正好大部队开到复兴门，郭同一打把就往北去了。
晚上回到家里，人还感觉很兴奋根本无法入睡，喝着茶，郭同忽然主动跟我讲起他的个人经历来。
其实那时候我和郭同也才刚刚认识两年。1987年我和几个成都的朋友在北京办家具厂，因为找场地困难，八方托人，最后经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郭同，他当时在一个报社打杂，后来也是他帮助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场地。自那以后我们关系一直处的不错。以后他从那个报社出来自己开了一家书店，以做教材为主，生意还算不错。因为各自忙碌的原因，我们还真的没有时间讲诉个人以往的故事。
郭同自诉——
我上高中的时候，成绩在学校都是数一数二的，那时候整天忙着复习，信誓旦旦的非北大不上。我们家就我一个独子，父母也不想让我离开北京，所以一定要考上北大。
就在复习准备考试阶段，我们前院那个王大哥出了事儿。王大哥30多岁快奔40的人了，还是老光棍。他单独一人生活，几乎不怎么说话，不太会交际，但是手特别巧，他住的那30平方米的房子，塞得满满的都是他自己打制的家具，都是最时髦的板式家具，连自行车都是自己拼装的。这种人在单位也是那种只知道干活不会巴结领导的人，所以领导从来也看不上他。有一天，为了一件小事领导非要拿他说事，可他又不会和领导沟通，闷在心里又发泄不了，最后起了一个报复工厂的念头，他想把车间里的设备破坏了。自己一个人又办不了，于是他来找我。平时王大哥对我很照顾的，好吃好喝的从来不会忘了我，还给我买电影票、买书，他来找我说只是让我帮忙望风，并不直接干什么事情，我能不答应吗！所以在一个晚上，半夜三更的我就和他去了他们工厂，他踩着我的肩膀翻墙进去，让我在墙外等着。我等了好半天，突然从上面掉下来一捆东西，接着他也跳下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说话，联防巡逻队突然出现在眼前！
以后的事情就惨了，原来他进去以后看见哪个设备也舍不得砸，那都是他平时使用的家伙，很有感情的。他在里面磨蹭半天最后扛了两台电风扇，还顺手抄了一张帆布裹着，心想这么大热的天总算让你这几爷子没得扇呼的，没想刚刚骑到墙头上，正招呼我接东西呢就遇到了巡逻的联防队，正好人赃俱在，抓了个现行。
我自然而然的成了同案犯，那年我还没满18岁，本来被判了劳动教养一年，也是运气太背，还没来得及转到劳教农场又遇到严打，一切都要从重从快，又给加了一年刑期，我倒是在狱中长大成年了。一次监狱田间劳动遇到该我值班时有犯人逃跑，又再加一年刑期，这样我蹲满了三年，大学是上不了了，但是社会少了一个大学生，多了一位早熟的社会青年……
就在郭同讲完他的监狱生活，已经是下半夜了，我们那段时间一直保持开着电视的习惯。这时候北京电视台突然宣布“捣毁了飞虎队……”我和小虹、郭同当时都面面相觑，半天无语！
后来听说那天晚上当局精心安排了一场骗局，由戒严部队穿上首钢工人制服，打开大门写着标语欢迎“飞虎队”来厂宣传革命道理，这些“飞虎队”本身就是群龙无首，哪里懂得请君入瓮的骗局！当他们在为工人阶级终于要挺身而出而感动时，就被“工人阶级”打倒在地，然后给捆得结结实实送进监狱。
我们侥幸逃过那一劫。事后多年还在感谢小虹那天晚上鬼使神差的想起自行车的事情来，那使我们免去一场牢狱之灾。
（十）
六月二号，侯德健、刘晓波宣布从下午4点起分别进行72小时和48小时绝食。
六月三号，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早晨9点多和小虹一起在胡同口吃了一碗兰州拉面。街上人特别多，到处都在传说部队随时都准备强行入城。有说从南边来，也有说从西边过来，每个说这些话的人都好像自己是总指挥似的。
已经连续很久了，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晃悠，好像已经产生了某种疲劳症。至少我感觉自己已经很麻木了。但是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同往日，好像已经交通瘫痪了，西单已经塞满了熄火的公共汽车、电车，还看到一辆大货车，大概是给华远公司在西单附近一个工地拉设备的，此时也已经停在路边。人越来越多，连自行车都不能骑只能推着。每个人都好像是消息灵通人士，汇成一堆消息就是说部队昨天晚上已经佯攻进城，但是被市民和学生成功的堵在了各个主要交通路口上。
因为我和前进有个约会，所以我直接去了民族饭店。
敲开办公室的门，看到前进一干人都是一张张严肃的脸。一见到我前进就说：“可能真的要行动了。”
“怎么就那么肯定在今晚呢？”
“把我爸从北戴河弄回来了。”
前进说过他爸爸一直以小病大养躲在外面，就是不想在这多事的日子留在北京。看样子真的叫是祸躲不过。本来前进是让我来再合计一下生意上的事情，此时没了谈兴。话题全部转到部队是否真的会开枪、怎样开枪？我看连前进都没了准头，我也是，那种军人照着平民百姓开枪的场景，我只在影视作品中描写军阀国民党的历史看到过。我是无论如何不相信会对着百姓开枪。前进一会儿看看窗外的人群，一会儿转回头来看看屋里的人，唠唠叨叨的说“这真的要死人啊，得死不少人呢，怎么得了……”
天气好像特别热，我浑身都是汗，就去冲了个凉，心里乱糟糟的，不小心把眼镜掉地上碎了一个镜片，因为没有备用眼镜，又急火火的要赶紧去配一副眼镜，刚要和大家道别，一个个子挺高的男人敲敲门探进一个脑袋，我看不清楚他的脸，只听见他说了一句：“前进，让大家伙儿赶快回家吧，今晚是动真格的啦！”门一关脑袋不见了。可能其他人都认识他只有我不认识，我问这个人是谁？前进说是王某某的儿子。那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将军的名字。
我头重脚轻的走出宾馆，外面已经人潮涌动，六部口方向传来几声像枪声的响声。听到有人说部队开枪了，但是马上又有人说是发射了催泪瓦斯。救护车也鸣着凄厉的声音奔跑，有人在拼命的维持秩序，试图保留马路中间的那条生命线。等我快走到西单口，空气中已经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熏得眼睛都有点睁不开，这就是传说中的芥子气吧？本来因为没有眼镜看东西就模糊，这下子更看不清楚了。
忽然乱哄哄的从马路中央抬过来一个人，打扮和年纪像个学生，他的脸色刷白，拼命的挣扎着呼吸。人们簇拥着担架向邮电医院跑去。后面有几个走得慢的学生，手里举着弹壳向大家宣传，有人要看弹壳上面的英文字，念出来是南非制造。有人开口大骂：原来是用人民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进口镇压学生的催泪弹！于是人群更加激愤。有一个人开口说催泪弹不会打死人的。马上就有好几个人站出来说他睁着眼睛说瞎话，刚才担架躺着那位学生就是被催泪弹击中的，打得太近了就有生命危险，那个学生就已经奄奄一息了。旁边有位中年人补充说，催泪弹如果打近了是会引起瞬间窒息，很危险的。
我不能光顾着站在那里看热闹，眼睛看啥都不清楚，赶紧摸到西单口的一家眼镜店，办了个加急的“立等可取”，等了40分钟左右，刚刚拿到眼镜人家店就关门了，而且，所有的商店都关闭了，本来我还想买几个胶卷，没有机会了。戴上新的眼镜，看东西又清楚了，就从人群里挤到六部口，那里有辆军用大巴，据说是今天凌晨被群众发现堵在那里的。此时已经被学生作为缴获的战利品，学生们把几杆枪架在车顶上，有块大牌子写着：市民们，看李鹏给我们送来了什么？！我挤到车边踮起脚尖想看看里面有什么？结果除了背包就是行军锅！这辆军车好不容易开到离天安门那么近的地方，居然就是为了拉几口行军锅和几床被子！？这事我一直到很久才想通。说穿了就是引诱群众或者学生去袭击这些车辆的。要不然没有足够的借口镇压。
驾驶室的车窗开着，可以看到有两名军人坐在里面拿着瓶子喝水，我深信其中的一个军人就是后来死在这里的刘国庚。当时他们虽然身处乱哄哄的人群中，但是根本没人伤害他们，反倒有很多人给他们送水送吃的。在子弹打向百姓之前，还是“军民鱼水情”的场面。
这时忽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他靠近汽车，让车顶上面的学生把枪递给他看看，有学生说这不安全，枪绝对不能交给任何陌生人，后来不知道那人和学生说了些什么，过后居然递给他一把轻机枪，他很娴熟的拉开枪栓看了看，就把枪交还学生，转身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听见他说：“……根本就不能用的，全是骗局！”记得我还追问了他一句：“是不是没有撞针啊？”他没有回头就在人群中消失了。
看看已经快4点钟了，惦记小虹会担心我，我也赶紧回辟才胡同。
刚一走进院门儿，看到周老太太神色诡异的从一间柴房里出来，那柴房是老太太一家很多年以前自建的，全放着乱七八糟的家庭杂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进出过。老太太身后居然跟着钻出来的是小虹！
这周老太太平时一点也看不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一举一动，地道的小脚侦缉队队员，我们平时也仅仅是出于礼貌打个招呼而已。岂料“动乱”之时老太太身上流的血还很烫，当她刚刚听说在在北京开始实施戒严令，老太太就气得直喘，唠唠叨叨说清朝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都不敢造次，所以跑到天遥地远的地方烧了一个皇家花园，那跟老百姓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是这次解放军真的敢在长安街上开枪，那就算掀了祖坟啦！
小虹一回到屋里就乐出声来，原来那周老太太是在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找“安全隐蔽”的地方，她老人家怕兵乱，说如果乱起来女孩子最不安全，所以让小虹去看看她家柴房，那下面连接着70年代挖的一座防空洞，里面还有气眼通着地铁。老太太告诉小虹，只要有粮食藏几年都没有问题。笑过之后，我和小虹感动了很久。人心真的都是肉长的。
晚饭后，本来是和小虹洗了澡照例去广场遛弯。快走到六部口时看到那辆军队的大巴还围满了人，有点水泄不通，天气热得要命，即使是这么乱哄哄的场合，“北冰洋”的汽水照常在叫卖，我们喝着汽水，临时决定不去广场了，也许根本进入不了广场。于是又挤着人缝往回来，刚到西单路口，就看到人们围住了三辆卡车。走近了，看清楚每辆卡车车厢坐着几十个上身只穿白衬衣的军人，他们绷着脸不带一点表情盘腿坐在车厢里，而制服却又叠好了放在腿上，说是化妆侦查吧这也太显眼了，其实后来我才醒悟到这仍然是在佯攻，在试探。说实话，那些派出这些军人的“首长们”是巴不得这些军人被老百姓打死，成为烈士，这样才可能给派军队镇压民主运动以借口。但是当时我们跟大家一样激愤，哪里有那么多心机。我们大吼大叫的让这些军人“滚出北京去”。有几个头上扎着布条、学生模样的人突然出现，他们直接把住车门，和里面坐着的“当官”的谈判，此时我和小虹挤到了靠近车门的地方，看清楚驾驶室里的确坐着穿着军装的人。有几个学生爬到了车头顶部，在那里挥舞旗帜。时而领着大家喊喊口号。最后那谈判的学生对大家喊话，说交涉成功，军队驾驶员同意把车放空挡，我们大家齐心合力把车推走就行了，这样军人也不算违纪，我们拒军人入城的目的也达到了。于是很多人一拥而上，一会儿就把车推过了西四大街，那些军人留下驾驶员还在车内坚守，其他的人下车集合往北去了。围观的群众为他们鼓掌送行。我和小虹也就回家了。那时候已经快晚上10点了。
郭同忽然骑着摩托车回来了。拿了几样东西就要走。最近他好像和小虹之间感情方面出了点情况，经常晚上不回来。小虹担心外面兵荒马乱的，拽着他的摩托车头盔不让他走，急眼了的郭同把摩托车头盔往地上一甩就出门了。小虹一看没拦住，气得坐沙发上就痛哭。其实她凭着女人的直觉，感到郭同外面“有人”了，而且那人就是小虹的一个女友。两个男女之间的事情不太好劝，加上他们虽然以夫妻相称，但是并没有履行法律手续，我不知道该怎么宽慰小虹，东拉西扯的跟她瞎聊，聊到她不哭了，我们抽着烟，喝茶，小虹时而抽泣着跟我说她和郭同相识的那段日子。突然，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清晰的传过来，我和小虹同时一愣：“谁他妈的还有心思放鞭炮啊？”小虹开嘴就骂。
“枪声！这不是鞭炮！”我说，并且抬起手腕看了看：10点40分。我们俩起身往外跑，很多人也都跑到街头站着，往枪声传来的方向眺望，那是复兴门那边。
我们往长安街上跑，路上遇到几个人正在费劲地推华远公司的那辆大货车，他们说可以把这辆大货车横在马路上以堵住从北面过来的军队。我和小虹立刻加入推车的人群帮着推车，有人把车窗户砸碎了钻进去转动方向盘、松手闸，到底是人多力量大，几下子就把这辆大货车横在路中间。还有人很细心的把所有的轮胎都放了气。
我们又继续跑到西单路口，这时候忽然从那夜空中传来那非常熟悉的歌声。歌声从木樨地那边断断续续传过来，就是那支法国人写的曲子，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过的《国际歌》！这歌声是从成百上千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喉咙里喊出来的，透过漆黑的夜里传过来，苍凉得令人瞬间没了心跳！我驻足站在那里，浑身的血不是沸腾而是那种被凝固了的感觉，我的脊背发凉头皮发麻，我也想跟随着那边的声音唱，可是张开嘴却发不出来声音。木呆呆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淌了下来……
（十一）
忽然我发现小虹不在了，这时候隐隐约约听见了隆隆的响声和民族饭店附近传过来的吼叫声、哭喊和奔跑声。周围的人群突然乱了，争先恐后的往长安街两边跑。我边跑边狂喊着小虹的名字，透过朦胧的路灯我看到她站在西单人行天桥上，还在跟我挥手让我上去。其实那才是个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却挤满了人，很多人只顾得站得高，看得远，但是那恰恰成为最容易射中的目标！我拼命喊小虹下来，告诉她那里危险！小虹刚刚半信半疑的往下走，枪声近得就像在耳朵边响起来，这回是噼里啪啦的枪声夹杂着打在钢筋水泥上的迸溅声，马路上的人拼命往胡同里跑；天桥上的人连滚带爬的往下挤，我看到桥上有人像被电击了一下就直挺挺地倒下。小虹已经下来了，我对她喊了一声“赶快弯腰贴墙往家跑啊！”我在前头她跟在后面低头就是一阵猛跑，全然不顾子弹在前后左右打得稀里哗啦！耳朵里除了子弹的嗖嗖声就是橱窗玻璃的碎裂声！那一刻我永远的记忆就是各种声音汇成的巨响，我的眼睛根本不敢睁开，我就知道跑，离长安街越远越好。我在心底祈求不要有子弹打在我的头上……。从长安街西单路口到辟才胡同几百米的距离，感觉好远好远，怎么也跑不到头！
终于跑进辟才胡同口，感到安全了，忽然看到强子脸色煞白的从胡同另外一侧狂奔着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吼叫着冲大家喊：“……他们真的开枪啦！不是橡皮子弹，是开花弹啊……大家快躲啊，他们就要过来了！”暗淡的光线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觉得他的声音在颤抖。我们跑到了大院门里面站住了，等气喘匀了点儿，我问强子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原来他刚才在还没有开枪之前受他母亲的派遣，骑着自行车顺着胡同溜到木樨地去了，看到那些军人开始的确是从装甲车里、卡车上往天上开枪，大家都觉得他们不敢直接向人群开枪，这么多天大家不都这么说吗！还有个原因就是大家都以为一定是橡皮子弹，打不死人的，所以当兵的开枪了仍然没人后退，仍旧堵着路不让军队通过，还喊口号呢，喊军民一家人啊，人民军队爱人民等等，直到他们突然枪口往下向人群开枪！强子当时推着自行车，还没走上长安街呢，哗的看到那些人成片的倒下，没等他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听到有人喊趴下，他就趴在绿化地里，耳朵就听见附近有人骂有人喊，也有哭的，枪声震得耳朵都疼！好像那一会儿路灯也灭了吧，反正觉得周围突然就黑了，光看见子弹发出的一闪即逝的光线，趁着枪声移动了，强子仗着路熟赶紧往胡同里退，直接就跑回来了。
“吓人哪，真枪实弹，这可不是打催泪弹了，就那一阵我估计得死伤好几百口子，妇女孩子都有啊！”强子木呆呆的说。
我和小虹喝着水，紧张得手抓不住杯子直抖，从心里都还是不敢肯定刚刚看到的和经历的是活生生的事实。我甚至不敢肯定桥上那个人是不是真的中弹了。他也许是摔倒了？那玻璃碎裂的声音真的是商店的橱窗被子弹打烂的吗？我们定定神，决定还是再出门看看究竟。
这回街上人少多了，有点空空荡荡，但是西单路口好像人还是很多，我们一路走过去，清清楚楚看到一些商店橱窗上的枪眼，有些玻璃已经成块的掉下，还有一些子弹把堆放在路边的西瓜打得稀烂，在诡异的路灯下就像溅出来的血浆。
突然一群人推着一辆板车飞快的朝我们这个方向飞奔而来！有人在奔跑中询问“……医院，最近的医院哪条路近？”小虹赶紧指着胡同告诉他们方向，他们经过的那一刻，我看到那辆板车上躺着两个人：一个脑袋剩下的部分已经不多了；另外一个整个胸部都浸满了血……。这是我当夜亲眼看到的第一桩血案。
板车过去了，地上滴滴答答留下一串血迹。那是人的鲜血。
这时候有人征集汽水瓶子，即使是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叫卖汽水，只不过不再收瓶子的押金，一律5毛钱一瓶。等于把瓶子也卖了，也没有人计较，正好可以把空瓶子拿来做燃烧弹。我和小虹把手里的空瓶子交给围在公共汽车附近的一些学生，他们正在用布条把油箱里面的油沾出来塞到瓶子里面去，瓶口留出一小截，据说这就是相当于引线。有躲在交通警察岗楼后面的目击者给大家介绍刚才的情况，说是有一小股部队冲过去了，他们基本上都是坐在大卡车里拿着冲锋枪对着长安街两边扫射，还说肯定有机械化大部队在后面。还有人说部队得到的命令是要在凌晨一点以前占领广场，不留一个学生。我们这时候开始为仿佛近在咫尺的广场上的那些学生担忧起来。有人在高声喊大家都来想想办法，怎么阻止部队通过这里。于是大家又把那两辆电车给推到了马路中间，照例放掉轮胎的气，指望它能够堵住东来的装甲部队。有个貌似学生领袖的小伙子手擎一面大旗跳到汽车顶上，宣誓般的对下面的人群喊：“我宣誓今晚我的阵地就在这里，绝不让军队从这里通过！”一阵喝彩！这时候忽然静悄悄的出现一队大约几十个人的队伍，全都是男人，他们大部分都光着膀子，隐约可见有人胳膊上还有刺青。他们有的手里拿着棍棒扛着铁铲，最厉害的“武器”恐怕就要算是钢钎了。他们一边向着西边疾走，一边向围观的人群挥手，一色慷慨赴死的神情令人起敬。他们举着匆匆写就的一张纸，上书“北京市民敢死队”，他们宣称要以生命保卫广场上的学生安全，坚决阻止戒严部队进入广场！有人向他们喊“永别了！”说实话，这群人要是在平时看见他们，我一定会认为他们是流氓加无赖，但是此刻我的眼泪刷刷的落下来！我们也向他们挥手喊着“保重”！此时有人放声痛哭起来！
我和小虹四处兜着圈子，想找点什么可以用作路障的东西，一大群人正试图把路边的栏杆横到马路上，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工具，栏杆太硬弄了一会儿没有成功。我看中了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牌子，铸铁的材料，碗口粗，我和小虹扛着它横在了马路上，又去推垃圾桶，这才觉得平时不起眼的垃圾桶死沉死沉的，原来也是铸铁的，我和小虹两个人推不动，有几个人不用招呼就赶来帮忙，嗨呦一阵就把垃圾桶推到马路中央。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北面轰隆隆的疾驶过来一辆装甲车，它速度快得几乎同时听到有人呼喊“快躲开！”我刚刚跳到人行道边上那装甲车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呼啸而过，我当时几乎不敢呼吸，腰还没有挺直，眼睛就只瞪着装甲车上的那个八一军徽！它毫不减速的往西单口那边冲，我们刚刚放置在路中央的垃圾桶在它的撞击下崩的一声巨响，一道蓝光闪过，那垃圾桶就化为无数碎片不知影踪。
装甲车过去以后，我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螳臂当车。对于手无寸铁的百姓，以血肉之躯怎能阻挡那些铁甲？！我出生在军营；从小生活在军营，父母连同兄弟姐妹都曾经服务于这个号称人民的军队，我爱她，我曾经希望一辈子都穿着那身绿军装……但是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和她永远割裂了，这个军队根本就不是人民的军队！真像学生说的那样，什么人民军队？他们就是一群家丁！
我和小虹又回到屋里，电视还开着，北京台正在播报让市民留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的通知，忽然又播报新闻，称西单的一些商场被抢砸，还有的被放火焚烧，如此造谣，说实话真的肺都要气炸了。
院子里的一些人聚在一起骂共产党，骂解放军，周老太太忽然提出，如果要是解放军打到院子里来了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的很快就制定出一个“保家计划”——那就是和戒严部队打巷战，那些军人全是外地的，连东西南北都摸不着，来一个就消灭一个，老年人在门口麻痹他们，年轻人躲在后面突然行动，菜刀和锤子就是武器，充分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抓住一个解放军就捆绑了塞进防空洞里，争取夺一些武器转交给学生……。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阵，此时西面枪声又起，我们又跑到西单路口，听到有人议论部队要按时赶到天安门广场清场，所以要派出坦克和装甲车开道，并且要对一切阻止他们行动的人格杀勿论。也许是因为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西单口的几辆公共汽车立刻就被点燃了，四处浓烟滚滚，火光闪耀，那位头上扎着布条的年轻人仍然站在着火的公共汽车顶上挥舞着一面红旗。那熊熊的烈火就像专门为他而燃，火光勾勒出他的轮廓就像一尊火神。我听到周围有些人在劝他下来。
有人告诉我们已经又有一股部队冲过西单杀到人民大会堂了。还说从南面也有部队往广场上冲，只有东边没什么动静，因为那边使馆多。
我和小虹就站在交通岗楼附近，我再一次嘱咐她，一旦部队开过来，不管他们往哪个方向开枪，都必须赶紧趴在地上，最好躲在钢筋水泥之类的东西后面。正说着呢，西边又响着枪声有部队开过来了！我们就势蹲在岗楼后面，看到这回是一辆装甲车打头，冲着一辆着火的加长电车撞去，电车只是原地晃了晃，那装甲车退后，再撞上去，还是没用，我们感到特别高兴，这路障还真是管用。正高兴呢，坦克来了，很轻易的就把电车撞开了，其实是把电车从中间撞断了，一截电车折了一个45度角，马路中间开了一道大口子，后面的军车鱼贯着从这口子中间往广场开去！这股队伍虽然没怎么对两边的人群密集的扫射，但是仍然有零星的枪声，等这些人过去以后，我才想起刚才站在车顶上挥舞红旗的年轻人不见了，一打听，说被一枪打下来了！
（十二）
这时候听见有人喊帮忙，说有不少人中弹，就倒在路中间，我嘱咐小虹留在原地，自己就往路中间跑去，我义不容辞的要救人，至少我曾经是军队里的护士，我有战场救护知识。此时西单十字路口到处都在燃烧，烟很呛人，熏得眼睛睁不开。循声摸到一条人腿，和几个人一起拉着这个人的四肢就往马路边上跑，边跑边喊“板儿爷在哪儿？”那夜最令我感动不已的也包括这些被北京人称为板儿爷的货三轮车师傅，他们自发的拉着自己的板车，等候在街角暗处，主动承担着救死扶伤的使命，后来我们称他们为“板儿爷120”。而那些打着红十字的所谓人道主义机构却毫无踪影。
“我在这儿呢！”很快一辆板车就过来接应，我们把伤者抬上板车，飞快的往邮电医院跑去，速度快得我跟不上，跑了几步就退回来，又去了烟雾里面，这回遇险了，刚才冲过去的部队，不知什么原因在坦克的带领下忽然掉头往我们这个方向边扫射边冲过来！事情很突然，因为大家（估计至少有几十个人）都在火光下专注寻找还有没有受伤的人，突然子弹就飞过来了！而且不是冲天也不是对着地，就是对着人群扫！我相信那夜在现场的人当中有不少都是当年解放军的一员，就在我一愣的那一瞬间，有一只手把我猛烈的推倒在地，同时我的耳边听见一声大吼“卧倒！”
坦克和装甲车并没有冲过来，它们扫射了一阵，又返回人民大会堂那边去了，我们又有人伤亡了，这时候没有人哭，甚至没什么人说话、或者咒骂，每个人迅速地爬起来去寻找需要帮助的人，我自己也伤了，那个人的一推让我捡回来一条命，但是因为穿着短裤，冷不防被推倒，膝盖在碎玻璃、砖头上滑了一段距离，爬起来血一直流到运动鞋里咕唧咕唧的。记得后来跟大家一起大概送了4次伤员去邮电医院，都是板爷儿帮忙送过去的，那里有很多医生护士听见枪声自动来到医院抢救伤者，真的很感人。其中还有一次是送到二龙路医院，因为邮电医院顷刻间就已经不堪负重，人手忙不过来，同时来医院献血的人也有好几十个，男女老少都有。这一阵死亡的人多，因为是从坦克和装甲车发出来的子弹，口径大，每一个伤者的子弹出口，都带出去一大片血肉。记得有个女孩子，估计有3、4岁左右，半个头都没了，当时只有一辆板车，几个需要救治的伤员，我就说放下她，把另外一个腹部受伤还有一口气的伤员抬上板车，但是立刻就惹了众怒，有人红着眼就要跟我拼命！他们对我大吼“你他妈的不是人！不想救人就滚蛋！……”！
我只有默默地继续我应该做的事情，争辩在那个时候毫无意义。
我和小虹又在岗楼背后会师了，此时我们遇到十几个从东边六部口过来的战战兢兢的学生，他们就像怕冷一样抖得厉害，一些群众上前搀扶着他们往北去，其中有个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对大家说，他们都是刚刚从坦克下死里逃生的人，亲眼目睹坦克碾压了很多学生，那些被碾压过的躯体就像一堆肉……！这一切就发生在六部口过去一点点的地方。根据时间推算也就是刚才坦克返回向街上的人扫射的那一刻。记下这些真相吧，刽子手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膝盖的伤口越来越疼了，这么一点伤实在都不好意思麻烦忙碌的医生护士，我和小虹找到西单街上一家药店，敲了敲紧闭的门，门上一个小小的洞口打开了，一个老头的声音传出来：“怎么了？”我说要买一瓶碘酒。“给一块钱吧。”我深怕老头不卖呢。老头递出来一个小瓶子，嘱咐一句：“女孩子，还是在家呆着吧，以后有人找他们算账的。”
我们这一整夜都是从家里进进出出的。现在已经4点多了，天安门已经开始清场了，枪声一阵一阵的传过来。打开小瓶子才发现黑夜之中老人给拿了一瓶红药水而不是我要的碘酒，药力不够，仔细看了一下伤口，破口面积有鸡蛋那么大，有一些玻璃渣子嵌在里面，一时没办法取出来，就拿红药水洗了洗，反正已经不流血了。为了保险，吃了两片磺胺片。再次出门走到西单商场附近，远远的看到从北面摇摇摆摆的开来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那面包车后面冒着滚滚浓烟，就像汽车要着火了。等靠近了看到车窗口伸出一根挑着一件血衣的棍子，我们几个人走向前去拦住那车，里面只有一个司机，分明就是一个学生，估计开车技术也是现鼓捣的，他头上还扎着红布，满脸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明显是受过惊吓，捏着方向盘的手都还在哆嗦。他告诉我们他要用这辆车去和解放军同归于尽。大家好不容易把他拽下来，让他坐在马路牙子上冷静下来。有人给了他一瓶汽水，还有人为他披上一件外套。他喝着汽水，慢慢地可以说出完整的句子。
他是从天安门跑出来的学生，从广场出来时是护送受伤的同学去医院，同学送到医院之前就没气了，他以为是医生害怕担责任，跟医生吵，后来人家指给他看，那同学的心脏都没有了，胸部就是一个大窟窿。他抄起同学的血衣就跑出医院，拦住一辆面包车，让人送他去广场。那司机也是一个小伙子，对他说，他敬佩他们，但是他有家有口，孩子才几个月，所以不能陪他去，但是愿意把这辆面包提供给他，还花了几分钟教他开车。这个学生还能够回忆得起这个司机是哪个部的，我自己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是电子工业部的车。
大家七嘴八舌的劝他返校或者是返家，把死难同学的事情通知家里人，至少让家里人找到尸首啊。后来他起身，扛着那件血衣就往长安街上去了。
清晨5点多，我又出门了。感觉很疲惫了。清晨的空气里透着凉意。其实是心完全冷了。一夜未睡，也根本没有睡意，我知道天快亮了，天亮以后长安街这个地方就不属于我们了。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不属于我们。我不知不觉循着几个小时以前漏下的痕迹走，马路上那殷红的点点滴滴，现在变成了黑褐色，一趟、一趟的，每次都朝着一个方向，因为那里可以给生命以希望，次数多了，那点点滴滴竟然汇成了一条黑褐色的带子。我又到了医院，医护人员还在忙碌，走上台阶就看到门厅处扔着带血的衣服、棉花绷带。我退出来，又从民族饭店后面绕到长安街，有人在路边停着的破旧的装甲车上用红色油漆写着毛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那红色如血，我站在这烟雾弥漫和紫色的晨雾中默读这段话，心脏颤抖得已经超速。哭着喊出一句：苍天在上……。
已经6点左右，天色放亮，北京市民开始活动了，有人要送孩子去幼儿园，有人要去单位上班。他们一脸的诧异、惊讶，即使是身在北京，还是有很多人懵懂得根本不知在1989年6月3号晚上至4号早晨，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长街上发生了什么。有人好奇的打听，脸上带着惊奇的神色。至少比那些顽固者好，有些人根本不相信军队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甚至还问这么没见到一具尸体？！4号早晨6点过以后我和小虹还有一些街坊都在街上宣传鼓动大家罢工罢市罢学，我们情绪都很激动，甚至对着漆黑的夜空不断地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等等，街头的人们开始相互讨论到底有几百人死亡？一些数据对那一夜聚在一起的人互相参照之下是很客观的，强子在天快亮之前去了复兴门医院，他跑回来告诉大家的信息是大概有128人死亡，之所以是个大概的数字，是因为尸体全部是放在自行车棚，上面盖了布单，他也害怕死尸，不敢掀开盖布只是看着脚丫子数，会有点误差。“但是不会超过几个人”，记得强子很自信。还有一个医院好像是叫木樨地医院？当场有人说他自己数过了也有几十具尸体。二龙路医院有50多具，而邮电医院是我亲自去的，有26具尸体，下面还要提到。所以有人预测，从北京各个方向都有部队横冲直撞，应该还有更多人遇难，到了后来有人说几千人遇难也是由此推测而来。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最遗憾的是当时大家都是临时聚集在一起，人性的本能促使大家去做同一件事情，并没有相互询问对方是谁？即使有相互留下通讯地址的，在后来的高压之下也赶紧销毁了。这也是为了对方的安全。
64早晨最令我心酸和悲哀的事情就是有那么多从梦里醒来的北京市民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他们只看到了冒烟的军车和一地碎屑，还有当局精心留下的几具军人尸体，当然以为是学生和市民残杀了军人。所以在一个独裁的国家，眼见的东西，可能都不是真的。
后来电视台反复播放肖冰的录像，因为他在跟群众说天安门广场“死了上万人”、“鲜血流成了河”而被通缉，并且很快就在天津被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举报而被逮捕，之后我们为了自身安全也就再没有去街头鼓动罢工罢市了。记得我悲哀的对几个朋友说，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很黑暗的日子就要开始了。
6月4号快中午的时候我还去了六必居、首都剧场那一带，去看传说中的刘国庚的尸体。他的尸体已经被人弄来靠在一辆烧毁了的汽车上，腿盘曲着，身上有一张写着“侩子手”的纸条。后来在5号还是（还是6号？）那天，我又去看，刘的衣服已经被解开，他的腹部因为天热腐败而膨胀，鼓得很大，有一个30多接近40岁的男的，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玻璃块，捅了捅肚皮，马上就绽开了一个大洞，里面的肠子往外涌，顿时臭气冲天。虽然我很憎恶这一幕，赶快离开了，但是我当时更气愤的还是当局的阴险，因为他们故意留下刘、崔等人的尸体，就预知会有人来凌辱尸体的，那些人可能是被枪杀者的家属、朋友，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街头混混，总之他们精心策划了每一步，使整个学生运动最后看起来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反对共产党、推翻现政府的阴谋活动。而那么多死在他们枪口下的百姓，却静悄悄的躺在医院冰凉的水泥地上，一些被亲人领走，更多的下落不明。以至于后来我一再想到：当初要是不把那些同胞的遗体送到医院去，而是留在大街上又会是什么结果呢！？是不是会唤起更多的人觉醒？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多年。
我当时还有一个感觉，那个刘国庚是不是就是我看到的在3号下午坐在驾驶室里两个人中的一个？4号那天，大概是凌晨3点过吧，就在坦克来回示威般的在街上冲撞之后，我还听到有目击者清晰的给大家讲，本来部队往西单这边冲过来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西边那个方向，没人还记得起这两个还困在大巴车里的军人，但是此时刘却突然从车里跳出来，手里居然还握着一把手枪！他乒乒乓乓的冲着人群放了几枪，作势要跑，结果被早就无处发泄的群众抓过来就活活打死了。那目击者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他说到最后还感到很遗憾，认为那军人真的很年轻，不该死的，但是他触犯了众怒，那时候大批军队刚刚冲过这里，打死、碾死了那么多人，火气正没出发泄呢。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是此事却是在4号凌晨的硝烟之中听到的，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些被严重洗过脑的人，那一刻说不定还幻想着当英雄呢。尤其是刘还是一个排长，他本身的秘密任务就是引诱群众上当，就像一些当兵的主动把不堪使用的枪支扔进河里，或者把破烂的坦克、军车开进城市扔掉，这些都是计谋而已，为了造成“动乱”之象，给他们镇压学生运动以借口。刘本来安安稳稳的呆在车里或者直接溜掉就没事了，可惜他不明白这些。而且因为他的突然开枪，至少有3个人中弹，死了没有无法知道。
（十三）
4号下午给老齐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崇文门桥上挂着的姓崔的解放军的死因，也是因为不识时务的向百姓开枪，最后被打死。联想到那天晚上还有一辆军车侧翻，上面5个军人当场死亡，后来这笔账又算到“暴乱”头上。这事情也是有人亲眼见到的，车速太快，疯一样的开，自己翻掉了。话说回来，中国的军车什么时候不是耀武扬威的呢？只是后来可能有人补了一把火吧。
我往大轴那里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听，估计还在到处“革命”。郭同的一个姓张的出租车司机过来一趟，他说礼士路那边的军车都是军人自焚的，3号晚上把军车开过来，点了火就跑了。还说百姓从护城河里捞出不少武器，半自动步枪等等，但是基本上都不能用。
下午我还去了一趟邮电医院，想看看如果医护人员不忙的话是不是争取能够帮我把伤口清理了。但是一到医院门口，看到人还是很多，几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士正在拦阻一些人进去，那些人是要进去找一夜未归的亲人，而院方因为还在施救不便让他们进去而有些争执。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返回家里了。
5号，我腿上的伤口开始严重感染了，腿的腘弯处肿平了，不能打弯。而且更糟糕的是我开始发烧。而值得庆幸的又是幸亏我早就开始服用磺胺药片，这个可能救了我的命，要不然早就是败血症了。
现在到处都在传说医院要被戒严部队封锁，见到受伤的一律统统都要被逮捕。而不管是什么样的伤。
商店没有开门营业，农民也不能进城了，两天看不到一点蔬菜，今天早晨起床开门，一眼就看到每家门前的地上整整齐齐的放着一小把香菜，一打听原来还是周老太太给的。她有个亲戚在附近郊区，连夜给送来了一捆香菜，老太太舍不得自己一家人享受，遂分给了邻居每家一小撮。我又被感动得要死。这周老太太平时可是为几分钱的水费都要和大家吵得不宁。
郭同开着摩托车回来了，大家也没问他去了哪里，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平安回来就令大家松了一口气。他一见我的情况，就催着要送我去医院。说如果邮电医院不行，就另外找一家医院，总会有办法的。我换上一条长裤，遮住腿上的伤情，那时候还不是怕戒严部队，是怕见你有伤老有人打听那夜的情况。有个朋友正好在家里磕了头，包扎以后就不敢出门了，因为人们都把他当英雄。
快到邮电医院门口，郭同先警惕的绕着医院转了一圈，他说先看看有没有埋伏，然后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下停住。医院门前是十几级台阶，台阶上有个大平台，此刻很安静，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长凳，坐着一个白大褂，手里捧着一个本子看着我们俩。他先开口问：“看伤？”“是的”郭同回答。“安全没问题，来吧”。“好的，谢谢。”简直就像在对暗号。
进门又有一张小桌子，一个护士坐在后面问：“谁看？”“我。”“哪儿伤了？”“腿。”我刚刚回答完毕，护士就递过来一张就诊单子，病人名称上写着“张凤珍”，我就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啊？护士故意一蹙眉头说：“你还真以为青史留名啊？也不怕秋后算账？”我感激的谢过那位护士。
医院走廊里虽然过分地充满了双氧水或者其它消毒水的味道，但是那股血腥味却是消除不掉的。并且已经开始有股子腐败的味道了。
一位护士看着我那绿茵茵的伤口（感染了绿脓杆菌），说要好好的洗洗，所以会很疼，“你受得了吗？这可是不一般的痛！”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俩七嘴八舌的对我说“阿姨咱忍着，咱不怕，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我当时真的笑起来了，两个人配合很默契，一个小伙子帮我掐着腿，另外一个尽量吸引我和他说话，居然像哄孩子一样说“咱不怕疼，咱是英雄对吧！咱们还活着就值得高兴！”结果听到他这么说，我忽然感到百感交集，眼泪情不自禁的留下来。“不哭，阿姨，没到哭的时候，有那么一天我们再聚在一起痛痛快快的哭，今天我们把仇恨记在心里好了……”。
可是64都已经过去25周年了，那两个小伙子估计也该早到了“叔叔”的年纪，直到今天，我都在盼望着和他们重逢痛哭一场，为那些白白的为民族大义而死去的人。
洗掉伤口里的玻璃渣子和脓血，护士很发愁，她说我应该注射大剂量的青霉素，但是她每天都在担心部队会来把医院封锁了。因为医院里一共收治了100多名伤员，就在当天早晨还转走了40多名危重伤员。我告诉她也许我可以赶紧离开北京回家。她喜出望外的放大了声音：“原来你是外地的啊，那还不赶紧离开北京，这地方哪能再待下去！”那一刻真的要为是“外地人”感到得意。
医生给开了抗菌素，另外给了一些换药敷料，叮嘱一定要按时吃药换药等等，最好早点回家找医生打青霉素。
千恩万谢的和医生护士告别，又和那两个小伙子紧紧地握了握手。
郭同告诉我他刚才钻到“停尸房”去了，于是我也过去看了，那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幕：其实那就是一间原来的办公室，这是一家非常小的职工医院，根本就没有正规的停尸房，医院开初还把第一具确定死亡者的尸体放在一个卧式大冰柜中，后来因为越来越多的尸体就根本无法处理。除了64那天凌晨下了一阵雨，北京这几天气温很高，尸体都堆放在室内的地板上，黑褐色的血块到处都是，血衣堆在墙角，有些死者伤口都还裸露着，或者盖着纱布，一位死者绽开的肚子上堆着他那已经有些发黑的肠子……他应该是我们送过来的那位，我曾经听到过他的呻吟，他最后的气喘……。
很多尸体的口角处已经变黑，意味着开始腐烂。
跟门口那位坐着的白大褂攀谈一阵，原来他是有重要任务的，他手里捧着的本子是临时登记本，上面是每个尸体的照片和一些基本资料，例如性别、身高、大约年龄和体重。加上一些特征描述，比如留络腮胡子、牙齿有缺或者做过阑尾手术等等，最后还有送来的时间和着装，医院也为死者编了号码，这就很容易的知道邮电医院一共接到多少死亡人员。每当有人来询问失踪家属时就不需要先去看那些鲜血淋漓的尸体，免得受刺激，先在本子上找到符合的特征再去认尸体也不迟。
医院一共收到100多位伤者，都是枪伤，死亡26人，最大年龄约70多岁，最小年龄约3岁。“有一个妇女，估计是那孩子的妈妈，母女俩可能是一起遇害的。”白大褂说。“还有一些擦伤的胳膊贯通伤的就给了一些敷料自己回家了，住在医院反而不安全。”
我们正说着，一位40来岁的妇女在两个女伴的陪同下来到面前，她是找她的丈夫，手里还拿着一张丈夫的照片，说他6月3号晚上，跟她说出门看看就再也没回来，脚上还穿着一双拖鞋呢。我心里一颤，
一阵悲哀就要涌上来。严酷的经历给了我们很多常识，那些脚上没鞋或者只穿着一件背心的一般都是本地人，而一些外地人还穿着毛背心或者夹克衫。屋里躺在血泊里的有一位，和这位大嫂的丈夫十分相像。我和郭同还没有来得及发动摩托车呢，就听见传出一阵嚎啕！
2014年5月10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