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至6月初，亚非拉三个颇具代表性的新兴世界大国或区域大国，即印度、南非、墨西哥，均举行了决定未来数年国家执政者与政策方向的大选。这三场选举形色各异，但却有着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政治变动和大众民主的某些共性，颇为值得思考探究。
首先，是结束种族隔离后、多元族群平等共存的“彩虹之国”南非，举行的第七次大选。本次选举，长期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ANC）”得票和席位虽仍是最多，但首次失去了国会的绝对多数议席（获400席中的159席）。这不仅意味着其在国会失去了绝对控制权，也意味着接下来国会选举总统过程中，非国大无法确保自身候选人一定当选。即便执政，也需与其他党派联合。
非国大的历史性失败，令不少观察家惊讶。但若详细了解南非政局，就知道属意料之中。本次大选，非国大丧失绝对优势的直接原因，是前总统恩格鲁·祖玛等部分前非国大成员另组新党“民族之矛”，分走了非国大很大一部分选票。而根本原因，则是非国大从1994年执政以来，在经济民生方面的作为难尽人意，更常年陷于腐败丑闻、内斗不断，失去多数可谓是早晚的事。
有着百年历史、由曼德拉及其同志发展壮大，在反对种族隔离、促成和平转型过程中劳苦功高的非国大，执政后就日益堕落。除了曼德拉仍然坚持正直清廉，其他多数革命斗士都变得腐败，从姆贝基到祖玛，再到现在的拉马福萨，非国大几任总统都深陷腐败丑闻。而中下层官僚同样贪腐成风，虽有媒体揭露、公民组织批判，却无法遏制腐败和追责。
而更让民众不满的，是非国大执政以来，国家经济状况长期不佳、失业率高企、治安败坏，艾滋病等重大卫生危机也长期困扰着南非。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虽在族群和解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但从经济民生和社会治理看，转型是失败的。
当然，这绝不应作为为种族隔离制度辩护的依据。因为种族隔离结束之前的南非，虽取得一些发展，但绝大多数成果被占国民少数的白人所得，黑人权利和所得都被极大剥夺。各种优质的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与黑人无缘。当年的“治安良好”，也仅限于有特权的白人居住的大城市、是以残酷对待黑人实现的。但黑人主导的非国大执政后，经济民生的差劣也不应讳言。
所以，虽然非国大历史悠久、树大根深、掌控南非大多数资源与舆论，仍免不了民意远离、支持率不断下滑的统治危机。本次大选的结果，就是危机深化的显现。
不过，非国大席位减少、反对派席位增多，并不意味着南非将走向有益的变革。本次大选中斩获58席、前总统祖玛等人新建的“民族之矛”（其名字即是借用了当年反种族隔离时曼德拉等人建立的武装反抗组织名），是一个极端民族民粹政党，主张排外主义和暴力，经济上主张激进平等。这样的政党不可能为南非带来良好的气象，也并不能实现真的平等公正。
而南非其他主要政党如“因卡塔自由党”、“爱国联盟”等，同样是极左或极右的民粹主义者组成，政治纲领既狭隘又激进，无益于经济民生的长远改善。只有“民主联盟”是较温和理性的党派，多年来占国会席位约五分之一。但其无法改变南非政治整体的民粹和极端化。而且“民主联盟”主要代表南非白人和黑人中产阶级利益，缺乏足够广泛的代表性，难以赢得占南非国民多数的中下层黑人的支持。而且“民主联盟”和“因卡塔自由党”支持者都集中在部分省区（分别集中在西开普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地域性强，缺乏代表全国的能力。
所以，南非人虽然有求变之心、长期独大且腐败的非国大也有衰落之势，但并没有可靠的新兴政治势力，南非国家前途仍然灰暗。目前看不到南非有走出重重困境的可能。
然后，是“最大民主国家”印度持续两个月的选举刚刚尘埃落定。不出所料的，是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及友党保持了国会多数，莫迪也将第三度担任印度总理。
不过，相较于2019年大选，莫迪的印人党所获人民院席位由303席跌至240席，而最大反对党国大党则从52席上升至99席。印人党的友党“湿婆军党”等得票和席位也明显下滑。而在野阵营各党席位普遍增多。这反映了莫迪政权的民意支持明显下滑，反对党重新成为有力挑战者。
莫迪有“印度的邓小平”之称，其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即大刀阔斧的推动市场经济改革，裁减官僚系统、修订经济法律、便利企业发展、招商引资、激励劳动创造，取得很大成功。2013年，印人党胜选、莫迪担任总理后，将其经济改革推向全印各邦。而这十年，印度经济也一直保持7%以上增长，为世界看好。
但莫迪和印人党获取人心更重要的方式，是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旗帜，通过身份政治和宗教动员，吸引支持、凝聚民心、鼓舞斗志。莫迪出席国务活动时，几乎不穿西装，而是着印度教传统服饰。在几个月前的G20峰会上，作为东道主，莫迪政府打造了浓厚印度传统与宗教风格的会场，将印度教文化及民族主义展示于各国政要和世人。
在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双重加持下，莫迪和印人党一直保持较高支持率。但本次大选，印人党支持率有所下降，反映了高歌猛进下许多印度人对莫迪和执政集团的不满。
莫迪政权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大多数印度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贫富愈加分化等问题。2020-2021年印度农民长达一年多的抗议，就反映了莫迪经济改革在促进城市发展同时，乡村农民继续遭受苦难的现实，以及未能享受经济红利的那部分民众失落下的怨愤。
莫迪一些改革如废除旧货币发行新币，也导致金融秩序一度混乱，也未达成反贪腐反洗钱等目的。而莫迪政权一方面希望全力发展经济，一方面又持贸易保护和排外政策，尤其对中国企业和商品非常警惕，这阻碍了印度吸引外资和技术，影响了经济发展。
而莫迪推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固然获得了占国民多数的印度教徒支持，但也遭到国内穆斯林、锡克教徒、其他非印度教徒的强烈反感和反弹。本次大选，国大党等反对党集中力量争取非印度教徒聚集的选区选票，大获成功。而印人党在这些选区大败亏输。除了国大党和其他非少数族群政党有所收获，属于印度左翼的社会党本次斩获37席、一跃成为国会第三大党，也反映了印度左翼的复兴，以及左翼和中间派人士团结起来积极和集中投票、对莫迪右翼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有力抵制。
另外，莫迪执政逾十年，依靠国会多数强推各项政策，颇被诟病为威权专断，民主也确实受到侵蚀。知识精英、左翼进步人士、民权活动家，普遍对莫迪持批评态度。这削弱了莫迪的声望和支持。本次选举印人党受挫，也是在野力量对莫迪政府敲响的民主警钟。
所以，本次大选印人党及其联盟虽胜，但议席大幅下滑，反映了莫迪政府虽仍受多数国民认可，但面对更大挑战。未来五年，莫迪若不能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做出更大成就、不积极维护民主和遵守宪法，其支持率很可能进一步下滑。另外，如果莫迪继续鼓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排斥非印度教徒，也会造成更多怨愤和不安定。这样的背景下，印度这个居世界人口第一、被西方看好、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超过中国的庞大国家未来的命运，也更加难以准确预料。
第三场大选，则是在拉美的墨西哥。本次大选，选出了墨西哥第一位女性总统–克劳迪娅·欣鲍姆，她还是一位犹太人。这位女性所代表的政党，是现总统奥夫拉多尔所属的“国家复兴运动（Morena）”。这个政党是左翼的“大帐篷”政党，即容纳了各种左翼意识形态和派别。
欣鲍姆的胜选，延续了2018年奥夫拉多尔胜选以来，墨西哥由左翼掌权的现状。
2018年大选之前的墨西哥，长期是中间派的革命制度党（PRI）、右翼的国家行动党（PAN）、左翼的民主革命党（PRD）三足鼎立。其中PRI最为强大，20世纪大多数时候的墨西哥都是PRI掌权。但2018年大选，脱离民主革命党的奥夫拉多尔，参加古尔维茨等人的“国家复兴运动（Morena）”，并让该党异军突起，不仅基本取代了PRD的政治生态位，还成功击败了PAN和PRI，奥夫拉多尔本人当选总统，Morena成为参众两院最大党。
奥夫拉多尔是一位既有民粹和激进色彩、执政中又比较务实理性的左翼政治家。他在早年担任墨西哥首都、第一大城市墨西哥城市长期间，就以推行保护弱势群体、增加社会福利、促进公平的政策，倍受中下层人士拥戴。他在2006年总统选举中，以民主革命党候选人身份参选，以0.58%的劣势惜败，2012年再败。但2018年，他代表“国家复兴运动”取胜，拿下了总统和国会多数。
2018-2024年，奥夫拉多尔推行一系列左翼政策，如将矿业国有化、增加社会福利发放、赦免因贫苦犯罪的人士、查处腐败官吏、改革军警制度防止侵害人权等。奥夫拉多尔还强烈批评新自由主义、反对建设华而不实的工程，强调国民生活的重要。在对外领域，推行左翼民族与阶级议程，支持其他拉美国家左翼运动与左翼政府，批评右倾的政权。对美国的态度则是既有合作也有批评。对其他域外大国整体持友善态度。
执政六年，奥夫拉多尔所获赞誉居多。不过，因为墨西哥宪法规定总统只能担任一届，2024年奥夫拉多尔不能再连任。而本次胜选的欣鲍姆，是奥夫拉多尔多年的同事、同志、后辈，得到了奥夫拉多尔的强力支持。她的政策主张与奥夫拉多尔近似，同样主张提高工资、改革体制扩大民权等，颇受劳工阶层和底层平民青睐。而她作为女性，推动女权主义和女性权利保护，也得到墨西哥女性的广泛支持。
于是，本次大选欣鲍姆取得胜利，已是必然。她成为墨西哥第一位女性总统，是墨西哥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政治上的一大突破。而她的执政，将是“奥夫拉多尔主义”的延续。她的胜利也是拉美左右两翼之争最新的章节。2022年，左翼的卢拉当选巴西总统；2023年，极右的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本次欣鲍姆胜选，拉美左翼暂胜一筹。
奥夫拉多尔及“国家复兴运动”，确实改善了民生、促进了公平。但墨西哥政府的腐败、治安败坏、经济增长乏力、与北方邻国美国巨大的发展差距，仍然存在和严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希望。欣鲍姆执政后也不会例外。墨西哥仍然将在激情的革新理想与残酷的贫弱现实落差下，在失望与希望中循环。
亚非拉这三场大选，虽细节各异，却都反映着新兴发展中国家民主探索的艰辛与大众的迷惘。相对于其他专制独裁国家，南非、印度、墨西哥，早已结束了内外殖民和专制统治，也实现了基于普选的民主和广泛的政治自由。但民主化并未带来充分的富足繁荣，相反，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都存在诸多不足和弊症。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上没有跳过“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人物与大众都缺乏远见而急功近利，多数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政府腐败和社会暴力猖獗，医疗条件差劣下各种疫病严重伤害国民。
另外，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加剧、自然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本就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和国民日益面对更多的自然灾害、高温天气，以及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社会动荡。这样的背景下，选民更可能变得激进和极端。
正是因为以上许多因素，最近约十年来，在贫困与迷惘中的大众，逐渐放弃了曾经声名卓著的传统政党，拥抱民粹主义，青睐具个人魅力的考迪罗式政治家、政治取向极端化、反感全球化和多元社会，人们共识减少而根据身份认同站队、大众之间的分裂与对立越发严重。这些即便在发达的欧美都在发生，相对欠发达的亚非拉政治动荡的表现形式更为激烈和失序。而亚非拉民粹的泛滥，也是全球民粹保守回潮、世界由整合重新走向撕裂的政治大气候的一部分。
但这些探索和挣扎并非都是负面的或徒劳的。南非、印度、墨西哥，虽不像欧美日韩那样发达，但这些年的经济基本都呈增长态势，中下层的权利呼唤也得到了部分回应，动荡中蕴含着希望。这也说明了抗争的功效与民主的魅力。这些国家无论在民权方面还是经济民生领域，都比专制独裁国家更有韧性，国民有更灵活的选择和多元的出路。即便效率不足、社会有序性差，但经济成果也更为普惠、国民更多自由，发生危机也更易“软着陆”。
至于民粹主义，虽然弊病多多，但对于第三世界苦苦挣扎、努力寻求自由幸福的人民，不应苛责。而且，民粹式民主也是民主，人民毕竟有选举权与示威抗议等自由，仍然好于专制独裁、权力垄断、禁制公民运动。根据身份站队、急功近利、个人崇拜等，也是人性根深蒂固的问题，虽应被批评，但即便发达民主国家也无法完全避免。
南非、印度、墨西哥，及其他亚非拉民主国家未来命运如何，仍然是摇摆和难以准确预料的。但最近三场大选及大众更长久的抗争，都在宣示民权的存在、传递人民的声音。这些国家多数国民虽贫穷、缺乏良好教育与保障，但仍勇敢行使选举权与抗议权，积极表达诉求，有着现代公民的意识与尊严。即便再弱势的底层民众，也能投下选择议员/总统的一票，也能发出微弱但自由的声音。这本身就是可贵可佩的。
虽然这些国家民主仍有缺陷，公民参与政治热情有余、理性不足，但整体仍值得肯定和尊敬。在19-20世纪的欧美，其民主历程也是跌宕起伏，公民素养也不高。但这显然不是否定民主的理由，而是完善民主的动力。今日亚非拉各国同样如是。完善民主的前路当然漫长，但民主本身就给予人民选择权与不断革新的希望。
但愿各新兴国家的人民，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精英还是大众，都能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善用民权和法治、包容多元、克制激进倾向、务实理性的促进经济民生，让国家走出困境、国民不再贫乏、政治竞合更加高效，人民都能有尊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