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奇点是这样一个概念：技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将会出现爆炸式的发展，远远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同样，社会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其迅速的变化，以至于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就拿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来说，直到1989年初，苏东和全世界人民都还不知道变革即将发生，而变革结束二十年后，我们仍在争论这一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技术和社会发展上的奇点也可能合二为一，美国科幻作家查尔斯•斯特罗斯的小说《奇点天空》就反映了这一主题：某日，一个自称“节日”（让人联想到列宁的话：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宇宙飞船从一个压制技术发展的专制星球上空投下大量“手机”。这些“手机”其实是被人们称为“聚宝盆”或“丰饶之角”的万能纳米制造机（可以制造你想要的一切东西）。该星球的技术发展由此一日千里，专制政权也在瞬间土崩瓦解。
今天我们的处境也与之类似。最近艾未未“被偷税”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和“拍裸照”仍在进行中，艾未未又在微博上公布被认为是“高级五毛”的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王文四人的电话，随后《环球时报》连发三篇文章评论艾未未，作为对此行动的回应。（胡锡进是《环球时报》主编。）这一系列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以至网友“莫之许”发出这样的感慨：“不去想艾神（指艾未未）要在做啥子，跟不上，太费神。。。。”
但笔者认为，以上事件只是一副更大更复杂的拼图的一部分。最近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还有：11月7日下午，北大毛派教授孔庆东在其新浪官方认证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几天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发文《“教授骂人”岂能把粗鲁当个性》批判孔庆东，又引来孔庆东等人大骂新华社“要造反”、“要发动人民起义”、“给‘南方汉奸报系’做走狗”。
近期值得关注的事件中还有两件比较有代表性，一是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当众反驳司马南，二是最近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一些大学选区因为大量学生投票给“好庄严”、“苍井空”和“陈冠希”，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过半，不得不重新投票。
这些事件都说明，微博和互联网对中国现实和政治的影响力正在加速上升。
中国的微博用户已达数亿，其中不乏各种社会名流。微博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在逐步上升，最近一年来则呈加速上升之势。去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有报导说高峰时期三分之一的微博都在传播有关消息。今年七月动车事故之后，除了普通网友和本来就关注各种政治话题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包括大房地产商、央视主持人和影视娱乐明星在内的各路名人也纷纷在微博上就此事谴责当局。最近的艾未未vs.胡锡进和孔庆东vs.新华网事件则表明，微博能够和某些中国官方媒体形成某种互动。
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压制异议和批评的国家，官方媒体一向对反对者的声音装聋作哑，从来不会公开回应，各路名流也习惯谨言慎行，决不公开批评政府。现在局面为之一变，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先回到本文开头时提到的科幻小说那里，形似手机的万能纳米制造机能够瞬间瓦解专制政权，是因为它能够使社会中原有的劳动分工崩溃（如果每个人自己就什么都能造，自然也就不需要在生产中进行劳动分工了），从而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这样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政权自然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
而作为喻体的手机——真正的可以上微博的手机虽然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是确实可以大大降低一个社会中获取和交流信息的成本，因此也会改变社会的结构。
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让社会结构更加扁平。（这与十年前一些人所想像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使人们“宅”在家里不与他人交往恰恰相反。）最近有研究证实，facebook一类的社交网络使人们之间传统的“六度分离”（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人之间，平均仅需要通过六个中间人，便能够建立联系）缩减为4.74度。现在人们可以突破以往的社交圈子，与更多的人直接交往。
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创造了公共讨论的平台。中国是一个缺乏传统的公共讨论平台的国家，无论是传播八卦还是讨论政治都只能在饭桌上和小圈子里进行。现在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提供了这一平台。现在不仅各种政治话题成为了公共讨论的对象，就连原本只会在小圈子里传播的八卦也成为了公众关心的热点，甚至连“捉奸”和“私奔”都会上微博直播（关心自己隐私的人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以上两点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原有的“沉默螺旋”被打破。沉默螺旋是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一些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因此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他们的声音发出的越少，他们就越会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很多中国人原来只会在饭桌上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而不敢公开表达，不仅是因为害怕会遭到政府的报复，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政府被洗了脑，自己的观点不会有人赞成。这些人在上了网、上了微博之后发现自己能够找到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自己再也不是孤独的少数派，因此也就不再害怕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了。
另一方面，名流们现在会发现：讨论政治和批评政府会得到奖励——更多的粉丝和更大的名气，而拒绝参与这些话题则会受到压力（很多名人过去很少感受到直接的社会压力，互联网和微博带来的与更多人直接交流的机会让他们首次体验到这一压力）。因此他们现在有更强的动机去讨论这些问题。而被网民认为是“高级五毛”的胡锡进，在微博上遇到网民的压力之后，竟然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来回应，打破了官方媒体不直接回应反对者的惯例。
越来越广泛的政治讨论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各种政治观点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中国曾经只有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持民族主义立场、拥护政府的被称为左派，或被称为愤青；亲西方、主张自由民主、反对政府的被称为右派，或被称为自由派。今天，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尤其是毛左）不一定拥护当局，而“自由派”中则分化出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自由至上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派别，每天争吵不休。简单的“两分法”被复杂的政治光谱所取代。
另一方面，通过手机、互联网和微博来组织直接行动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网友们发起的一拨又一拨探访陈光诚的行动，许多年轻人纷纷站出来当面挑战各种“高级五毛”，以及若干大学选区出现的在选举中大量投废票的做法，都是手机、互联网和微博的组织行动能力的证明。（最后一个例子尤其戏剧性，“投‘好庄严’一票”一开始只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后来居然成为值得关注的非暴力不合作实践。）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降低了信息交流的成本，加快了信息交流的速度，也就意味着加快了社会演进的速度。信息时代一年中发生的事可能是过去二十年都赶不上的，而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最终事情的发展可能快得超过我们每个人的理解能力。
面对这一趋势，当局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变革的发生呢？当局是否能够关闭微博甚至整个互联网呢？有两个因素可能妨碍他们做出此类决定。
第一，变化的速度可能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更超出当局的理解能力。与网民相比，官僚体系处理信息以及理解与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是很差的。他们鼠目寸光缺乏远见，无法理解技术会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他们既不理解网络，也不理解社会。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变革只是一小撮脱离社会者的诉求；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凡事必须要有核心，运动中必须要有人起到决定性作用。官僚体系永远反应迟钝，等他们认识到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危险时，关闭微博或者互联网已经成为具有极大政治风险、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行为。
第二点更重要：我们把当局当作统一的整体，其实所谓的当局只是一大群各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和当局的整体利益其实很难整合到一起。官僚体系处理信息的能力差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官员个人的能力差，而在于官僚体系本身既不利于信息的传递和整合，也不利于激励官员努力工作。官僚体系内部，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忙碌，他们既不关心如何把工作做好，也不关心当局的整体利益；官僚体系内部，信息永远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所有人都在彼此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官僚体系比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更笨。
拿胡锡进来说，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高调回应艾未未，本身就说明他把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置于当局的整体利益之上。
拿最高当局来说，由于正面临换届，各路人马纷纷摘下“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面纱，使出自己的招数谋求“上位”。先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后有被认为是“太子党智囊”的张木生在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和纪念《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又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社会组织放权”和批准工人游行讨薪。即将卸任的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治改革，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也经常发出各种矛盾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正在玩“击鼓传炸弹”（张木生语）的本届政府来说，与其现在关掉微博或者互联网，让炸弹在自己手中炸掉，不如将其传给下任，我下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当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敢于下令关闭互联网，但是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各地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否会服从这一命令都是有疑问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会超乎我们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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