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共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建设”的决定

古语云“薰莸不同器,冰炭不同炉”,就是说不能把香的和臭的东西放在一个盒子里,而在一个炉子里哪能同时容纳冰块与燃着的炭?这是生活中的常识。而在一个社会里,极权专制与先进优秀的文化就像香草与臭草,冰块与燃炭一样,它们永远都是互相排斥,有此无彼,根本不能相容的两码事。所以在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里,既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文化,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文化建设”,而只能有文化专制与镇压。

尤其是当今的极权专制为了巩固其统治,总是利用他们手中不受任何制约的强权,将他们的一套歪理邪说强加于民众,要民众奉为金科玉律,不得越雷池半步。这就是他们强加给民众的所谓“文化体制”或“主流文化”并利用这种“体制”,长期对民众进行强制性的灌输、“洗脑”,奴化其人格,阉割其思想,不仅把人才变成奴才,还进而要把人变成“螺丝钉”,“驯服的工具”。这就是一切极权专制的政府强制推行的反人类文明的所谓“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等等。招牌、商标可因时而异,实质都是为了控制民众的思想,以维护其统治的“稳定”。

近年来随着民众维权意识的不断觉醒,尤其是互联网、微博、推特等现代尖端科技手段的应用,让各地贪官污吏,奸商恶富,以及官二代,权二代,富二代欺压、掠夺民众的种种恶行不断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下,引来各地风起云涌般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以至当局使出浑身解术,拿出相当于国防军费的钱,也难以完成刚性“维稳”。更令当局头疼的是,他们几十年来用以欺骗、愚弄民众的一整套的教条理论,在民众中越来越不受欢迎,越来越没有市场。这就更加深了他们自身的恐惧感与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近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一改近年来惯用大谈民生来冲淡与回避关于政治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手法,忽然大声疾呼要抓所谓“文化建设”了。而且调门很高,声称要要掀起一个“文化建设高潮”,要推动什么“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把中国建成“文化强国”等等。

由此可见,中共在这里所谓的“文化”,是带有它特殊“党性”的,即贴有“社会主义”标签的“党文化”,是专门为其—党专权、执政,窒息民众思考,强令民众臣服的一整套教条、法则和价值取向的愚民术。它是作为暴力统治手段的一种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相对于暴力,它有时又被称为“软的一手”,而暴力则是“硬”的一手。邓小平曾公开要求“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实质。六中全会所要抓的“文化建设”,说白了就是这么一套东西。而且这也是人家自夺权上台以来,几十年—贯制的“优良传统”。

我们不妨来看看,几十年来,中共是在怎样进行它的“文化建设”的。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刚夺权就在全国掀起了—个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所谓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就是要当时广大知识人群否定中国—切固有的文化传统,斥之为“封建意识”。同时也要否定世界上一切优良的文化及普世价值观,将其斥之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以—时之间,从孔夫子到莎士比亚,从礼义廉耻到民主自由,通通被打上“反动”的印章,—概予以“打倒”。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黄巢、李自成这样几个痞子流寇以及空洞无名的“劳动人民”而外,其余全是“坏人”。而世界上除了马、恩、列、斯老祖宗至高无上,其他就只有巴黎公社的“造反派”可以认同。中国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段,只要共产党没掌权的,都叫“黑暗的旧社会”,人民一概生话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只要共产党一上台,就立马“光明无限”,连天空都成了“明朗的天”了。人家就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把这—套,像背诵代数公式,几何定理一样地“灌入头脑中,溶化在血液里”。由此可见这场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掌权后第—次进行的“文化建设”的“高潮”。更确切地说,就是对中国与世界文化认知的彻底大破坏。就是要人们在意识形态的文化上,罢黜古今中外的“百家”,而独尊马列毛“党文化”之权术。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的知识人,不但不再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且被毛泽东定义为是附在它这个政权“皮”上的“毛”,只能乖乖的去端这个政权给的饭碗,充当官方操纵的“革命”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或螺丝钉。因而在那场“思想改造”的运动中,竟公然使用诸如要每个知识人“放下臭架子”、“当众脱裤子,忍痛割尾巴”这类侮辱人格的“号召”。并通过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知识人进行羞辱,或强令其自行“检讨”,自我羞辱。此时“知识份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含有蔑视性质的贬义词了。毛暴政年代在官方的政治语境中,将—个群体的人们称为“份子”,基本都是贬义的,如“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敌对份子”……等等。而绝对不会有“党员份子”、“团员份子”、“干部份子”之类的称谓。由此可见通过这场“思想改造”的“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第一要大树特树“党文化”在中国大陆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威,同时否定中国及世界上其他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第二将一切知识人彻底改造成党的“驯服的工具”。这也就是中共建政以后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文化建设”。

至于以后诸如什么“忆苦思甜”、“社会主义教育”、“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玩艺儿也都是中共搞的“文化建设”,但无论如何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万变不离其宗,根本一条就是要巩固“党文化”的教条理论对民众思想的绝对统治与禁锢。至于“反右”、“文革”那更是用血腥恐怖的暴政手段强制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并将其推向“史无前例”的高度。语云:温故而知新,看它一贯的过去就不难知道它现在大肆高调推销的“文化建设高潮”、“建设文化强国”,究竟要建设个什么样的“文化”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次掀起“文化建设高潮”的炒作声中,官方首先抛出的两个动作一个叫“限娱令”,另一个叫“占领论”。所谓“限娱令”,就是要对人们的娱乐活动进行限制。人们在工作之余进行一定的休闲娱乐,婚恋,交友这是起码的人权与自由。犯了谁的哪条王法?可是尔等小民这点活动空间,似乎就妨碍了人家官方“文化建设”的大事。2011年10月25日,中共广电总局正式下发通知,管理上星频道。宣布从2012年1月1日起,婚恋、涉案等7类节目被限;卫视晚7点30分至10点黄金时段每周娱乐节目不超两档;全国省级卫视一年选秀类节目不超10档,类型不得重复;省级卫视须设一档道德节目,倡和谐主旋律。更令人叫绝的是,大令完了外加一句:“央视”不在此次规范管辖之列。可见这个“限制”是只针对民众,不涉及官方。明眼人一看便知,官方“限制娱乐”的醉翁之意并不在娱乐本身,而是认为这些诸如“快乐女声”、“百里挑一”之类的歌舞娱乐,婚恋交友一类被广大民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节目,“抢”了官方宣传“党文化”的“风头”。说得更明白点,就是在黄金收视时段,有了这些民众喜爱的节目就没有多少人去理睬官方的喉舌“央视”那些胡编乱扯、枯燥乏味的宣传什么建党、建国大业,颂扬什么“英雄模范”,讴歌什么“盛世和谐”一类的假大空话节目了。这就像把那含有三聚氢氨的有毒奶粉和正宗的品牌奶粉放在—起,哪个傻瓜会去买你的毒奶粉而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结石宝宝”呢?所以“限娱令”就是不许你“品牌奶粉”上架,你不买我的“三鹿奶粉”你就去给孩子喂白开水吧!这就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绝招与霸道,就是当年的江皇后只许八亿人看八个“样版戏”的克隆版。

如果说“限娱令”还忸忸怩怩用块遮羞布的话,接下来官拜中共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外宣办主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的王晨则更是摆出—副“霸王硬上弓”的架势,于2011年11月2日在广东公然叫嚷基层宣传部门要“积极占领微博阵地”。按照王晨的说法“微博作为一种社交网络,谁都可以用,但在方便网民讨论交流之余,却也给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有的网民用语不文明,甚至捏造事实”。于是王大官人一声令下,要求各地“对微博的管理工作一定要及时,要向网友提倡积极健康地运用网络。政府官员需重视发挥微博的窗口作用,加强与群众的交流沟通”。老毛有句“名言”即凡事“总要先造舆论”。数十年来当局对此一直是奉为经典的。几十年来当局要做一件事,总要先找个看起来似乎冠冕堂皇(有时甚至还带点仁义道德的味道)的借口来作“由头”,这就叫“造舆论”。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毛泽东要对已经不再反抗的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进行政治报复,他便说这些人是“美帝和蒋介石的走狗”,“妄想变天复辟”,说他们要“勾结美蒋推翻共产党”。于是便大肆“镇反”、“肃反”滥杀无辜,滥肆抓捕判刑劳改,使用其无偿劳力,为“我党”建设服务,还美其名曰“改造他们成为新人”。邓小平要让其权贵集团把“革命”抢来的“胜利果实”私有化,他便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先让“—部份人富起来”,这“—部份人”当然就是他们自己。于是全民所有制的国企,—夜之间便以“改制”之名成了“股份制”,最大的“股东”就是原党委书记与厂长同志。他要控制网络言论,就去弄个孩子来对着记者采访的镜头毫无依据地指控网上“很黄很暴力”,于是他们就以“扫黄”之名来“扫”掉网上一切不与官方“保持一致”的意见。而官员们吃喝嫖赌的“黄行为”和歌颂“革命战争”的暴力戏照样风光无限,如此等等。所以王晨先生的那些高论,不过就是为了箝制民众之口,把微博这个社交网络和言论平台的阵地由官方、官员独霸占领起来而找的—种借口,而制造的舆论而已。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六中全会这个所谓要进行“文化建设”的“新官”“上任”伊始的这两把“火”,一是要“限制”二是要“占领”,就充分暴露这不过是假文化“建设”之名,行文化专制之实。只许官方信口胡说,不许百姓讲句真话。而紧接着这两把“火”后面的第三把“火”,更是气焰万丈,那就是对不“听话”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整肃。虽然当局—再封锁信息,但仍从网上不断传出,继北京《长城月报》遭停刊后,11月8号中国“记者节”当天,运作不够一年的《京华周刊》又出停刊风波,《京华时报》总机也对自由亚洲电台称停刊消息属实。堪称当局“记者节”送给记者的“大礼”。与此同时,继著名敢言的媒体人长平“被离开”南方报系后,接着又有中国“打黑记者第一人”美誉的王克勤被《中国经济时报》解职。同时以调查报道闻名的《财经》杂志,因上海官方的政治压力,解聘了其华东分部负责人、资深调查记者杨海鹏。原因就是杨海鹏在其微博上揭露上海公权力滥用司法,将杨的妻子梅晓阳(网名”蟹妈”)以所谓”受贿案”冤判4年,其中的种种枉法行为。引起中国公众极大关注,也让上海官方颇为尴尬。再接着人民网江苏总编陈杰人又被人民日报下令停止其人民网江苏视窗执行总编辑的职务。而且称人民日报系内不得再用此人。—副恨之入骨的样儿。其“理由”更是滑尽天下之大稽。称陈杰人“批评政府过多”,是美国的“线人”。马克思曾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但在当今的权势者们看来,你们的老祖宗马克思的话也似乎一文不值了。而伟大的党和政府是批评不得的,这到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但怎么批评了政府,就成了美国的“线人”?“线人”就是特务。依据何在?这与刘少奇当年批评了老毛,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何其相似乃尔?由此不难看出如此的“文化建设”只不过是当局对于日益沸腾的民怨极端的恐惧与不安,而想把中国拉向毛泽东暴政年代那样亿众闭口,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已。

但时代毕竟已经进入了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二十—世纪,因此可以断言,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是肯定不可能得逞,就像他们以前搞的那些要控制、“改造”民众思想的各种政治运动—样,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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