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无力者的拯救——关于汪峰和《晚安北京》

比更多人更爱这个国家

　　汪峰，41岁，一个将摇滚乐真正做到“普及”于社会各阶层且至今创作旺盛的牛人，一个与我在精神世界交流长达15年的崛起者，一个与台湾苏见信一样被我在各种场合向观众翻唱得最多的男歌手，一个尽管被太多地下Rocker骂得够惨但我依然次次为其辩护的摇滚人，一个其代表作《春天里》被我在比赛时翻唱并最终使我被正式签约为公益歌手从而不得不感激的恩人。汪峰与我同生肖。在第一张专辑《鲍家街43号》浮出水面之前，小说《晚安北京》的创作构思就几乎囊括了他以后大部分歌曲想表达的内容。现在读到这本书的字字句句，回头去看，《晚安北京》、《小鸟》、《我真的需要》、《失败者》、《风暴来临》、《瓦解》、《忧郁的眼睛》、《错误》、《我应该真实地生活还是去幻想》、《美丽世界的孤儿》、《妈妈》、《我爱你生活》、《青春》、《丧失》、《再见，二十世纪》，甚至后来的《门开了》、《像个孩子》、《无名之辈》、《春天里》、《空空如也》、《蹩脚的爱情》、《无主之城》、《大桥上》，都能在这部小说里找到影子，诸多歌词干脆直接就是小说里的文字。

　　一个有着深厚的学院派音乐功底，音色标识性极强的唱功高手，从拒绝体制，走向边缘，挣扎多年后从专辑《花火》开始，由小众到大众，一边成为最具商业价值的摇滚歌手，一边被太多摇滚同行或草根厌恶得无以复加，浮出水面的15年摸爬滚打，充满艰辛，近两三年又回归摇滚真本色，《信仰在空中飘扬》、《生无所求》这两张专辑把相当多曾经断言“他已经投降了”的摇滚份子又重新拉了回来。在2012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晚安北京》里，我更发现他收录了一些“如果没有在这本书里出现的话，也许永远都不会和大家见面”的词作。将“民主”二字写进歌词里的词人，他是极罕见者之一，那首歌词叫《永恒》，“经过广场经过铁桥，这里有许多人挥动着手臂，在未名湖，在朝阳区，在纪念碑下，在108国道上，在太阳下，在天空秦岭黄河和东海之间……现在我们是携手走向死亡……你是否理解民主理解自由？……你能不能领悟长安街？……我需要拯救，这个世界需要拯救”。1989年那场爱国无罪、自由万岁的民主运动，时年18岁的汪峰一辈子也抹不去记忆。汪峰在歌曲《雨天的回忆》（来自专辑《生无所求》）里唱得更直接：“我无法忘记那个1989的夏夜和1999狂欢的人群，我无法忘记那场2008的灾难和2011荒谬的悲剧……我无法忘记远山行者的呼喊和穷街放浪囚徒的悲鸣。”

　　这是大多数人不了解的另一个汪峰，一个绝对有着政治倾注情怀的诗人，一个对世道人心有着深刻批判和反省的思想者。有人疑惑，为什么他写的歌曲《疯了》被禁？为什么他在北京平谷音乐节不被有关部门批准演唱《一百万吨的信念》、《有意思吗》？其实，汪峰早在26岁写的《永恒》里就已做出回答：“我深深地爱着，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可这爱是那么悲伤，这爱是那么苦涩，因为她从来不愿接受我，她拥有我，可我从没有拥有过她。”这些歌词，就像他早年的《你有没有听见我在哭泣》里唱的，“天安门广场，我是你弱小的孩子，可你从没真正对我关心过”。汪峰可能比更多人更爱这个国家，他只是想写出、唱出中国人的真实生态，因为他从那么艰难的处境里拼出来，忍受了太多白眼、辱骂、排挤、冷漠、孤独、无助、潦倒，也撑过了自我怀疑和各种高压。就像小说《晚安北京》里的王凡，感觉自己是那么多余，像个玩笑，像粒尘土，像块石头，像一个代表“无”的“0”，被命运戏弄、嘲讽、泼冷水，濒临绝境。这种绝大多数人的巨痛，必须被拯救，被超越。倘若忘却这个最原初的起点，就是对灵魂的背叛。他绝不能这么干。


变得主流之后不改本质

　　汪峰的歌，我没有一首没听过，也没有一首不会唱。其作品，情感真挚，忧伤、郁愤、正气、激昂，画面感极强，为数不少的爆发瞬间堪称歇斯底里。15年来，他从头至尾的作品都在关注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困惑，对于失败者或曾经遭遇坎坷挫折的人，有着感同身受的震撼力，唱出了大家想说而只能偷偷说给自己听的悲泣之音。这种以个人疼痛体验为基调，以哀婉伤感、狂烈嘶吼来展现和抗争的淋漓表达，特别打动人心。他的多首作品都在宣泄着人在失败之时的无力感、脆弱感，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无人问津，走投无路，想重新崛起，可又看不到未来，深深绝望，不知从何选择。这种彷徨挣扎，乃是如此入血入骨，曾令我数度落泪。即使大家以为汪峰如今已经相当成功，变得富有，受人尊敬，甚至被视为新一代摇滚教父，也在各种媒体和他本人的演唱会上让观众体会到摇滚人本就该有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但他仍在表达着另一种更深层的挫败感，即精神丧失的危机——那种有了几百万几千万以后心却空空如也，根本找不到自己真实面目的失心现象。心的原真性一旦丧失，人不过是行尸走肉，酒饭皮囊，物化奴隶。《春天里》就是这样直指人心的经典之作，具有时代性。

　　汪峰的最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当他变得如此商业、如此主流之后，摇滚乐居然仍然未丧失其本质，批判、悲悯、自省，被大众越来越接受和称赞。这种极其罕见的现象，究竟是懂得权衡的结果，还是真正的摇滚乐本来就不会走投无路？他做到了绝大多数摇滚歌手想做但一直没做到的事，无论是崔健、黑豹还是唐朝，似乎只能留在那个远去的时代里纪念，窦唯已经成仙让人无法理解，何勇、张楚不再有新作让人铭记，就算是郑钧、许巍都显得那么自我，至于敏感题材更是从来未有触碰。更多的摇滚人，被逼无奈或自我消耗地停留于地下边缘，太多的作品是以“无”来批判“有”，他们宣泄世道不公，反抗瓦解主流意识形态，但终究走不出自己的“小”，对弱者的悲悯和感召显得那么不真实。他们的心渐渐封闭，渐渐迷失于自己的小小世界，无论如何奋力挣扎，仍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出口。他们缺的不是才华、技艺，而是格局——放眼看世界和真诚看内心的格局。当大多数人一无所有之时，如何从这个“无”走向“有”，再站在“有”的角度，去深思为什么“有”？为什么“无”？如何让更多人从“无”到“有”？这种永远向上攀登、向前迈进的格局，才是摇滚人应有的态度。

　　关于外界对汪峰的争议，我有真实体会。那时汪峰的《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我爱你中国》、《我们的梦》正如火如荼，他也为北京国安足球队唱过队歌《英雄》，为奥康集团有限公司唱过企业公益歌曲《风雨同行》，拍过MV，据说后者耗资总计500万。一时间，汪峰成了励志歌手，成了爱国青年，成了被大企业大老板看重的弄潮儿，多少人期望借他之口来宣传自我，包括国家。人民早已听腻了美声、民歌那种粉饰太平、虚情假意的歌功颂德，突然有一天听到有这样一位摇滚歌手如此沙哑、高亢、深情、沉醉的赞美，有人兴奋，有人迷惑，更有人嗤之以鼻。某天，与一位知名乐评人面对面聊天时，我仅仅背颂了汪峰“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歌词，来自《瓦解》，“我们这代人用青春购买着梦和灵魂，可残酷的变化将大脑洗练殆尽，价格昂贵的虚无，日复一日的眼泪，填满了这世界上最优秀的心脏”，该乐评人非常不耐烦：“你这样的人，居然也提到汪峰这种垃圾？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到这个人！否则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我问为什么，他嘴角冷笑，淡淡地说：“对这个向体制和商业投怀送抱的垃圾，我还能说什么呢？”

　　“投怀送抱”，先且不说是不是事实，也不去论证“投怀送抱”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即使真的如此，这仍然不是问题的重点。摇滚人是否必须是体制和商业的反对者？为什么要反对？是为反对而反对，还是如同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我即是天下”，无论何时，必须杀戮权贵、杀戮人民？我的见解是，不管你同不同意，实际上，在中国，大多数的精英在体制内。体制外有影响的人有不少也是首先进入过体制，然后又反叛体制、对抗体制，直到成为新体制的人，或依然回到旧体制之中。这个体制，有比体制外丰富得多且几已形成垄断地位的各种资源。这就像北京之外的艺人如果要取得成功，大多要首先获得北京文艺界的认可，方有更大可能。不管你悲哀不悲哀，事情大致如此。欲要改变这个体制，对其构成影响，有相当的冲击力，先决条件是不能以体制外的自我膨胀来平衡自己。即使你想瓦解它，或想让它从里到外都更合理，更公平，你也应当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弱小、边缘、底层，而不能妄自尊大。除非你有足够能力创造一个新的体制，根本不在游戏规则之中，否则你就需要找到体制之所以强大、之所以吸附各种精英的深层原因。


汪峰值得被信任和期待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当初没有参加全国网络歌手大赛，就不可能得到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治疗师、舞师、媒体人的专业声乐形体训练。当然，你也可以在社会上找各种培训机构缴学费苦练，但与主办方集结如此多资源相比，各种培训机构将带给你时间、精力、金钱、水准等各方面更大的代价。人的边缘地位是客观的，要承认；你非但不承认，还自己给自己搞“自我边缘化”，闭门造车，自立山头，这不行。狂可以，但不可妄，妄就是胡乱，荒诞不合理。你可以充分利用体制内的资源，保持自己既定的创作方向，在更大的平台上做出属于你自己的表达，让更多人听到你的声音，为什么不呢？难道永远认为自己的作品牛逼得很，别人都是傻逼，给自己空造了一个存在空间，就认为别的空间一片虚无？歌曲如果没人听得到，那你创作它干嘛？商业也如此。你的作品、演出能够赚钱，为什么要拒绝？中国每天都要出现成千上万首新歌，你凭什么保证你的作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足以优秀到有市场，而不属于绝大多数被埋葬、遗忘、唾弃的行列？据我所知，汪峰是北京在同一年内召开两场体育馆级别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凭的是什么？实力。

　　这种实力，涵义广泛而复杂。通俗地说，他火了，但靠的是扎实的音乐功底，独树一帜的嗓音，人文关怀的精神，掌控舞台的能力，传奇色彩的奋斗历程，健康干净、触及灵魂、激励人心的正宗摇滚乐。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树立了值得被信任和期待的品牌，无非就是两个字：汪峰。当同行们选择伪摇滚，选择纯粹“玩儿”音乐，选择自我欣赏娱乐，选择为生存所计不得已而为之，选择天天月月年年唱着多年前的老歌混个眼熟，而汪峰选择的却是不断超越自己。他非常勤奋、务实，留下了大量震人心魄的作品，有说服力，够坚持。我见过不少摇滚人，我也没搞明白，他们怎么永远是一张张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颓废面孔？除了失落，就是发泄，见惯了太多歪风邪气，心中“正直”二字已经不知如何书写。再者，我认为，歌曲之所以叫歌曲，是一件词作、曲作、编曲、配器、演奏、演唱、和声、后期等各方面都搭配得当、配合默契的完整艺术品，哪一部分有问题都是缺憾。仅以唱功而论，太多摇滚人问题巨大。我听过的中国大陆各种摇滚乐不下2000首，但真正唱功足以被主流音乐界认可的，仅有窦唯、周劲松、汪峰等极少数人。不知有多少个瞬间，我总在感叹：这么好的词，这么好的曲，这么好的演奏，为什么就不能唱得更好一些呢？

　　汪峰的唱腔近年大有变化，他是类似“喉下关闭”的毁嗓式唱法（仍然带有丹田之气和腔体共鸣），声音暗哑、沧桑，低音的尾音处理尤其像细沙漏出，犹如气流微微拂过沙丘。他的歌曲多是D调、E调，如果换个人唱，高音完全以气带声，将是极其高亢和明亮的尖利之音。我就多次试过用苏见信的唱腔来演唱汪峰的歌，经常被观众问“调有那么高吗”，绝对有。只不过汪峰常用喉咙末端发声，声音很粗，像狮子吼，听觉上给人更多感受到的不是音有多高，而是气势猛烈磅礴，如一阵狂风肆虐。我就见过谭维维在一次访谈节目上用真声原调唱《春天里》的“如果有一天”，在第二个“如”字那里，她也高不上去了——当然她唱的原调是女调，比男调高一个八度。注意，谭维维是一个能把《青藏高原》唱得轻而易举的人，但她也会栽在《春天里》。这里之所以提到汪峰的唱功，是想表明我对摇滚乐的苛刻态度，那就是无论你的词曲有多棒，如果你不能用你的声音将这里面的内容层次以优秀的唱功逐一表达出来，那就是残缺之作。这是听歌，不是听诗，不是听伴奏，最主要的是听人富于情感和技巧的唱出来的声音。人，才是摇滚乐的主体，不是由乐器和文字替代，更不是制作软件能够替代。

　　唱汪峰的歌与唱大多数人的歌不同的是，音乐一出，字字句句都入心入肺，情感自然融入其中，不能自拔。他的副歌部分，大多情绪相当激昂，是那种你有多大力气就要用多大力气才能唱出个中滋味的段落，而主歌部分又需要你能节省多少力气就要节省多少力气，但主副歌之间的情感和气息的连贯性不能脱落，这对演唱者的音域有相当高的要求。他的作品，真的是要多颓废有多颓废，要多悲伤有多悲伤，要多正气有多正气，要多愤怒有多愤怒，特别容易让演唱者失控，深深陷进去，出不来。特别是我唱《妈妈》和《爸爸》这两首歌，每一声的字头、字中、字尾都像一把刀插进心脏，往往还没唱到第二段，泪水就盛满眼底，越到后来越哽咽，甚至泣不成声的状况我也发生过数次。很少有人能把歌曲创作到这个份儿上，这样的歌曲太过刻骨铭心，称得上“声声泪，滴滴血”。我最爱的那首《信仰在空中飘扬》，据说汪峰写了五年，换了22稿，录制的歌曲都有10多个版本，我每次唱起来都像在大型集会上发出庄严演讲的呐喊，对时代、对人心的呼吁，对弱者、对底层的同情，对英雄受难的悲愤和不忍……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首中国摇滚乐具有如此浩大的信息含量，无论是崔健还是黑豹，皆未能企及这首歌的宽度。


奋进且勇于思索的公民

　　由于多次现场演唱汪峰的歌，多年听、练和研究其所有作品，我承认，我激动了。我激动得在25岁那年，通过邮局向汪峰寄去我的大量摇滚诗和电视剧剧本《中国的主人》；我激动得一次次将汪峰多年挣扎的那种无力、彷徨、忧郁、愤怒、呐喊、嘶吼，变成了我的个人体验，而实际上我也的确是有这样体验的一个人，甚至比汪峰本人，比《晚安北京》里的王凡还要底层得多、边缘得多、无助得多、忧思得多、愤怒得多，也敏感得多，敢言得多，当然也要犯忌讳得多，被视为“危险”得多。这样一个我，基于无数次对汪峰作品的个性翻唱，得到了太多人发自内心的掌声，也得到了太多人对汪峰的赞叹和感动，甚至连这个国家负责意识形态统治的官员也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说“汪峰这个人有才”。因为汪峰，我认识了太多的“汪峰迷”，他们总是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自己”开头，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他们的辛酸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汪峰”这两个字早已超越音乐范畴，走入了各阶层人的内心世界，影响了社会人心，激励了太多失败者重整旗鼓，推动了太多思考者关怀社会。说得更大些，他正在做的事情，已经具有相当的国家改良意义，而且这种改良永不停歇。

　　汪峰如今已不是《晚安北京》里的王凡，比起王凡来，他更称得上是一个奋进且勇于思索的强大的公民。小说里的王凡，是那个迷失于自我，迷茫于社会，看不到希望的平凡青年。在《晚安北京》里，王凡一直在爱与欲的痛苦中疯狂挣扎，自闭，消沉，浮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也从不关心他人的命运，即使有人在乎他，他也感觉不到温暖。他深深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乃是如此虚无。他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因为没有钱，他和现任女友分手。因为捡到钱包，他想请两个女人吃一顿饭花完3000块，为的是释放自己，过完“活得像个人”的一天。他还爱着他暗恋的于小红，可于小红正在给香港男友当小三儿。芳芳挑逗他，诱惑他，可他就是没感觉。他最终的释放，是几乎和于小红上床成功，但黑色幽默是，黑暗中躺在他身体之下的女人不是于小红，而是芳芳。最惨的是，芳芳压根没把王凡当回事，纯粹跟你做欲望交换而已，还骂他是个屁。《晚安北京》写得极其绝望，王凡本来就失败透顶，打牌想输钱却赢了钱，捡了钱包却掉在下水道里拿不出来，请人吃饭想埋单却因为一起黑社会打斗事件被免单，想和于小红做爱却被芳芳嫖了。他的这颗破碎的心，总在冲动的欲望中沸腾，但外在的世界回应他的，不是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就是纯粹戏弄你。他绝望透了，昏昏沉沉地走上大街，最后被车撞死了。

　　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残酷。你爱过很多人，但很多人都离你而去；很多人爱过你，但你总倒在自我虚设的洞里，连感觉都很难真实，更不用说感情了。社会变化得让人眼花缭乱，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纸迷金醉的时代，再圣洁的东西都已被糟蹋得体无完肤，毫无尊严，然后更多的人接受，继续接受，麻木，继续麻木，享受，继续享受，而青春就这么流走，你早已找不到真的我，离你最初的理想越来越遥远。你可以想象，像汪峰这种从五岁就被逼着拉小提琴的没有童年的人，像汪峰这种曾经抛弃体制结果被生存和理想搅得头痛欲裂的人，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在他的音乐世界里，他是个强人，但在可以养活自己之前的岁月里，他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是靠不甘心、不忍心以及极少数歌迷的鼓励，承受住了孤独，承受住了打击，才最终向成功迈进。他从小众走向大众，与其说是对体制和商业的某种妥协，倒不如说是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自闭、孤僻中解放出来，以更高的角度、更大的视野、更远的眼界，来重新对待自己的人生。尽管他依然如王凡般愤世嫉俗，但已经不再如王凡般自说自话，他开始想到自己这些可能在别人眼里根本没用的话，也有可能成为大家的共鸣。到后来，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创作本来就不能有太多“迎合”之念，越是真实得足以打动自己，说服自己，才越有可能打动大众，说服大众。事实上，他做到了。

　　当大众和媒体将汪峰推到现在这个地位的时候，他面临的束缚将是超乎想象的，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事不能做，很多题材不能碰。如果非把自己逼急了，也要想尽一切办法不那么直白，不那么敏感，不那么容易被各种势力来给自己和团队找麻烦。他也随时准备着再次回到一无所有——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说他做过最坏的打算——即使那样，他还是要坚持创作。他之所以干这一行，首先不是因为这一行养活了他，让他有钱，有保障，有面子，有名声，而是因为他是的的确确热爱摇滚乐，热爱这个国家和人民，热爱得像对待自己的生命，因此不管状况有多么恶劣，他都没有原地踏步。他的心已经足够成熟，成熟到不改信念，创作已经成了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就像真正的作家如果停止写作就会感觉血液里没有了氧，一切都没劲透了。他对摇滚乐的信念，来自于音乐与灵魂的零距离沟通是可行的，重塑人的心灵甚至比制度变革还要来得迫切，来得有效。汪峰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一大堆问题，媒体隔三差五就会找他的茬，但如果你相信媒体中的那个他，而不信摇滚乐中的这个他，那你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他如同我们所有人一样，并不完美，就像他自己也意识到，一个人若真要达到摇滚人必须具备的各种品质，实在是太难了，他根本办不到，但他起码做了摇滚人应该去做、正在做而且已经做了不少的事。

　　汪峰，将成为至少一代人的群体历史记忆，将在时代的浪潮中无数次闪耀光芒。虽然他曾经是绝望的无力者，但他一步步做到了自救，也正在一步步救人。汪峰，牛逼！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


《公民议报》首发
2012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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