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国之音
中共极权制度下，所有人都是极权制度的受害者。尽管中共干部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执行极权制度的作恶者也是极权制度下的受害者。笔者曾经数十年与中共党内各级干部打交道，深感李克强的悲剧是中共党几百万干部难以摆脱的宿命。
“党管干部”这四个字，一般都理解为中共党垄断精英职位的提拔任用人事大权。这固然不错，但绝不仅仅是“任用提拔”，实际上是由党主宰干部的一切，乃至决定干部的人生命运。下面仅举几点略作说明。
一、干部没有正常休息的权利
中共党的惯性思维是所有人都是实现党的目标的工具，中国6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那时的宣传口号是“一切服从党“、”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至今这些观念依然通行，只是换了一种说法作法而已。比如，中共党要求干部做到“白加黑、五加二”。“白加黑”，就是白天工作夜间加班；“五加二”，就是一周七天都上班，干部们常说“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各级干部经常几个月白天黑夜地连轴转。
举一实例“三个人一条狗”。
中共党的习惯是凡有重大任务就搞“人海战术”，把基层党员和干部当作廉价劳动力。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为了确保“平安奥运”，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天津市等地方的工作量极大地增加。现在遍布中国城乡的数字技术监控器网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为了防止有人搞破坏，有的地方就把大量基层干部抽到村里监控每个“安全点”，通往北京的每条农村小路口、每条小河有桥的桥墩桥洞、每座变电站、每个室外高压线的电线杆下、每座小水库都得有人看守，确保平安不出事。每个看守点配“三个人一条狗”，每个人守8小时轮流休息，换人不换狗。即“24小时人不离岗，狗不离人”，不分白天黑夜没有周末。大概从5月份到9月底，确保奥运会、残奥会一切正常。干部下到村里连续几个月不能回家不得休周末。当时与北京地界相接的一个县县委书记以听中央党校教授讲课为由，把在村里几个月的干部调回来听课，以让干部们回家吃顿饭、在家里睡一觉，使干部们能喘口气稍作休息。
中共党里人际关系冷漠，领导要保证完成任务，通行的作法就是“人海战术”，下级干部就成“廉价劳动力”，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正常休息的权利。能关心下级，为下级着想的领导已经不多了。这种长期超负荷运转的“疲劳战”“消耗战”，使不少地方都出现干部“过劳死”现象，同时相当多干部或者身患癌症和其他严重疾病，或者身信极度疲劳而陷入抑郁症，导致干部自杀数字逐年增长。干部自杀数字连年增长，引起了总书记的胡锦涛高度重视，胡锦涛办公室特地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专家咨询。此后，“白加黑”与“五加二”不再正面宣扬，不再作为制度化的推行，但实际上依旧在中共党内延续着，只是力度大大削弱。
二、以“从严治党”为名对党员干部实行全方位控制
中共党与西方国家政党完全不一样。西方国家的政党成员首先是公民，其公民权利、独立思想、自由意志，受到法律保障。政党党员可以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公开批评党内大佬、公开宣布退党、跳槽到其他政党的所有权利。如果他们违法犯罪，必须经过独立的司法系统，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公开庭审、公开宣判，政党本身无权限制党员人身权利，更无权对党员施行精神暴力和肉体暴力搞“逼供讯”。
然而在中国，加入中共党就等于从肉身到思想精神，全部归党控制。
党员没有人身自由权利。中共党以反腐败为名，对干部实行“八小时之外的监督”，党纪党法高于国家法律。纪检委法外执法，对干部实行24小时电话抽查监控，干部的办公室电话、家里座机和手机，“三机”中必须有一机能打通，电话铃响必须立即接听，如有延误先撤职后查办。纪检委审查干部搞秘密拘押，让干部人间“失联”；可以会场上带走，以震慑其他人；对干部实行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监视居住，这叫“双规”又叫“留置”。被双规干部没有一切法定权利，不能请律师、家属无权探视。
党员干部没有言论权利，党纪规定“定于一尊”、“不得妄议”，谁敢说不同意见即被扣上反党帽子。中央党校纪检委找我谈话时，明确说你不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我说我是公民有说话权利，纪检委说你首先是党员，党纪规定了你不可以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你写文章要经过审查批准，才可以发表。从2016年5月以后，中国松油杂志、报纸、出版社、网上，都不许发表我的文章，连我的名字都被抹掉。中共这种做法，就是让我“社会性死亡”。
党员干部没有读书和思考权利。干部只能读中共党规定的书报杂志，党纪规定禁止阅读海外书籍，等于禁止思想。习近平上台后，干部阅读禁书是一条罪状，相当于文革时期偷听“敌台”，一旦发现就被严厉惩罚。2023年因偷读禁书而被公开严厉惩罚的省部级厅局级干部是8人，2024年严厉处罚了15人。尽管如此，党内干部传阅偷渡禁书已成风气。
中共党对敢于说真话的党内干部，轻则处分、重则判刑。任志强就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判刑18年。
党员干部没被剥夺部分社交权利。习近平上台后禁止干部相互交往。无论是在职工作的还是已经退休了的干部，不许参加同乡聚会、校友聚会、战友聚会、同僚聚会等等。省部级以上干部若要三个人聚会，必须事先写请示报告请求批准，否则就是搞“团团伙伙”、“非组织活动”，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不经必要程序随意党内处罚干部。干部接电话延误了被撤职查办、开会打瞌睡被撤职查办、一旦出事领导推责甩锅，常常先将下级干部撤职，以安抚公众情绪。习近平上台后，搞选择性的反腐，清洗异己、抢权夺位。不少干部终日惶惶惊恐，提心吊胆。一些领导干部上午坐主席台，下午成“阶下囚”。
2013和2014年反腐败，法院一宣判不是死缓就是无期，判刑十多年算是轻的，照此下去党内干部十有八九都进监狱，官场上人人自危。后来中纪委改变作法，对一些干部免去牢狱之灾，代之以降级处分以施惩罚，一些省部级干部被“断崖式”降级处理。降级处分不仅是职级跌降而是与之关联的生活待遇、医疗保障也降至极低档。有副省级干部被连降4级，工资和退休金数额从副部级降到副处级，医保待遇一并随之；有的副省级干部被连降7级，从副省级官员降到副科级，即领取付乡长副镇长一级的退休待工资和相应医保标准。这些被“断崖式”降级处理，经过什么法定程序降级，如何确定降几级、降的级是否合理公平，中共官媒一概不谈。
三、干部成为党内权斗的替罪羔羊与牺牲品
中共干部的命运被“党组织”和领导官员主宰。党内不是提拔优秀人才，而是“逆淘汰”，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干得再好也得不到提拔。因此有说法：中国不是宪法最大，是领导的看法最大。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党内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常使正派干部齿冷心寒，有些人看透了就退出官场。比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的陈行甲，全国闻名的最牛县委书记，因为铁腕反腐遭打击威吓和侮辱，最终退出官场，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
更为可怕的是，“成王败寇”是党内顶层大佬权力争斗的底层逻辑，赢的一方不仅权位通吃而且鸡犬升天，败的一方不仅大佬本人锒铛入狱，而且常常祸及大佬下属被血腥清洗，直接改变下属干部的人生命运。
比如，习近平反腐败的一个重点是清剿薄熙来、令计划的人。薄熙来、令计划都是山西人，令计划长期在团中央工作。于是山西籍官员和曾经在团中央系统工作的人就成了清查重点。
有个厅局级干部在团中央工作时曾经是令计划的下属，令计划儿子车祸去世后，这位干部去令家吊唁致哀，于是这个干部被立案审查，罪名是严重违反党纪，搞团团伙伙。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公告第一句话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对XXX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中纪委监察部公告称：XXX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搞团团伙伙.
一个山西籍的副省级干部被习近平的手下先行抓捕，然后再通知中纪委“这个人我们抓了。”据说当时王岐山吃了一惊，对习近平说：“这人我们考察过，他没有问题啊，这是中纪委要用的干部啊”，习近平说“抓起来就有问题了”。这个人被划入薄熙来一帮，所以要狠整。
十八大以后至2022年，习近平上台10年查处省部级以上干部553人，厅局级25000多人；查处干部总数457万多，这是“双规”“留置”进监狱的人，给党纪政纪处分的达到800多万人；2023年-2024年7月，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128人。从正国级、正省部级到基层干部，有人说王岐山是“酷吏”，传说王岐山说过：副省级以上干部抓或不抓、抓谁不抓谁，是由党中央（习近平）决定的。中纪委只是执行。即便是省部级干部都如此，随时有被双规留置危险，那厅局级、县处级和一般干部更是不在话下。党内罩着高压恐怖氛围，人人自危，干部坠楼、神秘死亡等消息报道不时从一些媒体中透露出来，但外界始终难以获得准确数字。
四，党内大清洗的极度恐怖促使干部逃离体制自保平安
干部自保平安的基本作法有两点：一是“不作为”；二是逃离体制。
所谓“不作为”，是指党内各级干部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借口，不管当地实际情况如何，更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一律只做上级要求的“规定动作”，绝不做任何“自选动作”，以免出错追责而牵出陈年旧账。各地盛行“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形式主义作法。党内的“不作为”即“躺平”自2014年起。干部“不作为“不是抵抗中央，而是为了自保平安。当时党内高层指责干部以前是“胡作为、乱作为”，2014年以后是“不作为”。中共中央高层曾经出台过文件称只要努力工作，出了问题“不追责”，等激励措施，但全党干部依旧消极应付。
二是逃离体制。高压恐怖使不少干部萌生退意另寻出路。2014年北京两会期间，法官辞职流失现象写入了高院工作报告。北京市法院系统5年内辞职500多人，主要原因压力大、待遇低，司法受权力干扰而难以做到独立公正，但审判结果要法官终身负责，于是相当一批35-45岁的工作骨干辞职了。上海市法院系统2014年有105人辞职，其中法官86人。86名法官中，17人是审判长；43人是法学硕士，63人是70后出生，正值盛年并积累了相当的工作经验。2015年1-3月份上海法院系统又有50人辞职。
再比如，3年内中央政府商务部机关干部辞职人数达到152人，2014年–2016年，商务部3年辞职80人，也是那3年全国公务员辞职人数最多的一年。2015年全国公务员辞职12000人，有厅局级、县处级和一般干部，包括市长、副市长辞职。这些人辞职后加入企业，国企、民企都有，还有自己创业，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
有官媒称官员是“逃逸式”辞职，又称“带病离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大清洗的恐惧，希望”一辞了之“。此外，有一部分干部退休后选择了出国与子女一起生活。所有这些逃离体制的种种理由和作法，说到底是给自己寻一个自保平安的退路。
然而，上船容易下船难，习近平的“倒查二十年”，使得一些干部即便辞职、即便退休也不得安生；收缴护照，严格控制出国出境，使得退休干部安享天伦之乐欢度晚年的愿望几成黄粱一梦。换句话说，习近平将全党几百万干部、9000万党员牢牢绑架在“党组织”的罗网之中，谁都不许跳船。
说到底，不管官位有多高，党员干部归根到底都是”党奴“。在中国政治风雨飘摇、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的当下，中共干部们真到了要为自己、为家人、为孩子想想，究竟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是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还是听天由命，往往取决于本人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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