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的背后

一）魔咒“黑色星期一”探源——中国宏观经济继续下探

　　中国经济一季度、二季度增速相继回到8%以下，自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后，中国顶层一直在高喊经济“转型”，但“转型”之“出口创汇”30年至今难改，迫在眉睫的是中国、国际两大市场更大风险正在逼近中国，中国靠什么真谛能够化解？中国风险与国际风险相继逼近：中国靠什么化解继续前行？

　　超低质量的中国经济增速，既有基于增长动力大衰减引致经济减速从核心向圆周负面效应辐射，也有主要金融与工业强国试图再度劫掠中国财富，进而切割、平衡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的可能。囿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举步维艰，既要激活适应有效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更要在金融以及科技产业化等方面尽早“补课”。

　　自2012年初到9月下旬，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可谓下滑、继续下滑，何时能够探底？从中国宏观经济策略的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与国内外收支均衡来看，经济增长数据显然乏力、难以支撑。来自微观领域的一系列警报尤其令地方政府、中央决策层尤为担忧。毕竟，要推动低质量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前行，裸靠国有企业是远远不能维系的(但最近几年，中国国企垄断加剧，沉疴自欧美金融、主权债务危机后，从欧美贸易中加以体现出、而需要中国从根源上加以清理修正)。如果中国承载70%以上大市场、数以万万计的中小企业无法脱离资本链与市场高成本的困境，如果本就累积的系统性经济风险由于一两件重大经济事件引爆，届时即便是中国宏观调控水平再高（“高”也只能是相对中国自己而言，无法与欧美市场地位国相比），弹药再多，恐怕也会顾此失彼，全线凌乱、难求大向。

　　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及最近十年来，中国“统制经济”增长的确有一定时期令人瞩目。但站在全球顶尖层面的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角度来看，显然出中国经济的回光返照、并没有太多值得效法的持续演进的理由。因为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大都表现在一如房地产非市场经济形式、体量上的经济高度垄断、中央集权的极度扩张，“效费比”比较低下、质量依然低凹。在表征中国经济与金融强国的核心指标方面，中国与主要竞争对手欧美的差距依然是天地悬殊、体现在新近垄断的饮血止渴的短期行为、稍远则难以为继。一如掌握储备货币发行权、货币向外扩张等，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深陷衰退泥淖时，但却能独享全球金融的天量红利；美联储差不多被华尔街绑架了伯南克，“宽松货币”给全球发达国家带来持续快乐，美联储相继打出超级：QE1——2008年11月25日购买1.725万亿美元资产，致美股标普500指数一年大涨37.14%，致金融海啸后美国GDP由负值逐步增至5%；QE2——2010年11月3日购买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致美股标普500指数次年再涨28.3%，致当年美国GDP增速突破3%；QE3——2012年9月14日宣布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至2015年中期。美国救市，看到和具体体现了美国经济明确的增长和复苏。

　　而中国中央政府四万亿大救市也取得了举世空前结果：这就是通货膨胀的60多年之最和房地产业30多年价格顶峰、以及中国房地产业举世巅峰上、下之举世艰难，还有中国股市已经回到近15年来的谷底，成稀泥糊不上墙、糊不上墙也我行我素……这就是中国、美国截然不同的“救市”、誓不两立“救市”的水火两重天、天地之差距。

　　中国经济面临三项紧迫任务，经济转型迫在眉睫：从中国一盘棋意义上说，经济减速不全是坏事，它是转型所必需的推动因素。然而，经济转型说说容易，准确地表述应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往哪儿转。在解读中国“十二五”规划中，官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但经济改革中国走进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死胡洞”。

　　而2012年下半年之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面临三项紧迫任务：需求结构调整、供给结构调整、生产要素结构调整。政治决定的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从“快字当头”转向“好字当头”，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可见一斑。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我国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为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打造需求结构“新循环”，一直是中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努力，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先前改革开放30多年靠出口，金融海啸后至今靠投资，而内需消费是中国一直、长期的短板。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就是让投资和出口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国际大循环，拉动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增加了财政收入、就业，带动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这种增长模式、经济方式遭遇了空前的考验。


二）一如中国房地产突兀全球——环境发生裂变

　　8月27日，沉寂多时的浙江省杭州土地市场突起波澜。主城区一次性挂牌7宗土地，出让总面积达303894平方米，为杭州近年来推地量最多的单次拍卖。7宗土地中有4宗住宅用地，都位于成熟的住宅板块，是公认的热门地块。尤其受关注的是杭州滨江奥体单元地块，出让面积为77345平方米，起拍价是23.52亿元，折合楼面价为9504元／平方米。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曾是2010年这轮房地产“土地财政”收益最大、最高第一的省会城市。从短期看，土地市场“解冻”为日益紧绷的土地财政打了一剂强心针。但长远来看，要解地方财政“紧箍咒”之难，必须破除土地财政依赖。“这需要财税改革的配套，需要顶层设计”才能摆脱。但中国楼市调控已经“棋到中盘”，一些根本性、制度性深层问题依然等待中国改革来破题。

　　中国房地产业，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不同的是：㈠、不是商品；㈡、更不可能在公平、公正的市场上自由买卖；㈢、几乎全是中央政府一统垄断游戏规则；㈣、全球外汇、粮棉油、金银铜铁等等、等所有商品都可以储备制度，可以任意储备，但中国地产却不允许任何储备；㈤、中国房地产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悖论，待美国这轮金融海啸、欧元区主权债务完结过去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象“大自然”螺旋式上升），那么中国房地产业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相冲突、难有正常发展的生态环境，又怎样与全球主要发展大国、G20国家兼容？“特色中国”已经与“市场经济地位国”埋下了难以逾越的天堑鸿沟，又怎样一同前进？这几年，中国通货膨胀达到62年之尖峰，中国房地产业上涨更是拉动、达到改革开放30年之巅峰……

　　到2012年8月末，中国楼市新闻更是密集发布，却总是语焉不详，欲言又止，没有哪一个中国公民能说清楚。先是8月13日（周一）中国国家国土部网站转载了一条湖南湖北两个房产税新试点的消息。虽很快撤掉，但已“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湖北地税发言人证实确有此事，隔天又改口“辟谣”。“出尔反尔”的还有央行，忙不迭地澄清，其网站上一篇报告中“用房产税来取代限购”的建议纯属个人见解。事实上，中国房产税的评估、联网等筹备工作一直按部就班，扩大试点几乎也是大势已趋。但在房产税被视为中央加强调控的储备政策的当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分外牵动神经。8月初一条“商品房预售制将取消”的传闻也引起市场地震，房地产股集体暴跌，事后证实只是研究机构一条建议。现在中国房地产业举世的尖峰事情，是有病乱投医的超级年代，什么所谓的国策都可能出笼，但中国房地产的生态的大环境、正常化全球G20国中“市场经济地位”又怎样践行成路、兼容不冲突？

　　而最近8月末这期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8月29日这期《学习时报》，文题为《建立房价合理回归的对冲机制》作者为山东省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程国有）刊文认为：中国房价下跌须控制在20—40%。该文认为：如果中国房地产形成整体性下跌过度大或时间过长，由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中国经济动荡（作者注：就是经济危机）就可能发生。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引爆者——美国2007年7月始发“次贷危机”中房地美、房里美的前车之鉴，中国当可汲取。

　　曾经因手持天量资产而不可一世的外资房企和投资基金正悄然从中国楼市撤退。转让已有地块，降价促销，跑量回款，不一而足。初步预测，2012年，中国房地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额可能大幅下降50%，并创下人民币升值7周年以来最差投资行情。曾经因手持天量资产而不可一世的外资房企和投资基金正悄然从中国楼市撤退。转让已有地块，降价促销，跑量回款，不一而足。初步预测，2012年，中国房地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额可能大幅下降50%，并创下人民币升值7周年以来最差投资行情。回顾外资“作战”中国楼市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与人民币升值周期捆绑的投资曲线。没有哪个行业或企业能够躲得过这一轮全球经济低迷，曾经因手持天量资产而不可一世的外资房企和投资基金也不例外。单看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利用外资”一项，2007年市场最火爆时，其增幅高达632%。到2010年，外资在中国房地产开发中的年同比增速为66%。不过，这一趋势到今年将彻底改写。2012年，中国房地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额可能大幅下降50%，并创下人民币升值7周年以来最差投资行情（见2012年8月29日《上海证券报》《外资悄然撤离中国楼市全年投资或现腰斩》一文）。细究这一结果就会发现，影响外资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原因有主客观多种因素：首先是政策上，中国一直严格限购外商投资房地产；其次，全球经济低迷，加上人民币升值周期性见顶下落，外资机构将项目变现避险的意图越来越明确；最后，外资同样“受累”宏观调控，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中，外资也不得不以价格战来力保生存。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最终上演了外资2012年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热情的大逆转趋势。

　　纵观中国房地产消息，中国“最严厉的房地产策略”，主要来源无非三种：（一）是官方统计数字，具有无法取代的垄断权威性；（二）是国家部委下属研究机构和房地产协会人士，利用接近决策者、御用的优势释放一些调控动向；（三）是中介研究机构、所谓民意，呈现更多的是局部利益、部门利益，被扭曲的市场动态和政策建议。

　　然而，中国从中央政府到省、区、直辖市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矛与盾”都折射出中国楼市调控仍处在历史极端的“非常期”以及巨大的国略争议，并未完全取得任何“共识”，中国中央政府毫不松动的加码游戏规则、一统垄断与地方政府一直延续的土地财产在悖论的“马拉松”游戏规则较劲。各地方出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断初试锋芒、尝试突破调控的“小动作”，而中央政府在极大规则（派出所谓中央房地产实施“督查组”，但这些“督查组”只管中央的特别管制策略，却不问地方“人大”、地方政府收入策略及地方公民、地方政府运行成本的呼声）、经济下行趋势下，除了更多地“喊话”表达非理性、非生态环境的、非“市场经济”手段的调控决心外，也尚未明确中央策略要表态要出台更严厉的政策、以及长期的中国房地产策略，造成了中国近10年、温氏中国房地产政策出笼越多，中国房地产价格越升高铁板一样的事实。普通公众和业内人士均期待获得更多权威、真实的信息，中国市场更急需吃下一粒“定心丸”，但中国房地产怎样退出“非常期”、几乎没有可能、走上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之路则难上加难、难于登月、难于卫星上天、难于载人探太空。


三）来日怎么前行、不后退——18大后新政更难把握

　　就货币的大势环境而言，原本中国央行可通过向银行体系注入超额资金，包括大量印钞或者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让基准利率维持在零的途径，为经济体系创造新的流动性，以鼓励开支和借贷。通常，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失灵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做法。但在美国金融资本和美联储眼里，这就是“过期不用就要作废”的权力工具，美国要更大的扩张货币的流动性，是市场有更大的张力。在前两轮总额高达2.6万亿美元的QE1、QE2实施之后，美国股市完全回升到金融海啸前的13000点之上，大宗商品价格也在高位运行，其中获利最多的肯定是华尔街。而在QE3上周出台之后，又将在向世界经济注水的同时助推美国金融资本获利。而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显然是美国一系列不负责任经济政策的买单者之一。在美元高边疆面前，中国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时显得格外脆弱。而中国股市却每况愈下，成历史之凹，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2000点“死门关”。而中国中央政府四万亿大救市也取得了举世空前结果：这就是通货膨胀的60多年之最和房地产业30多年价格顶峰、以及中国房地产业举世巅峰上、下之举世艰难，这就是中国与美国“救市”不同的水火两重天、天地差距。

　　另一方面，与欧美相比，欧美还可以凭借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构筑针对中国市场更高疆域，就拿全球市值最高且被部分神化了的苹果而言，足以让中国同行追赶好几十年。假如苹果最终一统中国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市场，则将对国产手机制造商形成致命打击。一家苹果，顶上亚洲90%以上国家的总产值，但它却没有靠任何一个国家的所有资源，相反就是象中国的一个“个体户”那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是没有这样企业生长、生存、成长、长大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就是苹果破产，也不会影响到美国国家的任何路向。而中国的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业“四大家族”等等若是破产，那么中国将陷于水生火热之中、13亿公民则民不聊生……

　　从普通微观主体的视角来看，中国高度集权的“统制经济”这些年来取得的经济却“别有洞天”新奇，但13亿公民从财富到福利、再度实际收入，其质量并不算太高（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的“国内消费”就是一例证，长期不振，是中国绝大数人没有钱消费），2011年中国官方公布中国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若一个人真用3000美元来消费，那么中国一年就有390万亿美元进账，但现在却没有，这说明中国人均收入5000美元有质量的严峻问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加上通胀对工资增长效应的冲销，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刚性需要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在经济内外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如若没有前瞻性的治本措施，则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大爆发，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眼下，在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下行区间时，中央政府通过适度微调宏观经济政策激活增长，并没有错，但这些年来凯恩斯主义特征明显的宏观调控已经证明：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经济增长的国家大环境，非常重要，一如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央政策高悬垄断、甚至高过了市场经济的商品规则。而外部需求下降引致的出口衰退，正是中国降低对美欧市场过度依赖、加快经济转型的时间窗口。从操作层面看，政府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同时，应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国内低成本的技术转移，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配套条件支持下，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内需一直不振，回天乏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者尤为担心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现阶段，决策层尤须保持相当的理性，适度控制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的释放。如果撇开经济转型的宏观大略不顾，在没有对宏观经济作彻底体检并拿出有效应对药方的情况下，再度举起投资大旗，注定是次优决策。

　　外患方面，有观点认为，至今21世纪，在今天这个星球上，能榨出更多利益并可承担更多经济责任的主要经济体只有德国和中国。很难说是美国金融资本一手导演了欧元危机，更很难说第一次全球金融海啸危害了美国（因为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近200年来，都是螺旋型经济，低潮之后，就是强劲的增长之势），但这次美欧双双劫难——通过这场危机对全球主要富国的洗劫，欧元区短期内基本失去挑战美国的硬实力，美元也遭遇阶段性困境。作为欧元区的稳定器，德国不可能全身而退。至于中国，美国更是用上了所有想得到的围堵工具，特别是在金融、货币已经用尽。目的是在中国经济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其操控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各种金融工具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和游戏规则、话语权的利用，以削弱中国经济的快速上升之势，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的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经济格局，或者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可能地压缩中国的上升空间。凡此种种，中国与全球经济再度面临敏感而危险的时间窗口。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9月16日发表了“如何看待经济转型”文章认为：时隔三年，中国经济增速又一次回到8%以下。毫无疑问，我国已经进入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已成为关系全局的战略抉择。面对2012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该如何看待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哪些加快推进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在经济转型上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

　　中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政府债台高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大幅下降;从国内看，由于劳动力成本提升，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依靠廉价商品去抢占国际市场。2009年，中国外贸出口从上年的17.2%骤降到现在为负增长16%。2012年7月，中国出口增速再次骤降至1%。这说明，要想让经济实现健康、平稳、可持续增长，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循环——从外需转向内需，让投资和消费在国内形成良性循环。换句话说，就是要构建扩大中国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新循环建立的过程中，主要矛盾是消费。来自中国的数据揭示：2007年，净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达8.9%，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2.4%;2012年一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0%。数据显示，标识出中国“出口创汇”更加艰难。从而揭示了中国制造：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价值低，却在国内生产的成本高企——这一难以为继、难以持续的现实。

　　提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多策并举促消费。中国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有所改善，但一直不振。然而，有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入是消费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第一浪消费早已过去，中国GDP的增幅一直快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为此，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不少专家以为，实现这一目标难度艰巨，有数据认为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半数，由农民转成城镇人口的那些人、还有农民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然而，2012年上半年，中国GDP增幅为7.8%，城乡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和12.4%，均高于GDP增幅，但消费依然难以撼动——这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死结。

　　如果中国“十二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能与GDP同步增长，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它将为扩大消费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一是确保离退休、低保家庭收入稳定增长，今年名义增速将不低于10%;二是“十二五”期间，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幅度将接近或超过GDP增长;三是为促进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发布了城镇职工分行业工资指导线，“十二五”期间增速也要拉近或超过GDP增长。也许，这能提升或拉动部分消费。拉动消费的第二个着力点是让老百姓敢于消费。近年来，中国在养老、医疗、教育等三个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截至2011年底，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8亿，全国60%以上的地区建立起新农保、城居保制度，参保人数共计3亿多，再加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目前中国有养老制度保障的总数为6亿多。2012年，中国将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全覆盖，到“十二五”期末，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将力争覆盖8亿人以上，还有全国5亿人口市场尚待发展。

　　中国调整供给结构，工业转型取得积极进展。供给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近年来，中国在加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推进企业兼并重组、节能减排淘汰落后、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显示，2011年，前10家钢铁、汽车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上升到49.2%和87%。“十一五”期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6%，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36.7%，工业化学需氧量及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17%和15%;累计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2亿吨、炼钢产能7200万吨、水泥产能3.5亿吨、焦炭1.07亿吨、造纸1070万吨，占全部落后产能的50%左右。“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了5.8个百分点。有了中国所谓的计划蓝图，怎样实践完成？中国经济下行是一道难迈的坎，中国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这个道理。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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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8日
见诸于《价值中国》等网站，发于本刊时作者略有文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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