雯谖：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记得在我上大二那年的6月4日，老爸打电话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从国际纪念日想到中国的民族节日，又从家里人的生日想到家里宠物小猫的生日，就是回答不出来。老爸提示“天安门广场”五个字，我还是没有回答。我对“六四”一无所知，从我身上可以证明，党的“洗脑”教育是多么成功！从此，我通过“翻墙”深入了解了“六四”，当我看到海外三家华文媒体联合以“怎样解决六四问题”为题征文时，总想说点什么，但觉得凭自己的那点知识和理论难以驾驭这么大的题目。我只能说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提几点避免“向学生开枪”悲剧重演的建设性意见。


一、把“中国青年节”的5月4日改为4月18日

　　“六四事件”属于“八九民运”的一部分，“八九民运”的起因是大学生悼念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等学校学生自行成立了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在各自大学校园内设置灵堂以作追念，学生们也零零散散的各自前往天安门广场表达悼意。到了4月16日时，西安市以及上海市的大学生陆续在校园举办小规模的追悼会。4月17日下午5点左右，作为第一支游行队伍、约500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生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进行胡耀邦的悼念活动，4月18日凌晨，约有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也以游行的方式前往天安门广场，并沿途邀集了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游行行列。之后游行队伍与原先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会合，到晚上9时广场上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此时上海复旦大学与同济大学亦有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南京当地也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这使得单纯的悼念活动很快随着集会规模的增长而逐渐演变成对独裁统治的抗议行动。

　　把“中国青年节”改为4月18日，因为这一天不仅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高潮，而且是悼念活动的转向，大学生们第一次以请愿书的形式向中共提出了民主诉求：一、重新评价胡耀邦的作为，肯定其对于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承认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错误，对于蒙受冤屈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和一切形式收入的讯息应向人民公开，借此表明政府反对贪腐的决心；四、解除报禁禁并允许民间创办报社，停止新闻检查制度并施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并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所制定限制示威游行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错误来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并透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人展开改选。

　　匈牙利的青年节不是党和政府设立的，而是由民间组织倡议的。每年3月15日匈牙利青年都要开展活动，以纪念1948年3月15日匈牙利青年在布达佩斯的抗议反动政府的大规模集会遭到镇压。1989年的青年节，匈牙利31个民间组织的青年走上布达佩斯街头，呼吁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反，要求苏联撤军，反对一党制，实行言论、新闻、宗教自由，得到一呼百应。最后全场一致通过把“匈牙利事件”高潮的10月23日定为匈牙利国庆节。在青年人的逼迫下，5月9日匈共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告：“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 6月16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为纳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国葬”仪式，30万人参加了吊唁安葬活动，标志着匈共的时代结束了。

　　把“中国青年节”改为4月18日后，原来的5月4日中国青年节改名为“五四民主运动纪念日”。


二、把6月4日定为“中国和平日”

　　由于中共在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凌晨期间，派遣军队前往天安门广场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使得这天的屠杀清场行动成为整个“八九民运”的标志性事件。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匈牙利政府把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10月23日定为三个国庆节之一，中国台湾当局把“二二八事件”的2月28日定为“和平纪念日”，联合国把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被解放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我建议中国政府把6月4日定为“中国和平日” ，“和平”一词不仅指没有战争的状态，也指没有其它敌视暴力行为的状态，所以主张“无暴力革命”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幼稚地相信，习近平王储登基后一定会发布一个国家主席1号令：于2013年起，每年的6月4日为“中国和平纪念日”，全国放假一天，全国各机关降半旗，对“六四”死难者以示哀悼。


三、把“毛泽东纪念堂”改为“六四纪念馆”

　　虽然毛泽东纪念堂是“中国最大的违章建筑”，但不应该拆除它。因为它在事实上已经是文物了，如果拆除它，我们就与破坏文物的毛泽东一样了。再说也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建议把毛泽东纪念堂一分为二，一半改为“文革博物馆”，一半改为“六四纪念馆”。

　　毛泽东纪念堂是最好的文革博物馆，其建筑物本身也是“文革”的产物。把红卫兵袖标、《毛主席语录》等“红色文物”往里一摆，就是再合适不过的文革博物馆了。毛的死尸不需要扔出去火化，它本身就是“文革”最形象、最生动的历史文物。为了让后人记住历史，花点纳税人的钱维护一具木乃伊是十分值得的。如果把毛尸体扔出去，肯定要极大地伤害“乌有之乡”的感情，不利于社会和解。

　　“六四事件”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是一场促进中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运动，其目的是避免文革悲剧重演，所以，把六四纪念馆与文革博物馆连在一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六四纪念馆对牺牲者的介绍不能只是人数，而要具体化为个人人名、图片和事迹，还给每个牺牲者应有的尊严。


四、把“六四和解纪念碑”选址到北京木樨地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绝对不能拆除的，但可以改名为“抗日英雄纪念碑”，以此纪念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所有抗日英雄。天安门广场已经没有地方建设“六四和解纪念碑”，最理想、最有意义的选址地点是北京木樨地。

　　在六四事件中，木樨地是一个光荣的地方。1989年6月3日傍晚在广播媒体陆续发布通告的情况下，北京传出有数10万人规模的军队自北京四个角落渐渐进入市区。北京的居民随即涌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进入，并开始于各个主要路口处设置路障。许多学生认为天安门4.5公里外的木樨地是军队进入北京的重要干道，因此联合民众一同尝试阻截部队的行进。到了晚上9时，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在木樨地聚集，3辆无轨电车被人推到木樨地桥上作为大型路障，同时人们也自行将行道上的水泥砖砸成碎块、陆续在街道两旁堆起水泥墙防止流弹，民众也临时找来卡车和三轮车运来砖石以阻挡部队行进。到了晚上10时30分左右戒严部队的车辆到达，示威者随即向部队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展开攻击，甚至与士兵发生近距离的肢体冲突。随后士兵在木樨地桥墙上排成一排且以实弹向无掩蔽的示威群众开枪，约10分钟过后，部队推进到22号部长楼和27号楼房间的北京地铁木樨地站一带，学生则退到中央机关高干居住的公寓大楼，并以街心花园和楼房之间的树丛与建筑牌做掩护，不断呼喊着口号抗议军队的行动。而部队也开始在公寓大楼周围对空开火表示警告，但也让一些在公寓或阳台上向外观望的市民遭到枪击。根据香港电台的广播节目《神州五十年》 统计，在木樨地最少有超过30人死亡、近200多人受伤。

　　我建议海外民运组织及海外民运中文媒体，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在全世界华人中征集“六四和解纪念碑”设计方案及碑文。


五、把赵紫阳的骨灰从他家里请出来进行国葬

　　1989年5月19日，被邓小平架空权力的赵紫阳仍然尝试阻止政府以武力的方式来处理学生运动。他希望能立即通知在北美访问的万里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期望在绝大多数反对实施戒严的常务委员支持下借由宪法的法律框架，达到阻止中共元老会议所决定的以戒严令处理的方式，并且希望在这之后将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人民大会。然而负责联络万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退回了赵紫阳的请求，并以应将此移交给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为由否决这个想法。1989年5月25日凌晨万里返回中国，座机途经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加油时收到了江泽民所递交的“邓小平的亲笔信”，之后便在下午宣布其将会在上海养病数个月，而在万里未能返回北京召开人民大会的情况下使得赵紫阳试图阻止戒严的想法失败。

　　如果紫阳服从邓小平的镇压决定，采取妥协，他可以继续当政，对国家今后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有好处。可是就长远来看，这样做不仅违心，也违背了历史真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愚昧与科学不断斗争的过程。赵紫阳坚持和平对话，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解决当年民运问题。为此，他不惜丢弃权位，且失去自由，受漫长的软禁。这种高尚的品德和行为，改写了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赵紫阳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后，其子女不愿意将他的骨灰与那些刽子手的骨灰放在一起，把他的骨灰抱回家里安放。有朝一日，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定会把赵紫阳的骨灰从他家里请出来进行国葬，就像匈牙利的30万民众为纳吉重新安放骨灰那样壮观，


六、把已故流亡民运人士的骨灰运回祖国

　　当年被邓小平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除出党的三位中国著名知识分子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都先后在“六四”后的流亡中逝世。王若望的骨灰葬在美国，民运人士曾发起送他的骨灰回国的活动未能成功。刘宾雁的骨灰由子女绕过当局的审批带回中国，葬于北京郊区。刘宾雁死前为自己拟就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但当局不允许刻在墓碑上，刘宾雁的墓碑是一块无字碑。在美国逝世的中国政治流亡者，还有戈扬、赵品潞等人。戈扬去世前患老年痴呆症，晚景凄凉。赵品潞逝世前希望回国探亲，不获批准。还有多位中国政治流亡人士，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不知自己有生之年能否回国。

　　有朝一日，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把已故民运流亡者的骨灰从国外运回祖国，在北京香山公园建立一个“六四流亡民运者公墓”。


七、把对六四受害者家属的“困难补助”改为“赔偿”

　　这里所说的六四受害者包括在戒严期间被“人民军队”致死致残的人、被刑讯逼供致死和自杀的人、被判刑劳教的人。

　　尽管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在六四事件期间有任何不法行为，但在2006年4月，中国政府首次接受了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的申诉，由在四川死亡的周国聪母亲唐德英获得了政府所发放的7万元“困难补助”。周国聪因参加抗议政府屠杀学生的游行而被捕，因为拒绝写下悔过书而在1989年6月6日被警察殴打致死。中国政府的这项举动受到一部分支持对六四事件伤亡者家属进行赔偿者的欢迎，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共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所作的措施，并且不认为这件事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其官方立场正在改变着。

　　补偿与赔偿两者意义不同，赔偿是由加害人向被害人赔偿，补偿是不知道谁是加害人，由政府拿人民的税金编列预算给被害人，这不符合“社会转型正义”。

201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