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儒家文人传统对民国宪政的破坏

　　从德治走向法治，只有坚持到底，才有胜利。即使现代化百年以来我们这几代人失败了，还有后来人，不能让这种使命失败了。中华民族的重生或者再造，依赖于对轴心期以降孔子之后的道德政治秩序的价值重估。清末民初的活，我们得继续。二千年的大变局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要继续大变局。

　　共和精神与儒家文人传统截然对立，不共戴天，是促成儒家文人传统死亡的三千年大变局。晚清民国对世界历史精神总体理解为“共和”。新文化运动肇始歪曲为“民主”，是政体精神的一次堕落，开始消灭反噬共和精神。国党残余些，共党全无。新文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实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运动杀人和血腥的发动。

　　百年中国的现代化，其中一个主线就是先知传统战胜儒家帝师传统，对权力进行监督与评判，而不是顺服于权力的魔力。方向本来就在那里，不需要谁指明。

　　不是中国挤不出好制度，民国初期就是宪政的黄金时代，但是被中国知识分子给破坏了。道德批判思维方式，与宪政天生冲突，用一种极高的理想途径来衡量，如此，则必然是猴子丢了西瓜捡芝麻，一茬不如一茬。更好是好的敌人，马虎的基础上，做改良，而不是不符合理想图景的，都不要。

　　我讨厌说拿民国知识分子人格来说事，所被推崇的人装作是历史的导演，其实顶多算一个群众演员。就像戊戌变法，明明主角是光绪，康梁弄来弄去就变成自己了。这一些道德上人事上的是非，无关大局，不必提。重要的力量，例如民众无法把持历史的书写，或者叙事，被人忽视。对于知识分子，给他一点承认的骨头，就是一只哈巴狗，不给，就是藏獒。知识分子就是有一个极端自私用伪善面具掩盖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这是从有知识分子以来几千年的通病，欧洲中世纪也是如此。

　　拿民国知识分子人格来说事的整个历史判断，陷在儒家文人道德政治传统的泥潭里面，不可自拔。这种儒家文人传统毒害太深，与犹太先知传统的对立。需要矫正以犹太先知传统。韦伯说犹太先知传统是西方理性化的根本因素，那么当民国之后政治走向去道德化理性化的过程中，犹太先知传统暗中潜入，对儒家文人道德政治传统发起一次价值重估和颠覆。

　　多一些政治先知传统，少一些儒家文人传统。我们所面对的命运之残酷性，我们谁都担负不了。但是没有必要彰显个体，通过彰显个体的道德或者德行来解决整体，个体真的无足轻重。先知会认为自己是圣人、英雄与伟人么，扫罗会么，大卫会么，罪人而已，起不起作用都是罪人。即使毛泽东，如果他想对中国干好事的时候，无足轻重，他想干坏事得，就厉害了。彰显个体的道德或者德行顶多阻止部分做坏事，不做坏事决不是整体解决。

　　这里有先知传统与自我为义的文人传统的冲突。我评价历史人物，不从他有什么文化道德品行入手，而是历史作用来看。好人好心常办坏事，坏人坏心也许会带好结果，谁知道呢。

　　先知的政治传统，与儒家文人传统大大不同，那就是先知之上还有上帝在，先知有一定优势，但是没有绝对的垄断权。这也是是人神相通时代的残余，而不像其他文明进化到愚昧的垄断阶段。而政治神学的统治，高抬宪法，矮化“先知”，这样形成先知民主体制，绝对的上帝本身约束着先知的内心，民众本身可以援引上帝的戒律防抗先知。这种因为先知没有人神化，形成的贵族先知与民主大众的混合，是最不坏的。贵族先知与民主大众之上，有一个绝对的神统治着他们。

　　上帝爱人民，上帝的声音是民众的声音，这样先知必须赋予民主于大众，但是先知还有个指向，那就是荣耀神。在上帝和民众之间保持一个张力，当然人民犯错误的时候，阻挡他们。也就是说，神在政治中是在场的，而不像儒家文人哲人，用神把自己抬到人间至尊位置，然后就把神关了禁闭，悬空了上帝，裹挟神垄断了神以令天下，没有达到宪政均衡，民众对其无法制衡。


民国代清

　　民元代清，抛弃帝制，最主要的在于帝制与官僚捆绑在一起，就像反对罗马天主教殃及上帝，是因为上帝与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权威捆绑在一起。封建王朝的末年，往往皇帝的天下为家的利益，与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对立起来，因此底层民众与皇帝结成同盟，打击豪强。底层民众渴望明君，而皇帝为了家天下，也被迫呼应底层民众。底层民众从来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皇帝是一种政治神学的化身，具有人神的权威。

　　在民国代清之际，如果没有西方现代因素的涌入，这种倾向还是一样，帝制还是会被延续，不过实现的是改朝换代。然而正如民国初年看到的，官僚军阀还是最主要的问题。而是否是君主制度，对于民众，无关紧要。帝力于我何有哉。

　　民国初年，很多人认为，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中国的民族和民权问题解决了，当致力于民生问题。然而杜亚泉，以伧父的笔名，在1912年11月的《东方杂志》9月号第五卷发表《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他说，就大多数人国民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乃依据于事实（仅事实上驱除暴君污吏而已），而非根本原理。盖事实问题，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之所谓利，而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也。

　　这二者之间，有一种虚假的关联，那就是内心与道德。把政治上的制度不正义，转为官员道德。民生问题，就变为伦理解决。共和政体之发生，也同样是变为伦理，而并非一种包含着政治技艺和责任伦理的政治科学，道德教士取代共和政体所内需的政治家。这二者就在道德伦理或人心层面上，就统一起来。

　　霍布斯的做法，有一点点类似。霍布斯似乎把民生问题带来的自我保存，也放到精英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把民生问题嵌入人对人是狼，那么看起来，也是政治迫害上的结果，可是在解决路径上，霍布斯依赖于一种政治科学，一种法治的，而非伦理人心的政治技艺。

　　合法性的征战，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而利益本来是民众。但是二者有个链接，那就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合法性与利益两个都要，例如共产党的核心组成。知识分子与民众，利益与国家原理，有一个交叉地带，就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下层知识分子成为民族的整体化身，那么道德政治就取代共和政治，古典的政治病毒继续延续。这时候就采取道德政治上两种办法，一种民粹主义和唯物主义，以释放强化对利益的渴望，例如毛泽东。另外一种是新民说，在道德上把民众置之于教育专政之下。

　　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变革，被赋予变天的色彩。其实毛泽东很灵敏，于是在1949年要搞一个新天新地。这是民国变天这种千禧年情结的放大。毛泽东是民国之子，而且来自民间，知道民国变革和中华民族的重生、再造那种隐秘黑暗的力量。

　　而作为上层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白痴。他们对民国新天新地一开始极为期待，由于充满这种幻想，以为一下子世界全变了。过多的期待，很容易极度绝望。道德知识分子，在革命之前，对革命所要求完成的政治使命，一无所知，不是前提去完成，去推动，去替代，而且是打压，替皇帝说话，用秩序的名义，打压，来推动革命来临，而且不为革命本身立法，这种革命必然是血腥的。看到革命成功就投机，就取悦民众，搞民粹主义。


新文化运动道德批判对民国奠基的伤害


　　鲁迅曾经回忆起民国之时的光阴，那是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是到了民国二年之后事情渐渐坏下去。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对政治的整体失望，而如梁启超所说，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之觉悟。梁启超总结说，时人因民国以来“所希望的渐渐落空”，山穷水尽。

　　对政治的整体失望与乌托邦情节，一觉解决，一下子变天，短时间内进入大同。没有前一阶段的奢望，后一阶段的绝望和幻灭感就不会那么强烈。大部分人认为民主了，就完美，一切都ok，这是一种渴望的投射，是注定无法改变的。这叫做弥撒亚主义或者千禧年主义。促进民主需要这种心理动力，但是不能屈从于。大部分人没法全面理解，就像士兵，还是需要军官的。

　　民国知识分子对民国奠基过多的道德期待，经过几年，就立即爆发最强大的绝望。例如鲁迅、梁启超、孙文、张君劢都有这方面的心理历程。一开始他们相信制度决定，相信政体变革带来新气象，转而绝望相信文化教育，新民说，诋毁制度。道德知识分子，根本没对现代性做好准备。无法兼容于现代性，是一种障碍。他们是一个小女孩，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哭闹。这就是没有权力意志的一批人。

　　道德乌托邦式的批判，是不管当时的成就如何，距离完美有多远，只要不符合完美图景，那么就遭到完全否定。例如对代议制政体的否定。孙中山对近代西方代议政体，由极力推崇转向怀疑和失望，后来他得出结论，以为代议政体就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那也是不足信。茫茫前路无归处。一大批高级愤青在主宰民国，民国不乱才怪。

　　而且一个民主制度的设立，并不等于万事具备，一切美好，就像建大楼才有设计图案和地基，还有很多工作要多，西方民众的不满，正是为了促进更多的工作。这种不满，就像老婆骂老公说你这个杀千刀的，那也仅仅是骂，而不是不要老公。

　　中华民国返本开源，绝不的一种道德复兴，而是先于道德的。道德是政体的，而先于道德是国体的。这种政治总体性的渴望，是不能批判的，需要的工作，是进一步实现，而不是去瓦解。这是第一步，而且需要很多步骤。民国精英之恶坏，就在于通过道德批判来否定，而不是去成就。

　　要降低德行和品行在政治中的作用。批判政治家的个人品行，只会维护德行和品行在政治中的作用，带来恶性循环。优良的政体，其好处在于降低政治家的品质，在政治中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专政之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所以启蒙运动所承载的目标，一定不能以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方式继续。来之民众的支持，也不是文化的支持，而是政治的支持。文化不能作用于民众，不能牵引政治立场的变化，只有利益和强权。美国人的爱国心和自豪在于对政体。所以不是对共和制度，而是对民国的人物，有什么风范的，我喜忧参半。对道德风范的推崇，总是靠近专政。

　　儒家道德知识分子，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总是倾向于虚无当下，虚无既有的东西，总是不满足，对不管大小毛病都道德批判，放到普遍性上来批判。如此一个政体要稳定才怪。不具有修补和完善的功能，相反具有颠覆性。丢了西瓜捡芝麻。所以要实行宪政法治，必须对这类知识分子有根本性的改造，易筋洗髓。

　　文革毛泽东用政治运动对他们进行改造，市场经济用资本的力量摧毁他们信心，维权时代更是用法治和基督教对他们进行劣根性改造。这样的历史进程，是道德知识分子道德决定论和自信心下降的过程，抽调他们“唯意志论”的脊梁骨，让道德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作用逐步减弱，这同时也是法治兴起的过程。也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作为解决手段淡化，吐掉狼奶的过程。

　　民国以降的革命，必须依赖于道德文化结构，用新的道德文化权力替代的旧的，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以此出现在“价值重估”和自然法生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的贡献是铺路石。就如黄色陆地文明向蓝色海洋文明下面延伸的大陆架，如今到了彻底实现民国初年的目标民族重生和再造的时候。

　　这里也有个问题：一个对道德路径依赖的民众，获得民主的解释权和评价权，会不会种下龙种，收获跳蚤？从民国以降的历史来看，必然演化为民粹主义，反而堵住了民主的进程。用道德这种路径依赖的革命，实在是险招。相当于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敌人，然后获取敌人的权柄。

　　民国以降的革命，实际上民主对专制两种本质性不同的政治秩序的替代，他有两方面的形态，一种是暴力革命，另外一种是专制无形枷锁，在心灵深处无形奴役的根除。道德革命实际上进一步延续了心灵深处无形奴役，这是专制在现代化中国所中下来的“蛊”，有形的统治集团虽然消灭了，可以无形的统治秩序却在它的反对者中延续，虽死犹生。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彻底地对传统道德文化权力的“价值重估”，而这种“价值重估”并未彻底完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五四运动影响的革命，进行社会改造，是以新的道德文化权力对传统的传统道德文化权力的摧毁，新的道德暴君取代了旧的。

　　所以如今到了必须对深层道德文化结构进行摧毁，把传统道德棍棒扫荡干净，继续五四运动的时候。新旧的道德文化权力连同无形枷锁一并摧毁，这体现为法治运动。法治既是改造国民劣根性，道德神经病的手段，也是目的。这里依赖于自然法的生长，传统道德的摧毁。现在民众总是倾向于怀疑法官，政府官员是恶人，政治秩序是恶的和法律是恶法。这是古典道德秩序的矛盾。封建社会的奴才们，相信主子的时候，打死他们还相信。不相信的时候，打死主子时还不相信。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专政之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所以启蒙运动所承载的目标，一定不能以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方式继续。

2012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