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义的字源上看,就能知道其日常的意思。“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justice的字源是justness。简单来说,是恰当的意思,一般用于描述重要事情。若要进一步地思考正义的问题,森的书是一个不错的起点。我们了解国外的历史、学术能够有利于学习,有利于切实推进变革,摒弃各种洋、土的迷思、圈套。学习别人的是“经验”,要析构式利用,而不是“信仰”,在世俗世界不要期望“神谕”,没有人能揭示天国的模样。

  开始阅读的时候,应该注意到森的治学的特点,或者可以说是他的局限。森首先是学数学,后转到经济学,后又转到了政治哲学。所以,或许我们能感到他缺少哲学家的思辨力、历史学家的包容度。把问题简单化、平面化,对其“最终后果”进行量化比较,这是森所批评的,但或许他提出自己答案的时候也有这种倾向。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作为印度公民的森的情怀。森以解决印度问题为出发点,尝试给出答案。印度国情有其特点,社会松散而保守,而其宪政框架已经运行了好多年。森还说过印度人喜欢争鸣。所以其文风很多时候让人感觉到像是一个智者在给选民讲课。书中很大部分在讨论人心的明智,毕竟一致性投票的力量在宪政框架下是无可匹敌的,尽管或许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结论。

  森在书里很强调全面地探讨问题,包括所用的方法和关注对象。举个例子来说,西方文化通过宗教深受犹太人的影响。犹太人的律法师的角色类似于中国古代士大夫,而不是“讼师”。其所关注的是“道行天下”,而不是对局部的、既有的东西的技能。森在书里仔细地分析了“契约论”的制度原教旨主义的误区,其没有涵盖纷繁复杂的、活生生的人类生活。

  我们说一个事情是正义的,意味着它和我们对理想社会的期待相符合。一个人的社会理想或许更像一副连环画,而不像一门数学课程。总和来看,人们的社会理想就像一个诗会,而不像一个数学研讨班。其中,说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我们感到的很多是沉默的。较理想治理的情况下,生存就像一部傩戏,人们“自动地”举止得体。男人们“自动地”去渔猎,女人们“自动地”去采集,当然还有科学家们“自动地”去钻研。

  当然,我们并不应当主张迷狂,应当反对各种各样的迷信,包括很久以来或最近被奉为神圣的东西。正像森在书里反复强调的一样,我们要准备把所有的主张置于反思之下,经过检讨之后才赋予它更坚实的地位。比如人口过剩问题,国人是不是在各种各样的旧的理念支配之下,并且在现实的各种力量的歪曲之下,比如“利润”、“发展”等幻像,失去了对问题的更好的理解,也失去了追求一种更好生活的可能?疯狂的压榨易辨,缓慢的死路也要警惕。当然,要妥善对待各种宗教门派和俗信。

  一个公理系统有如下特性,必须是内洽的、必须是完备的、应当是独立的。就人类智力的局限和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而言,如果要这样来描述人们的社会理想,那这个公理系统应该有极多的条目。事实上这样的论述是不能存在的。所有提出的简化模型都不可能和俗世吻合,并遭到了反驳。应该说社会理想是一个博杂的系统,其中的规则是多种多样的。森列出了很多“适当的行为”的理由,比如“单边义务”。

  孟子说“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些显然也构成了恰当行为的理由。社区道德维系的最坚实的基础是老妪们的口,而她们并不需要理论的深化。由此我们应该了解,所谓超越的、极简化的道德论说对改善治理的不必要和不充分。森的书中大量地讨论了分散的改善的可能性和技术问题。就诸多重要价值的思辨而言,我们也不要局限于森的观点,所谓兼听则明。因为现在的技术复杂度、分化度越来越强,一项政策的执行很可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在社区道德维护方面,我们看到了人性、历史和文化的作用。书中提到英国圣公会祈祷书,提倡“我对神的义务以及我对邻居的义务”。这显示了各国文化的差异。中国自古以来都强调了宗族和亲戚关系的重要性。对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的相关性,现在已有很多历史性的观察和分析性的研究。即使现代性大为增加,我们也不应期望突尼斯人和瑞典人对美好生活的设想没有差异。保持多样性,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最近有新闻说,印欧语系发源于安纳托利亚。就是说,西欧白人受到更早的农人的文明的激励而发展起来。后来彼接受的基督教,也是欧亚大陆长期文明流转的一部分。所以,不要简单崇拜,获得新知识需要自信。

  虽然要从生存论的广阔视角看待人们之间的关系,但物质利益肯定是重要的一部分。在现实世界中知识总是和利益关联起来,我们经常感觉到的是,改革迟滞和人们期待的差距。偏见背后很可能有宗派的利益,一项纯粹技术的应用也会带来对利益结构的冲击,因而遭遇阻力。所以要在现实世界中推进正义,不单单是着眼于改变个人,而是需采取政治方面的技术。而这方面的强度要因国情而异。学术化的论述和历史的知识要并重,《三国演义》既是教化、也是技能。

  在我们的世俗世界中,正义经常会遭到折衷。一方面是人际的折衷,比如我们要鼓励科技创新,就会以优厚的待遇延揽人才,那可能既不高雅,也不平等的哦,“匠人无需有德”。人们能够在公开的辩论中主张的利益,不是出于本能,而是社会化的。人们主动地限制自己,社会的运行成本就会低,就是道德力量的展现。森关注了制度改革和行为变化的相互依赖,就是要关注人的自我改变。一方面是历史的折衷,利益集团的冲突的结果很多时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人们必须在不完美的世界生存下去。比如说,“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渤海国被凶残、狡诈的契丹灭了,在大局已定的时候,渤海国人以死相拼也于事无补。务实的作法恰如事实发展所示,后来的渤海国人在辽、金的文明化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就“转型正义”而言,哪派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中争取到主动,其在对故人的评价上发言权就大。法统或许不是路线问题,而是亲情问题。

  森在书中列举了三个小孩和一支长笛的故事,但我们应该明白实际上任何政府都不会直接干预这种小事情,家长间的协商大概也不会关注这种不重要的事。人们之间的合作总是要解决重要的事情。就一国层面来说,无论政府还是组织要做的事情,根本来说是异质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所以,现实中的正义准则的贯彻总是限于要务方面,个人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盗版党”实际很少,而且会被人看作不正经。比如说,良好的治理要保证绝大多数青年都能按时娶上老婆,但显然我们无法关注他们快乐度的差异。所谓“某某关心你的每一天”,背后必有谋求不当利益的势力。外在的干涉太多,会让人感觉自由的缺失。另一方面,如果县议会都有贤良的长者主持,显然会有利于培养孩子们谦让的美德,这是榜样的力量。

  一个国家向别国学习的问题上,我们也要超越个体明智与否的视角,从思潮和利益集团的纠缠入手。论辩要发挥作用,需要有它的关切域。就是说论辩能够动员域内的个体、改变力量格局、形成实际的压力、推动实际的变革的发生。比如,比利时外长由于各种缘由发表了一个关于非洲某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声明,但比利时人对此并不关心,而非洲人也无法因获知这个信息而采取任何行动。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全球正义的薄弱和改善的遥远。当前,从国际格局的现状来考虑变革,既要利用外在的积极因素,也不要对利益的冲突抱有浪漫的想法。就现实的国与国关系而言,外在的推动变革的力量常有“弱化”的政策目标,所以健康力量要妥善借力,以免落下“卖国”口实。所提的治国理念,既要不违背普世价值,也要立足于切实可行的、积极的建设性。

  相对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更浓烈的集权色彩。一方面要关注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也要始终关注失控造成的危害。森广泛地讨论了公共理性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要促进政治参与的容易性,虽然我们对此应避免不切实际的期望。要多层次的促进参与,要探索权力在中央、省、市县等各层级的适当布局,使能权衡者受到责任制约,使人们不得不遵循明确的规则,使地区体制保持灵活性的同时抑制局部、短期利益狂飙。只有重建社会,强化道德氛围,才能够使代议制得以良好的运行。妥善抉择的社会,人皆无可怨,世俗的正义在中国应更可期待。

  思想能发挥巨大的但有限的作用。发挥作用的路径往往是曲折的,或许还会发挥和原本期待相反的作用。我们期待思想和实践的相互正向促进,智慧和知识的相互正向促进,勇气和见解的相互正向促进,各种专长的人的之间的相互正向促进。在这个幻灭而微妙的时刻,坐观、猜测是无意义的,建设性力量应努力发挥杠杆撬动似的作用。

2012年10月9日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