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英
2011年9月开始的广东乌坎村民维权抗争，广东省当局没有采取镇压的方式，而是承认了村民的诉求。这次胜利极大鼓舞了争取基层民主权利的中国民众，说是一个里程碑也不为过。当时的国际媒体都在关注维权运动进展情况，也普遍认为当时主政广东的汪洋有民主改革思想。2012年3月，村民如愿自己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民主选举，选举出林祖銮等七位组成新的村委会，人们期待民主带来新气象，不仅维护村民土地权益，也更期望给村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但一年就要过去了，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部分乌坎村民却为他们的革命悲叹，叹这场革命没有让地方富起来，更没有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当初领导村民勇敢维权、被视为民主英雄的林祖銮，当选新的村委会主任一年之后，情绪沮丧，后悔当初卷入维权活动。别的新村委会领导也显得一筹莫展。林祖銮希望有能力的年轻人接手。
为什么民主选举的村委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难道民主制度在乌坎水土不服？有人更得出结论，说中国国民素质差，民主制度不适合国情，是这样吗？
一些专业人士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谈了不同的观点。但乌坎的失败不是民主制度造成的，这是许多人的共同认识。
香港苹果日报周五的社评表示“乌坎村既然走上了一人一票选举的民主之路，就不可能再走回头路，村民自治已是乌坎的不二选择。乌坎村要重现和谐，关键不在于重选村委会，而在于要找到适合的发展道路，只要优化村民自治的架构，只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就有机会迎来乌坎模式的第二个春天。”
象征民主胜利的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村民不满当局土地回收进展，酝酿春节假后集体游行抗议。另外，村委会有成员抱怨工作受到制肘，意兴栏珊之馀准备辞职，村委会面临瓦解，乌坎可能再陷入混乱境况。
乌坎村村民张先生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汕尾市市长吴紫骊较早前公布，指目前已全面清理了乌坎村所有土地的范围，意见比较大的土地基本处理完毕，包括丰田畜牧场这块土地，现时已有逾5000亩土地回到村委会手中。但当村民其后到村委会迫查询回收土地情况，结果揭发市长吴紫骊跨大回收土地数目，实际只收回少于400亩的失地，令村民感到十分不满。
张先生：“当日有十多个村民代表，到村委会查问收回来的失地情况，村委会说只收回不足400亩土地，与市长所说的5000亩土地，相差太远了，又问收回来的土地款如何分配，村委会的人都无法交待。”
张先生指，失地面积两万五千多亩土地，现时大部份土地仍不知去向，村民对此结果感到十分不满和愤怒，批评前村官、现任省全国人大代表李炳支将多幅土地私自出售，地方官员均被他买通，无法讨回失地。
他说：“李炳支把乌坎一千多亩土地卖了出去，他将土地改为公用土地，首先不得到村民同意卖地，十多年了，村民一分钱都拿不到，那些钱去了何处，大家心知肚明，地方官员都被人收买了，依国家政策，公用土地若三年不发展，就要收回，但至今土地仍然被荒置下来。”
较早前陆丰市政府先后将两名前村官撤职，但他们都祇是代罪羔羊，背后掌权卖地的人仍然置身事外，张先生指，若春节后村委会再不能解决失地的问题，村民会再次发动上街游行，到镇政府处示威抗议。
另一名村民高先生向记者指，上月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已有很多代表表示不满失地调查进展，已有村民提出发起大规模上访抗争行动，但均被村委会主任林祖銮和副主任杨色茂及时劝止，村委会原先准备春节前召开村民大会，但获释被陆丰市政府劝止，至今召开村民大会无期，亦未见村委会有何行动。高先生指，听闻村委会内继委员庄烈宏辞职后，将再有委员甚至副主任考虑辞退公职，担心届时乌坎将再陷入纷乱的局面。
他说：“林祖銮和杨色茂，仍然会担任村委会正副主任，但委员张建城和副主任洪锐潮，听闻他们曾表示过年后就不再担任职位，因为市长公布指已收回5000亩土地，但他们却只有不足500亩土地，无法向村民交待，若他们都离去，不知会由甚么人当上。”
记者多次致电林祖銮、杨色茂、洪锐潮、张建成等村委会多名成员，他们的手机不是关上，就是传驳到传呼台，无法找到他们了解现况。
洪锐潮在其微博写着：乌坎几大民心工程都爆质量问题，乌坎村委会能否争气些，别留太多的笑柄！不要闭门造车，不要守株待兔！乌坎问题不应只是乌坎人的事，放开胸怀，对内服务于人民、团结一切，对外依法依规寻求一切指导与帮助！
乌坎村前年十月举行村委换届选举出现舞弊，加上因征地问题发生万人抗议事件，当局两个月后宣布村委换届选举结果无效，并于去年二月底重选，由村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新村委会，至今运作近一年，失地调查工作举步维艰，不少村委成员感到心灰意冷，村民内部噪音很大，人心不稳。
乌坎村事件曾是中国农村民主推进过程中的典型案例，资深的广东官员和学者当时皆大力称赞此事，海外媒体也给予高度肯定，但一年多后，部分乌坎村民却为他们的革命悲叹，叹这场革命没有让地方富起来，更没有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
东方卫视报导指出，这片豪华的别墅区建成快两年，由于乌坎事件的发生，到现在很多投资商不敢再到乌坎来投资置业，之前回收回来的几千亩土地到底是转让还是租赁，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想法，村委会就没办法在土地上获得收入，而村民更是没有在土地上拿到一分钱的回报。
村民民主自治这条路不好走，对于乌坎村的新村官们，他们要的不只是勇气，更需要的是智慧。广东省体质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认为，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官可能没有太多村务管理经验，村官们可能是好人，但不一定是能人。
环球网特约评论员、自由撰稿人吴若愚也说，民主自治，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对于乌坎村来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他认为，大家不能看到林祖恋的后悔，就否定民主的价值。
“由于乌坎事件的发生，到现在很多投资商不敢再到乌坎来投资置业”，乌坎新村委会的困难，被置换为“民主困境”引发争议。
（德国之声中文网）广东乌坎村村委会遇到困难，被冠以“乌坎民主遭遇困境”标题的报道和讨论，大量出现在中国网络空间，引起了社会各方对于基层民主的争议。
乌坎村于2011年9月开始爆发维权活动。由于前村委会领导人长期专权，腐败丛生，村务不透明，土地被变卖，村民代表在过去两年十多次上访未果，三四千人于9月21日聚集在陆丰市政府大楼与派出所，与警方激烈冲突。村民成立自治委员会，并透过境外媒体发布信息，发表不惜以武力誓死捍卫民主权利的决心。坚持三个月之后，12月20日，广东当局未能像过去那样对群体事件进行武力镇压，而是和村民进行了谈判，承认了村民的权利诉求。2012年3月，乌坎村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新的村委会。
乌坎事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既成功阻止当局暴力对待群体性事件的维稳惯性，又顺利实现了真正的选举民主，被认为是中国底层民众维权历史的里程碑。
上海东方卫视对乌坎民主周年进行了回访，发现新的村委会面对很多困难，一筹莫展。被非法土地未能全部收回，收回来的也没有带来新的收益。报道说，“由于乌坎事件的发生，到现在很多投资商不敢再到乌坎来投资置业”，“之前回收回来的几千亩土地到底是转让还是租赁，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想法，村委会就没有办法在土地上获得任何的收入，而村民更是没有在土地上拿到一分钱的回报”。
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当初领导村民勇敢维权、被视为民主英雄的林祖銮，当选新的村委会主任一年之后，情绪沮丧，后悔当初卷入维权活动。别的新村委会领导也显得一筹莫展。林祖銮希望有能力的年轻人接手。
民主不适合中国？
乌坎新村委会的困难，在东方卫视的报道及网络讨论中，被置换为“民主困境”，得到广泛的讨论。被认为是“五毛党代表”的网民 @染香评论说，“乌坎搞民主自治，结果村民的收益反而不如从前，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让我想起，中国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十年，整个国家搞得一团糟。现在的乌坎民主自治，其实就是文革时光返照，注定以失败收场，绝对不会比台湾更好！” 网民@胡杨林717说： “早在乌坎事件进行时我就预见到了这局面，民主不是万能的。”
上海学者吕新雨发表评论认为，“乌坎的实质是资本下乡掠地，土地资本化，被媒体炒作成为民主问题，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村委会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城市（镇）化的普世发展道路，才是根源。”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彭澎发表分析称，“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集体，可能没有太多的村务经验，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好人，但不一定是能人，虽然自治我们不能放任不管，我们有关党政部门还要给他们具体的指导”。他的意见被网民认为暗示呼吁威权体制下的能人治理。
基层民主如何完善？
也有人对东方卫视的报道提出质疑。广东中山大学学者郭巍青说，这样的描述似乎想要说明，“还是要依赖强权与资本联手才能规划经营土地并获益，（这是）非常悲催的现实？”
媒体评论人何满认为：“财产不自由，枉论民主自由；局部民主，枉论真正自由”。网民@张羽魔法书指出，“乌坎只是局部样板，放在非民主的大格局下它能怎样？一个健康人放在传染病人群里？能健康多久？”
网民@故宫何处的微博则认为，“造成乌坎今日困境的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过往的腐败和贪渎，以及旧有的制度与传统！乌坎的困境无疑在提醒我们改变的迫切，摊子不能再烂下去了！否则，代价更大！”
曾赴现场观察乌坎村维权的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发表分析称，乌坎民主实践陷入困境，主因是村委会未能做好村务公开制度，又未能让村民代表会议发挥监督作用，他呼吁村民应充分发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逾百名村民代表的作用，完善权力制衡的村民自治机制。
乌坎村抗争事件过去一年了。目前该村经济陷入困境，被盗卖土地无法全部追回，引起村民不满。有评论认为，乌坎村只要优化村民自治结构，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就会迎来第二个春天。
去年初通过一人一票选举出新村委会的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但新村委班子不断遇到阻力，2012年下半年曾有村民们不满新班子村委会无法开展村务追讨回原先被盗卖的土地，也因此对村干部产生怀疑。
村委会受质疑
近日有中国大陆媒体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回到乌坎进行采访，透露出乌坎在新班子的带领下许多事情进展不顺利，当初承诺帮助村民追讨土地的村委会目前陷入了困境，据了解被上一届村委会盗卖的土地多达12000亩，其中已经办理国土证的有七千亩，剩下的五千亩土地按照村委会的说法，去年收回了三千多亩，还有一千多亩，今年可以全部收回。
但村民仍然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表示没有获得金钱的赔偿也没有获得土地的分配，村委会也没有交代。
乌坎村民李先生周五告诉本台记者：原来我们目的是要回土地、扳倒贪官，现在他们（村委干部）想抽身而退，有这样的事吗。
记者：村民们怎么看的？
李先生：村民意见很大，现在土地才要回来那么点，什么也没得到，这班人原来承诺要要回土地现在又说要退，弄得一肚子火。他们这些人说白了已经变质了。
记者：我看到他们说收回三千多亩。
李先生：有些地方是租约期满收回的土地，那些根本就没被卖掉。没卖出去的又被他们说成要回来的，你跟他们怎么说？有些地方是租出去的，怎么说又收回来呢，我们要回来就正儿八经的，比如我们租房子，不租了就收回来，怎么说是收回来。
村委会主任林祖銮表示不断有村民到村委会表达不满，每天也会接到大量的电话询问追讨土地的情况。
乌坎经济陷入困境
村委会不受信任，加上土地也无法如预期的追回，负责土地资产和治安的村委张建城在今年1 月29 日辞去职务，林祖銮不在家里装上监控摄像头，以保护家人安全。
本台记者周五致电多位村委会干部，他们要不关机要么表示不方便回应。村委会成员张建成的父亲无奈的告诉本台记者新村委会的压力不是外界可以想象。
本台记者询问：
记者：当初不是承诺要帮助村民要回很多的土地吗？现在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张建成父亲：遇到的困难就是，村民们不配合不断闹，土地要不回来。
至于具体是遇到哪些阻力他则不愿意多做说明。
据了解大规模的抗争之后乌坎的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据东方卫视的报道，乌坎的别墅区内都已经少有人居住。在发生大规模抗争浪潮开始，外来的投资商便不断减少在当地的投资，对乌坎的经济造成重大的创伤。
乌坎事件发生于2011年底，村民抗议村委会私自盗卖土地行为，官方在抗议浪潮中封锁消息，并增帕特警对村民进行镇压，其中有一名村民薛锦波被当局人员带走之后离奇死亡，没有即时归还遗体，也没有追究相关责任人，去年2月乌坎展开选举，现场开放媒体采访。
香港苹果日报周五的社评表示“乌坎村既然走上了一人一票选举的民主之路，就不可能再走回头路，村民自治已是乌坎的不二选择。乌坎村要重现和谐，关键不在于重选村委会，而在于要找到适合的发展道路，只要优化村民自治的架构，只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就有机会迎来乌坎模式的第二个春天。”
近一年前，广东陆丰乌坎村举行了世人瞩目的村委会民主选举。当初信心满满的林祖銮和杨色茂，在带领村委会为村民追回土地的过程中，面对他们所说的村民们过高的的期望值，感到身心疲惫，后悔当初参加了维权民选。
迫于压力林祖銮杨色茂后悔
2012年3月3日，以高票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的林祖銮和村委会副主任杨色茂，在时隔一年后，都表示后悔当初参加了村委会的选举。
香港明报引述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銮的话说，“我觉得很后悔，维权的时候没有我的利益，现在也没有我的利益，为什么要参与进去？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乌坎被中外媒体视为中国土地维权和民主选举的典范。新村委会上任以来，尽管他们努力去为村民们追讨被上届村委会非法出售的土地，多次公布有关土地追讨事宜和进度，仍然有一些村民表示不满，经常到村委会闹事，让在维权过程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得失的林祖銮提心吊胆，不敢接电话，连门铃响都害怕。为了提防不测，还在家中安装了闭路电视进行监控。
杨色茂：民主进程压力来自内部
乌坎村委会副主任杨色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村委会上任一年来，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乌坎村内部。
“主要是跟村民之间的期望值有误差，村民有过高的希望，不切合实际的希望，但是村委会没办法做到。这样会产生一定的困难，包括执政能力等等，现在都有些怀疑了，也就是说，有些村民开始对我们不信任。”
杨色茂说，一些村民认为，新村委会民选上任，就如同政权的“改朝换代”，一切都要从头来。他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新村委会要在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来争取，追讨土地尤其是这样。
“按照省工作组的土地方案，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的，全部归还给乌坎村集体所有。已经办理了国有土地证的，希望乌坎村民理解和支持。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这个框架下来接受。”
他说，那种认为凡是被上届村委会出售的土地全部收回来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和幼稚的。
杨色茂介绍说，他们目前已经收回了大约3千亩非法出售、没有办理国有土地证的土地。目前还有大约1千亩土地正在追讨中。
郭飞雄：失去政治自主权导致今天困境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乌坎村委会选举的维权人士、民间学者郭飞雄说，收回被非法出售的土地，是乌坎维权的核心内容，但由于村委会过分依赖政府，没有用法律的手段维护他们的权利，导致村民不满，村委会成员后悔当初维权。
郭飞雄说，“造成今天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推进民主不真诚，官方极不真诚，而受官方影响的当地村民带头人，在和官方交往中失去了政治自主权，过分寄希望于清官，而没有把自己当做真正的民主主体，他们喜欢通过中国传统的黑箱作业，来处理重大的法律纠纷，不愿去走公开的法律程序，所以他们在收回土地和财务公开等等事务中，一再出现重大错误，导致了今天困境。”
郭飞雄说，根据2004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有关土地转让的文件，没有经过全体村民投票和村民代表会议投票所作出的土地转让，不具备合法性。他说，这就意味着即使乌坎出售的大约6千亩土地已经办理了国土证，仍然不合法，仍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追回。
失败来自个人因素，并非民主无效
郭飞雄指出，如果乌坎村委会领导用法律捍卫和维护他们的权益，他们在法律上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他说，令人遗憾的是，乌坎村带头人在过去的一年里，拒绝走法律程序，也不向社会各界咨询法律意见，而完全相信官方一面之词，把希望寄托在个别领导人的开明和善意之上，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出自于人为的因素，并不是民主无效，民主运作不下去。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放弃民主的道路，放弃法治的道路。”
熊伟：困境在于村代会的监督权
北京新启蒙研究所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认为，乌坎村委会上任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要回来几千亩土地，也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几千万元资金的支持，兴建了自来水工程、图书馆等项目。不过，他说，村委会成员后悔曾经参选，主要是村民对他们的工作不理解，村委会在推动民主监督方面做的不足。
“我觉得他们造成目前困境最大的原因，是没有充分发挥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村民代表会议也不能使用监督权，监督村委会。”
熊伟说，林祖銮之所以表示后悔参选，是压力过大，因为一方面他希望政府帮助他们把土地收回来，但政府的帮助作用不大，令他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村民对他们的不理解，让他感到有苦难言。
熊伟说，乌坎面临的是“从一个抗争型的维权组织，向一个民主自立型的自立组织的转变”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
虽然有些后悔 但矢志不会辞职
据报道，由于乌坎维权骨干之间的明争暗斗，负责土地资产和治安的村委张建城因为压力太大于1月底辞职。不过，在村委会主任林祖銮的劝说下，于农历新年前又复职。林祖銮和杨色茂虽然后悔当初参选，但他们不后悔为收回土地而进行的维权斗争。
杨色茂说，他后悔过，也闪过要退缩的念头，但现在他不会辞职。他说，如果村民们认为他们不合格，可以投票罢免他，但他绝不会退缩，他一定要把中国乡村民选和维权活动进行下去。
被指首次落实真正民主选举的广东陆丰乌坎村，村委会当选近一年后，发展未如预期，出现权争，以致村委会主任林祖銮扬言，有人要推翻村委会，很后悔参与当年的维权活动。学者指争议是民主发展的必然现象，呼吁完善权力制衡的村民自治机制，政府亦应扶上一把，以免民主自治以失败告终。
林祖銮2011年底领导乌坎村民维权，反对原村委会成员与地方官员非法变卖土地，最终成功争取村民自治，在2012年3月被村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选为村委会主任。事隔接近一年，上海东方卫视重访该村，综合林祖銮和村民所指，由于有人不断挑剔，村委会工作开展缓慢，连民生工程都难以开展，村民对收回的四千亩土地是转让抑或租赁，未有共识；外商亦因乌坎村的维权活动而不敢来投资；原先放租的水塘和养殖场，承租者又以各种理由拒绝交租；使该村近一年来没有收入，村民不满地说，村委会没向人民交代，整年才开了三、四次村民代表大会，现在什么都没有，情愿把东西分了，但追问是分钱抑或分土地，村民其实亦心里没底。另外，有村民向香港媒体表示，计划稍后游行抗议。
林祖銮表示，由于不时有村民到村委会闹事，令他提心吊胆，怕听电话，怕见到人，甚至连门铃响都会害怕。「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什么话都很难说，里面情况错综复杂。」他两次表示「我觉得很后悔」，慨叹自己没有利益牵涉，何苦参与进去，自找麻烦？
他响应村民指责时承认，村委会的工作和村民的期望有距离，但问题是村民不理解，因为有七千亩土地已办了国土证，无法收回，但村民坚持要全部收回来。至于缺乏交代的问题，村委会亦已多次公布土地追讨的进度，但有村民仍口上说不知道，到村委会闹事。
村委副主任杨色茂补充，村委会干部领薪的，只有七个职位，但当年维权而有影响力的，有数十人，一些骨干因未能加入村委会而攻击、抹黑，甚至阻止村委会工作。林祖銮更指出，村民是受人教唆、挑衅、指示而来，目的是「要推翻村委会。」
曾因父亲薛锦波维权致死而一度打算参选的薛健婉表明，村民流血流汗甚至搭上性命推翻贪官，争到民主自治，就是要讨回土地，改善民生，但现在什么也没有，「村民有意见，要求换人。」林祖銮则期望，来年选举有年轻能干的新人来接手村委会工作。
也许，杨色茂与曾一度请辞的村委张健城说得最直接：大家对民主自治有些手足无措，因为整个汕尾地区都未经历过村民自治，村委会连自己的权力有多大都不知道。
曾到现场逾月以观察乌坎村维权的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表示，乌坎民主实践陷入困境，主因是村委会未能做好村务公开制度，又未能让村民代表会议发挥监督作用，他呼吁村民应充分发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逾百名村民代表的作用，完善权力制衡的村民自治机制。
他指出，村民民主质素仍有不足，须要培养，而乌坎面对的困境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过程，只要坚持民选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便可防止村委会出卖村民利益。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彭澎亦认为，村民自治，不等于不管，希望党领导给予支持，扶村委会上路。
乌坎村的土地纷争始于2011年初，至9月爆发数千人示威而广为人知，经过数次官民冲突后，广东省放弃以高压手法打击，委派副书记朱明国入村谈判，同意村民自治，在海内外传媒见证下，村民以一人一票方式于2012年2月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再在3月投票选出七名新的村委会，林祖銮为主任。
（乌坎15日讯）“乌坎事件”再起波澜！
被誉为中国土地维权和民主选举范本的广东陆丰“乌坎事件”落幕一年多，近日有村民不满村委会未能尽责追回遭盗卖的土地，又抱怨维权后民生未有改善，酝酿农历新年后再发起集体游行抗议，加上维权带头人被指明争暗斗，令村民失去信心，有村民恫言推翻村委重新选举。
恫言推翻村委重选举
备受中外媒体关注的“乌坎事件”，核心争议就是村民土地遭前任村委会违法盗卖。但如今事隔逾一年，尚有许多土地仍未讨回，加上受“乌坎事件”波及，开发商绝少再到当地投资置业，影响发展；而之前成功收回来的土地又动向不明，以致村民既讨不回土地，也分不到钱，诸多民怨转向对村委会的不满。
此外，村中公共事业也未有改善，环境卫生越来越差，自来水裂喉了也不维修；新铺的水泥路刚铺好就开裂，也让村民抱怨连连。
有村民说，当初他们用生命鲜血推翻贪官，讨回土地，但民选村委会追讨土地进展缓慢，又未给予满意交代，他们已酝酿农历新年后集体游行抗议。
民生未改善引民怨
村民薛锦波因维权被当局拘捕，后来死在狱中，他的女儿薛健婉表示，村民流血流汗甚至搭上性命推翻贪官，争到民主自治，就是要讨回土地，改善民生，“但现在甚么也没有”。
乌坎事件一度被视为推进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典型案例，原村委会长期搞一言堂，盗卖集体土地，最终引发群体性事件。在官方介入后，去年3月，村民首次真正意义上行使了民主权益，投票选出新村委会。
然而，这个一人一票选出的村委会内部近日也爆出内哄，明争暗斗加上追究前村委会违法所引发的暗流，让村委干部提心吊胆，甚至有人不堪压力请辞。
抗争主角后悔维权
乌坎村民质疑村委会办事不利，曾号召村民团结讨回被盗卖土地的村委会主任林祖恋成为众矢之的。他近日接受《东方卫视》访问时坦言，对当初积极参与维权“觉得很后悔”。
年近七旬的林祖銮表示，村民的不理解令他感到压力太重，并觉得自己当初参与维权是自找麻烦。“本来维权的时候没有我的利益，现在也没有我的利益，为何自找麻烦呢？”
他说，部份村民对收回土地的期望过高，导致其身心受压。为免家人受不理智村民攻击，他现要在家中安装闭路电视以防万一，因为经常有村民到村委会闹事，令他提心吊胆，不敢听电话，连门铃响都会害怕。
他说，被上届村官盗卖的土地有1万2千亩，其中已办理国土证的7千亩无法讨回，剩余的5千亩已收回3千多亩，还有1千多亩今年可全部收回。
对于有村民声言要游行抗议，林祖銮说：“个别人的说法，怎么说都有可能，没有声音就不是社会了。他说，希望有年轻能干的村官接手，早一点帮村民把土地要回来。
学者：公开村务可解困
乌坎村陷入困局，有网民讥笑这是中国民主的失败，“连乌坎人都后悔了，足可说明中国不适合搞民主。中国人没文化，素质太差”。但北京学者熊伟指，乌坎村的问题绝非民主之错，而是缺少相应制度设计，呼吁外界关注并施援手，协助乌坎人挺过难关。
乌坎村民维权成功后，熊伟曾专程从北京赴乌坎协助村民进行民主选举和治理。他表示，乌坎民主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现村委会权力过大，村务公开没有制度化，没有独立的村民代表召集机制，村民代表会议不能充份发挥监督作用。
他承认，村民民主质素仍需要培养，但强调村民不满非关村干部贪污腐败，反映民主监督已经见效。
中国网民也力撑乌坎村。有网民说：“民主、自治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村民自治组织在，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乌坎挺住！”“你们已经走在中国民主的最前面，不要轻易丧气，更不要后退，路是人走出来的！”
广东乌坎近日再引媒体关注。有记者调查称，该村经民主选举的村委会陷入工作困境，村民至今什么利益也没有分到，大为不满。新任村委干部们提心吊胆，有的辞了职，有的不得不在家里装上监控摄像头以保平安。曾经先因群体事件后因选举而名声大噪的乌坎村，处境堪忧。
有人说这是乌坎民主的失败，但这样的结论与当初一些人欢呼乌坎民主的胜利一样，显得幼稚且情绪化。乌坎的事情从一开始就主要是利益之争，将它拔高成争民主是一些人的成心生造，也是后期部分当地人为求利益最大化的顺水推舟。选举本来就解决不了乌坎的问题，当下困境与民主的成功或失败无关。
中国的土地、房产增值极快，很多财产纠纷把亲情都打断了，这样的纠纷发酵到村民与村委会、集体与政府之间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选举带不来万能的利益分配规则，无论让它为过去的还是未来的利益纠纷负责任，都是无知或者装蒜。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中国舆论场近年出现什么都往民主套的倾向，出了任何事，都立刻有人说是因为没有选举。没搞西方式选举成了中国社会的原罪。只要在政治体制上往西方靠，连缅甸、埃及都可以一白遮百丑。
这样的舆论严重脱离客观现实，根本经不起具体实践的验证。在社会存在各种不满的时候，用大而空的政治口号聚拢社会情绪往往很有效，但解决现实问题就不灵了，而且解决问题常常就不是那些喊口号人的初衷。
民主选举村委会实际上并非乌坎独有，它已是中国农村相当普遍的实践，今后的任务是提高那些选举的品质。乌坎去年初的选举实现了较高水准的达标，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
即使乌坎本届村委会的工作效果不佳，也不是否定选举本身的理由。基层民主必须不断推进，社会在这方面的热情不能只与一个村委会的工作效果挂钩。
乌坎村纠纷的反反复复提醒了我们，基层民主是好事，但它不是万能之事。把民主扩大到更高层面，情况也是一样。中国的民主建设必须不断前进，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它不具有改变中国一切的魔力，改变中国是复杂得多也艰巨得多的事情。
将复杂事情简单化是中国这样大国里舆论之大忌，它虽易懂、痛快，但往往失之真实，久而久之就会引导社会情绪的偏激和狂躁。比如舆论喜欢对社会各种现象的固化描述，制造各种脸谱和标签，社会必须有对这种倾向做有效平衡的力量。
乌坎终将作为一个突出例子被写入中国这一段的历史。但历史对它的记述很可能跟现在的任何一种讲述都不一样。因为迄今的讲述都过于简单，使乌坎不像是一个复杂时代的中国村庄。
2013年2月19日
转载自《民主中国》网刊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2995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35311】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