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习近平“党治新政”又是一盘死棋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此新闻一出，中国官方媒体，随即纷纷从歌颂胡锦涛10年辉煌，转向鼓吹习近平“新风”“新政”。当今中国，正在借助于“宣讲十八大报告”之名，在各地掀起向全民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谓“三自信”，炒作“新领袖”、“新开局”、“新气象”之“中国梦。

　　习近平执舵中南海后的多次讲话相互印证，都是以“反腐败”和“党性建设”作为“新政”起飞的两翼高调亮相。然而，习近平如此“新政”两翼，其实质就是在强化“先进党”的功能，期待以恢复党的“伟光正”形象，来巩固、发展党的绝对领导。为此，他高捧人民，却不还权；高谈宪法，却避谈宪政；高调反腐，却不公开财产；高声政改，却不党政分开。总之，以“党性建设”；回避“宪政建设”；以“转变党风”，取代“转变制度”。习近平丝毫没有表现出现代化国家领导人的宪政法治执政意识。因此本文称习近平的所谓“新政”不过是“党治新政”。

　　不久前，由习近平操刀完成的“十八大报告”，除了为胡锦涛兜售其“科学发展观的丰功伟业”的同时，也绽露了习近平更着重以党的“先进性”建设统帅全局的执政思路——习近平比胡锦涛更着重对党自身的优化治理努力，即以“党治”带“国治”。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当天的讲话，就通篇展示了毛式语话：“继续革命”、“群众观点”与“为人民服务”。这个讲话，一开场就以民族危难设局，以仁人志士碌碌无功烘托，只有中共拯救了全体中国人民，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业的“大救星”结论。这便是中共历来自我塑造的“伟大、光荣、正确论”；紧接着讲话要求其党员干部“警醒”不要躺在功劳簿上，这与当年毛泽东要全党“继续革命论”时提出的前提如出一辙；再接下来就直接套用了《毛主席语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直到“为人民服务”宣誓。因此，习近平当政以来，紧紧抓住了要恢复神化党“伟大、光荣、正确”形象的这个主旋律，开始以“反腐”与“纠风”为两翼的“以党治国”时代。

　　其实毛泽东就强调党性、党风的“纯洁”与“朴素”。毛在其《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就要求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记得2011年3月《重庆日报》曾歌颂薄熙来照本宣科，即席背诵毛语录，“语调浑厚有力，全场掌声热烈”。薄熙来特别强调，“艰苦朴素的雷锋精神”从没有过时。眼下的中共新党魁，似乎又要开始重奏“党的先锋队”和“拒腐防变”等老套路。

　　官媒新华网11月18日刊文《习近平政治局会议谈开局：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文章说，11月17日上午习近平首次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称，“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拒腐防变”是中国极左时代防止“和平演变”一直高调宣誓的口号，现在又成为习近平入主中南海的首要任务。

　　中共从创始那天起，就自封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仅毛泽东，刘少奇也多次大谈党性修养。到了江泽民时代，更是开始加大强调党的“保先教育”。2005年1月，胡锦涛又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切实做好保持党性各项工作。自从习近平进入中南海以来，更是一直致力于“党性建设”，并多次强调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五个方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由此可见，中共历代党魁的讲话都暗含着一种武断中共先天就具有“先进”与“纯洁”的政党优越性。

　　然而，从毛泽东开始就在自我神化，并优化党的同时，一面抓腐败典型，一面与“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到胡锦涛时代“八荣八耻”带领下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所有腐败高官，背后都有不少叫床女人；直到今天的薄熙来借助“唱红打黑”，道貌岸然地玩女人。这些“先进性”的共产党高官都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下，享受特权、特供的“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优越性。

　　如此“党性建设”至今，中共已经铁证如山地在“先进性”护佑下，一再把社会上最腐败的犯罪分子“优化治理”到了各级领导层里。重庆经过薄熙来“唱红打黑”洗礼，被提升为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以及一系列高官淫乱视频，再次印证了中国的党们，越讲“先进”越堕落，越讲“纯洁”越丑恶。这就是神化党性，拒绝监督的必然后果。现在甚至连喉舌媒体新华网2012年12月2日，也被迫发表《部分官员党性挂在嘴上女性放在心里》的评论，哀叹许多中共官员淫性高于党性。

　　所谓党性，其实就是一部分人组织起来谋取权力与利益最大化的功能性，除此而外，别无其它。党性改变不了、更取代不了人性。任何政党自造高于人性的“先进性”都是伪命题。

　　其实“党治”的本质就是“人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如今，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依旧重复的是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的老套路，思维僵化，削足适屐。如此从杜撰合法性中继承、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代表性”的“党治”逻辑，并以所谓“制度自信”，来拒绝“制度变革”，怎么可能开创中国政治改革的新局面？习近平“反腐”“纠风”动作再大，也注定碌碌无为，无功而终。当今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国家所经历的一败涂地的事实，一再印证，“以党治国”注定是一条死胡同。如果习近平真想救党，就必须首先具有现代化领导人的宪政意识，放弃“神化党”的“党治”努力，回归政党本有的功能性，解放思想，开放党禁，变革制度，尊重人民意志的自主选择。一句话，必须放弃“以党治国”，接受“宪政治国”的政治选择，中国才能迎来政治改革的大思路、大手笔、大格局。

　　普世价值的宪政之治，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就是因为它具有建立在“怀疑原则”上的合理性。宪政之治的设计原理，就在于假设一切权力都会腐败与滥用，因而它不相信任何“先进组织”“优秀人”的自身修养，而一视同仁地认为无论谁一旦拥有权力都会腐败，所以必需一视同仁地加以制度约束，分权监督。即必须用宪政限制，规范公共权力的使用并保障基本人权。宪政法治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在制度与规则面前，不承认任何组织与个人可以享受不受委托、制约与监督的永远“绝对领导”特权。

　　习近平执政意识所排斥的“邪路”，其实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英美模式，先致力于宪政和法治建设，即先用法律限制、规范政府权力并保障基本人权，等宪政和法治确立之后，再逐渐推行民主；二是法国模式则相反，即先民主，后宪政和法治，法国为此走了许多弯路。因为没有宪政和法治的民主同样是人治的。“中国特色”的一党民主集中制，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地把国家前途命运、所有人身家性命，都不准人们怀疑，也不经合法授权，就被集中到自封为民主的所谓“先进性”权力集团手里，并假设几个作风好的领袖与党官就可以管好社会。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三个自信”，其实就是“自我肯定”原则基础上的认为党性是先进的，可信的；“党治”是可行的、可靠的；依赖领导人个人权威、品性、作风就可以领导出所谓“协商民主”。然而，没有宪政和法治的“党治民主”，本质上就是人治，或者说是“党治”下的伪民主，其背后隐含的政治逻辑和理念就是“奉天承运”“大救星”的价值观，这从根本上是对其口头上一贯挂着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反动！

　　中共要永保绝对领导权。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今中国公权力腐败泛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中共借助于神化党的“党治”努力，强调其“先进性”，“纯洁性”与“代表性”，来逃避平等竞争，拒绝分权制约，以求永保“核心地位”不被质疑。习近平这种借助优化党的所谓“新政”，注定要扭曲、异化、分裂政党本有的功能性，使之衍化出更多的虚伪性与欺诈性，进而导致其全面的腐败性。“薄熙来现象”就是铁证。

　　日前，中国官方不仅对国际社会关于呼吁释放刘晓波的请求置之不理，也拒绝外界关于监控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批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重申，刘晓波是罪犯，并回答说，不清楚刘霞被软禁，公开说谎，“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为此世界舆论不仅要问：习近平的“党治新政”哪里还有真话？哪里还有法治可言？由此可见，习近平要“转变作风”而不“转变制度”的所谓反腐“党治新政”，注定又是一盘死棋。

2012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