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四周年
林 松
发生于一九八九年的北京爱国民主运动，转眼已经二十四周年。当年出生的婴儿，现在已经二十四岁。最近一方面想起当年的死难者，一方面想起一位学佛前辈劝在下“不谈政治”。劝在下“不谈政治”的，以往是某些官方或与官方利益有关的人，或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面对天灾人祸，这位学佛前辈一向积极救灾赈灾，却唯独不面对人祸。前辈事实上并没有读过拙作，只不过风闻在下笔锋尖锐，生怕得罪政客，便好意提醒末学收敛。但长期阅读拙作的读者不难知道，笔者从来不屈膝买帐，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手无寸铁被士兵射杀
学佛的前辈，未听过蒋捷连的故事。蒋捷连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学生，当他刚刚过了十七岁生日的第二天──六月三日晚上，他骑单车与一位同学一起前往天安门走走，在木樨地遇到戒严部队冲击街上手无寸铁的人群，士兵突然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大批民众倒在血泊中。蒋捷连与同学躲在一个花坛后面，但他们仍然被子弹射中。蒋捷连被射中后背，子弹斜穿心脏，鲜血浸透了上衣，周围的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送往医院抢救。
蒋捷连的父母从六月四日的清晨开始，找遍北京二十多家医院，都找不到他们的儿子，原因是死伤者太多，直至下午才收到认领遗体的通知。他的父母伤心欲绝，父亲蒋培坤为心爱的儿子刻下碑文：“这短暂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另一位母亲李雪文，她的儿子袁力于六月三日深夜被士兵枪杀，遗体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很大一块乌青瘀血，子弹是从咽部打进去，从后背尾椎骨出来。家属判断死者的右手是被枪托打的，子弹是从口部打进去，距离很近。其他一些遇难者家属，则诉说他们的儿子受了枪伤之后，士兵不许别人抢救，任由伤者流血而死。
活生生惨被坦克辗毙
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这么多年来一直希望为自己的儿子及其他不幸的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根据她搜集到的资料，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于北京西单六部口，活生生惨被坦克辗死辗伤的，起码有十四人！其中死者五人，即林仁富、董晓军、王培文、田道明、龚纪芳。伤残的九人，即方政、王宽宝、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权锡平、刘华，以及一位至今不知名字的女学生。
二十一岁的王培文，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当时走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前排，于六部口被坦克辗死，尸体被辗碎。十九岁的董晓军，同校学生，当时走在学生队伍的后排，同样在六部口被坦克辗死，尸体被辗碎。
除了上述被坦克辗死的人之外，还有更多人是被士兵开枪射杀的。到底全部死难者有多少？丁子霖可以找到的，最少有一百八十六名死难者。而香港前《南华早报》副总编辑林和立指出，他曾经接触过一名解放军朋友，这位朋友说看过一份内部文件，死亡人数约为一千多人。而当年中国红十字会人员透露，死难人数为二千七百人，受伤人数约三万人。中国记者戴晴从医院获得的消息，最少二千人死亡。
慈悲第一诫是不杀生
如果只愿面对天灾，不愿面对人祸，对杀人者慈悲，对死难者冷血，这是一种愚痴。学佛的前辈，显然忘记了学佛慈悲的第一诫──不杀生。纵容杀生，遑论慈悲。
在下小时候于香港读书，读的学校是挂晴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教导学生爱国。然而，后来上一间基督教中学，校方声明“不谈政治”。进入社会，发觉社会上一方面希望人们爱国，一方面却不希望人们真的去爱国，这个社会简直“人格分裂”！
根据国父孙中山的说法，政治只不过是“众人之事”，是一种“管理”。政治或社会管理，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本身没有是非对错，就好像衣服一样，是好是坏得看穿衣服的人的行为，而不是衣服本身。所谓“不谈政治”，其实并不新鲜，就是清末民初的“莫谈国事”，“国事”又作“国是”，凡是“国家的”都是“对的”，不许老百姓议论。
“莫谈国事”最为知名的出处，是老舍的话剧《茶馆》，时代背景是清朝末年、军阀割据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三个历史时期。当时社会人心动荡，统治者对民间言论实行“侦缉”。“裕泰”茶馆在店内张贴纸条“莫谈国事”。随着统治者对言论的压制日益严重，茶馆内“莫谈国事”的纸条越来越多，字体也越来越大，暗示当权者压制民间言论越来越厉害。
但纵使统治者希望老百姓“莫谈国事”，社会仍然不断在变，历史的车轮仍然滚滚向前。只看阁下想不想为老百姓说话？！
（欢迎读者意见回馈，作者电邮：DrLinBin@hotmail.com）
2013年6月1日
原载于《澳洲日报》及《澳洲新报》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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